這次的演唱會顯然專業很多，地點是在學校大禮堂——王子怡出面找學校申請的，宣傳就如同大明星的演唱會一樣，多層次全方位——學校電視臺、廣播站不斷播放著演唱會的訊息，銅版紙印刷的海報張貼在所有看得到的宣傳板上，並由學生會的幹部在各個超市和食堂的門口攤派。
海報裡厚朴站在中間，其他隊員分列兩側，「世界」樂隊的字放得大大的，演唱會的主題是：「關於理想，關於青春」。海報上厚朴還是笑出兩顆小虎牙，但可能是有化妝，臉上看不見那種透亮。
演唱會的那天，我因為在報社加班，最終缺席了。聽同學說，狀況奇差：能容納千人的大禮堂，就坐了兩三百人，這其中還有被要求到場來支援的學生會幹部。
第二天我回到學校，看到宣傳欄上貼著的海報被人打了個大大的×，上面還留著一句話：「官養的樂隊有勁嗎？」
王子怡沒理解到的是，學校裡的這種樂隊，販賣的從來不是音樂，是所謂「自由的感覺」。或許厚朴也沒理解到。
我能做的事情就是履行此前搬家時對厚朴的承諾。演唱會後的第二天，我兼職的這份報紙刊登了厚朴和「世界」樂隊半版的報道。但採訪不是由我來做的，我求著報社的一位老記者操刀，因為我知道我會忍不住問一些讓厚朴不舒服的問題。
報紙裡，記者問：你為什麼把這個樂隊取名為世界？厚朴回答：因為世界比任何想象都要寬廣和複雜，世界是沒有限制和規矩的。
報紙出來，作為登上報紙的人厚朴的受歡迎程度似乎又有所上漲。而王子怡也像打了場大勝仗一樣，炫耀般和厚朴在各種公開場合纏纏綿綿。
這當中我零零散散地聽說，其實厚朴和王子怡並沒有那麼順利。王子怡的父親似乎把王子怡的一切過激行為視為厚朴的「帶壞」，併到學校投訴。而這所保守的師範大學，一來不願意提倡這種「激烈的戀愛行為」，二來或許不願意得罪「領導」，對厚朴提出了一些處罰，比如停止助學金補助，不讓厚朴入黨等等。
與此同時，王子怡對厚朴也開始百般挑剔起來。我常聽到王子怡用這樣的一個句式對厚朴說話：「你本來不應該是——」。比如，你本來不應該是完全不在乎學校領導的嗎，在這難受什麼？你本來不應該是很大氣瀟灑的嗎，少了助學金會死啊？
當時的我也完全顧不上這些了。按照我的規劃，大四開始我就要去實習了，大四雖然有整整一年，但據我所知，一般而言，在一個地方必須實習至少三四個月，才會有單位下決心留你，而一年就只有三次「四個月」，也就是說我只有三次機會。何況，為了支撐這一年的實習，我必須攢夠經費。
為了讓大四能有寬裕的時間，我甚至提前到大三下學期就開始撰寫畢業論文。剩下的時間，偶爾和靜宜止乎禮地吃吃飯，散散步。
大三下學期，德國某鋼琴大師來這個小城市開演奏會，這一下子成了城中名流的盛事。我被靜宜正式邀請了，她還問我什麼時候有空逛街。我問她，逛街幹什麼？她紅著臉說：「想拉你去買衣服。我們家族主要的長輩都會出席的。」
我當然知道這意味著什麼。
和靜宜的關係到底要如何發展，我確實在很理性地考慮。讓我經常愧疚的是，我不是把她單獨作為一個原因來考慮，而是把她納入我整個人生的計劃來考量，思考到底我是不是要選擇這樣的人生。
最終我很順從地和她去逛街了，讓她幫我挑了她覺得適合的衣服。但買衣服的錢我堅持自己付。當時我認真地想，這是我必須堅守的底線。
