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支援政府的是那些脆弱、無知並且不聰明的人。

——威廉·戈德溫：《探討政治正義及其對道德和幸福的影響》

在納粹統治的前半年，諾特海姆經歷了一場革命。其主要內容是恐怖行動、專制統治、不懈的宣傳、重建社交生活和經濟復興。其全部影響是在令人驚異的短時間內改變了城鎮的基本結構。雖然六個月看起來時間很長，但對諾特海姆人而言好像所有的事情都是立刻就發生了，因為就算將所有革命要素區分開，放在這裡進行分析的話，實際上也是混雜在一片混亂之中的。某天會出現逮捕事件，第二天又會舉行大型的歡呼遊行。城市僱員遭到了清洗，「勞動服務」團隊在肩上扛著鐵鍬去工作。首先是古老的歌唱俱樂部不復存在了，之後出現的是衝鋒隊軍樂隊。閃耀的黑白紅旗，焚燒書籍，響亮的無線電演講，佩戴納粹標誌的學生，穿著靴子的衝鋒隊隊員將一個男人拖入監獄，伴隨著嘶啞歌聲的火炬遊行，牧師為元首祈禱，關於蓋世太保的流言，用錘子修繕房屋，有節奏地高呼「萬歲！」——所有的一切都融合在一個旋轉的萬花筒裡，到1933年夏天為止，城鎮已經被牢牢地控制在了納粹分子手中，完全不可能逆轉這個程式了。

諾特海姆的絕大多數成年人都為此投了贊成票。國社黨掌權之前的那些年，這就是所有人的一切。因此大多數諾特海姆人幾乎並不清楚納粹分子真正做了些什麼，除了他們以某種方式讓事情變得更好了。可以確定的是，只有少數國社黨成員和一些城鎮中的社會民主黨真正期待他們所得到的。因此，一個非常有趣的問題是：城鎮中人對引入納粹獨裁的反應如何？

當然有些人只是利用納粹革命來獲取自己的利益，正如幾乎在任何社會中都會有這種期待的人。希特勒一掌權，城鎮的一個酒吧就安裝了一臺無線電，之後宣傳說能在這裡聽到所有阿道夫·希特勒的演講，而且啤酒價格便宜。整個3月和4月，《諾特海姆最新訊息》每天都有出售納粹旗幟的廣告。城市銀行敦促諾特海姆人以將自己的錢存入儲蓄賬戶的方式來幫助這場偉大的革命。甚至恩斯特·吉爾曼的兄弟都毫無掩飾地為五金店做廣告，聲稱自己是「諾特海姆縣資格最老的黨派成員」。

許多人也認為需要通過加入國社黨來保護他們自己。在一些情況下，社團領導或者工匠大師會加入，這樣一來他們就能待在執行委員會了。其他人想要工作保險。市長彼得斯試著加入國社黨，《諾特海姆最新訊息》的出版商保羅·哈恩瓦爾德也是這麼做的——這兩人都不支援納粹分子，但是他們都有要保護的東西。還有些人為應對日益增長的恐怖行動而加入。導致成員突然湧入的一個官僚主義原因是3月初吉爾曼開始堅持要求每個衝鋒隊隊員也必須是黨派成員（他說，「根據保險條例的要求」）。加入國社黨的高峰開始於2月，就是宣佈希特勒被任命為總理之後。那些搖擺不定或者唯恐損害自己的利益而退縮的人現在都遞交了申請。1933年1月，諾特海姆大約只有100個納粹分子在繳納會費。3月，納粹地方小組暴增至差不多400人。3月中旬出現了真正的成員洪流。這次1933年3月的潮流高峰是如此顯著，以至於舊的納粹分子將新來者視為「maerzgefallene」，這是一個帶有諷刺意味的雙關語，即「3月受惠者」（marchfavors）和「3月受害者」（marchcasualties）。

國社黨收到了太多的申請，以至於他們宣佈5月1日之後不再接受新的申請者，這樣一來，就要清理現有的積壓。這在4月引起了更大的騷動。馮·德·舒倫堡記得4月20日在納粹的縣總部看到大量裝滿申請表的籃子。到5月1日為止，接近1200名諾特海姆人加入納粹黨。幾乎有20%的城鎮成年人登記了。

並不是所有新成員都是因為信奉納粹思想而加入的。納粹控制各機構的方法之一就是要求他們的領導者成為國社黨成員。縣長馮·德·舒倫堡和《諾特海姆最新訊息》的記者埃哈特·克諾佩爾就是這種情況。他們兩人都非常質疑納粹主義，都是因為被要求才加入國社黨。還有些人加入是因為他們將成為國社黨成員視作個人發展不可缺少的先決條件。有兩個教師毫無疑問就是這種情況，他們自信地認為加入納粹黨的話，他們就能確保自己獲得晉升。還有些人加入國社黨只是出於順從的願望，即隨大流，正如下面的故事所說明的：

