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這些措施和恐怖行為確實增強了服從性，但是在諾特海姆成熟的獨裁體制結構中，群眾宣傳的歷史確實是一段逐漸變得冷淡的歷史。越來越多的諾特海姆人因納粹的勁頭而感到無聊和精疲力竭，他們抱怨接連不斷的集會、遊行和示威活動。對於狂熱的納粹分子而言，他們越來越確信諾特海姆的公民是無望地以自我為中心並且對政治毫不關心。

如果熱情不能自願到來，那麼還有其他喚醒的方式。當然，為原社會黨人設立的就業黑名單一直持續到了1934年，但這是通過吉爾曼推動的幕後活動進行的。不過，這些例子仍舊可以作為提醒。喚起外部順從的最有效方式就是繼續恐怖體制。即便是到了1933年夏天，仍舊有逮捕行為，主要是針對非常輕微的犯罪行為。因此，8月末，據報道一個工人大喊「莫斯科萬歲！」之後，就被送到了莫林根集中營。類似的逮捕行為依舊接連不斷。9月，一個工人因「發表反政府言論」而被逮捕。1933年11月，兩名諾特海姆女性因「傳播有關國社黨的不實謠言」而被逮捕。但是最終沒再出現有關逮捕的報道或者警方的其他行動。和其他事情一樣，恐怖體制正在穩定下來。9月，《諾特海姆最新訊息》認為發表一篇反對匿名譴責的社論是明智之舉。納粹權力的最後一次公開展示很可能是在1933年9月，當時衝鋒隊和黨衛軍去圍捕一群諾特海姆的乞丐。這是徒勞的，但之後不久警方就進行了一次類似的行動，並且成功抓住了一名不幸的受害者。

從此以後，納粹只通過命令或者微妙而更加有效的社會強化方法來實施恐怖行動。和先前的例子一樣，納粹釋出了禁止聽莫斯科廣播電臺、向希特勒致敬以及維護城鎮公墓中的墳墓的命令。而且，納粹還發布了指令，要求通過出席集會、向慈善運動捐款和追溯雅利安人血統來樹立自己的好公民形象。更重要的是，通過謠言和社會強化來維護恐怖行動體制。有時，公開行動是必要的。因此自從於1935年開始反對教會的行動之後，每週日都有警探被安置在教堂前，招搖地記下所有人的名字，並且在儀式開始後，記錄佈道的內容。但這種措施是例外。基本上，諾特海姆人很快就瞭解到了施加於他們身上的期望並且扮演起了相應的角色。然而，恐懼傳播開來，在成熟的獨裁體制中實際上並沒有因政治犯罪而被監禁的，至少在整個1935年都沒有。

這並不是因為該政體放鬆了對內部的恐怖主義行為，而是將這種行為系統化了。自1933年春天以來，蓋世太保迅速地建立起來，1934年4月，蓋世太保由海因裡希·希姆萊和黨衛軍管理。同時，1933年湧現的大部分「業餘探子」網路被逐漸淘汰。1934年10月，納粹黨國家總部要求所有成員警惕任何可能具有顛覆性的可疑活動，但是不能試圖自己去解決，而是要報告給蓋世太保。同時，為了找出潛在的反對者，納粹黨發展了自己的「情報部門」。1934年3月，一個叫恩斯特·賴茨的納粹分子被任命為諾特海姆縣情報部門的領袖，他很快就在諾特海姆縣78個城鎮和鄉村中的70個建立起告密網路。接下來的幾個月，賴茨報告稱他認為在諾特海姆有一個共產主義者小組，社會民主黨人加入了鋼盔團，而且後者定期在桑尼旅館舉行集會。並沒有可以支撐這些懷疑的細節，但是這些納粹刺探者的存在和活動無疑有助於壓制有異議的城鎮中人的反抗思想。

不過，也不完全是這樣，就算是恐怖體制也多少適應了諾特海姆的特性。有個關於曾經漢諾威黨派成員的老農民的例子。如果諾特海姆人還記得的話，他總是在晚上去酒吧裡喝啤酒，一邊指責現在的政府，一邊讚美漢諾威王朝時代的好日子。納粹分子掌權後，他理所當然地把他們列入他的咒罵中。但他是政事總體計劃的一部分，以至於從沒有人去騷擾過他。因此，他幾乎在第三帝國的每一天都公開詆譭政府，完全不受干擾。

