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程式設計方面的混亂只是一個開始。格林布萊特說：「真正的問題在於，商業利益已經入侵到以開放性和創造力為宗旨的文化當中來了。」在格林布萊特的黃金年代，他和他的朋友自由共享程式碼，他們的目標就是為了開發一個比較優秀的產品。格林布萊特說：「但是，現在的情況不同了，‘我們設計的網頁是為了讓使用者必須總是單擊按鈕，這樣他們就可以看到很多的廣告’，從根本上說，最大的贏家就是給你帶來最多不便的那個人。」

但是，格林布萊特不是這樣的人。他屬於另外一個群體：即使他們的激情在商業化大潮下顯得微不足道，他們仍然相信和堅持著他們的初衷——體驗探索的樂趣，自由溝通想法。他們的能力很強，影響力很大，但是，他們沒有釋出過一個百萬美元的產品，沒有成為時代的偶像。他們只是堅持不懈地進行程式設計。

在第25屆駭客會議上，我身邊坐著的還是這些理想主義者，這個會議每年舉行一次，大家聚在一起展示出色的產品。儘管我已經好幾年不參加了，不過，這種場面仍然讓我記憶猶新：這些駭客在聖克魯茲度假村一直聊到深夜。他們無所不談，從經濟理論到大容量資料的儲存。其中很多人都是老人，儘管他們極力邀請30歲以下的人參加這個會議，但是，這些老人仍然每年都過來參加會議。

格林布萊特是會議的常客，他是美索布達米亞和mit的駭客文化傳播的一個紐帶。格林布萊特這段時間自詡為獨立研究員。他幾年前為了照顧母親，搬到了劍橋，他母親在2005年去世了，他就自己一個人在那裡生活。他和mit的同事一直保持著聯絡，這幾年，他一直想讓projectmac的權威駭客比爾·高斯珀參加駭客會議。高斯珀非常優秀，但是，他就像一個隱士一樣，總是拒絕參加會議。（高斯珀仍然在矽谷從事程式設計工作，他在自己的網站上銷售數學謎題。）格林布萊特說：「我這15年，我一直開發一個名為‘執行緒儲存器’的程式，幫助大家理解英語。這只是一個基礎研究，現在還沒有什麼影響力，不過，這是一個很有潛力的產品。」

格林布萊特覺得目前的駭客行為正在處於衰退時期。甚至「駭客」這個詞已經失去了真正的含義。當我問他現在駭客行為是一種什麼狀態時，他立刻非常認真地說：「他們盜用了我們的術語，駭客行為已經完全變樣了。」

並不是只有格林布萊特沉浸在對過去的緬懷中。1983年我第一次採訪理查德·斯托曼的時候，他就為駭客文化的衰退而唏噓不已，他認為軟體的商業化是一種犯罪。他說：「我覺得這個世界很快就會以把最後的真正駭客擠出去。」

我做錯什麼了嗎？斯托曼發起免費軟體運動，與智慧財產權進行了不懈的鬥爭，也為他贏得麥克阿瑟基金會「天才」獎。他創立了自由軟體基金會（freesoftwarefoundation），開發了gnu作業系統，這個作業系統在李納斯·託沃茲開發出linux以執行它以後得到了廣泛的應用。很多裝置都安裝了這兩個作業系統。更重要的是，斯托曼提供了引導開源運動的知識框架，對現代軟體和internet的發展產生了重大影響。如果在軟體發展初期就有聖人斯托曼的引導，那麼軟體早蓬勃發展了。

同樣出名的還有他桀驁不馴的性格。2002年，知識共享（creativecommons）結構的創始人勞倫斯·萊西格曾這樣寫道：「我不太瞭解斯托曼，但是我卻知道他是一個不招人喜歡的人。」（斯托曼在自己的書的前言部分引用了這句話。）很多年過去了，他還是那麼固執。我以前採訪他時，他說：「我是一種死亡文化（駭客文化）的唯一倖存者，我不再屬於這個世界。從某種意義上來講，我感覺我已經死了。」現在，我們在又在中餐館見面了，當然——他又重申了這一點。——他說：「我多麼希望在我出生的時候我就掐死自己，我們的世界是非常美好的。如果讓我回到從前，自己結束自己的生命，我覺得我就不會那麼做了。但是，我真的希望我不再承受這麼多痛苦。」

