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tmrc的駭客們鑑別中國菜味道的本領漸入佳境，他們後來選了另一家更好的中餐館就餐。在一次愚人節的活動中，高斯珀想要點一道他們聞所未聞的菜"bittermelon"（苦瓜）。苦瓜的形狀好像是長著肉瘤的綠色美洲胡椒，它有一股強烈的讓大多數人反胃的奎寧味道，但只要熬過了這一關，你還是可以接受這種味道的。出於強烈的好奇心，高斯珀決定用些酸甜味道的醬和苦瓜一起吃。於是他用中文把他要的菜寫了出來。看了他點的菜，餐館老闆的女兒禁不住咯咯地笑個不停。她說：「先生，恐怕您搞錯了——我爸爸說如果這麼做，這道菜就成‘糖醋苦瓜’了。」高斯珀把這件事當做另一個挑戰。此外，這位店主的女兒竟然不認識中文——這完全違反了一個高效的「中餐系統」的邏輯。他為此心中感到極為不快。因此，儘管他知道自己點的菜有些不倫不類，但他依舊強詞奪理，告訴這個姑娘：「是的，我知道它是‘糖醋苦瓜’，我們總是在愚人節這天點‘糖醋苦瓜’來吃。」最後，餐館老闆不得不親自出來助戰。「這麼做你沒法吃！」他衝高斯珀大喊，「什麼味道也沒有！」但駭客們也毫不退讓，堅持要吃他們點的這道菜，於是店主只有撤回廚房，按他們的要求去做這道「糖醋苦瓜」。

「糖醋苦瓜」做出來了，果然如店主所說令人難以下嚥。灑在上面的調味醬此時散發出濃烈、噁心的氣味，如果你吃的時候不小心吸入了一點，肯定會嗆得大咳不止。除了通常的苦瓜味道以外，調味醬還合成了另一種化學物質，讓牙齒摩擦時發出吱吱的聲音，無論喝多少茶或可樂都沒法沖淡這種怪味。對任何其他人來說，這種感受絕對是一場噩夢。但對這些駭客來說，這不過是「中餐系統」的一部分，不值得大驚小怪。這種解釋對普通人根本講不通，但你卻不能說它缺乏邏輯。這就是他們要找的「正確答案」。因此，每年的愚人節這天，他們都要回到這家餐館，「強迫」店主做這道他們愛吃的「糖醋苦瓜」。

這些吃吃喝喝的過程也恰恰是駭客之間交流最為活躍的時候。中餐館不僅給駭客提供了一個理想的「烹調系統」，而且他們周圍的環境也任由自己控制。高斯珀是幾個自己不吸菸，也鄙視任何吸菸者的駭客之一。他為了讓自己更舒適一些，隨身帶了一個用電池驅動的小風扇。這個風扇其實是個常來ai實驗室轉悠的少年駭客胡亂拼湊出來的，它看上去好像是一枚難看的微型炸彈，是用一個從廢棄的計算機上拆卸下來的降溫用風扇做成的。高斯珀會把風扇放到桌子上，將煙霧輕柔地回吹給向他噴雲吐霧的那些臉。有一次，在劍橋的幸運花園（luckygarden）聚餐時，駭客們鄰桌坐著一個不拘小節的運動員和他的抽著香菸的女朋友。當這臺小風扇將煙霧吹回他們桌子的時候，那個運動員勃然大怒。他盯著這群mit典型的、骯髒邋遢的大學生（還有他們的風扇），要求他們把電扇關掉。「沒問題，只要她不吸菸就行。」這群駭客回答。就在這時，這個粗魯的傢伙直衝到他們的桌子旁，敲得盤子亂跳，連杯子裡的茶水都濺了出來，他還將筷子直接插到風扇的扇葉之間。這些駭客正在思考怎樣解決一個較低階的人機介面問題，在看到這一幕後，都驚訝得說不出話來。不過，當那個運動員注意到餐館對面坐著一個警察的時候，氣焰旋即平息了。