雨果·施皮斯曼是一個不尋常的案例。直到3月國會選舉，他都猶豫不決。我記得他經常問我的意見：他應不應該加入納粹黨？我常告訴他做他想做的事情，但是似乎沒什麼幫助。納粹選舉成功的第二天，我看到衝鋒隊舉行了一場勝利遊行。遊行隊伍的最後是滿臉笑容的雨果·施皮斯曼。他一邊走著一邊衝我揮手並且大喊道：「我已經做了！」

許多人是因為來自家庭的壓力而被迫加入國社黨。正如某個人所描述的：「有些妻子常說的話就是：‘想想你的家人！’還有些妻子竟然會出門買褐色襯衫並且讓她們的丈夫穿上。」其他人聲稱他們原本一直想要加入納粹黨，但在申請時，受到桑尼旅館所有者寫給恩斯特·吉爾曼的「我是自由的」這一矛盾信條的干擾而未能如願。許多這樣申請加入國社黨的人實際上被地方小組領袖拒絕了，還有些申請者被告知他太冷淡了，或者明顯是個投機主義者，或者之前反對納粹，或者僅僅是因為吉爾曼個人不認可他。還有些人當時加入國社黨並不是因為他們贊同該黨，而是因為他們不贊成該黨，他們認為納粹主義需要一群正派人士，這些人將會從內部引導革命走上溫和的道路。

因此，至少在獻身程度上，新成員之間有著相當大的差別。但是一旦加入國社黨，這些人就被困住了。他們現在受黨的紀律約束，必須在整個過程中提供幫助。黨的組織（從單元組織和片區到最小的單位）一直監視著他們。他們的未來並沒有得到保證，相反，他們變得更不安全了，因為如果他們被驅逐出國社黨，他們就會被打上標籤。那年春天，很多人被驅逐出黨：因為拖欠會費，因為對該黨的「片區管理人」無禮，或者因為完全難以解釋的原因。無論是什麼原因，通常會在很長一段時間內給個人帶來糟糕的麻煩。人們很快就會注意到，提到驅逐那些被認定為沒價值的人時，吉爾曼記性很好。因此，「3月受害者」發現加入國社黨增加了而不是消除了個人焦慮。他們不太可能抵制納粹政府的要求。而且，他們的良知受到了徹底的損害，因為作為該黨成員，他們在最直接的意義上承擔了責任。

如果說許多加入國社黨的城鎮中人仍舊是半信半疑的，那麼也有很多沒加入的諾特海姆人是新體制的熱情支援者。基本上，市民們熱衷於遊行和慶典，對納粹所採取的經濟行動感到高興。他們的感覺就是內部分裂結束了，真正的領袖現在即將來臨。正如一個工藝大師所說的：

我不同意他們所做的每件事情，但是我很高興地看到他們在試著做些事情。主要是人們再次獲得了工作，在某種程度上，他們學會了再次識別生活中的目標和內容。

納粹革命的很多概念和口號都吸引著諾特海姆人。在一個民族主義的時代，民族榮譽和復興的觀念非常有吸引力。充滿活力、有目標並且明顯有明確方向的城市政府對公民意識擁有吸引力。最後，人民—社群的概念令人著迷，雖然其神秘的內涵意味著階級劃分的終結。中產階級尤其被這種「階級應該終結並且只有德國人」的觀念所吸引。就市民對「馬克思主義」的厭惡而言，這似乎很棒，而這是結束階級戰爭的源頭和原因，並且和概念本身一樣重要。社會黨人在社會平等方面的努力是自命不凡層面的例子。納粹的吸引力是愛國主義和仁愛。當社會民主黨發出威脅時，國社黨則喚醒了「位高則任重」的品德，其關注的是外表而非現實。這完美地迎合了諾特海姆人的情感需要，他們因現存的階級結構而沮喪不已；他們因希望建立一個人民—社群，且實際上不用犧牲他們自己的階級地位而受到了極大的鼓舞。

當然，諾特海姆人對革命的許多內容半信半疑。有些人，尤其是保守主義者，只是因為納粹分子屬於低階級才接受他們。正如瑪利亞·哈貝尼希茨的丈夫所說：「只是一個下士如何領導國家？」還有些人對逮捕、消滅反對者、破壞社交生活，尤其是新的反猶主義的暴力行為感到不安。但是有對這些內容進行合理解釋的方法。

社會民主黨是因為暴力而被粉碎，工會是因為暴力而被解散的嗎？他們是一群傲慢的製造麻煩者，完全是自討苦吃。

是否有逮捕和搜查住所？看看那些被發現的武器吧！根據之前的記錄，馬克思主義者很明顯在密謀使用暴力。

所有的反對派都被扼殺了，只有國社黨是合法的黨派嗎？德國的主要問題一直是無意義的政治衝突和黨派分裂。任何想要代表的人都可以加入國社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