痛苦的一部分原因是由於孤獨，這是普通的電腦迷和專業級電腦迷普遍面臨的一個問題。（1980年斯坦福大學心理學家菲利普·津巴多在評論中指出，駭客都是不善交際的失敗者，他們之所以痴迷於電腦，就是希望可以避免和人們直接接觸。）但是，隨著駭客文化的廣泛傳播，他們的社交能力也得到了提高。現在，這些電腦奇人不再是失敗者，而成為了市場的精英。他們不用再承受斯托曼所困擾的孤獨——但是，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些變化正是斯托曼以前抱怨的商業主義所帶來的。

現在，和25年前一樣，斯托曼仍然是駭客主義的一個忠實信徒。他的個人網頁充斥著對各種反駭客人士的抵制，例如布魯·瑞和傑克·羅琳。他甚至和以前的合作伙伴也結怨了，其中包括託沃茲尼亞克。（斯托曼說，他不想捍衛使用者的自由。）他尤其鄙視蘋果公司，以及公司的封閉系統和數字版權軟體。他們公司的音樂播放器使用iscrod，移動裝置是igroan，全新的平板電腦是ibad。他是一個機會均等主義者。當我告訴他人們很快會在kindle上讀到本書時——如我所料，斯托曼把kindle稱為swindle（詐騙）——他開始變得很激動，強烈建議我要抵制電子閱讀器繁瑣的drm。他說：「你必須相信，自由非常重要，這是我們應得的。」儘管他的理想破滅了，但是他內心仍然充滿激情。

李·費爾森斯坦的內心也充滿激情。在本書中提到的所有人中，費爾森斯坦是唯一一個明確提出電腦革命對政治的影響的人。但是，自從他開發的osborne計算機取得成功之後，他的事業也充滿波折。他在一個充滿創新性的intervalresearch實驗室工作了8年，但是，所有的辛苦都付之東流。另外一些看起來有點希望的專案——為寮國提供internet電話服務，由腳踏車發電機供電。但是由於這樣或那樣的原因，也都失敗了。他說：「如果我總是想那些失敗的事情，我就會很痛苦，所以我根本不想那些失敗。」

儘管費爾森斯坦已經預見到個人電腦的飛速發展，但是他仍然希望同時出現一種民主化精神，「所有人」都擁有一臺便宜的電腦，每個人都可以自由地獲取資訊，通過操作這些資訊更好地反映現實生活，並廣泛傳播資訊。他說：「現在就是這種情況，不過不是我預想的那樣。林肯·斯蒂芬斯曾經說過：‘我看到了未來，它很有起色’，但是，我更喜歡另外一種不同的說法，‘我看到了未來，它需要有起色。’」

費爾森斯坦覺得人們對「駭客」這個詞有誤解，他覺得很鬱悶，不過現在人們又開始重新認識這個術語了。他說：「駭客現在被認為是處於道德邊緣的人，他們更多的是傾向於做好事，而不是做壞事。所以，儘管我們20世紀80年代的時候暫時陷入低潮，但是，我認為現在我們取得了這場計算機文化變革的勝利。在費爾森斯坦看來，他正在把下一代駭客引領到正義的道路上來。最近，在他的幫助下，他們在加州的山景城成立了一個工作室，名叫駭客柔道（hackerdojo）。工作室佔地9500平方英尺，會員一共80人，每月的會費為100美元，他們可以使用內部網路和先進的工具（例如irreaders）。它是全國範圍不斷增長的‘駭客空間’的一個前哨，為那些以前與世隔絕和裝備不良的駭客提供精良的設施。」他說：「我是一個柔道教練，可能你覺得我是一個令人敬重的老師，」他咧開嘴笑了，「成為了費爾森斯坦先生」。

