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講目的——在現代史中識別總體事實的困難——16世紀的歐洲景象——倉促概括的危險——宗教改革運動的各種原因——它的根本性質是人類思想在智力領域反抗絕對權力的起義——這一事實的證據——不同國家宗教改革運動的命運——宗教改革運動的弱點——耶穌會——宗教社會革命和世俗社會革命之間的相似性

我們曾經常常哀嘆歐洲社會的混亂無序，我們曾經抱怨理解和描述一個如此支離破碎的社會的困難，我們曾經渴望並耐心祈求一個擁有共同利益、秩序和社會統一的時代。我們現在就到達了這樣一個時代。我們即將進入一個到處是普遍事實和普遍思想的時代、充滿秩序和統一的時代。在這裡我們將遇到另一種困難。在以前，最讓我們頭疼的事情是將事實彼此聯絡起來，使它們調和，發覺它們的共同點，識別出某種完整性。在現代歐洲一切都顛倒過來了。社會生活中的所有要素和事件都在變化，都在彼此作用和反作用。人際關係變得越來越錯綜複雜。他們和國家政府之間的關係、國家與國家之間的關係、人的思想、人的智力成就也莫不如此。在我們已經研究過的時代中，發生過的大量事實都是孤立的、彼此不相干的、互不影響的。我們現在再也找不到這種孤立性了，所有一切都在交會時相互觸碰、糾纏和變化。要在如此多的差異中抓住真正的一致性，在如此廣泛複雜的運動中確定其方向，要概括數量如此驚人、彼此如此清晰連線的各種不同要素，總之，要確定一個總體的、佔優勢的事實，它能概括一系列眾多事實、表現一個時代的特徵，並忠實表現它在文明史中的影響和貢獻，還能有什麼事比這更加困難？只需看一眼我們現在即將研究的重大事件就能衡量這一困難。在12世紀我們遇到一件事，它的性質或至少它的起源是宗教，我說的是十字軍東征。儘管這一事件十分重大，儘管它持續時間很長，引發了各種插曲，我們卻發現很難識別它的總體性質，很難明確它的一致性和影響。我們現在要研究的是16世紀的宗教革命，通常稱為「宗教改革」。順便說一句，我將使用「宗教改革」一詞，作為一個簡單易懂的術語，作為「宗教革命」的同義詞，並不暗含任何褒貶意味。從一開始你們就能看出，識別這一重大關鍵事件的真正性質、在整體上說明它是什麼以及它有什麼影響，將是多麼地困難。

我們必須在從16世紀初到17世紀中葉之間這段時期內尋找宗教改革，因為這一時期可說是包含了這一事件的整個生命週期，包括了它的起源和結局。可以說，所有歷史事件都有一個有限的壽命。它們的結果可以延綿無期，在所有過去和所有未來都留有痕跡，但這並不能否認它們確實擁有一個獨特的、有限的壽命，它們誕生、增長、發展特定一段時間，然後衰退、退出舞臺，為其他新的事件騰出空間。