我至今依然記得，看演出的那個晚上，靜宜真的很美，或者說很美好。穿著白色的小禮服，黑色素雅的高跟鞋，頭上俏皮地彆著一朵小花，落落大方地在劇院門口迎接我。她得體地和我保持著又近又不過分親暱的距離，把我一一介紹給她家族裡的長輩：省建設廳副廳長、省藝術學校校長、北京某部委領導……這些長輩也確實非常好，對我輕聲細語地關懷，恰如其分地鼓勵。這顯然是個已經養出氣質的家族。
演出結束後，靜宜陪我走出劇院，她抿著嘴微微笑著說：「家裡人都很喜歡你。我叔叔說，你大四就到省建設廳實習吧，其他他們會安排。」說完自己臉紅了。
我還是料想不到自己也會這麼不自在，倉促地回覆：「這個還不著急，再考慮吧。」匆匆地告別。
從劇院回學校，需要到十字路口的車站去搭公交。我一路心事重重、晃悠悠地走，突然看到前面一個人，穿著正式的禮服、皮鞋，邊走邊像個小男孩般粗魯地抹著眼淚。是厚朴。
我快步走上前：「厚朴怎麼了？」
厚朴轉身看到我，竟然小孩子一般哇一聲哭了。原來厚朴也被拉來看演出見長輩，此前，王子怡還特意交代，父親對他印象不好教他如何表現，但是當厚朴一身筆挺出現在劇院門口的時候，王子怡卻突然傻傻地看了他很久，又看了看周圍一樣筆挺的人，大聲地問：「為什麼你穿這種衣服，顯得這麼可笑？我為什麼會喜歡你這種人？還為你這麼搞笑的人和父親鬧得這麼不愉快？」王子怡讓厚朴離開劇院。厚朴知道，這是分手。
那個晚上，我沒安慰厚朴。在我看來，這是必然，王子怡已經完全知道，在厚朴身上她完成不了反叛，厚朴不是那個真正自由的人，而王子怡真正想得到的戀人其實是叛逆。
靜宜的安排，在假期的時候，我當作家庭的大事和父母說了。他們當然樂於贊成，特別在看過靜宜的照片後。
我卻還在猶豫。
再過幾天就要大四了，我把自己關在家裡，翻來覆去地想，自己該怎麼做。我知道，這一選擇就真是一輩子了：我到底會讓自己過什麼樣的人生。
開學前兩天，我去銀行把所有錢彙總到一張卡，看了下總額：刨去要交的大四學費，還剩下一萬二。
一萬二夠我賭一把的。我知道自己心裡在想什麼。
開學前一天，我突然打包行李，提前到校了。為的是要約靜宜。事實上我還沒有決定，我想猶豫到和她見面時，再下這個決心。
靜宜是個聰明的女孩，顯然也明白我約她的原因。她乖巧地做了很多安排：騎著腳踏車來找我，對我說，不如你騎車帶我到海濱公園走走。到了海濱公園的那座風景很好的橋上，她拿出我寫的幾首詩，開始念。
天氣很好，景色很好，風很好。她確保一切都很好，才轉過頭問我，你要對我說什麼？
我看著她，內心卻湧起一種負罪感和噁心，我知道，那是我對自己的厭惡。我厭惡那個精明計算的我，我厭惡那個做了精明計算又不願執行的我。我知道那刻我要開口說的，是傷害這個無辜女孩的話。
但我最終說了。
她真的是個聰明的女孩。她堅持要微笑，然後自己騎著車默默走了。從那之後再沒聯絡。而我在開學兩週打點完學校的事情後，便買了火車票準備去北京。
後來才意識到，在那很長一段時間裡，我那倦乏的、對一切提不起興趣、似乎感冒一樣的狀態，是愛情小說裡寫的所謂心碎。我原本以為，這種矯情的情節不會發生在我身上。
臨出發的前一天，我收拾了出租房裡的東西，拿到那間原本屬於我和厚朴的宿舍寄存。我想和厚朴道別，也想看看，此前的境遇在厚朴身上會催生出什麼樣的東西。
見到我，厚朴還是笑開他那兩顆小虎牙。我的床被他擅自拆了，一整套樂器就擺放在那。他看我進門，興奮地先是要表演打鼓給我看，然後又想彈吉他唱首自己新寫的歌。
