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病被希波克拉底以希臘語中的「子宮」命名為歇斯底里症（癔症）。但到西元前五世紀，希波克拉底自己注意到香氛治療似乎對這個病並沒有什麼療效，於是，治療患有癔症的女性的手段從香薰和香料轉變成了運動、按摩和熱水浴。這一直延續到十三世紀初，那時人們認為女性和魔鬼之間存在某種聯絡。

隨之而來的新型治療方法，自然是驅魔了。

最後，到了十七世紀末，癔症被認為與大腦相關，而不是源於魔鬼或子宮。時至今日，關於應該如何認識那些無法從功能上給出解釋的症狀，依然存在許多爭議。最新的icd-10sup/sup中，在「精神和行為障礙分類」裡將「存在運動喪失或運動功能受妨礙的轉換性障礙」歸為分離（轉換）性障礙，而且「癔症」這個詞也被收入這個子類，而dsm-5sup/sup則將轉換性障礙列為「軀體症狀障礙」。

有趣的是，轉換性障礙更容易出現在規則嚴格的文化中，以及情感表達機會不多的環境裡。但總的來說，這一疾病的診斷在過去五十年中有所下降，原因可能有兩個：首先，醫生們不再將梅毒症狀誤診為轉換性障礙；其二，過去罹患轉換性障礙的那些「歇斯底里」的女性，往往都要應對受約束的性別角色，這和現代女效能夠享受到的自由有天壤之別。

儘管如此，這位穿著牛仔靴的神經科專家在瀏覽了一遍我的求醫歷程之後，抬起頭看著我，對我笑笑，就像是看著一個天真的孩子或是做白日夢的大人。

「你太多慮了。」他用他的義大利口音說道。然後他斷定我一定是壓力太大了——作為單親媽媽要兼顧工作和家庭，以及其他種種——他認為我需要的是去做一次按摩，再好好睡一覺。然後，在他將我確診為轉換性障礙（用他的話說：「焦慮」）之後，他給我開了一些褪黑素，並叮囑我一週要做一次按摩水療。他還說，雖然我看上去像個「帕金森症患者」，頂著兩個大眼袋，還有震顫的症狀，但我得的不是帕金森症，這些症狀也可能是睡眠不足引起的。當我解釋說疲勞導致我睡眠過多而不是不足（所以男友才會獨自醒來，遇到我兒子要他欣賞自己的樂高作品），牛仔靴醫生笑了：「啊，你睡得多，但你睡得不好。」

內科醫生堅信我沒有轉換性障礙，不僅因為我的症狀都是慢性的，而且正在變得越來越糟，更因為我看過的每一個專家都還是發現了一些小問題（肺部過度充氣、血液中某種物質的含量明顯過高、腫脹的扁桃體、那些散落在我眼睛裡的沉澱物、腦部掃描中發現的「多餘間隙」，當然還有那些來勢洶洶的皮疹）。專家們只是不知道如何把這些資料綜合起來。有幾個專家說，有可能這些症狀和我的dna有關，可能是基因中存在缺陷。他們想要檢測我的基因序列，看看能發現什麼。但基因篩查不在醫療保險的範圍之內——雖然醫生們申請了很多次，都沒有用——保險公司的理由是，如果我真的患有一種尚未被發現的遺傳病，那也就不存在治療的方法。

所以這對我的病情不會有幫助。

你或許無法想象，儘管深陷頑疾，面對外界我還是裝作若無其事——我很少跟人分享我的「醫學探秘之旅」，甚至對男友也守口如瓶。但我這麼做是有理由的。首先，即使我想告訴別人我的狀況，我也沒辦法解釋清楚，我無法明確地告訴別人「我得了某某病」。就像得了憂鬱症或某種有名字的疑難雜症的病人，都很難跟別人解釋他們的病症，因為對於沒有經歷過這些疾病的人來說，那些症狀顯得無法名狀又無法量化。別人會覺得：你是情緒低落嗎？要振作起來啊！

我的症狀在局外人看來就跟情緒低落一樣含糊不清。我想象人們聽了我的故事之後可能會納悶：一個人怎麼可以病得這麼重，還搞不清楚自己得的是什麼病？怎麼會讓這麼多醫生都手足無措？