確定宗教改革運動開始的確切日期沒有多大意義，我們可以認為是1520年，當時馬丁·路德在維騰堡公開焚燒教皇里奧十世判他有罪的公文，從而正式脫離羅馬教會。從這一時間到17世紀中期的1648年即《威斯特伐利亞條約》簽署時，構成了宗教改革運動的整個生命週期。證據如下：這一宗教革命的第一個和最重要的影響是在歐洲創造了兩類國家——天主教國家和新教國家，使它們相互對峙並開始鬥爭。這一斗爭從16世紀初一直延續到17世紀中葉，期間經歷了許多波折起伏。正是憑藉1648年簽署的《威斯特伐利亞條約》，天主教國家和新教國家才最終相互承認，從而同意共存，承諾拋開宗教分歧，在社會中和平共處。從1648年開始，宗教差異不再是劃分國家、對外政策、外交關係和結盟的主要原則。在這之前，儘管有巨大的變化，歐洲基本上分為天主教和新教兩大聯盟。在《威斯特伐利亞條約》之後，這一區別消失了，國家結盟或疏遠所考慮的是宗教信仰以外的因素。因此，在這一時刻，雖然它的結果還在持續發展，宗教改革運動的顯著存在或者說生涯已經結束。現在讓我們快速掃視一遍這一過程，通過羅列一些事件和人物來說明它的內容。通過這種簡單說明，通過這種枯燥、片面的名字羅列，你們將看到，要概括一系列如此多變、如此複雜的事實，將其概括為一個總體事實，確定16世紀的宗教革命的真實性質，指明它在文明史中所發揮的作用，必將遇到多大的困難。宗教革命運動一齣現可以說正好趕上一件重大歷史事件，那就是弗蘭西斯一世和查理五世之間的鬥爭、法國和西班牙之間的鬥爭。這場鬥爭最初是為了佔有義大利，後來是為了佔有日耳曼帝國，最後是為了稱霸歐洲。正是在這一時期，奧地利王室崛起並統治歐洲。也正是在這一時期，亨利八世統治下的英國對大陸政治的干預比以往任何時期都更加頻繁、持久和廣泛。

讓我們回顧一下16世紀法國的發展歷程。這段歷史充斥著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之間的重大宗教戰爭，通過這種途徑、利用這種機會，大領主們再次試圖奪回自己失去的權力。這就是我們的宗教戰爭、聯盟、吉斯家族和瓦盧瓦家族之間隨亨利四世登基而結束的鬥爭的政治意義。

在西班牙，在腓力二世的統治下，「聯省革命」爆發了。在阿爾瓦公爵和奧蘭治親王的名下，宗教法庭和公民及宗教自由派之間展開了戰爭。雖然自由憑藉毅力和明智策略在荷蘭取得勝利，但它在西班牙內部卻消失了。在那裡，無論是在世俗世界還是宗教世界，絕對權力都取得了統治地位。

在英國，在這一時期，由瑪麗和伊麗莎白相繼統治。新教領袖伊麗莎白和腓力二世之間出現了鬥爭。詹姆士·斯圖爾特登上英國王位，王室和英國人民之間爆發了劇烈爭吵。

幾乎在同時，北部出現了新的勢力。瑞典在1523年由古斯塔夫斯·瓦薩復國。條頓騎士團的世俗化產生了普魯士。北部勢力隨後在歐洲政治中佔據了從未有過的地位，它們的重要性很快就在三十年戰爭中顯露出來。

回到法國，路易十三的統治，樞機主教黎塞留改革了法國的內部行政管理，與德國建立了外交關係，支援新教一方。在德國，在16世紀的末期發生了與土耳其人的鬥爭；在17世紀初爆發了三十年戰爭，這是現代東歐最重大的事件。在這一時期，湧現出了古斯塔夫斯·阿道夫、瓦倫斯坦、蒂利、布倫瑞克公爵和魏瑪公爵等偉人，他們的名字在德國被人傳頌至今。

