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改革又遇到了新的障礙。與宗教議會一樣，國事詔書也失敗了。在德國，它非常突兀地消失了。1448年，由於與尼可拉斯五世的談判，德國議會拋棄了它。1516年，弗蘭西斯一世同樣拋棄了它，取而代之的是他與教皇里奧十世的協定。君主們的改革努力並不比教士們的更加成功。但我們萬萬不可認為它完全消失了。就像宗教議會影響了它的身後事一樣，「國事詔書」也在身後留下了在現代歷史中發揮重要作用的結果。巴塞爾議會所制定的原則是強大的、多產的。傑出之士和充滿活力的人採用並支援這些原則。巴黎的約翰、達伊、熱爾松以及15世紀的許多傑出之士都致力於捍衛這些原則。雖然宗教議會無果而終，雖然「國事詔書」一事無成便遭到拋棄，但它關於教會治理和勢在必行的改革的總體信條卻在法國紮下了根。它們持久不衰，滲入至議會，變成了一股強大的輿論。它們先是催生了詹森教派，後來又催生了高盧教派。所有這一系列旨在改革教會的準則和努力——發源於康斯坦茨議會，終結於博敘埃的四點主張——都發自同一源泉，趨向同一目的，是同一事實的連續演變。雖然15世紀期間的合法改革嘗試無果而終，但它在文明發展歷程中所佔的地位、它間接產生的巨大影響一點也沒因此減弱。

宗教議會追求合法改革是對的，因為只有這樣做才能阻止革命。幾乎就在比薩議會開始努力終止西方教會大分裂、康斯坦茨議會開始改革教會的同時，民間宗教改革的第一次嘗試在波西米亞激烈爆發了。約翰·胡斯的預言和發展始於1404年，當時他剛開始在布拉格教書。當時兩場改革運動正在齊頭並進。一場運動處於教會內部，由宗教貴族自身發起，這是一場明智但又侷促不安、畏手畏腳的改革運動；另一場位於教會外部，猛烈而激昂地反對教會。這兩股力量和意圖之間產生了鬥爭。宗教議會傳喚約翰·胡斯和布拉格的傑羅姆至康斯坦茨，判定他們是異端和革命分子。對於我們現代人，這些事件是非常好理解的。我們能夠很好地理解這兩場相互分離而又同步進行的改革運動，一場由政府開展，一場由民眾開展，彼此對立但又發自同一原因，趨向同一目的，總之，水火不容而又殊途同歸。這就是15世紀所發生的事情。約翰·胡斯的民眾改革運動暫時被扼殺了。在他死後三或四年就爆發了胡斯信徒的戰爭。這場戰爭持久而又激烈，但帝國最後還是贏得了勝利。但由於宗教議會的改革已經失敗，它們所追求的目的未能實現，因此民眾改革運動就不會停止發酵。它等待著下一次機會，終於在16世紀初發現了機會。如果宗教議會發起的改革運動能夠很好地貫徹下去，宗教改革運動可能就不會發生了。但二者之中必有其一會取得成功，它們的同時發生顯示了一種必然性。

因此，這就是15世紀結束後歐洲在宗教事務方面所處的狀態——一邊是不成功的貴族改革嘗試，一邊是民眾改革運動興起、被扼殺、時刻準備東山再起。但是這一時期人的思想騷動並不侷限於宗教信仰領域。眾所周知，正是在14世紀期間，希臘和羅馬的古代遺產可說是在歐洲復活了。你們知道，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及同時代的所有人都如飢如渴地尋找希臘和拉丁手稿並出版宣傳它們，這種性質的最小發現也會帶來極大的興奮和狂喜。

在這種興奮中，歐洲興起了一門學派，它在人的思想發展中發揮的重要作用遠遠超出人們通常對它的評價，這就是古典學派。我警告你們，不要把「古典」一詞與我們當今賦予它的含義聯絡起來。在那個時候，它是與文學理論或競賽專案完全不同的事物。那個時候的古典學派，不僅對古代的著作，對維吉爾和荷馬的著作，而且對整個古代社會，對它的制度、見解和哲學，都懷有和對其文學一樣的欽佩之情。必須承認，古代社會在政治、哲學和文學領域遠遠優越於14、15世紀的歐洲，因此它能產生如此大的影響一點也不奇怪。絕大部分高尚的、活躍的、有教養的及講究的人都對當代的粗俗作風、混亂思想和野蠻方式產生厭惡，充滿熱情地投身至一個既更加正規，又更加發達的社會的研究甚至可說是崇拜當中。就這樣，在15世紀初，由自由思考者組成的學派形成了，其中包括高階教士、法學家和學者。