然而，彈了沒幾下，他放棄了。坐在架子鼓的椅子上，頑固地打著精神，但消沉的感覺悄悄蔓延開。
他告訴我，原來的樂隊散了，誰被父母拉去實習了；誰準備考研了；誰認真地開始籌備畢業論文，希望衝擊優秀畢業生，爭取選調到政府部門……他們的「世界樂隊」，現在看來，更像是以青春的名義集體撒的一個嬌。在看到現實的未來後，各自投奔到新的軌跡裡去了，還賦予這樣的行動另外一個名字：追求。
只有厚朴，像是派對後留下來收拾的那個人。
「你有什麼打算嗎？」我問。
他確確實實愣了一下，又急忙裝作不假思索的樣子，大聲喊：「招新的樂隊成員，繼續玩啊，你別忘了，我是厚朴啊！」
只是這樣的宣誓，沒有從心裡透出來的力氣，讓人聽了，反而感覺到無法言說的虛弱。
我在內心掙扎了很久，終於還是沒有說出類似「務實點，想想未來要走的路」這一類的話。所以我最終無話可說，倉促地結束了那一次告別。
為什麼一定要來北京？其實我自己也不知道，只是覺得，這是我能想到的最徹底的地方吧。
到北京後，我確實感覺自己的判斷似乎是對的。北京的確是個徹底的地方。挑戰是直接的，夢想是直接的，在這個地方，要做的事情動輒都是「國家級別」，這裡的人，談論的經常是如何改變世界，而這些事情不是談論完就隨風散了，確實有的事就這樣實實在在地在發生。
這樣的地方很容易和荷爾蒙相互催化，給人帶來「世界確實無限展開」的那種眩暈感。這樣的地方，確實需要大量想戰天鬥地的人。
從一家雜誌社的試用機會開始，我得到了進入這個城市的機會，或者也可以說，得到被這個城市一口吞沒的機會。
在一段時間裡，我覺得這個城市裡的很多人都長得像螞蟻：巨大的腦袋裝著一個個龐大的夢想，用和這個夢想不匹配的瘦小身軀扛著，到處奔走在一個個嘗試裡。而我也在不自覺中成為了其中一員。
在北京的時候，我偶爾會想起厚朴，猶豫著要不要鼓勵他來到這樣的北京。北京這個夢想之地，從表面上看，似乎是厚朴天然的生存之所，然而，我也知道，在北京發生的任何理想和夢想，需要的是紮紮實實，甚至奮不顧身的實踐。我隱隱擔心，厚朴這幾年一直活在對夢想的虛幻想象中，而不是切實的實現裡。我沒把握，當他看到夢想背後那蕪雜、繁瑣的要求時，是否會有耐心，是否具有能力，是否能有足夠的接受度——夢想原來是卑微的執著。
十二月的時候，厚朴和我打過電話，告訴我他又招到新團員了，「世界樂隊打算重新向世界歌唱。」電話那頭他興奮地宣佈。然後就好奇地詢問我在北京的每個細節，「我一直在想象活在那樣的地方是什麼感覺。」
「沒什麼特別的感覺，就是更辛苦地攀爬，但可以看到每一步，都確實指向一個個看似龐大但又具體的目標。」我這樣回答他。
「有沒有把世界掌握在手中的感覺？」
他這樣一問，我不知道如何回答了。這樣提問的人，顯然沒有試過在現實生活中去真正奔赴夢想。
我沒能說出口的是：厚朴，或許能真實地抵達這個世界的，能確切地抵達夢想的，不是不顧一切投入想象的狂熱，而是務實、謙卑的，甚至你自己都看不起的可憐的隱忍。
但我終於還是發出了邀請，我擔心內心膨脹開的厚朴會越來越察覺到自己處境的尷尬，擔心他最終會卡在那兒。
「不如你也來北京？我租了個房子，你可以先住我這。」
「好啊。」他想都沒想。