同一時期，在法國，路易十四登上王位；爆發了投石黨運動。在英國，爆發了導致查理一世下臺的革命。

我僅僅列舉了一些重大歷史事件，一些其名字人人皆知的事件。你們能看出它們的數量、多樣性和重要性。如果我們去尋找另一種性質的事件，即沒那麼明顯、沒那麼容易通過名字來總結的事件，我們同樣也能在這一時期找到很多。在這一時期，幾乎所有國家的政治制度都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純君主制在大部分大國中盛行，而荷蘭成立了歐洲最強大的共和國，在英國，君主立憲制取得了或接近最終勝利。在教會中，在這一時期，原有修道會幾乎喪失了所有政治權力，取而代之的是一種嶄新的、性質不同的團體，即耶穌會。也許說得不對，但人們認為它比其他修道會更加優越。在這一時期，特倫特宗教議會抹去了康斯坦茨議會和巴塞爾議會所有殘留的影響，在宗教世界確保了羅馬教廷的最終勝利。讓我們離開教會，看一看哲學，看一看人類思想的自由馳騁。出現了兩位偉人，培根和笛卡爾，現代世界所經歷過的最偉大的哲學革命的兩位創始人，在哲學界爭雄的兩個學派的領袖。這一時期還是義大利文學的輝煌時代，是法國文學和英國文學的起步階段。最後，它是建立龐大殖民地、商業系統蓬勃發展的年代。因此，無論從哪個視角看待這一時期，它的政治、宗教、哲學和文學事件都比以往任何一個世紀數量更多、種類更多、意義更大。人類思想的活力在各個方面都顯露出來：在人際關係中、在人和權力的關係中、在國際關係中，以及在純粹的智力工作中。總之，這是一個造就偉人和偉業的時代。就在這個時代中，我們現在研究的宗教革命是所有事件中最偉大的事件。它是這個時代的主導事件，是賦予其名稱、決定其性質的事件。在眾多發揮重要作用的強大動因中，宗教改革運動是最強大的，是其他所有動因的結局，改變了其他所有動因或被它們改變。因此，我們現在要做的就是，在這個各種大事層出不窮的時代、各種動因交錯影響的時代，忠實刻畫、準確概括主導一切的事件、具有最大影響力的動因。

不難理解，要把如此多樣、如此重要、如此緊密聯絡的各種事實歸納為一個真實的歷史統一體，將是多麼困難的任務。然而，這樣做是必須的。當事件落下帷幕、成為歷史時，最重要的事、人們在所有事情中尋求的事情，是總體事實，是原因和結果之間的聯絡。可以說，這些事實是歷史的不朽篇章，世世代代的人們必須查閱參考它們才能理解過去、理解自己。概括總結從而得出合乎理性的答案，這種需求是所有智力需求中最強大、最輝煌的，但我們要小心，不要滿足於片面、倉促的概括。僅憑第一印象就立刻確定一個時代或一個事件的總體性質和深遠影響，這麼做十分愜意，沒有其他什麼比它更誘人了。人的頭腦和意志一樣，總是急於採取行動，對障礙感到不耐煩，渴望自由和結論。它會有意遺忘那些阻礙和束縛它的事實，但是遺忘並不能消滅這些事實，它們潛伏著，直到有一天跳出來宣佈並證明人的錯誤。只有一種途徑能夠使人的頭腦避免這種風險，那就是在進行概括、下結論之前，勇敢地、耐心地徹底研究各種事實。事實對於頭腦就好比道德準則對於意志。頭腦一定要去了解它們，去承擔它們的重量。只有當頭腦完成了這一研究，觀察並衡量了事實的全部範圍後，它才能展翅高飛，俯瞰事實的全貌和結果。如果它還沒了解將要俯瞰的所有領域就過早起飛，錯誤和失敗往往在所難免。就像做數學計算一樣失之毫厘謬以千里。因此，在歷史中，如果不首先全面瞭解所有事實，如果逞一時之快倉促進行概括，那麼我們可能犯的錯誤就難以預計了。

我提醒你們在一定程度上須提防我自己。我所做的事實上也是我所能做的，僅僅是試圖對我們尚未深入詳盡研究的事實進行概括。但我們現在已經來到這樣一個時代，它比其他時代更加難以概括，在概括時更容易犯錯，因此，我認為自己有責任提醒你們。現在，我將繼續往前，對宗教改革運動做我曾對其他事件做過的嘗試。我將努力辨別它的主導事件，描述它的總體性質，總之，要說明這一重大事件在歐洲文明中的地位和貢獻。

你們回憶一下15世紀末的歐洲是什麼模樣。我們在它的發展歷程中看到兩種宗教革命和改革的嘗試：一種是宗教議會發起的合法改革嘗試，一種是胡斯信徒們在波西米亞發起的革命性改革。我們看到它們都相繼被扼殺了、失敗了，但我們還看到，這件事是不可能阻止的，它必將在這種或那種形式下再次出現，15世紀嘗試過的事，將不可避免地在16世紀實現。我不會以任何方式詳述16世紀宗教革命的細節，我理所當然地認為它們幾乎是路人皆知的事情。我僅僅致力於它對人類命運的總體影響。

