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關於魏瑪共和國末期第三帝國初期某個德國小鎮的歷史。我們試圖理解20世紀核心的政治和道德議題之一：文明的民主政治如何淪陷為恐怖的獨裁專政？我選擇以研究某個小鎮的方式來解決這個問題，這在某種程度上是因為現存的納粹革命研究沒有從地方角度進行。有本書是關於布倫瑞克省的納粹黨—保守黨聯盟的，還有本書是關於石勒蘇益格—荷爾斯泰因地區各省納粹化的（在實際掌權前，這兩個地方的納粹都是軟弱無力的），但在我進行現在這項研究之前，並沒有作品涵蓋納粹革命的整個時期或是關注某個特定的地方。

納粹在地方上的措施是德意志第三帝國建立的關鍵。掌權之前，希特勒在地方黨派組織的高超技巧和適應能力讓他獲得了極大的支援。1933年春天的實際掌權主要是自下而上進行的，儘管希特勒身為德國總理的身份確實提供了便利和可能性。而元首登上權力頂峰是因為他的追隨者們在最底層、在基層很成功。

單一的組織遠不能充分地反映整體。就很多方面而言，這本書的主題並不是一個普通的德國城鎮。這裡有大量的中產階級；這裡和鄉村的關係更為密切，工業化程度沒有其他德國城鎮那麼高；這裡有更多的路德派教徒；這裡更早地轉向了納粹主義，比德國的其他地方更加堅定地支援納粹主義。而這裡確實有代表性：在納粹黨的激進主義方面、在社會民主黨的社會力量和弱勢方面、在國家主義中產階級的態度方面、在投票趨勢方面、在政治活動和派系暴力的發展方面，也許還有其他內容，只有對其他城鎮進行類似的詳細研究時，這些內容才會變得明顯。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這並不是真正的微觀研究，不過這對更廣泛的趨勢是有益的。我認為這一研究至少明確證明了納粹革命在某一特定區域具有各種不同的內容。

如果說微觀研究的缺點是不具有代表性，那麼其優點就是可以進行深入而細緻的研究。作用因素越少，歷史學家越有可能全面地瞭解所有的內容。可變因素是有限的，於是，對背景要有全面和相對穩定的瞭解。即時性和真實性增強了。人們可以將行動置於日常生活模式中，從而判斷出為什麼個人採取這樣的行動，為什麼德國人做出讓希特勒掌權這樣的選擇。正是這種可能性，而非其他內容，引導我去研究一個城鎮的命運，要不然的話，這個城鎮在一般有關納粹主義興起的研究中甚至都不值得做個腳註。

革命、恐怖行動、戰爭和侵略的破壞性結果嚴重限制了有關這項研究的原始材料的數量和型別。幸虧有當地人的配合，儲存下來的絕大部分公開和私人檔案才可以隨我使用。相當多的當地人同意接受採訪，因此我能詢問大部分主要人物，從而找到合意的普遍的代表性人物。可以將他們的回憶、感想與當時的檔案、報紙的描述相對照與核查。結果收集到了相當多的細節，其中很多細節並沒有被收入本書中，但可以在我的博士論文中找到。

在我第一次有了進行研究的想法時，康涅狄格大學的哈里·馬克斯博士給了我至關重要的鼓勵，我很感謝他。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的准許讓這項研究成為可能。海因裡希·愛格林博士給了我寶貴的意見和實際的幫助，卡爾·羅斯坎普博士將他在錯綜複雜的德國稅收統計方面的有益經驗告訴了我。我的兩位優秀的老師——明尼蘇達大學的哈羅德·多伊奇教授和威廉·萊特教授，我的兩位樂於助人的同事——密蘇里大學的戴維·平克尼教授和羅德里克·麥克格里教授，還有施羅德·l.溫伯格教授以及勞爾·希爾伯格教授，向我提供了各種各樣的修改意見。我的妻子盧埃拉·s.阿倫認真地傾聽並且給了我極大的精神支援。我懷著感激之情對每個人的善意表示感謝，我可以肯定這部作品包含的任何見解都具有一定的集體性質，但是實際的表述以及書中存在的任何缺陷都只是我一個人的責任。

世界上的小城鎮在兩個方面有共同點：很少的隱私和大量的流言。在開始這項研究前，我就得出了結論：不僅應該為那些提供訊息的人和主要人物的姓名保密，而且要隱瞞這個城鎮的真實名字。因此，人們不可能在地圖上或者百科全書中找到「塔爾伯格」。這一預防措施也是我對市政官員和受訪者許下的承諾之一。想要進行研究的學者們可以在明尼蘇達州大學歷史系找到這個城鎮的資訊以及一系列資料的詳細資訊等檔案。

還有一個可供參考的關於受訪人物的詳細列表。而且，在每一個受訪者的記錄中都專門描述了他們第一次在書中出現的頁碼。在這項研究中，並沒有提供塔爾伯格那些人的真實姓名。創造如此多的名字耗費了很多想象力，如果有讀者在書中發現了自己的名字，我希望他相信這只是一個巧合。

威廉·謝里登·阿倫

1965年於密蘇里州哥倫比亞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