我真的以為他即將到來了，於是又啟動了提前規劃的強迫性習慣。每天結束奔走後回到家，有意無意地，就開始慢慢地整理自己租住的大開間，試圖騰出兩個人各自的區域。到傢俱店買了一塊床墊，到二手市場買了個書架，中間放滿書，隔在我的床和準備給他的床墊中間。我還把吃飯的小餐桌往自己的空間裡挪，準備了把椅子，想著他可以偶爾坐在這裡彈彈吉他。
但厚朴遲遲沒有來。我打過去的電話，他也不接。
我只好向其他同學打聽。他們告訴我，厚朴的生活過得一團亂：厚朴又和人打架了，厚朴又談了好幾個女朋友，厚朴又和老師嗆起來了，他似乎還不甘願於此前自己的滑落，試圖以這種激烈的方式贏得存在感，而厚朴，果然又成為學校的偶像了……然後，厚朴在畢業前半年，被學校勒令休學。
最後這個訊息是王子怡和我說的。她發了一條簡訊給我，主要的本意是打聽在北京的生活——她也想到北京來，可能是要讀語言學校準備出國，也可能是不顧一切想來北漂，「一切讓我父母自己看著辦」。
簡訊的最後，她似乎不經意地說：「厚朴被學校勒令退學了。你能想象到嗎？他竟然偷偷來找我，讓我父親幫忙和學校溝通。很多人都以為他是活出自我的人，但其實他只是裝出了個樣子欺騙自己和別人，我真的厭惡這種假惺惺的人。」
「他不是假裝，他只不過不知道怎麼處理自己身上的各種渴求，只是找不到和他熱愛的這個世界相處的辦法。每個人身上都有太多相互衝突卻又渾然一體的想法，他只是幼稚，還沒搞清楚自己到底是誰。」打好的這條簡訊我最終沒發出去，因為覺得，沒有必要向她解釋什麼。因為，她也是個不知道自己是誰的人。
在北京雜誌社的實習還算順利。為了爭取能留下正式工作的機會，也為了節省路費，我主動請纓，春節留守社裡，不回老家。
獨自一人在老家過年的母親顯然不理解這樣的決定，電話裡橫七豎八地嘮叨著。等糊里糊塗地掛完電話，就已經要跨年了。
我準備關機，煮碗泡麵加兩個蛋，就當自己過了這個年。
電話卻突然響了。
是厚朴。
「抱歉啊，那段時間沒接你電話。」這是厚朴接通電話後的第一句話。
「你後來怎麼沒來北京？」
「我沒錢，不像你那樣會規劃著賺錢，你知道我野慣了。」
接下來的時間裡，他和我繪聲繪色地描述，自己被勸退離校時，整個學校圍觀著送別的場景。「我把行李拖著，拖到校門外，然後你知道怎麼了嗎？我坐在校門口開了個小型個人演唱會。整個學校掌聲雷動，可惜你不在現場。」
說完這個故事厚朴像是突然累了一樣，一下子洩了一口氣：「和你說個事，你別告訴別人。」
「怎麼了？」
「我覺得我生病了，腦子裡一直有種聲音，哐當哐當的，好像有什麼在裡面到處撞擊。」
「從什麼時候開始的？是不是打鼓打多了？」
「不是的，是從離開學校開始。離開學校後，我試著到酒吧找工作，但是，你知道我唱歌不行的。現在我已經完全不打鼓了，就來來回回住在幾個朋友家裡，蹭口飯吃。」
我一下子確定了，厚朴在那段時間過的是如何的生活：因為外部的挫折，他越來越投入對夢想的想象，也因此，越來越失去和實際的現實相處的能力。
「你不能這樣的，要不我讓誰幫忙去和學校說說話，看能不能回學校把書讀完，這段時間你也學我攢點錢，來北京。」我以為，我在試圖讓他的生活回到正軌。
厚朴突然怒了：「你是不是還想，讓我像大一那樣去工地掄石頭啊？我不可能那樣去做了，我不會讓任何人有機會把我當失敗者，因為我活得比他們都開闊。我們是不是好朋友，不要假裝聽不懂我的話，你能不能出錢讓我來北京看病，你願不願意幫我？」