在研究導致這一偉大事件的原因時，宗教改革運動的反對者將它歸因於一些偶然事件，歸因於文明發展歷程中的一些不幸，例如，歸因於贖罪券的銷售權被授予多明我會教士，引發了奧古斯丁派教士們的嫉妒——路德就是一名奧古斯丁派教士，因此，這就是宗教改革運動的決定性原因。還有些人將其歸因於君主的野心、他們與宗教權力的對抗，以及世俗貴族的貪婪——他們希望攫取教會的財產。他們就這樣，僅僅從人性和世俗事務的陰暗面、從個人利益和慾望來解釋這場宗教革命。

另一方面，宗教改革運動的支援者和同情者們僅僅從教會現存弊端的改革需要來努力解釋它；他們將它說成是宗教冤屈的糾正，說成是從設想到行動都僅僅是為了重建一個純粹、原始的教會的一次嘗試。在我看來，這些解釋都不恰當。第二種解釋比第一種解釋更加真實，至少它更加高貴，更加符合這一事件的發展程度和重要意義，然而我依然認為它是不正確的。在我看來，宗教改革運動既不是一個偶然事件、某種重大機率或個人利益導致的結果，也不僅僅是為了改善宗教、追求人性和真理的烏托邦夢想。它有一個比這些原因更加強大、支配所有特殊原因的原因。它是一場追求人類思想自由的偉大運動，是人們為了自身的利益，運用自己的頭腦，對迄今為止歐洲從權威手中接受或不得不接受的事實和思想進行自由思考和判斷的新需要。它是人類思想解放的一次偉大嘗試，更恰當地說，是人類思想在宗教領域對絕對權力的一次起義。我相信這就是宗教改革運動的真實的、總體的和主導的性質。

當我們研究這一時期人類思想以及統治人類思想的教會的狀態時，我們震驚於一個雙重事實：在人類思想方面，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更多活力、對發展進步和支配控制的更強烈渴望。這種新的活力是各種不同原因長期積累的結果。例如，長期以來，各種宗教異端學說層出不窮，此起彼伏，哲學思想也經歷了類似的發展歷程。人類思想的努力，無論是在宗教領域還是在哲學領域，從11世紀到16世紀一直在積累，最後終於到了開花結果的時刻。另外，教會內部建立或鼓勵的所有教育手段也結出果實了。各種學校得以創立，輸出了有識之士，且數量日益增多。這些人最終產生了自主思考、為自己而思考的願望，因為他們感覺自己前所未有的強大。最後，憑藉古典文明的復興，人類思想的更新和重生時刻來臨了。關於古典文明覆興的歷程和影響，我已經向你們介紹過。

16世紀初，所有這些原因匯聚在一起，推動了人類思想的強勁運動，對進步提出了勢在必行的要求。

另一方面，人類思想的統治者、宗教勢力的處境截然不同。相反，它陷入了一種懶散、停滯的狀態。教會和羅馬教廷的政治聲望已經大幅縮小，歐洲社會不再屬於它，它落入了世俗政府的統治下。然而，宗教勢力依然儲存了它的所有自負僭妄、所有光彩和堂皇外表。它的命運和各種陳舊政府經常遭遇的一樣。針對它的大部分怨言不再切合實際。如果說16世紀的羅馬教廷非常專制，或者說它的弊端比以往任何時代更多、更顯著，這都不是真實的。相反，教會統治也許從未像現在這樣隨和、寬容。只要自己不被質疑，只要它迄今為止擁有的權利繼續得到承認，只要它能保障現在的生活、獲得相同的貢稅，它更願意一切順其自然。它很願意不去打破人類思想的平靜，只要人類思想也這樣對待它。但是，恰恰在它的統治最不受重視、最不強大、最不有害的時候，它受到了攻擊，因為只有到了這個時候人們才能攻擊它，之前則不行。

因此，僅僅通過考察人類思想及其統治者在這一時期所處的狀態，我們顯然能夠看出，宗教改革運動的性質必然是自由的一次新衝動、人類心智的一次偉大起義。毫無疑問，這是支配性原因、高於所有其他原因的原因——高於一切利益考慮，無論是國家的還是君主的，同樣高於單純的改革需要或糾正人們所申訴的冤屈的需要。