格林布萊特、斯托曼和費爾森斯坦都把駭客行為看做一種理念。但是，保羅·格拉漢姆卻把它看做一個嗡嗡作響的經濟引擎。這位45歲的因特網專家，是一名狂熱的工程師，他和別人共同創辦了ycombinator公司，這家公司是internet創業公司的一個孵化器。公司每年舉辦兩次美國偶像風格的真人秀節目，選擇20~30家尚處於萌芽狀態的公司參加為期3個月的一個訓練營，在展示他們的成果的那一天，這裡擠滿了天使投資商、風險投資商，以及雅虎等收購公司。

那麼，格拉漢姆如何挑選最有潛力的候選人呢？很簡單。候選人必須是一名駭客。格拉漢姆說：「我們非常崇尚駭客精神，所以很容易找到志趣相投的人。」他在1995年與人合作建立了viaweb，這是第一個基於web的應用程式。他說：「駭客必須要完全掌握這個系統，能夠操作這個系統、讓系統執行他們的命令，而且系統還要有擴充套件的潛力。」他說：「我們最希望達到的目標是‘世界駭客’——使用者‘不僅要知道怎麼操作計算機，而且還要知道和電腦相關的任何事情’。」的確，正像格拉漢姆說的，現在每個公司都想收購或投資那些由駭客經營的公司。他說：「我們跟demoday的創始人說，‘如果你太過於粉飾公司的門面，投資人就會覺得你非常愚蠢。’他們是想挑選下一個拉里和謝爾蓋，而不是想找一些年輕的mba。」

格拉漢姆把駭客行為與企業家的經濟效益相提並論，斯托曼對此不太認同。但是，格拉漢姆認為駭客主義的價值觀不會受到商業的威脅——他們一定能夠戰勝商業。依靠直覺解決問題，分散化做出決策，強調工作質量，這些都是駭客的理念，而且他們在工作中一直遵循這些理念。sierraon-line公司就沒有員工與老闆之間的緊張關係，不僅那些創業公司如此，就連那些比較大型的公司也是如此。（順便說一下，sierra公司被一個大型企業收購以後，肯·威廉姆斯就離開了公司。他在郵件裡寫道：「我和羅伯塔被遊戲市場‘勸退’了，我們也不玩遊戲了。」他是一個帆船運動愛好者，他寫了3本介紹自己的航行冒險經歷的書，羅伯塔正在寫一本有關愛爾蘭移民的散文小說。）

新一代駭客出現了，他們不再把商業看作敵人,而是把它作為企業發展的手段，通過商業，他們的思想和創新之處可以傳播給更多的人。以facebook的執行長馬克·扎克伯格為例，他可以使4億使用者線上分享自己的個人生活。在25歲的時候，他已經非常精通企業發展的黑色藝術——他刻意地向廣告商和營銷商開放自己的網站。但是，他非常清楚自己就是一個駭客。去年，在參加未來internet企業家大會時，他對全場觀眾說：「我們整個時代的精神就是要建立一種駭客文化。」

為了瞭解他現在的情況，我到facebook的總部去拜訪他，公司總部位於帕羅阿圖的加州大街的一座大廈裡——在1983年的時候，我也曾經在這條街上租了一間房子編寫本書。令人驚訝的是，這位執行長經常穿著northface羊絨衫，繫著領帶。他跟我解釋說，在即將到年底的時候，他跟自己的員工承諾，他要每天繫著領帶上班。對於facebook，這是一件好事——儘管經濟不景氣，但是，他們公司的使用者增加了一倍，並獲利數億美元。他說：「可能這樣的著裝‘很有魅力’，但是，我覺得這條領帶幾乎讓我窒息。」

扎克伯格的這種著裝風格可能不是駭客行為的黃金年代的標誌，但是，他的職業道德卻是那個時代的產物。扎克伯格說：「我們一開始就不空談大理論，而是連續幾周的時間都攻關這個專案。我們的目標就是快速開發出產品。每6~8周的時間，facebook就舉行一次‘駭客馬拉松’（hackathons），人們用一晚上的時間設計並完成一個專案。」扎克伯格說：「我們的想法是隻需要一個晚上就可以開發出非常棒的產品，這也是facebook公司的一個宗旨。我們堅持的理念就是快速發展，突破障礙，做出承諾後就努力去實現。這絕對也是我的重要個性。」

