俱樂部被「一體化」了嗎？這促進了國家團結和經濟復興。德國必須終止內部分裂，團結一心。

猶太人被抵制和驅逐了嗎？這是一件不幸的事情，但是這只是暫時性的越軌行為，類似於伴隨任何一種革命而發生的行為。此外，這種事情發生得很少。

簡而言之，每個問題都有兩面：人們不能輕易下判斷，要給它們機會來證明自己；有失才有得，好處中總會摻雜些壞處。畢竟，在短短六個月的時間內，城鎮就被統一起來了，經濟問題正在得到解決，沒有什麼比火把照亮的衝鋒隊隊員閃亮的面孔和旗幟的剪影更具有說服力了。納粹黨正在發揮決定性的領導能力，他們統一、專注、無私而且有決心。

而實際上，諾特海姆的納粹組織內部腐化墮落。起初，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對國社黨的抵制就來自納粹隊伍本身。反抗的領導者是舊納粹分子，尤其是那些聚集在威廉·施潘瑙斯身邊的人。他們中絕大多數人是知識分子，其中包括諾特海姆第一個成為納粹分子的教師海因裡希·沃格，以及諾特海姆女子高中的負責人埃德蒙·芬茨拉夫博士。表面上，他們是反對恩斯特·吉爾曼的領導，但實際上，他們是反對暴力行為、破壞和專制方式，他們天真地認為這些有悖於真正的國家社會主義原則。

施潘瑙斯—沃格—芬茨拉夫的「理想主義者的陰謀」一直在醞釀中。早在1932年，恩斯特·吉爾曼領導下的幾個納粹分子就已經變得難以駕馭了。針對他的主要抱怨是他對黨派成員粗魯，而且不體諒他人，他還保護了明顯挪用黨派金錢的諾特海姆納粹女性組織領袖（其中有一次是給她自己買長筒襪）。在希特勒掌權之前的那一年，因為吉爾曼的粗魯行為，許多諾特海姆人不想要加入國社黨。

整個1932年，理想主義團體變得越來越不滿。同時，吉爾曼開始培養自己的追隨者，主要包括一些性格粗魯暴力的人，比如赫爾曼·登茨勒和奧古斯特·烏德。這兩個獨立的納粹團體各自在諾特海姆發展，但是吉爾曼佔據上風，因為恩斯特·吉爾曼是地方小組領袖，能夠通過呼籲國社黨的專制原則來維護自己的地位。

1932年12月，第一場風暴來臨。幾名理想主義者團體的成員要求審計地方小組的財政。吉爾曼明顯濫用了很多黨派資金。他是把錢裝進了自己的口袋裡還是隻是因為疏忽而丟失了，不得而知。但是籌款已經收到，並且沒記入賬簿；入黨費被中飽私囊，並且申請表丟失了；積累了大量難以解釋的債務。起初，吉爾曼還在安撫。他需要理想主義者團體，因為他們是籌款的主要收入來源。1933年1月，理想主義者威脅，如果不對財政不當行為進行解釋，他們就要中斷捐款。吉爾曼被迫採取行動。他利用自己的地位，虛張聲勢，謊話連篇，開除了幾個理想主義者團體成員，同時作為讓步，他撤銷了對納粹女性組織領袖的保護並且開除了她。吉爾曼也對未來可能出現的挑戰做好了應對措施：他清除了黨派的紀律委員會——調查和仲裁委員會有主見的主席奧古斯特·席爾洛，以支援他的人填補了這個職位。通過這樣的方式，他就擁有了一個可靠的武器，可以應對他決定的進一步的開除行動。

然而，這些並沒能修補好裂縫，諾特海姆的納粹組織仍舊處於分裂的危險中，就在此時，阿道夫·希特勒被任命為國家總理的訊息傳來，所有的內部爭吵都被拋諸腦後，納粹分子為了2月和3月的重要任務而團結起來了。在此期間，吉爾曼實際上加強了自己的地位。出於熱情的精神，理想主義者主動提出新的競選捐款。諾特海姆人加入國社黨的高峰讓吉爾曼能夠要求新成員支付更高的入黨費用。他的財政問題很快就解決了。同時，吉爾曼利用自己作為地方小組領袖的地位，在城市中以工作的形式大批地分配恩惠，取代那些在城市僱員大清洗中被開除的人。其他的恩惠還包括他要求司法部長讓一個想要成為律師的人免試就當上律師（他給出的理由是這位申請者之前因為考試委員會對納粹分子有偏見而被拒絕了），他還要求提高希特勒青年團中高中生的分數。很多納粹分子日益依賴恩斯特·吉爾曼，也變得越來越害怕他。他利用自己的地位將城市議會變成了一個無所作為的機構，還塞滿了參議院。所有的抗議都被威脅制止了。

2月和3月，吉爾曼也試著與異議分子修復關係。作為和好的表態，他撤銷了對一些申請者的阻攔，並且開除了那些「在我背後煽動及試圖解除我職務」的人。正如他對國社黨全國登記辦事處所說的，異議分子已經屈服了，他們「嚴重違反黨的紀律」實際上都是受到一個特殊成員的妻子的煽動。還有些人，如教師海因裡希·沃格曾經在納粹主義被禁止的時候冒著失去工作的風險推廣納粹主義。此外，沃格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與吉爾曼一同在軍隊中服役。是時候發揮仁慈之心了。