還有些諾特海姆人直到1934年夏天才真正意識到恐怖體制。就是在「羅姆政變」之後，出現了「德國掃視」和普遍的信任崩潰。

簡而言之，威脅、暗示和謠言都用於維持控制，所以在納粹統治第一年，諾特海姆實際上的恐怖主義行為並沒有增加。存在著某種平衡，一方面諾特海姆人按照他們被期望的那樣做，另一方面作為回報，他們不會遭受極權國家可能出現的嚴厲對待。這種基於恐怖行為可能性基礎上的默許協議是納粹統治在諾特海姆成熟起來的重要先決條件。在將城鎮中各種機構轉變為能夠接受的納粹主義工具的緩慢程式繼續進行時，這一條件一直保留著。這一程式考慮得儘可能周密，最好的例子就是學校系統。

諾特海姆城市政府對小學系統的運營具有廣泛的控制權，從決定預算到聘任教師。它對高階中學和女子高中沒有這樣的控制權，因為這兩者由省學校董事會監管。然而，納粹掌權後，決定因素是地方小組領袖，他不僅控制著諾特海姆城市政府，而且通過國社黨對省學校董事會有著很大的影響力。1933年之後，恩斯特·吉爾曼並沒有行使這項權利的必要了，因為幾乎所有的諾特海姆教師都完全配合他。只有三名教師被免職了：沃格和來自「理想主義者」反對派的芬茨拉夫，一人只是被調動了，另一人則被趕出了城鎮；還有一個人是來自高階中學的教師，眾所周知他擁護共和制，他也被調離了諾特海姆。

不過，國社黨不只對開除反對派感興趣。國社黨也關心著將教育爭取為對新政權的一種積極支援。根據城鎮的官方歷史學家於1936年所寫的：

學校的任務不再只是傳授知識；緊隨其後的就是以國家社會主義願望培養正在成長中的青年男女的需要，也就是讓成年人感知到「社群」的意義並且想要加入社群。因此統一國家的鬥爭已經變成了教育的基本內容……為了培養人們的強健體魄和堅強意志，讓他們能夠在我們這個時代的民族鬥爭中對抗敵人：除了常規的提升智力之外，學校還承擔了新的任務。

將學校轉變為新國家的意識形態堡壘的過程幾乎是馬上就開始了。1933年引入了新的教科書。現有的學校圖書館都被奪走了「墮落的」作品，入藏的書都是讚美民族主義和軍事主義的。教師們都要聽關於制訂需要教授的歷史和其他敏感課程的總路線的講座。關於「種族理論」和日耳曼人史前史的新課程被引入了。針對教師的講座和「學校課程」一直在繼續。在一次接一次的會議中，通常會重申相同的主題。教師們小心翼翼地準確記錄下總路線，因為訊息很快就傳開了，希特勒青年團會向國社黨彙報教師們的所作所為。

除了新課程和教授舊課程的新方法，學校還被要求重點強調體育運動和體育課，尤其是射擊和「國防體育」。比如，在科學課上，學生們被要求製作滑翔機模型。納粹的宣傳電影得到了更加廣泛的使用，教室裡都安裝著無線廣播，這樣一來就能聽到宣傳演講了。可以從天主教小學關於獲得新知識的報告中評估出學校生活在多大程度上發生了改變：

必須有旗幟……每個班級都要掛一張元首的照片……賠款表格和購買的手榴彈……學校圖書館被整改了，此外，還能找到格拉夫·勒克納的《大海的惡魔》……學校牆上的照片增加了種族的內容，「在四個世紀內的納粹標誌」，基因法律……1914—1918年的世界大戰地圖就是我們的財產……購買空氣步槍……旗杆……滑翔機模型……

這一過程包含了所有學校。商業和專業學校都引入了「種族歷史」和「政治教育」的課程。即便是為低能者創辦的小規模學校也儘可能地灌輸其責任。

希特勒青年團在所有的轉變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1934年，出現了一場讓學校體制裡的每個學生都加入希特勒青年團或者德國女孩聯盟的運動。現存的學校社團都不存在了。但是隨著希特勒青年團的地位提升，教師的權威卻在很大程度上被削弱了。用前任校長的話說，「幾乎不可能進行教學了」。

