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個關於迴避的故事，對嗎？」我說。

「嗯，某種程度上來說，是的。」溫德爾回答道，「但我想說的是——不確定性。這是一個關於不確定性的故事。」

可不是嗎，我想，不確定性。

我也總會從來訪者的角度去考慮他們要面對的不確定性。例如約翰和瑪戈能不能繼續走下去？夏洛特會不會戒酒？但現在，我自己的生活似乎也充滿了很多不確定性。我還能恢復健康嗎？我還能找到合適的伴侶嗎？我的寫作生涯會一帆風順嗎？我的下半生將是什麼樣的呢？——如果我真能活那麼久的話。我曾經告訴過溫德爾，要繞過那些囚牢裡的欄杆對我來說很難，因為我不知道我想去哪兒。我可以獲得自由，但出去之後該往哪兒去呢？

記得有一個來訪者跟我說過，有一天她下班回家，正要把車停進自家車庫的時候，迎接她的卻是一名持槍闖入者。她很快意識到這名歹徒的同夥正在她家裡，跟她的孩子們和保姆在一起。在經歷了可怕的折磨之後，幸好鄰居報警解救了他們。來訪者告訴我，最可怕的不是這個經歷本身，而是這事摧毀了她原本的安全感，現在看來，原本自以為是的安全感是多麼虛幻。

然而，不管她自己是否意識得到，她依舊抱有這種不切實際的幻想。

「那在你把車開進新車庫的時候，你會感覺擔心嗎？」我問道。那件事給他們全家造成了太大的創傷，令他們無法繼續在犯罪現場居住下去，於是只好搬了新家。

「當然不會啊，」她說，彷彿我問的是一個荒謬的問題。「發生兩次？這種機率多麼微乎其微！」

我跟溫德爾說了這事，他聽完點點頭：「你怎麼理解她的回答？」

溫德爾和我很少談論我的工作，但現在我覺得很緊張。有時我會想，如果是溫德爾來治療我的來訪者，他會怎麼做呢？他會對瑞塔或約翰說些什麼？如果換一個治療師，那整個心理治療的體驗都會不一樣，因為沒有兩個醫生的處理方法會是完全一樣的。再加上溫德爾在這一行要比我資深很多，我總覺得他就像是我的老師，就像《星球大戰》裡的天行者和尤達一樣。

「我認為我們都希望這個世界是理性的，而這也是她在生活中掌控不確定性的方法。一旦你知道了一個真相，你就無法退回到未知的狀態。但與此同時，為了保護自己不受這個真相的影響，她說服自己相信不會再次遇到襲擊。」我停頓了一下，「這個考試我及格了嗎？」

溫德爾剛張開嘴，我就知道他想說：這不是什麼考試。

「所以，」我沒有給他說出口的機會，「你也這麼想嗎？你如何理解她在面對不確定性時表現出來的確定態度？」

「跟你一樣。我也在試著用你理解她的方式來理解你。」溫德爾說。

溫德爾和我回顧了一遍我跟他說過的那些困擾我的問題：分手、寫書、我自己的健康問題、我父親的健康問題、我兒子很快就要長成大孩子了。我會在談話中提及一些看似不經意的日常觀察和發現，例如：「我聽電臺節目說，如今美國總人口的一半都是在七十年代之後出生的！」我說到的每一件事都帶著不確定性的影子。我還能活多久？在我死之前又會發生些什麼？我對這些事有多少掌控權？但溫德爾說，我也像我的來訪者一樣，已經找到了自己面對這個問題的方法。如果我把自己的生活搞砸了，我就可以給自己找一條死路，而不是等著厄運來找我。雖然最終結果不是我想要的，但至少是我自己選的。這就像削掉自己的鼻子毀容一樣，是在以自損的方式跟現實叫板，彷彿在說：「命運，你沒想到我還有這一招吧！」