駭客們的每次聚餐通常都是非常愉快的，這次是個例外。聚餐時的話題總是圍繞著各種技術問題展開。通常，他們都會把問題列印出來帶在身上，每當討論的間隙，大家的腦袋就會一起湊到成堆印有彙程式設計式碼的列印紙旁分析、研究。有時，駭客們也會討論「現實世界」中的某些事，但他們對「駭客道德」的追求也僅僅限於說說而已，因為如果繼續深入討論就會發現這個理論體系還是有些瑕疵的。否則，在對事物運轉方式天生具有好奇心這一本質特徵的驅使下，任何有趣的事件他們都要弄個清清楚楚才會罷休。

他們經常談起的話題就是ibm公司在計算機領域內的「霸主」地位。格林布萊特很可能會發表一段熱情洋溢的講話，批判浪費在ibm計算機上無法計數的大量金錢（這段講話不僅時間長而且頗具煽動性）。格林布萊特趁假期回家探親時，看到密蘇里大學的科學部門雖然聲稱經濟十分緊張，但卻每年花費400萬美元維護一臺和pdp-6根本沒法比的ibm巨型計算機。說到名不副實的東西，mit的ibm分時系統和放在科技廣場大樓第9層的那臺ibm7094計算機又怎麼樣？完全就是一堆廢物！

這些話題足以談一頓飯的時間。不過，說說駭客們不談論什麼樣的話題可能更加有助於對他們的瞭解。他們從不會花很多時間討論計算機在現實世界中的社會意義和政治意義（但可能有時會提到普通人對計算機的理解是多麼的錯誤和幼稚）。他們從不談論體育運動。一般他們都維持著自己的情感世界和個人世界，只要他們有的話。對於一幫身體健康的大學男生來說，還有一個重要的討論話題，這個話題也同樣吸引這個組織中的各色人群，那就是：女性。

儘管有些駭客在自己的社交圈子中相當活躍，但是，tmrc以及從事pdp計算機研究的幾個靈魂人物還是將自己鎖定在一種「單身模式」下。原因之一就是很多駭客從一開始就很少與他人交往，因此，他們在公共場合經常感到渾身不自在。計算機系統的可預測性和可控性讓鑽研計算機系統本身充滿無窮的魅力，而人與人之間那種無可救藥的、隨機出現的問題則正相反。不過更主要的原因是，在駭客的頭腦中，研究計算機的相關技術遠比談戀愛重要得多。這是一個孰重孰輕的問題。

在他們的生活中，編寫計算機程式的工作遠比其他的更為重要。

「大家對計算機和與計算機有關的東西都太入迷了，他們真的沒有時間（談戀愛），」考托克後來回憶道，「隨著年齡的漸長，每個人可能都覺得會有那麼一天，某個女人走過來，敲敲他的頭說，‘就是你了！’」這種情況在考托克本人的羅曼史中多多少少有些體現，儘管那時他已經快40歲了。在這個時期，駭客們表現得好像談戀愛這樣的事情在他們的世界中根本不存在一樣。他們對中餐館坐在鄰桌的漂亮女人無動於衷，因為「他們的詞彙表裡根本就沒有漂亮女人這個概念」，一個叫大衛·塞維亞的駭客後來這樣解釋。假如真有個女人走進了某個一心撲在工作上的駭客的生活，大家可能會這樣說：「某某怎麼搞的……他整天神魂顛倒……」但通常，談戀愛不會遭別人白眼，大家只是聳聳肩罷了。他們不可能沒完沒了地談論中途掉隊的同伴，因為他們手頭上有世界上最重要的工作要做——編寫軟體程式碼。編寫程式碼不僅僅是一種令人痴迷的行為，它還能帶來身心的快感，更重要的是，它還是一項使命。你編寫程式並按照駭客道德指引的方向前行，你十分清楚那些效率極其低下且奢侈浪費的事（例如談戀愛）會耗費太多的迴圈，佔用太多的儲存空間。「即使在今天，女性也被認為是完全難以預測的，」一名pdp-6駭客在將近20年後依舊如此評論道，「一名駭客怎麼能夠容忍這樣一種不完美的存在呢？」