我試圖解釋：「厚朴，正因為我把你當朋友我才這樣對你說，這一趟來北京的錢不是問題，問題是……」
話沒說完，他電話就掛了。
我再打過去，就直接關機了。
我說不上憤怒，更多的是，我清楚，目前的自己沒有能力讓厚朴明白過來他的處境。
我一直在想象厚朴的生活，他已經用那些激烈的方式，把自己抬到那樣的心理預期，不可能再低下身，扎到庸常的生活裡去了。他不知道，最離奇的理想所需要的建築素材就是一個個庸常而枯燥的努力。
他顯然也隱隱約約感覺到，失敗者這個身份似乎即將被安置到他頭上來。他知道自己再也沒有能力，組織起他能想象到的瑰麗生活去與現實抗衡，所以唯一的辦法，就是緊張、敏感地去抗拒一切質疑和暗示。
或許厚朴在那之前不接我電話的原因還在於，他敏感地覺得，現在的我，是映照他失敗的最好對比。
同學們都不知道厚朴的確切訊息，只是斷斷續續告訴我，他偶爾突然偷溜回學校，抨擊一下學校和大部分人的庸碌，調戲下小學妹，拉大家喝幾瓶啤酒，就又再消失。有人在某個酒吧看到過他，也有人看到過他在馬路邊彈吉他，想獲得些資助。
我從輔導員那裡要到厚朴父親的電話，希望他能向厚朴分析清楚這世界的真實邏輯。然而那位厚朴一直唸叨的鄉村英語老師，講話帶著一種莫名其妙的腔調，像老外在說中文一樣。他告訴我：「沒事，就讓他闖闖，失敗了，也當作是讓他發洩發洩，他得把內心的慾望抒發完成啊，要不這一生就浪費了。」
我一下子明白，為什麼厚朴有著那麼著急、倉促，同時強烈而又真摯地擁抱世界的想象——這樣的父親幫不了厚朴。
實在沒有辦法，我最終試圖找王子怡幫忙。她淡淡地說：「哦，厚朴，好幾個晚上拖著把吉他在我家小區裡半夜唱歌，發酒瘋說他如何愛我，被我父親叫警察把他帶走了。他真是個——」
我知道她想說什麼，我不想聽到那個詞語，在她還沒說出口前，趕緊掛了電話。
對厚朴的擔心，很快被每天日常瑣碎的各種滋味淹沒。
在正式畢業前，我如願地被雜誌社錄用。為了參加畢業典禮，我回了一趟大學。希望這次回去，能見到厚朴。
開啟以前宿舍的門，裡面確實出乎意料地乾淨。聽同學說，厚朴在臨走前，擦拭乾淨了每一個角落。他們不解厚朴的這個行為，其實我也不理解。
讓人意外的是，除了帶走一把吉他，厚朴把整套樂器都留下來了。他跟同學們說，這是留給以後來這所學校，同樣懷有夢想的人。
我大概能感覺到，要離開學校時，厚朴內心裡那複雜的滋味。
以前讀大學的時候，總覺得這城市格外的小，就是一條主幹道，衍生出幾條功能迥異的路。然而，當它藏住一個人的時候，就變得格外的大。
整座城市就只有酒吧街上那幾個酒吧，也只有九一路上那兩三家樂器行。厚朴藏身的地方確實不多，但直到回北京前，我依然沒能找到他。
然而生活必須繼續，就像是個話劇演員，我必須在中場休息時間結束後，繼續扮演起在現實生活中苦苦爭取來的角色。
我就這樣告別了那座城市，告別了學校，也告別了厚朴。
北京果然像只巨獸，從飛機一落地開始，就有各種觸鬚攀爬而來，把你捲入一個個事件、一個個挑戰、一個個故事和一場場悲喜中。這眾多事件，這眾多悲喜，厚厚地、一層層地包裹著你，讓你經常恍惚，覺得似乎除了北京之外，再沒有其他的生活了。
作為師範大學的學生，我和厚朴的大部分同學都留在家鄉當起了老師，偶爾有些來北京進修或者補習的。我作為唯一一個紮根北京的人，自然成了他們的駐京接待處。