儘管有這項運動，但是在納粹掌權的最初兩年，納粹主義中的某一方面內容卻沒能進入學校。這就是反猶主義。一位校長回憶起在他學校裡的三名猶太學生：「他們在任何方面從未陷入過困境。這些孩子們和其他孩子一起從學校畢業。據我所知，其他孩子從未以任何方式侮辱或者騷擾過他們。」後來，猶太孩子們開始按部就班地被學校拒之門外，但並不是在早期。實際上，甚至是支援納粹主義的學生們也和有猶太信仰的其他學生足夠團結，以至於他們從不當著後者的面唱《霍斯特·威塞爾之歌》。但是在其他方面，學校的孩子們都受到了嚴格的灌輸教育。在諾特海姆，相比其他機構，學校成了更活躍的納粹主義工具。

如果說他們在學校取得的成功是鼓勵諾特海姆納粹分子的源泉，那麼另一種教育工具——日報卻不是這樣了。報刊確實都處在嚴格的控制下；《諾特海姆最新訊息》和《哥廷根—格魯本哈根報》都充分地意識到了他們的自由受限。但是在納粹分子眼裡，只有當這些報刊完全歸納粹所有，才能不出問題。

如上所述，1933年9月6日，恩斯特·吉爾曼在國社黨諾特海姆地方小組的一場全體大會上宣佈，每個成員都必須訂購諾特海姆自己的納粹報紙《諾特海姆觀察家報》。該報很快就利用了這一命令。9月23日，每個納粹成員都收到了一份來自《諾特海姆觀察家報》的信，提醒他們吉爾曼的命令並且通知他們從1933年10月1日起就是該報的訂閱者了。一名代理人很快就會正式去確認訂單。

這是增迦納粹報紙發行量的綜合運動的一部分。1934年開始，《諾特海姆觀察家報》不用再關心擴大其讀者人數了，這項職責落到了納粹地方組織中的一個專門官員新聞監察官的身上。新聞監察官的一般任務就是監視該區域內的所有報紙，而其特殊和主要任務就是打造納粹自己的報刊。他被任命為當地納粹報紙的一名普通記者，報道每一個有新聞價值的事件，「……以便他能夠首先把所有的訊息告訴我們的媒體……這樣一來，那些胖乎乎的市民們就知道我們到處都有耳目，只有這樣，這些人才能讓自己適應新德國。」而且，這個新聞監察官盡其所能去支援納粹報刊，削弱非納粹報刊。他特別要保持非黨派報刊的秩序。

在諾特海姆，這些基本規則被解讀成意味著《諾特海姆最新訊息》和《哥廷根—格魯本哈根報》都將會被取締。然而，隨著埃哈特·克諾佩爾為《諾特海姆最新訊息》寫新聞，國社黨就很難對該報進行抱怨了。在早期與災難擦肩而過後，諾佩爾變得特別謹慎小心了。實際上，《諾特海姆最新訊息》遵循著納粹路線，跟隨著每次變動。然而，最後諾特海姆的納粹新聞監察官發現了一些很明顯的卻沒有被其他人注意到的事情。自從《諾特海姆最新訊息》創刊以來，該報的報頭上就有一句口號——「祖國高於黨派」。在帝國時期和魏瑪共和國時期，這大概是一種無可挑剔的情感表達。然而，在納粹國家，這是一種叛逆，因為這提出了一種國家和黨派是可以區分的異端觀念。如果埃哈特·克諾佩爾考慮到這一點的話，他本應該立即捨棄這個會惹麻煩的口號。但報頭是每個人都會看卻很少有人會注意的內容，直到1933年12月初的某一天，諾特海姆的納粹新聞監察官才發現。

《諾特海姆最新訊息》立即就被查封了。克諾佩爾和該報的出版商不得不進行最卑微的道歉，他們在幕後運作了很長時間才在10天后獲得了重新發行的許可。不用說，報頭必須被去掉。國社黨認為這種暫時的停刊會成為致命的打擊。

事實上，這給了《諾特海姆最新訊息》新生的機會。直到停刊為止，《諾特海姆最新訊息》的發行量一直在穩定下降。在該報被查封的時候，訂閱者卻蜂擁而來。該報的記者認為這是大眾對第三帝國不滿的第一個跡象。很有可能，只是諾特海姆人的好奇心被激發起來了。在審查制度盛行的年代，只要是《諾特海姆最新訊息》被禁止的內容，當然都會成為令人感興趣的閱讀內容。因此，《諾特海姆最新訊息》贏回了讀者，而且因為其內容寫得好而精準，都是第一手新聞，一直保持著訂閱量。也許那個記者是對的，諾特海姆人是出於抗議心理來讀該報的（這是一個極大的諷刺，因為出版商最不感興趣的就是成為抵抗的象徵），但是不管怎樣，此後《諾特海姆最新訊息》在經濟上是有保障的。納粹分子厭惡地揮舞著他們的雙手，而《諾特海姆最新訊息》一直容忍，不過都是偶爾遭受騷擾。