如果在tmrc和科技廣場大樓第9層多幾名女性成員，事情可能就會是另一種狀況，不過僅有的幾名女性成員也確實都和駭客走到了一起。（「是她們主動的，」一名駭客後來這樣說。）像這樣的女性並不多，因為這個圈子以外的人（男女都算上）對這些駭客不以為然：這些駭客的說話方式有別於常人，他們的作息時間非常古怪，他們吃的東西更加另類，他們每時每刻都在想著計算機的事情。

駭客們形成了一個孤傲的男性文化圈。令人失望的是，歷史上還從未出現過一位星級女性駭客。沒人知道為什麼會這樣。雖然有不少女性程式設計師，其中一些人也相當優秀，但似乎沒有一個人像格林布萊特、高斯珀和其他男性駭客那樣，將程式設計當做一個神聖的職業。就算社會針對女性參與重大的計算工作存在嚴重的文化偏見，但這也無法解釋女性駭客寥寥無幾這一事實。「文化上的偏見確實很強，但不會強到這種程度，」高斯珀後來是這樣總結的，並將這一現象歸結為基因（或「硬體」）的差異。

每次到中餐館聚餐或在tmrc隔壁的toolroom開會，都只有屈指可數的幾名女性駭客參與。因此，男性駭客沒有必要仔細打量女性駭客的相貌。可能格林布萊特在這一點上做得更極端。20世紀60年代中期，他參與了好幾個龐大的專案，他把精力全部撲到工作上，以至於他的個人愛好也僅是關注自己同伴的工作進展而已。

從mit輟學後，格林布萊特在一家名為charlesadamsassociates的企業找到了一份工作，當時這家企業正準備購買一臺pdp-1計算機並計劃為其搭建軟體平臺。格林布萊特白天在位於波士頓市區外「技術高速公路」（technologyhighway）附近的辦公室工作，下班後便驅車30英里回到mit的機房，有時一工作就是一整夜。起初，他將住處從學生宿舍搬到劍橋的基督教青年會（ymca），但後來因為屋子髒亂不堪，他又被趕了出來。完成了在adams公司分內的差事後，他又被ai實驗室重新錄用。雖然他的生活狀況已經穩定下來了（他在一位退休牙醫夫婦的位於貝爾蒙特的房子裡過著寄宿生活），但他晚上還是經常在第9層搭個簡易床休息。整潔乾淨的環境絕不是他首先要考慮的事，因為大家都在傳有關他邋遢不堪的種種事蹟。（後來格林布萊特堅持說還有很多駭客比他也強不到哪兒去。）有些駭客回憶說，格林布萊特在程式設計工作中沒有考慮的一件事就是定期洗澡，結果他身上常常散發出一股強烈的氣味。在ai實驗室還流傳著這樣一個笑話：有一個新出現的測量嗅覺的科學標準，名為「毫布萊特」（milliblatt）。1毫布萊特或2毫布萊特所表示的氣味已經非常濃烈了，而1布萊特（1布萊特=1000毫布萊特）所代表的氣味則濃得難以用語言表達。這個笑話是這麼說的，要降低毫布萊特值，駭客們就得將格林布萊特送到20號大樓的門廳，那裡有個為無意間接觸到化學品的人準備的淋浴間，然後開大水龍頭。