我沒再刻意去打聽厚朴的訊息，但來的人總會有意無意地說起——事實上我和許多同學說不上熟悉，只是偶爾說說一些陳年舊事和另外一個共同認識的人的故事，勉強證明，我們為什麼還要在彼此身上花時間的原因。
據說厚朴流浪到最後，沒有朋友收留了，借公共電話亭打了個電話，就被他父親來城市接了回去。
為了他的事情，厚朴的母親和父親吵了很兇的一架，最終母親的主意佔了上風。在母親的努力下，一些關係得到疏通，厚朴被安排到三明一個很小的村莊裡去教書。教的課據說很雜，有語文、政治和音樂等。
不知道為什麼，聽到這個訊息之後，我經常會在忙到大腦快抽筋的時刻，突然想象，在一個小村莊裡帶著一群小孩唱歌的厚朴。在我的想象裡，他還是那樣激情四溢，還笑開著兩顆小虎牙，而村子的陽光，能把他的臉再次照出那種動人的透亮感來。我總會邊想象，邊自己開心地笑。
彷彿過上這樣生活的，是我自己。
糊里糊塗地，我在北京已經待了兩年了。一個很平常的晚上，大學時期的班長給我打來電話：「你這週末能回來嗎？一起去趟三明。」
「為什麼去三明？」我沒反應過來。
「厚朴死了，班級組織同學們去探望他家。想說你們是最好的朋友，要不要也去送送他？」
我當即腦子一片空白，猶如被人重擊了一般。
班長還在講述這幾年厚朴經歷的種種，那是和我的想象完全不一樣的故事：到村裡教書的厚朴，一開始有些寡言，但也稱不上什麼問題，但慢慢地，他不斷和家裡人說，腦子裡有個聲音，哐當哐當的，像是有隻怪獸，就住在他腦子裡到處衝撞。一開始，還只是在晚上隱隱作痛，漸漸地，會突然毫無徵兆地發作，他一開始只是喊頭疼，後來竟發展到拿自己的頭去撞牆，撞得頭破血流。
課最終是上不了了，他的父親帶著他到處去檢查，並沒能查出什麼問題。
自殺的前一週，他對父親提了最後的要求：我能去北京看病嗎？
他父親拒絕了。
這幾年，已經耗盡了這個家庭的最後一點積蓄，也耗盡了這個父親最後的耐心。
班長還在感慨：「我們要多珍惜彼此了，生活是個漫長的戰役，他是我們當中陣亡的第一個人……」
我已經聽不清他在說什麼了。
厚朴的父親不知道，同學們不知道，王子怡也不知道，但我知道，住在厚朴腦子裡的怪獸，是他用想象喂大的那個過度膨脹的理想幻象。我還知道，北京不只是他想要求醫的地方，還是他為自己開出的最後藥方。
一種難以形容的悲傷，迅速在胸口膨脹。張了張口，試圖想發出點什麼，卻始終沒有一點聲音。我這才意識到，這幾年來，對自己的管控太成功了，以至於在這個極度難過的時候，還顧慮著大聲宣洩會惹來鄰居的非議。
大學四年，畢業工作兩年，我一直控制著自己，沒學會抽菸，沒學會喝酒，沒讓自己學會發洩情緒的一切極端方式。要確保對自己一切的控制，要確保對某種想象的未來達成，要確保自己能準確地活在通往目標的那個程式裡。
然而我要抵達的到底是什麼？這樣的抵達到底有什麼意義？
我自己也完全不清楚。
不想哭，內心憋悶得難受，只能在租住的不到十平方米的房間裡，不斷來來回回地到處走，然後不斷深深地、長長地嘆氣。彷彿我的胸口淤積著一個發酵出濃郁沼氣的沼澤，淤積著一個被人拼命咀嚼，但終究沒能被消化，黏糊成一團的整個世界。
也就是在那時候，我突然察覺，或許我也是個來北京看病的人。
或許，我和厚朴生的是同一種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