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玄關進屋的第一個房間是待客間。每逢週日都有好幾位客人前來，因而父親週日都不寫東西。我家房子是昭和初年建起來的所謂的文化住宅，只有那間待客間是西式的。開啟門進去，有一種煙味與書籍的紙和皮革等混合的與其他房間不同的獨特味道。以前似乎是作為書房使用的，但在我懂事的時候，父親把屋子盡頭的一間日式房間改成了書房。書房裡有一張大圓桌，周圍擺著父親自行設計後讓人制作出來的大大小小的有構成主義風格的椅子。書桌上放著高田博厚雕刻的阿蘭頭像，除了幾個並不大的窗子之外，牆壁基本都被安裝的書架遮住了。

在書架上汗牛充棟的書籍當中，最先引起我興趣的是《世界美術全集》。對不去公共浴池又沒有姐妹的獨生子我來說，只有在書中才有機會看到女性的裸體了。我瞞著父母慌慌張張地欣賞著以《米洛斯的維納斯》和《裸體的瑪哈》為代表的眾多名作。但是，接近青春期的少年的好奇心自然不會僅止於此，這自不待言。為了在與小夥伴的資訊交換中不至於輸給他們，接下來我又將目光投向了富山房的《國民百科大辭典》。但是充盈在我身上的莫名的心與身的悸動，不僅由於書中的插圖過於抽象、正文晦澀難懂而沒有得到任何解決，而且未能與我有限的醫生扮演遊戲的經歷完美結合，這真是令人遺憾。

順便一提，我成人之後才知道父親喜歡收藏春宮畫，雖然不是什麼珍貴的東西。父親當然不會將這些放在書架上，而是放在日式書房的江戶末期那個抽屜裡藏著。當時的我如果發現了這些東西會有什麼反應呢？為了瞭解現實而首先求助於書籍，我的這種可笑的性格會不會有些許改善呢？儘管多少有些誇張，但春宮畫至少應該比《世界美術全集》和《國民百科大辭典》更能清楚明瞭地幫助我瞭解現實。換個話題，高中時決定學網球的時候，我第一步是閱讀入門書，而不是買球拍。父親在年輕的時候好像也打過網球，但那本入門書不是父親書架上有的，而是我自己掏零花錢買的。

除了待客間之外屋裡其他的地方還有書架。可以說，家裡到處都是書架。直到「二戰」結束後又過了一段時間，父親還沒有建造書庫，所以不誇張地說，我在家是同書一起長大的。我沒有書是貴重物品的意識，現在依然沒有。雖然我並沒有驗證過，但是這種家庭長大的孩子往往對書抱有一種矛盾心理，我也不例外。明明依賴著書，但我同時對書又抱有某種不信任感。那是小學五年級的時候，有個傢伙帶了本巖波文庫的書到教室裡，似乎是覺得這樣看起來很酷吧。那時我第一次知道書偶爾也能勾起人們的虛榮心。那時候在家裡巖波文庫本的書籍中我只讀過《安徒生童話集》之類的，有一天感冒了請假在家，我從父親的書架上找出一本莫泊桑的《羊脂球》，躺在被窩裡看了起來。但看到一半被母親發現，一手奪了過去。我不是因為什麼目的而選擇讀那本書的，只是看它比較薄容易看完而已。

高中的時候我被朋友攛掇著開始寫詩後，對父親書架的利用頻率就高起來了。那還是書籍不像現在這般氾濫的時代。作為文學青年的友人們會因為發現了一本好的詩集而噢噢地叫嚷起來。那個時候我喜歡巖佐東一郎、近藤東和城左門等人的諧趣詩，而朋友沉迷於中原中也。其中一本積滿灰塵的書是《山羊之歌》的簽名本。當時我沒在意，後來我總算明白了那本書珍貴無比。不久前看了一個叫《否極泰來！火眼金睛的鑑寶團》的電視節目，看到同樣一本書被鑑定價值三百萬日元，我驚愕不已。現在我把它包上書皮，沒有放在書架上，而是和父親收藏的春宮圖一起塵封在起居室的櫃子裡。

父親去世的時候，如何處理藏書成了一個大問題。最終，西洋書籍都捐給了父親常年任職的法政大學，其他的書捐給了父親的出生地愛知縣常滑市的市立圖書館了。從常滑市開來了一輛可載重十噸的大卡車，由於無法開到家門口，只好將其一本一本塞進紙箱再用手推車運到卡車裡，花費了半天時間。我稍微留下了一些裝幀好看以及承載著回憶的書。這之中，比如昭和四年出版的《菲利普全集》也只是留下了第一卷。因為我非常喜歡短篇冒險故事，就像孩子們瞞著父母擅自買來麵包、乳酪和葡萄酒去搞野餐的《箱型貨車》之類的，非常有日常生活氣息。這本書的底頁上附有一張非常奇怪的書籤，上面寫著「書市不景氣的時候，請不要拘泥於定價，儘快降價」。定價為一日元七十錢，而售價是九十錢。

（《文學界》，1996.10）

錢：日本貨幣單位，1日元=100錢。——編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