高斯珀有時也會委婉地對格林布萊特的個人衛生表達自己不同的意見。他特別受不了格林布萊特用力搓手的習慣，因為這麼做常常會將手上的泥屑搓下來。高斯珀將這些小泥球稱為「布萊特泥球」。每當格林布萊特用過高斯珀的辦公桌後，總要留下一片「布萊特泥球」，高斯珀就會大張旗鼓地用氨水將那片區域擦拭一番。有時，高斯珀也會對格林布萊特笨嘴拙舌的演講方式、頻繁的咳嗽和錯誤百出的拼寫開開玩笑，當然更少不了取笑他口齒不清。即便如此，格林布萊特的很多表達方式已經成了駭客們的口頭禪，每位駭客多多少少都會使用這樣的詞彙。例如，將一句話連說兩遍以示強調的做法，其始作俑者很可能就是格林布萊特。比如有幾次他向高斯珀、考托克和薩姆森解釋某件事的時候，吐字就像機關槍一樣快，字字相連，然後他嘆著氣說：「哦，你就錯在這兒，你就錯在這兒」，接著又從頭開始解釋一遍。高斯珀和其他駭客會大笑不止，不過就像家裡大人喜歡模仿嬰兒的說話方式和讓人大笑的不當用詞一樣，駭客圈中也採用了很多格林布萊特的詞彙和表達方式。

儘管格林布萊特有諸多稀奇古怪的個人特質，但駭客們卻對他充滿敬佩。他的行事風格完全符合他對自己的定位：他是一名駭客，不是什麼社會名流，沒有什麼事比編寫程式碼更重要。有時候他太投入了，甚至連續6個月都找不出一點空閒時間領他在mit的工資。「如果他時不時地坐在那裡，並試圖向別人講明白他在思考些什麼問題、做些什麼事，那他便做不出任何成績，」高斯珀後來說。「假如他總是擔心拼寫錯誤，也不會寫出那麼多的程式碼。他做的正是他最拿手的事情。他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實用主義者。好多人對他心存偏見。如果有人認為他愚蠢或不會變通，說明他們自己有問題。部分人確實持這種觀點，但他們都錯了。」

高斯珀可能對格林布萊特那種心無旁騖的勁頭頗為折服，因為他自己堅持完成學業（他於1965年畢業）的行為給自己帶來了大麻煩。這倒不是說他在mit最後一年的學習成績有多麼慘不忍睹，畢竟他設法讓自己的成績剛好達到了畢業的標準。問題出在他和美國海軍之間簽訂的一份協議上。在進入mit就讀前，高斯珀參加了一次公務員考試，由於成績出眾，他被錄用參加全美僅有的一個學生工程開發專案。他利用暑假為海軍方面工作，作為回報，海軍為他支付了一半的學費，並要求他在畢業後至少還要在這個專案內工作3年。當高斯珀簽約時，協議上還有一條「退出條款」，也就是如果你到研究所工作，那麼該承諾可以向後順延；假如你能讓某家企業返還海軍的3000美元投資，那麼這個協議也就解除了。可是，高斯珀畢業那年，到研究所工作的那條出路已經被堵死了，只有一次性返還海軍的全部投資才能讓他順利解約，可他根本沒有這麼多錢。

到美國海軍部門工作是一件十分可怕的事。利用暑假為海軍工作期間，他參與了一個非常倒霉的系統研究，這個專案和駭客道德的理念完全背道而馳。程式設計師被封閉在一間屋子裡，根本無法接觸到計算機。有時，作為對多年為海軍服務的一種獎勵，軍方才允許一名特別聽話的人進入機房，讓他看看自己的程式是如何執行的。（據說，有一名女性程式設計師獲得了這種恩賜，她在看到閃爍的燈光和呼呼旋轉的磁碟以後竟然昏厥過去。）此外，高斯珀在海軍部門的頂頭上司不能理解為什麼在一個給定的方程式中，和的對數不等於對數的和。高斯珀絕對不想在一個搞不明白為什麼和的對數不等於對數的和的傢伙手下做事。