換句話說，就算在穿牛仔靴的神經科醫生明確表示我得的是癔症之前，我也知道很可能有人會跟我說我的問題都是自己想出來的。但現實中，見完牛仔靴醫生之後，我的電子病歷裡面就多了一條——「焦慮」。之後我再去看病，每一位醫生都會在我的病歷首頁看到這兩個字。雖然嚴格來說這也沒錯——我確實為那本「不幸的幸福之書」和我自己的健康狀況感到焦慮，當然後來我又為分手感到焦慮——但我覺得被貼上這個標籤之後，所有的症狀都逃不過被解讀為焦慮的結果，而那些症狀本身都變得不可信了。所以我對別人絕口不提，就是不想被人懷疑我體內有個「徘徊的子宮」。

另外還有一個原因。在男友和我剛開始約會時，我們還處在熱戀期，會就各種話題聊上好幾個小時，那會兒男友曾提起過，他在認識我之前和一個頗為心儀的女人約會過幾次，但當他得知那位女士關節有些問題，以至於她無法爬山之後，他就不再和她約會了。我問男友為什麼，因為畢竟那也不是什麼很嚴重的病，聽上去更像是常見的關節炎。畢竟我們都已經是中年人了，更何況男友也不是什麼徒步愛好者。

「如果有一天她真的病了，我可不想照顧她。」他一邊和我分享著甜品，一邊說，「如果我們是結婚二十年的老夫老妻，那她病了就是另一碼事了。但如果剛認識就知道她身體不好，那何必要投入進去呢？」

「但我們任何人都有可能會生病呀。」我說。那時我還不覺得自己屬於「病人」。我覺得我的症狀是暫時的（只是一時的系統錯誤），或是可以被治癒的（也許是甲狀腺失調）。但後來，當我的「醫學探秘之旅」進行得如火如荼的時候，我的否認變成了一種奇妙的想法：只要還沒確診，我就可以無限期推遲跟男友說這個事兒；而如果最終結果沒什麼事，那我也永遠不用跟男友坦白什麼。他（有時候）會知道我在做各種檢查，或是聽到我說感覺自己不對勁，但我會借用牛仔靴醫生對我各種疲勞症狀的診斷：因為我是個忙碌的職場媽媽。有時我也會開玩笑說自己年紀大了。我不想冒險向他坦白我可能身患頑疾，或者我總是臆想自己有病。我不想以此來考驗他對我的愛。

與此同時，我被髮生在自己身上的一切嚇壞了，我一直希望這些症狀會自行消失。我想著，我要和男友一起步入未來，這才是我該專注的事情。這也就是為什麼即使當時有徵兆表明我們彼此並不合適，也都被我無視了。我一心想著如果那個未來落空了，我就不得不面對一本未動筆的書和一具病體。

但現在，那個未來已然落空了。

所以我不禁要想，男友離開我是因為我病了嗎？或是因為他覺得我固執地認為自己病了？還是因為我沒有像他一樣坦承自己是什麼樣的人、想要怎麼樣的伴侶？或許我們歸根結底並沒有什麼兩樣。當他期望能和一個真心喜歡的人在一起，他也一直推遲坦白自己的內心，和我的理由一樣：這樣我們就可以自欺欺人地繼續在一起。如果男友在今後的十年裡都不能和小孩一起生活，如果他想要的是自由，那他肯定也不會想擔起責任照顧我。其實早在那次約會的談話中我就已經得知這個事實了——就像他知道我有孩子這個事實一樣。

但現在，我又在重蹈覆轍。我在拖延，我不願向溫德爾坦白，因為坦白的代價就是必須面對現實。我的來訪者朱莉說過，她總是希望能夠在做完檢查和拿到結果中間的幾天讓時間停止。在接到電話、知道檢查結果之前，她還是可以跟自己說一切都很好——雖然明知道真相可能會改變一切。

雖然向溫德爾醫生坦白並不意味著他會像男友那樣棄我而去，但他會逼著我直面自己神秘的病症，而不是假裝它不存在。《疾病和有關健康問題的國際統計分類》。《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