我嘗試理解了一下這個悖論：將自毀前程作為取得控制權的方式——「如果我自己把生活搞砸了，我就可以給自己找一條死路，而不是等著厄運來找我。」如果我死守著一段註定失敗的關係，如果我親手葬送自己的事業，如果我因為害怕就不去正視自己身體上的問題，那我就能讓自己雖生猶死——但至少，這都是我自己選的。

著名學者和精神醫學大師歐文·亞隆經常說，心理治療是一種自我理解的存在性體驗，正因如此，治療師總是根據每個來訪者的具體情況去調整治療方式，而不是隻關注來訪者心理問題的類別。兩個來訪者可能會遇到同樣的心理問題——好比說，他們都不敢在感情關係中表現出自己脆弱的一面——但我們對他們採取的治療方法可能會不一樣。心理治療的過程是極其特殊的，沒有一種一刀切的方式能幫助所有人面對他們最深層的存在性恐懼——也就是亞隆提出的「終極問題」。

這四個終極問題是：死亡、孤獨、自由和無意義。死亡，當然是一種本能的恐懼，我們經常壓抑它，但隨著年齡的增長，對死亡的恐懼就會逐漸增加。我們害怕的不僅是死亡本身，而是那種消亡，那種身份認同的喪失，失去年輕的、有活力的自己。我們要如何對抗這種恐懼呢？有時我們拒絕成長，有時我們自我摧毀，有時我們斷然無視即將到來的死亡。但亞隆在《存在主義心理治療》這本書裡寫道，我們對死亡的認識能夠幫助我們活得更充實，而且可以減少——而不是增加——我們的焦慮。

朱莉和她那些「詭異」的冒險，就完美地詮釋了這個道理。直到我開始「醫學探秘之旅」之前，我從未想過「死」這件事，即使在生病之後，還有男友的出現讓我可以分散注意力，逃避對失去職業生涯和失去生命的恐懼。同時，他的出現也消除了我對孤獨的恐懼——這也是四大終極問題之一。單獨監禁會讓囚犯精神崩潰是有其原因的：孤立會讓他們產生幻覺，引發恐慌、偏執、絕望、注意力無法集中、強迫行為以及自殺的念頭。當這些囚徒被釋放之後，往往會出現社交能力萎縮，使他們無法與他人互動。其實，正常人也要面對快速生活所帶來的不斷增長的渴求和慾望，還有內心的孤獨感；當出獄的囚犯面對社會，或許也是同樣的情形，只不過情況更極端一些。

第三個終極問題是：對自由的渴望，以及自由帶給我們的所有存在性困境。從表面上看，自由這個問題簡直就是個笑話，因為如果像溫德爾所指出的那樣，如果我願意繞過那些囚牢裡的欄杆，我想要多少自由都唾手可得。但事實上，隨著年齡的增長，人們不得不面對更多的限制。轉換職業會變得更難，移居到另一個城市會變得更難，要另找一個結婚物件也會更難。年紀越大，生活就越固化，有時人們會渴望年輕時的自由。但對於孩子們來說，自己的行為被父母定下的規矩約束著，他們唯一能自由支配的就是自己的情緒。至少他們每過一段時間就可以肆無忌憚地大哭一場，大笑一場，或是耍個小孩子脾氣。他們也有權利擁有遠大的夢想，可以不加掩飾地表達渴望，而像我這個年紀的人，大多已經失去了情緒上的自由。這就是我接受心理治療的原因——試圖再次解放自己的情緒。

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我的這次中年危機更多的是要讓自己開放，而不是自閉；是要讓自己去拓展新的領域，而不是給自己設限；是一次重生，而不是消亡。我記得溫德爾說過，我渴望被拯救。但溫德爾不是來拯救我，也不是來為我解決問題的，他的存在是要引導我正視自己的人生，繼而走好生活中的每一步，在不摧毀自我的前提下應對生活的無常。

我開始意識到，不確定性並不代表著喪失希望，而是意味著還存在可能性。我不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這怎能不叫人興奮呢？我要做的是想辦法最大限度地活出自己的精彩，不管有沒有生病，不管有沒有另一半，也不管時間如何無情地流過。

所以，接下來我將不得不仔細審視第四個終極問題：無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