接著高斯珀感覺海軍方面可能更加青睞univac計算機。他認為，univac完全就是對ibm巨型計算機蹩腳的模仿，自己本身最後變成了一個四不像。他想，海軍方面肯定清楚univac其實是個山寨版的巨型計算機，但他們竟然還是不管不顧地用這種計算機。整天守著這麼一臺計算機無異於被打入十八層地獄。高斯珀用計算機來研究那些前人從未涉及過的東西，那麼他使用的計算機在任何方面都應該是最好的，這一點是基本條件。到那時為止，他見過的最好的計算機就是pdp-6，他下定決心，絕不離開這種計算機半步，尤其不能因為univac這樣的山寨貨而放棄pdp-6。「假如我發現某種計算機產生了極其愚蠢的錯誤，或設計上有毛病或者其他什麼問題，那我絕對從心底瞧不上它，」高斯珀後來解釋說。「可是pdp-6的表現好像總是那麼完美。如果發現了錯誤，我也願意修改。從某種意義上說，我們就生活在pdp-6的內部。它是我們周圍環境的一部分。圍繞著這種機器，我們有一群志同道合的人……我無法想象沒有pdp-6會是什麼樣子。」

高斯珀決心設法籌款還給海軍，他打算通過給擁有pdp-6計算機的公司打工掙到這筆錢。他在charlesadams公司找到了一份工作，此前一年格林布萊特也曾在這裡工作過。就這樣，高斯珀終於滿足了合同中的苛刻條件。而他打工的adams公司，他們的pdp-6從來也沒有正常運轉過（格林布萊特堅持說他負責的那部分準備工作已經做得非常完善了），但這似乎難不倒高斯珀。讓他感覺抓狂的是charlesadams公司竟然放棄了當前的專案，轉而購買了一臺和他原先供職的海軍部門一模一樣的univac計算機。

不過那時，projectmac的資金已經更加充裕了，高斯珀終於在這裡找到了一份工作。在這裡工作，他幾乎用不著調整自己的任何習慣，因為在adams工作期間，他每天晚上使用的就是第9層的這臺pdp-6計算機。

那段時間，格林布萊特在做什麼呢？他正全力以赴地編寫程式程式碼。他參與的第一個使用pdp-6計算機的專案就是要寫一個lisp編譯器，讓約翰·麥卡錫開發的這種最新、最好用的人工智慧語言可以在pdp-6上執行。年輕的彼得·多伊奇曾經在pdp-1上開發過一個lisp編譯器，但是那個版本的效率欠佳，因為pdp-1的記憶體空間不足，並且lisp語言使用符號進行各種操作，而符號不像數字那樣可以容易地轉換成二進位制數，因此lisp需要佔用極大的記憶體、空間。

有些人（尤其是高斯珀）認為lisp在pdp-6上也同樣會是一個浪費時間的編譯器。高斯珀那時總是特別在意計算機的計算能力，覺得計算機的計算能力趕不上他的要求。後來他對ai實驗室的那些人（包括他自己）竟然對這一事實視而不見感到驚訝，因為他們想讓計算機完成不可能完成的任務，並且從沒有將失敗歸咎到那幾臺功能不夠的破機器上，而是一直在自己身上找原因。在他畢業那年，明斯基給了高斯珀一個任務，要在顯示器上測試某個可視現象是雙目立體的還是單目平面的。高斯珀設法在螢幕上顯示出了一個巧妙的、接近苜蓿葉的形狀，它至少將單目和雙目效果展示了出來。可是，他還想讓這臺機器完成些更復雜的、超出其能力的任務，因此他只有絞盡腦汁、冥思苦想了。其中有一項高斯珀認為在pdp-6上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就是開發一款lisp編譯器——這種語言作為一個通過符號求值的軟體還是不錯的，但是它做不了什麼有用的事。他認為lisp就是明斯基的一個傻念頭，而格林布萊特和其他駭客都已經被迷惑住了。