雖然諾特海姆的納粹分子願意忍受《諾特海姆最新訊息》，但是他們決定完全根除《哥廷根—格魯本哈根報》。這部分是因為他們厭惡「反動派」，比如該報的所有者和主編威廉·羅爾，還有部分是因為羅爾直接頂撞了納粹分子。雖然《哥廷根—格魯本哈根報》已經是在垂死掙扎的報紙了，羅爾還是認為這滯後的發行量是因為納粹的壓力（這當然也是真的）。他甚至直接寫信給該區內的新聞監察官，尋求對抗「非法競爭」的幫助。這刺激了《諾特海姆觀察家報》，該報在社論中不斷攻擊羅爾。他被指責絲毫不瞭解國家社會主義，一直接受猶太人的廣告（他確實這樣做了），發表關於諾特海姆國社黨所作所為的錯誤報道。他還在一些小問題上受到煩擾。1934年夏天，《諾特海姆觀察家報》拒絕和《哥廷根—格魯本哈根報》進行通常禮貌的交換報紙。羅爾被次要的納粹人物要求發表直接針對他自己的毀謗性詩歌。他一再被諾特海姆的新聞監察官指責犯有小的過失罪。

最終，羅爾開始寫信向其朋友求助。附近城鎮的一個編輯告訴他《諾特海姆觀察家報》的編輯過去曾經犯了盜用公款罪、偽證罪和逃脫債務罪，但是這對《哥廷根—格魯本哈根報》什麼幫助都沒有。一位羅爾寫信求助的詩人盡他的可能去和納粹的省黨部領袖交涉，但是卻被告知《哥廷根—格魯本哈根報》毫無希望了。

因此無論羅爾向誰求助，他都陷入了困境。他自己家裡的剩餘財產能讓他以個人損失來出版《哥廷根—格魯本哈根報》，但是最終發行量驟減到了每次發行都是徒勞的行動。1937年初，他屈服了，以少得可憐的價格將報紙賣給了《諾特海姆最新訊息》，簽署了不再出版任何東西的協議，並且退休了。不久之後他就死了。他對納粹掌權確實作出了巨大的貢獻；他對他們的成功，以及他們以武力反對「馬克思主義」感到高興；他完全被他們傷害了。

國社黨發起的建立自己在報刊方面壟斷地位的鬥爭還是發生了，雖然《諾特海姆最新訊息》和《哥廷根—格魯本哈根報》只發表國社黨讓他們發表的內容，而且是以納粹分子想讓他們發表的方式發表的。任何人哪怕只是溫和地批評《諾特海姆觀察家報》都會被吉爾曼報復性地威脅。從第三帝國的最初期開始，諾特海姆的所有報紙都是宣傳納粹專制的積極和有效的工具。類似地，幾乎所有在1933年春天被「一體化」的組織最終都成了納粹的宣傳工具。基本上，在第三帝國最初的幾個月，逃脫了「一體化」的一群組織是退伍軍人和愛國主義團體。這一疏忽接下來就得到了糾正。1933年11月，「基弗霍伊澤會」的所有前退伍軍人和類似組織都被整合入衝鋒隊的「第二儲備隊」。因此，他們被置於納粹紀律的直接約束下，需要參加遊行示威，等等。

其他服務於納粹目的的民族主義團體都被有條不紊地推進了。「德國戰爭墓地保護人民聯盟」就是這樣。納粹支援的影響在他們的年籌款中明顯地體現出來了，1930年是31馬克，1932年是37馬克，而1933年當衝鋒隊幫助進行籌款時是187馬克。同樣地，「海外領土上的德意志王國聯盟」也從一個小團體發展成了重要的團體。這一團體當然是在對外政策中提出納粹訴求的完美工具。