就在這段令人興奮的時期，發生了土耳其人攻佔君士坦丁堡、東羅馬帝國滅亡、希臘難民湧入義大利等事件。他們帶來了更多關於古代的知識、數不勝數的手稿，以及研究古代文明的上千種新方法。不難想象，古典學派的欽佩之情和熱情都成倍上漲。這是高階教士飛黃騰達的時代，尤其是在義大利，嚴格來說，不是在政治權力方面，而是在奢侈享樂和財富方面。他們春風得意，縱情於驕奢淫逸的文明所提供的所有享樂，盡情享受文學、藝術，社交和物質享樂。看一看這個時代在政治和文學上發揮重要作用的人所過的生活，如樞機主教班博。你們會驚訝地發現奢侈享樂和心智發展的混雜、柔弱風度和強硬意見的並存。當我們掃視這一時代，目睹它的思想發展景象和精神關係狀態，我們會以為自己生活在18世紀的法國。同樣愛好智力刺激、新思想、輕鬆愜意的生活，同樣的柔弱和放縱，同樣缺乏政治活力和精神信仰，而思想又出奇的坦誠和活躍。15世紀的文人和高階教士之間的關係一如18世紀的文人學士和高階貴族之間的關係。他們都有相同的見解和習慣，和諧相處，一點也不在意身邊正在醞釀中的暴亂。15世紀中，以樞機主教班博為首的高階教士絕對預見不到馬丁·路德和加爾文的出現，就像法國宮廷人士無法預見法國大革命一樣。然而，他們的情況何其相似。

因此，在這一時期的精神領域出現了三件大事：首先，教會自身發起的宗教改革嘗試；其次是民眾宗教改革；最後是知識改革，催生了一門由自由思考者組成的學派。所有這些鉅變的醞釀背景是歐洲歷史上最重大的政治變化，即人民和政府的集中化。

這還不是全部。這一時期還是人類最偉大的外部活動的時代。它是航海、創業、各種發現發明的時代。這是葡萄牙人沿著非洲海岸開始偉大遠征的時代，是瓦斯科·達·伽馬發現好望角通道的時代，是克里斯托芬·哥倫布發現美洲的時代，是歐洲商業驚人擴充套件的時代。成千上萬種新發明問世了，其他原本僅僅在小範圍內傳播的發明得到了普遍應用。火藥改變了戰爭理論，指南針改變了航海理論。油畫藝術快速發展，使歐洲遍地都是藝術傑作，而發明於1460年的銅版雕印技術使其得到複製和傳播。亞麻紙變成了尋常之物。最後，在1436—1452年期間，印刷術被髮明瞭。印刷術是老生常談和司空見慣的主題，但它的功績和影響是再多篇幅也談不完的。

你們看到了這個世紀的重要性和活力，它的重要性還僅僅顯露了冰山一角，而它的活力所帶來的結果尚未發育完全。暴力改革似乎未能成功，政府得到了強化，國家獲得了安寧。人們也許會認為社會正在準備享受更好的秩序、取得更快的進步。但是16世紀的激烈革命已經迫在眉睫，15世紀不過是它們的醞釀階段。它們將是下一講的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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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譯者注：選帝侯指有權投票選擇德國皇帝（即神聖羅馬帝國皇帝）的德國諸侯。

中譯者注：詹姆士一世的女婿腓特烈五世擁有位於德國的巴列丁奈特（現在的普法爾茨）領地，1619年接受波西米亞的新教領袖獻給他的波西米亞王位，導致與擁有合法繼位權的神聖羅馬帝國皇帝開戰，使得詹姆士一世不情願地捲入到這場被稱為「三十年戰爭」的戰爭中。

中譯者注：巴塞爾，瑞士城市。

中譯者注：費拉拉，義大利城市。

中譯者注：洛桑，瑞士城市。

中譯者注：布林日，法國城市。

中譯者注：西方宗教中，農民將農產品的第一批收成奉獻給上帝，稱為「初果」（firstfruits）。

中譯者注：約翰·胡斯（1370—1415），捷克著名宗教改革家，宗教改革運動的先驅，其追隨者被稱為「胡斯教徒」，被羅馬天主教視為異端，1411年被開除教籍。1414年，康斯坦茨宗教議會判定胡斯有罪，次年被處以火刑，導致了胡斯戰爭的爆發。

中譯者注：指馬丁·路德·金在16世紀領導的宗教改革運動。

中譯者注：這三人都是14世紀義大利著名詩人、作家，義大利文藝復興先驅。

中譯者注：古羅馬最偉大的詩人。

中譯者注：古希臘著名吟唱詩人，《荷馬史詩》的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