不過格林布萊特考慮得更深。雖然他也認識到在pdp-6上開發lisp多少隻能算是一種探索，不太具有實際效用，但是他確實看到將lisp移植到pdp-6上的必要性。lisp是一種強大的開發語言，它可以幫助他們在人工智慧領域更上一層樓：利用這種語言，計算機可以完成極其困難的任務；通過這種語言，計算機甚至可以實現自我學習。那時，格林布萊特也剛剛開始對未來進行某種憧憬，他朦朦朧朧地感覺應該利用技術手段去實現駭客的夢想。於是，他和一部分人（也包括來自dec公司的考托克）開始著手在pdp-6上開發lisp了。tmrc的黑板上寫滿了他們設計的層次以及每層的程式碼。最終，這些程式碼終於可以在pdp-6上成功執行起來了。

格林布萊特和另一名駭客負責最核心的那部分程式碼。這個專案中只有兩三個人在考慮「正確答案」，人數遠遠小於ibm稱為「人浪」的那種工作方式，即一下子將好幾十名程式設計師組織起來集中解決一個問題，而ibm這麼做的結果往往不理想。此外，依靠兩三個人也比只依靠一個人更具有優越性：當其中一個人即將進入其一天30小時的末尾階段時，另一個人可以接手繼續工作。這有點像是一個車輪戰專案。

有了在pdp-6上執行的maclisp（因projectmac而得名），駭客們開始將這種計算機語言整合到他們的程式中，甚至連日常交流也常常會用到。例如，按照lisp的慣例，字母"p"用作謂語，它的靈感來自於駭客們常用的提問方式。假如某個人說「食物-p？」其他駭客就知道，有人問他是否想找些東西來吃。lisp語言中的專用術語"t"和"nil"分別表示"yes"和"no"。lisp語言為大家所接受絲毫沒有降低駭客們對組合語言的熱愛程度，尤其是優雅的pdp-6指令集。不過正如格林布萊特（甚至還包括高斯珀）後來認識到的那樣，lisp確實是一個功能強大的系統組建工具，它和提倡「親自動手」的駭客道德可謂珠聯璧合。

dec對maclisp也大感興趣。考托克安排格林布萊特和其他駭客連夜趕到梅納德（maynard）去編寫程式、輸入程式碼並除錯。這不過是mit和dec之間很平常的一次協作，沒有任何人對此提出過質疑。「正確答案」也提倡要確保任何好的程式儘可能與他人分享，因為「資訊是免費的」，只有資訊加速流動，世界才能變得更加美好。

完成了maclisp專案以後，格林布萊特幾乎是pdp-6駭客中的第一權威人物了。ai實驗室新的掌門人拉塞爾·諾夫斯科是一名來自西南部的年輕人，他聘用格林布萊特來維護和改善「有機體的創造」功能，也就是計算機的作業系統。不過格林布萊特的目標遠不止於各種計算機系統。他被人工智慧的種種概念深深吸引住了，決心使用他開發的系統在該領域做些有實際意義的事情。由於他本人終生喜愛國際象棋，因此，他順理成章地編寫一些和象棋有關的程式，這些程式註定要比考托克在此方面的進展走得更遠，也一定會超過全美國其他實驗室的人工智慧國際象棋專案所取得的成績。

和其他貨真價實的駭客一樣，格林布萊特一旦下定決心去做某件事，他就會立刻動手。沒有任何人要求他拿出一個建議，他沒有多此一舉地通知上級領導。明斯基同樣沒有必要仔細斟酌這個專案的相對優勢。在20世紀60年代中期ai實驗室剛剛組建的時候，沒有相互溝通的渠道，駭客們自己就是溝通渠道。這是駭客道德的力量，格林布萊特將這種力量發揮到了極致。