假設經歷了宗教改革運動的最初幾年後，當它已經提出了自己的所有要求，表達了自己的所有不滿後，精神權力突然贊同它的目的，說道：「好，隨你所願，我將改革一切。我將恢復更合法、更虔誠的秩序；我將停止一切擾民行為和專制做法，不再收取貢稅；甚至在教義上，我將修改、解釋並恢復原始含義。但是這樣糾正所有不平後，我要保留自己的地位——我要繼續擔任人類思想的統治者，擁有和以前一樣的權力和權利。」你們認為宗教革命會滿足這些條件，從而停止前行嗎？我認為不會。我堅信它還會繼續自己的事業，在要求改革之後它將要求自由。16世紀的這一關鍵事件不僅僅是一場改革，它實質上是一場革命。我們無法從中剝離這一性質及其正負面影響，它擁有這一性質的所有影響。

讓我們快速回顧一下宗教改革運動的結局。尤其要著重觀察它在經歷了這一運動的不同國家中產生了什麼影響。要注意它是在極其不同的情況下、在相差懸殊的機會下發展的。如果我們發現，儘管情況千差萬別、機會相差懸殊，它在所有地方都追求同一目的、獲得同一結局，並保留了同一性質，那麼很顯然，這種超越了所有不同情況、所有不同機會的性質，必然是這一事件的根本性質，這種結局必然是它的本質目的。

凡是16世紀宗教革命獲勝的地方，即使它未能實現人類思想的全面解放，它也給人類思想帶來了新的、更多的自由。固然，思想的自由或奴役還取決於政治制度，宗教革命對此往往無能為力，但精神權力，這種系統的、可怕的思想統治，已經被它廢黜或解除了武裝。這是宗教改革運動在各種不同情況下獲得的結果。在德國，政治自由本來就不存在，宗教改革運動也無法帶來。它加強而不是削弱了君主的權力。它對中世紀自由制度的發展是弊大於利。然而，它在德國復甦並維持了也許比其他任何地方更多的自由。

在丹麥，在這個受絕對權力統治的國家、這個絕對權力滲入了整個國家制度乃至市政制度的國家，由於宗教改革運動的影響，思想得到了解放，在各個方面都可以自由思考。

在實現共和制度的荷蘭、在君主立憲制度下的英國，儘管宗教專制持續時間漫長，人類思想同樣得到了解放。最後，在法國，在看起來最不利於宗教革命發揮作用的情形中，在這個曾經鎮壓宗教革命的國家中，思想獨立和自由的原則也得以建立。在1685年之前，也就是說，在「南特敕令」被廢止之前，宗教改革運動在法國是合法存在的。在這段漫長的歷史時期內，改革派發表文章、展開討論，引發反對派的文章和討論。單單這一事件，這種新舊兩種意見通過小冊子和討論會方式開展的論戰，就在法國傳播了真實和活躍程度超過常人想象的自由，這種自由不僅在整體上有利於思想，同樣有利於科學，有利於法國教士的榮譽。看一看博敘埃和克勞德之間關於當時所有宗教論題的討論，再自問一下路易十四對於任何其他話題能否允許有這種程度的自由。在17世紀的法國，正是在改革派和反對派之間存在著最高程度的自由。當時宗教思想的大膽程度、討論問題的自由程度，遠遠超過了費納隆本人在《忒勒馬科斯》中表現出的政治精神。這種狀態一直延續到南特敕令被廢止時才宣告結束。現在，從1685年到18世紀人類思想大爆炸相距不到四十年。在哲學革命開始發揮影響之前，宗教革命對思想自由的積極影響從未終止。

你們看到，凡是宗教改革運動深入的地方，凡是它發揮重要作用的地方，無論成敗與否，它都帶來了一種普遍的、主導的和持久的結果，即人類思想的活躍程度和自由程度的巨大進步、人類思想解放的巨大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