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夏末。戴維二十一歲。

他已經去過湖區回來了。

一週過去，沒有探望。沒有電話。我甚至懷疑他是不是又背包上路了。我問過你一次。我說：「戴維怎麼樣？」你對著手皺眉頭，說：「不錯。不錯。」

一個傍晚，走廊裡的電話鈴響了。我去接時，聽到了嘎吱嘎吱的聲音，就像有人在試圖趕時間把硬幣塞進公用電話裡。大概半小時後，前門響起一陣吵鬧的拳頭砸門聲。他似乎想踢門而入。我得承認，我不想見到戴維。上班忙了一天，我很累。我並不是在試圖給我那晚的作為找藉口。我只是在非常努力地解釋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咚咚的響聲又來了。我扭動鎖孔裡的鑰匙，拉開前門。

戴維瘦了更多，但讓我震驚的是他的頭髮。他把頭髮剪得那麼短，看起來就好像被人襲擊過一樣。看起來很疼。有鮮紅的切口，是剃刀劃破頭皮留下的。我說，見到他真好。我在試圖保持禮貌，讓談話留在安全區域。他問能不能進屋說話。

戴維的手在抖。他有一個金酒瓶子，但幾乎拿不住。我從他手上拿過瓶子。已空了一半。

等戴維踉蹌地來到走廊的燈光下，我才注意到他的眼睛有多糟糕，那麼紅腫酸脹，眼周圍的皮膚都像有輕微的瘀傷。他一定哭了很久。「現在我能不能拿回我的瓶子了？」他說。

那一晚的大多數時間他都非常安靜，幾乎悄無聲息，像一個支支吾吾的人。他坐在暖氣旁的扶手椅裡，沒有脫掉外套，而是縮在裡面。他說，他希望參軍，因此理了個發。看起來不像那麼回事。他連直線都走不了。

戴維告訴我，他從醫生那裡開了一些藥。那種醫生？我問。嗯，他說。那種醫生。他告訴我別盯著他看，讓他毛骨悚然，我說我只是放心了，僅此而已。我很高興他去看醫生了。

我一度在談論音樂——我剛從圖書館借來普賽爾的專輯唱片——他說：「你介意我現在吃藥嗎？我抑鬱了。」他說起抑鬱，那樣輕描淡寫的方式，讓它聽起來就像一場感冒。他問我了不瞭解抑鬱，我說，嗯，有時我也會情緒低落。每個人都會，我告訴他。我吃藥嗎？他問。

「沒有，」我說，「我的情況不是那樣的。」我試圖保護自己，不想讓他逼得太近。實際上，我從來不需要吃藥。每個人的接線方式都不同。有時我覺得，抑鬱一定像你腦海裡的一支舞，如果你知道那支舞的話，隨便什麼都能觸發它。

戴維從外套口袋裡拽出三個藥瓶。他讀出標籤，告訴我它們都是做什麼用的。他把藥片全部倒在腿上，又用金酒把它們衝下去。

「你不需要水嗎？」我說。

他大笑。我在擔憂藥片的數量。

「你父母知道你在吃這些藥嗎？」

他告訴我，是莫琳陪他去看的醫生，儘管他叫她不要跟進去。「母親喜歡我開心。」他說。他試圖把藥瓶塞回口袋裡，但似乎找不到開口，最後我幫他塞了回去。

一小會兒之後，他又問我對抑鬱瞭解多少，還有我認為他應該怎麼應對它，我說了些類似「嗯，你知道，總會過去的」的話。我希望我沒說「有因必有果，有起必有落」，但我已經接近那個意思了。

「嗯。」他說。他顯然沒在聽，很長時間都一言不發。我在收拾房間、洗刷碗碟的時候，他只是坐在椅子裡，每次經過他身邊，他都在喝他帶進屋來的那瓶酒。我放上一張唱片。

戴維猛一抬頭，就像小狗聽到外面有動靜那樣。

「那是什麼音樂？」

那是《哦，孤獨》那首歌。他讓我重放一次。一次又一次。在那之前，我都沒有真正聽過它。我只是把它作為不錯的優雅的背景音樂來放。

戴維蹺起膝蓋，把頭埋進去。「那傢伙怎麼能讓孤獨聽起來這麼幹淨利落？」他說，「對我來說，它就像真空。無處不在。」

「你還要別的東西嗎？」我這麼問是因為，我現在想讓他離開了。

但戴維站了起來。他開始跟著音樂搖擺。他讓我跟他一起時，我說不，我不知道那種音樂要怎麼跳舞。這是首巴洛克式的歌曲，我說，不是華爾茲。嗯，你只要聽著調子然後動就行了，他大吼。他已經從漠然過渡到更惱怒的狀態了。他搖頭晃腦，就好像他仍有一頭像樣的長髮，能把它從一邊甩到另一邊。他一邊動的時候，一邊在對著瓶子喝酒，只不過因為他現在是站著的，搖擺的時候，酒都灑在了外套和地毯上。

「我覺得你不應該再喝了。」我說。

我試圖去拿瓶子，但他把它高舉在我的頭頂上方，哈哈大笑，就像他去上大學之前讀我的信，還拿走我的詩和攪蛋器那樣。然後他不笑了，撇了撇嘴。「給我跳。」他吼我。

我向後退，很恐懼。我在房間的另一側跳了一小支華爾茲。迷迷糊糊中，出於對你的需要，我架起手臂，假裝你在那裡。我把手臂放在你的肩上。我看進你那麼藍的眼眸裡。

唱片停下時，我意識到自己仍像那樣站著，在抬頭看你。

戴維發出的是一聲尖利的號叫。我扭過身來面對他。他正用手指著我，譏諷地大笑。身體全都窩成了一團。

「你這個可悲的老婊子，」他咆哮道，「父親永遠不會愛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