格林布萊特曾經見過考托克編寫的一個會下象棋的程式，他認為這個程式非常低階。那些和這個軟體對戰的人可以說基本上不會下棋：他們完全被計算機走出的每一步棋迷住了，甚至有些忘記這款遊戲名字的含義就是吃掉對方的棋子。格林布萊特的程式則使用了尖端的人工智慧技術，按照某種他認為「是一步好棋」的標準，通過試走計算出各種走法的方案。在另外兩名駭客的幫助下，格林布萊特開始了一場編碼閃電戰。他設法爭取每天4個小時的上機時間，當沒有pdp-6可用的時候，他也會用紙和筆寫程式碼。最後，他的下棋程式只用了1周時間就編完了。在隨後的幾個月內，他又對這個程式進行了除錯，增加了功能並做了介面美化的工作。（如果格林布萊特寫一篇有關他的象棋程式的論文，他最終還是會得到mit授予的學位，不過他一直沒有騰出時間來寫論文。）

大約在1965年左右，蘭德公司（randcorporation）一份名為「鍊金術和人工智慧」的臭名昭著的備忘錄在mit流傳開來。它的作者赫伯特·德雷福斯是位學術界人士，他將人工智慧領域及在該領域工作的人貶得一文不值。對於駭客來說，他的論調極不入耳，因為計算機就是駭客篤信的行為模式，至少在他們的資訊理論、公平性和行動方面都是如此。德雷福斯集中火力攻擊計算機「荒謬和受限的結構」（相對於人類大腦而言）。他對準駭客命門的一擊便是公然聲稱，沒有任何一個計算機程式的國際象棋水平足以擊敗一個哪怕僅有10歲的孩子。

就在格林布萊特開發出了他的象棋軟體（取名為"machack"）以後，mit邀請德雷福斯來和這款軟體下一盤。許多駭客都圍在旁邊，現場觀看格林布萊特的計算機替身大戰這名瘦削、紅臉龐、戴眼鏡、自負、對計算機一臉鄙夷的對手。人工智慧領域的開拓者赫伯特·西蒙也觀看了這次比賽，後來，他做了如下記述sup9/sup：

這場比賽十分扣人心絃。這是兩名初級象棋愛好者之間的較量……德雷福斯一直特別被動，後來他看出了一步棋，可以吃掉對方的「後」。而他的對手要想化解這場攻勢，則只有不斷地用己方的「後」將對方的軍，直到最後借將軍的機會吃掉對方的「王后」。計算機絲毫不差地按照這個方案走棋。一瞬間，德雷福斯的防線崩潰了，接著，計算機在棋盤中央把他將死。

彼得·薩姆森後來回憶德雷福斯輸棋後的情況：這位被擊敗了的批評家環顧了一下四周mit的教授和駭客（也包括獲勝的格林布萊特），臉上一片茫然。為什麼他們不歡呼、鼓掌或對他嘲笑一番？因為他們心裡非常清楚，德雷福斯只不過是現實世界中的一份子，他們不可能理解計算機那非比尋常的本質特性，也不可能理解整天和計算機親密接觸以至於pdp-6完全變成生活中一部分的感覺是什麼樣的。這一切德雷福斯永遠也不會了解。即使如明斯基本人，由於他從未親自接受過那種每週7天、每天30小時工作制，不停地用匯編語言編寫程式碼的洗禮，因此也無法確切體會到駭客們此時此刻的心情。那種狀態是以格林布萊特和高斯珀為代表的眾多駭客精神上的世外桃源，他們知道那種感覺，時時願意回到那種狀態——編碼、鑽研，進而把他們自己獨特的世界建設得更加美好。至於要說服那些持懷疑態度的人，或讓外部世界的人瞭解他們內心獨享的那種感受，甚至勸誘他們改投駭客道德的門下，駭客們覺得與其這麼做，還不如享受這種狀態來得有趣呢！

gi法案（bill）的正式名稱是servicemen'sreadjustmentactof1944，也就是軍人安置法案。該法案最先於二戰末期起草生效，旨在給退伍美軍軍人提供免費的大學或者技校教育，以及一年的失業補助。

番茄牛肉，這道菜按字面的意思是「野蠻的茄子牛肉」。

雲吞，這種食物的中文名字直譯為"cloudgulp"（雲霧和吞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