在人才的競爭過程中，扎克伯格覺得那些擁有最優秀的駭客的公司一定會取得勝利。他說：「一個優秀的駭客相當於10個或20個工程師，我們嘗試著去理解他們。我們想成為優秀駭客的樂園，因為公司的文化已經確立了，所以他們可以快速開發產品，專注於產品研發，他們的優秀表現一定會得到公司的認可。」

和以前的駭客不同，扎克伯格這一代駭客不需要白手起家，或者使用匯編語言操作電腦。他說：「我根本不想剖析我的電腦。」作為20世紀90年代後期的新生代駭客，扎克伯格學習的是較高階的語言，這讓他的精力集中在系統上，而不是電腦上。

例如，當他玩《忍者神龜》時，他不會像其他孩子一樣，想象自己和神龜戰鬥的場面。他會建立一個社會，讓這些神龜在這個虛擬的社會中相互交往。他說：「我只關心繫統是如何工作的。」當他開始操作電腦的時候，他不針對主機板和電話系統進行程式設計，而是針對整個系統——例如，利用漏洞將朋友從aol的即時通訊中排除出去。

和蓋茨一樣，扎克伯格也經常被指責有悖於駭客道德，因為他拒絕其他網站訪問facebook使用者貢獻的資訊。但是，扎克伯格覺得事實恰恰相反，公司的經營理念和經營措施都是保證資訊的自由流通。他說：「我從來沒有想過把資訊據為己有。我覺得資訊應該得到最大程度的利用。這個世界應該更加開放，應該提供更多的資訊訪問途徑。從我瞭解的資料來看（例如‘資訊應該是免費的’等諸如此類的資料），這是駭客文化的一個核心部分。」

我和駭客前輩一樣，擔心商業世界將壓制創新，阻礙生機勃勃的文化運動。但是，駭客主義並未受到影響，它仍然存在並欣欣向榮，證明了它的靈活性和影響力。計算機圖書出版商timo'reilly通過foocamp「非會議」推廣駭客主義，根據他的說法，駭客文化總是能找到新的出路。（本書的新版就是o'reilly負責出版發行的，這並非巧合。）大型企業會偶然發現駭客的重大突破，並把它商品化，但是駭客會轉向新領域。o'reilly說：「這就像《巴黎最後的探戈》中的情節一樣，馬龍·白蘭度說：‘這結束了，然後又開始了。’」

o'reilly指出，對於駭客，當前最前沿的技術已經不是純數學領域的1和0這些數字，而是實際的商業產品——他們要採取程式設計師以前對編譯器的態度，摒棄舊觀念，創造新思維，並應用這種態度來製造發電式飛機和人體器官等產品。（o'reilly出版《make》雜誌，舉辦的製造者集會展，都頌揚了diy精神。）他說：「diy是駭客行為的另外一種表達方法。」他指出，但是，即使是diy領域，駭客精神也開始向企業家精神轉變。現在這種轉變集中在diy生物學——他們控制細胞的基因程式碼，就像以前的駭客操作計算機程式碼一樣。他說：「這個階段十分有趣。」

我問比爾·蓋茨，如果讓你回到十幾歲的時候，你是否從事生物領域的駭客行為？蓋茨說：「依靠dna合成創造人造生命，就像利用機器語言進行程式設計一樣。」他致力於比爾和梅琳達·蓋茨基金會的工作，這讓他成為疾病和免疫學領域的教育專家。他說：「如果你想從大的方面改變世界，那麼你可以從研究生物分子開始。這個領域都是一些深奧的問題，需要年輕的天才像對待個人電腦那樣孜孜不倦地研究它，這個領域會對人類生活產生深遠影響。」

換句話說，蓋茨希望駭客成為下一次革命的英雄，我覺得不錯。

——史蒂文·裡夫2010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