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到郵件時，我的手指在鍵盤上僵住了。郵件的標題是：「這是個派對……請著黑色禮服出席！」寄件人是邁特，朱莉的丈夫。我決定先把郵件放在一邊，等今天所有來訪者的治療都結束了再開啟看。我不想在進行下一個治療之前開啟朱莉葬禮的邀請函。

我再次想到了痛苦的等級。我第一次為朱莉進行治療時，我以為聽過了朱莉的ct報告和腫瘤診斷之後，會很難再聽得進別的來訪者講什麼「我覺得保姆又在偷我的東西了」，或是「為什麼我總是不能在性愛中做到殷勤主動？」

「你覺得這些事兒能算是個事兒嗎？」我很怕自己會在腦子裡這麼想。

但事實證明，和朱莉的交流讓我變得更有慈悲心了。因為別的來訪者的問題也同樣重要：他們把自己的信任交到別人手上，請別人幫忙照顧孩子，卻只換來那個人的背叛；當他們被自己的另一半拒絕時，他們感到羞恥和空虛。藏在這些細節背後的問題和朱莉必須面對的是同一個問題：在一個充滿不確定性的世界裡要怎麼做才能感到安全呢？要如何與別人溝通呢？對朱莉的治療甚至讓我對其他來訪者產生了更大的責任感。每個小時對我們每個人來說都很寶貴，我希望自己能和每個來訪者充分利用治療中的每分鐘。

當那天的最後一個來訪者離開之後，我慢吞吞地寫著病歷，想在開啟那封郵件之前再拖延一些時間。邀請函中有朱莉寫的一段話，她向大家解釋說，她希望大家來參加這個「把你眼睛哭瞎的告別派對」，而且希望她還單身的朋友們把握這個聚會，「因為如果你和你的另一半是在一個葬禮上相遇的，那你們永遠都會記得愛與生命是多麼重要，也就不容易拘泥於其他小事了。」郵件中還有一個連結，點選之後會跳轉到朱莉的訃告，就是她在我辦公室裡精心撰寫的那份。

我回信向邁特表示了哀悼，一分鐘之後，我收到了另一封郵件，那是邁特替朱莉轉寄給我的。郵件裡寫道：「因為我已經死了，所以我就長話短說。你答應過會出席我的告別儀式，如果你沒來我會知道的。請記得幫我妹妹應付一下艾琳阿姨，就是那個一直……你知道是誰。反正我的事你都知道。」

郵件的末尾還有一句來自邁特的附言：「懇請您與我們共聚。」

我當然也想去，在向朱莉作出承諾之前，我也已經考慮到了潛在的複雜性。在這種情況下，並不是每個治療師都會作出同樣的選擇。有人會擔心這個舉動算不算逾越了界線——因為這應該算是過度投入了。而且似乎大家都認為，面對來訪者的離世，治療師就該把自己人性化的情感都收拾起來。或許在某些情況下這是對的，但想想也很奇怪吧，畢竟治療師的專業就是處理人類的情緒。其他職業就沒有這種困擾：如果朱莉的律師、整骨醫生，或是腫瘤醫生出席她的葬禮，別人連眼睛都不會眨一下。但說到心理治療師，大家就覺得我們必須要保持距離。可如果我們的出現能讓來訪者的家屬得到寬慰呢？如果這也能讓治療師本人得到安慰呢？

大多數情況下，治療師只會在私底下為來訪者的離世感到悲傷。除了我督導小組的同事們，以及溫德爾之外，我還能和誰說起朱莉的死呢？即便如此，他們也不會像我那樣瞭解朱莉，不會像她的家人和朋友那樣瞭解她。她的家人和朋友可以聚在一起釋放悲傷，治療師卻只能獨自面對。

即使我出席了葬禮，還是要考慮保密的問題，我們保護來訪者隱私的職責並不會因為他們離世而消失。比如說，當一個丈夫選擇自殺的時候，他的妻子可能會打電話給丈夫的治療師，想要得到某個答案，但治療師依然不能違反職業規定，那些病歷和治療中的談話內容都是受到保護的。同理，如果在某個來訪者的葬禮上有人問我是怎麼認識死者的，我也不能實話實說。如果死者是意外身亡——比如自殺、吸毒過量、心臟病發，或者車禍，那問題可能會比朱莉的情況更復雜。但無論如何，作為一名治療師，我們要和來訪者討論各種問題——而朱莉和我討論了她的願望，她想要我參加她的葬禮。

「你說過要陪我到最後的，」她在臨終前一個月時歪著嘴笑著對我說道，「你可不能在我的葬禮上拋棄我，是不是？」

在朱莉生命中的最後幾周，我們探討了她想如何向自己的家人和朋友告別。「你想要留給他們些什麼？你又想他們給你留下些什麼？」

我們談的不是那些扭轉形象的臨終對話——那些大多是虛幻的空談。人們祈求臨終時平靜、清醒，得到理解和治癒，但臨終階段往往是混合著藥物、恐懼、困惑、虛弱的大雜燴。所以我們必須「現在」就成為自己想成為的人，在我們還有能力變得更開放更豁達的時候就採取行動。如果我們拖延了太久，就會有許多事情一直懸而不決。我記得曾經有個來訪者，他的生父一直都想和他建立聯絡，但他猶豫了很多年。當他終於下定決心後才絕望地得知他父親已經陷入昏迷，沒有知覺了，一週後他父親就過世了。

有時我們也會過分強調最後一刻的重要性，讓它們蓋過了在那之前會發生的一切。我有一個來訪者，他妻子在和他發生爭執時突然倒下就過世了；當時他還在為自己辯護，解釋自己為什麼沒有完成分內的洗衣家務。「她是因為對我生氣才死掉的，她當時肯定覺得我是個笨蛋。」我的來訪者說道。但其實他倆的婚姻關係很牢固，彼此也深愛著對方。但就這麼一次小爭執卻成了他們最後的對話，本來無關緊要的一段小插曲卻變得有如千斤重。

在朱莉最後的日子裡，她在治療中睡著的次數變得越來越多了。如果說之前每當她來見我的時候就像是時間停止了，現在我們的治療就像是在為她的死亡進行彩排——她在演練靜止的感覺，練習如何不害怕獨自面對末日。

「差一點總是最難的，對不對？」她在某一個下午這樣對我說，「差一點就得到什麼了。差一點就要懷上孩子了。差一點就得到一張沒有問題的掃描報告了。差一點就完全擺脫癌症了。」但我心裡想的是，有多少人不去嘗試他們生命中真正想要的東西，就是因為如果離達成目標只差一點，會比一開始就不去嘗試更令人痛苦。

在那幾次奢侈而安靜的治療中，朱莉說起她想在家中死去。而我們的最後幾次治療，我也是去她家見的她。她的床邊放滿了她愛的每一個人的照片，她有時會玩拼字遊戲，有時看看《鑽石求千金》的重播，聽聽她最愛的音樂，接待一下來訪的朋友。

到了最後的最後，朱莉連這些消遣也無法享受了。她對家裡人說，「我很想活下去，但我不想這樣活下去。」他們知道這意味著朱莉會停止進食，但其實大部分的食物她早就無法下嚥了。當她意識到自己餘下的生命已經無法維持她想要的生活時，她的身體自然地順應了她的意志，沒幾天她就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