納粹最主要的努力之一是在諾特海姆開始擴大滑翔機團體。1933年9月，城鎮中建造了第二個滑翔機，在獻詞演講中，吉爾曼重點強調了滑翔機訓練的軍事重要性。一個納粹滑翔機團體建立起來了，還舉行了一場特殊的模擬轟炸演示的飛行表演。這是在政府的明確命令下進行的，不過諾特海姆的納粹分子表現出了一些主動性。諾特海姆參議院提供了近400馬克的資金援助。

同時，滑翔機和空軍力量得到了加強，國社黨沒有忘記促進民防。1933年9月，諾特海姆創立了由納粹領導的防空協會，城鎮中的所有學校、俱樂部和報紙都被併入其中了。城鎮被劃分為四個區域，為民防目的而組織起來。到11月為止，第一批課程中有250人參加了講座。必須出席。民防學校於1934年5月正式改組，有11名教師。認為即將出現戰爭是納粹統治不變的內容。

另一個用於宣傳並最終被國社黨吞併的機構是鋼盔團。這個組織在第三帝國作為納粹分子的夥伴而開啟了其事業。不過，納粹分子決定控制住這個組織，因為它代表著一種獨立的大眾組織，而這一組織可能是持異議者的潛在聚集地。整個1933年8月，諾特海姆鋼盔團的大部分時間都在讓國社黨確認其忠誠和友善。為此，他們還舉辦了一場特殊的「友誼晚會」，喝了很多酒，跳了很多舞。9月，根據決定，鋼盔團被衝鋒隊統一，也就是說被吸收了。實際的儀式變成了國社黨的宣傳資源，有旗幟、樂隊和某種不自然的節日氣氛。這一程式被拖進了10月，之後鋼盔團就完全不存在了，在接下來的幾個月，只是為了宣傳目的才會被偶爾提及。通過將鋼盔團併入衝鋒隊，該組織成為競爭團體的危險被排除了；而且，更多的諾特海姆人被直接置於納粹紀律的管束下。但與此同時，存在這一組織中的公共精神和熱情被破壞了。

簡而言之，在諾特海姆，成熟的獨裁結構不僅是難以改變且專制的，而且失去了自發性。恐怖體系喚起了回應，但是這種回應缺乏內在熱情。宣傳逐漸變成一種程式。納粹分子成功地在某些領域刺激了真正的熱情，在這些領域內，諾特海姆人通常能夠感受到熱情，比如，市民自豪感方面。

傷害人際關係的一個後果甚至很有可能是犯罪率的上升。從1933年至1935年之間的警方資料證明各種型別的犯罪都有所上升。如下表格給出的資料：

涉及盜竊和詐騙的犯罪的增長尤其明顯：

雖然增長得相當多，但是整體數量仍舊很少。人們幾乎不能說諾特海姆的犯罪浪潮是對獨裁政體建立的回應。不管怎麼說，這些資料是具有暗示性的，和恩斯特·吉爾曼在1934年春天給學校和青年人管理機構的那封有點兒疑惑的信一樣，信上抗議孩子們最近在城鎮公園中惡意破壞灌木（甚至燒燬常青樹）。毫無疑問，吉爾曼對涉及很多納粹黨成員的盜用公款罪案例也頗為疑惑，這些成員後來都被開除了。其他案例中，涉及一位諾特海姆納粹時事通訊的前任編輯和城鎮中的一位衝鋒隊領導，這兩人都盜用了黨派的資金。因盜用公款罪而被開除的人中還有些是市政府獲得新委任的納粹分子，他們一上任就立即把手伸向了所控制的公共基金。吉爾曼進一步發現只有使用威脅開除出黨的手段才能讓其他黨派成員接受甚至是很小的成員責任。腐敗和缺乏責任感的證據並不確鑿，但這卻暗示納粹分子逐漸發現了建立一個無法無天的政權和強迫人們過上一種被迫偽善的生活的後果。

1933年以後，諾特海姆的所有現象都必須置於時代背景下。這一背景的主要特徵是信任的普遍崩潰以及迄今為止團結一致的社會組織的破壞和顛覆。個人的反應通常是迴避，有時也會挑釁。這兩種反應對獨裁統治都是有幫助的：迴避會消除對新體系的威脅；挑釁可以被利用來對抗政權內部或者外部的敵人。但是國社黨承諾的內部團結卻沒有出現。第三帝國並沒有創造理想的人民—社群，而是開啟了一個欺詐、不信任以及進步精神衰退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