但是不同意見只是蟄伏起來了。4月，財政問題再次浮現。為了清償最後一筆債務，吉爾曼任意地提高成員會費，對所有成員徵收特別評估稅。同時，理想主義者逐漸意識到其他問題。吉爾曼利用他作為副市長的地位將城市合同分配給他的親戚朋友們。《諾特海姆觀察家報》以威脅的方式強迫人們訂購該報。「捐款」是向商人敲詐勒索來的。市政府中的專制方式日益令人惱火。對理想主義者最糟糕的是，納粹革命並沒有創造出期望中的烏托邦式的人民—社群，而是創造出了腐敗和野蠻的一人獨裁。理想主義者的反抗再次興起。

4月末，因為一次事件，這種反抗爆發出來，當時恩斯特·吉爾曼被一位年長的黨派成員奧古斯特·德林公開指責說謊。地方小組領袖的回應是毆打60歲的德林，於是德林罵吉爾曼是「一個脾氣暴躁的臭小子」。之後，吉爾曼要求由他小心翼翼重建起來的地方調查和仲裁委員會以公開辱罵地方小組領袖並且傷害黨派形象及破壞黨派紀律的名義開除德林。

整個事件激怒了黨派內的反抗分子。5月，衝突變得普遍，6月，吉爾曼展開了大規模的清洗運動。調查和仲裁委員會的行動開始針對沃格、芬茨拉夫、施潘瑙斯和前任（不合作的）地方調查和仲裁委員會主席奧古斯特·席爾洛。所有人都被開除出黨。大區領袖被告知在諾特海姆發現了反對派陰謀。城市議會被迫通過決議：它申請地方學校當局將芬茨拉夫從諾特海姆調走；城鎮參議院被要求開始抵制威廉·施潘瑙斯的書店；各級政府機構被告知沃格被解除市議會議長職位。

威廉·施潘瑙斯對可能會發生的事情保持著警惕。幾乎在吉爾曼開始採取鎮壓陰謀的行動的同時，施潘瑙斯就向大區領袖遞交了一份由大區調查和仲裁委員會進行的全面調查報告。施潘瑙斯認為大區當局會仔細核查他的指控，因為他的黨員編號是整個區域內最小的幾個之一。他也確信一旦國社黨高層官員發現了諾特海姆所發生的事情，他們會開除吉爾曼並且將「真正的國家社會主義歸還」給城鎮。

然而，國社黨的高層官員認識到了施潘瑙斯所不知道的事情——恩斯特·吉爾曼就是他們所需要的那種人。就像吉爾曼完全信任他在諾特海姆的處事方法一樣，大區領袖信任吉爾曼。在整個第三帝國時期，納粹德國所創立的地方管理制度正在變得穩固。唯一的「真正的」國家社會主義者就是像吉爾曼這樣的統治者。其他想法只存在於像施潘瑙斯這樣的理想主義者心中，永遠都不會和納粹主義建立自己的方法相容。

按照施潘瑙斯和芬茨拉夫的要求，大區調查和仲裁委員會於1933年7月初在諾特海姆審理了針對他們的訴訟。被告都被判無罪，所有人都恢復了黨員身份。換句話說，對吉爾曼的控訴都得到了證實。因為這些指控涉及違反公共和納粹黨法律，吉爾曼本應該被剝奪職位。但取而代之的是，他只是被口頭警告，並且被允許按照舊方式行事。這讓威廉·施潘瑙斯確信他想進行清除的願望是痴心妄想。他仍舊是國社黨成員，因為他堅持認為領袖自己某天將會採取行動。沃格最終被調離諾特海姆，不過並沒有失去地位。施潘瑙斯繼續網羅不滿者，收集針對地方小組領袖的證據。但是他變得更加謹慎了，他的朋友們也吸取了教訓。

恩斯特·吉爾曼接下來的行動牢牢地強化了這一教訓，他在接下來的幾年對黨派中的反叛分子進行了一場仇殺。他一直號召調查並且審判席爾洛和德林。他讓芬茨拉夫在諾特海姆的生活變得舉步維艱，這是很容易做到的，因為芬茨拉夫是一所城市學校的校長，而且住在城市所有的一所房子內。當芬茨拉夫最終在其他地方獲得一個職位的時候，吉爾曼安排其他城市的納粹官員抹黑他的名聲，從而阻止他得到工作。因此，任何公然反抗地方小組領袖的人都明白了，無論他們的理由是否正當，之後很長一段時間內都會後悔。

這些問題遠離諾特海姆的一般民眾。人們聽到了謠言，但是爭鬥是關起門來進行的，是在一個相對有限的圈子內。因此，諾特海姆人依舊認為國社黨是統一和專注的。對許多諾特海姆人而言，威廉·施潘瑙斯和他的朋友們的存在仍舊讓他們相信納粹主義有另外一面，一旦「最初的越軌行為」結束，該黨就會專心致志於有建設性的、有成效的工作。再一次，和獲得權力之前的時候一樣，國社黨就是所有人的一切。

不管怎樣，1933年夏末，諾特海姆人有多信任國社黨已經沒那麼重要了。因為經過了最初六個月的掌權，納粹分子已經完全控制住了城鎮。市政府和警察都在納粹分子的控制下。潛在的抵抗被粉碎了。社會交往的中心被分散或者破壞。公眾被組織起來，進行定期的慶祝活動。有很多恐怖行為的例子，並且通過社會強化傳播開來。城鎮已經成為順從新獨裁主義者的工具。納粹革命最重要的任務已經完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