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克出生的那一年，我開始對快遞小哥做出不合時宜的舉動。

我不是說想勾引他——當你衣服上還留著奶漬的時候也很難去勾引別人吧。我想說的是，每當他幫我送快遞來的時候（事實上，他來得還挺頻繁的，畢竟嬰兒用品消耗起來都很快），我就會拖住他跟他聊天，因為我實在是太渴望能有一個成年人來陪陪我了。我會絞盡腦汁想出各種話題：天氣也好，新聞頭條也好，甚至是快遞包裹的重量（「喔，誰能想到紙尿褲能有這麼重呢！你有孩子嗎？」），然後快遞小哥就會堆出尷尬的假笑，一邊點頭一邊迅速從我身邊撤退，退回他安全的運貨車裡。

那時候我專職寫作，在家辦公。一整天裡，我要不就是穿著睡衣坐在電腦前碼字，要不就是在餵奶、換尿布、哄睡，有時候還要跟這個可愛但黏人的、只有十來磅重卻能發出驚人鬼叫的小孩鬥智鬥勇。他每天除了吃喝拉撒，就是鬼哭狼嚎。在最黑暗的時刻，我簡直覺得自己每天是在跟「一副鐵肺和胃腸道」打交道。生小孩之前我很享受移動辦公的自由，但現在我渴望每天都能穿得光鮮亮麗地到公司，去和會講人話的成年人一起工作。

身處孤立無援的境地，再加上雌性荷爾蒙暴跌，可謂屋漏偏逢連夜雨。我開始懷疑離開醫學院是不是一個錯誤的決定。雖然文字工作我做得如魚得水——我為幾十份刊物撰寫上百篇專題文章，而且這些專題都圍繞著一個令我著迷的話題：人類的心理。我不想停止寫作，但當我半夜起來聞到孩子嘔吐物的氣味，我開始重新考慮雙重職業的可能性。我想，如果我成為一名精神科醫生，我既能和病人進行有意義的互動，幫助他們變得快樂，也能有時間從事寫作，以及陪伴家人。

但我當時並未採取任何行動，而是把這個想法擱置在一邊，直到幾周後，一個春意盎然的早晨，我打了個電話給我以前在斯坦福的院長，跟她說了我的計劃。她是一位知名的學者，以前也是醫學院的大家長，熱心、睿智、感性。我讀醫時一直在幫她打理她的「母女讀書小組」，所以跟她很熟。我確信她在聽完我解釋自己的思考過程後會全力支援我的計劃。

然而她卻說：「你為什麼要那麼做呢？」

她還說：「另外，精神科醫生可不會讓人們變得快樂！」

我想起了醫學院的一句老話：「精神科醫生不會讓人快樂，但處方藥可以！」我突然清醒了，我讀懂了她的意思。這不是說她不尊重精神科醫生，而是如今的精神科更在意用藥上的細微差別和對神經遞質的研究，而忽略了人們生活故事中的微妙細節——而老院長相信我也認識到了這些現狀。

儘管如此，她問我，是不是真的想拖著一個蹣跚學步的孩子完成三年住院醫生實習？想不想在兒子上幼兒園前多點時間陪他？還記不記得我在醫學院讀書時曾和她談起，相比現代醫學的行醫模式，我希望和病人建立更深入的關係？

然後，正當我想象我的前院長一定正在電話那頭搖頭時，正當我希望自己不曾給她打這個電話時，她說出了一句即將改變我人生的話：「你應該去研究生院讀一個臨床心理學的碩士學位。」

她說，這樣可以讓我以理想的方式和病人交流，病人就診的時間有五十分鐘而不是十五分鐘，醫生的工作可以更深入更長遠。

我激動得汗毛都豎起來了。人們常常這麼說，但那一刻，我的汗毛是真的根根豎起，雞皮疙瘩也掉了一地。我很驚訝，感覺突然一切都對了，就像是自己的人生計劃終於在我眼前展現。作為撰稿人，我講述人們的故事，但我並沒有改變他們的人生。但作為一名心理治療師，我可以幫助人們改寫他們的人生故事。而同時從事這兩個職業，簡直是兩全其美。

「成為心理治療師，需要同時具備認知力和創造力，」院長說道，「結合這兩種能力是一門藝術。你可以想想如何將你的才能和興趣更好地融合在一起。」

在這次通話之後不久，我便和一群大四學生一起坐在教室裡參加gre考試。我申請了一家本地學校的研究生課程。在接下去的幾年時間裡，我努力攻讀學位，同時繼續寫作，聆聽故事，和更多人分享故事。我學習如何幫助別人，而這也改變了我自己的生活。

在這段時間裡我的兒子學會了說話和走路，快遞小哥送來的東西從尿布變成了樂高玩具。「哦！是絕地星際戰鬥機！」我說，「你是星戰迷嗎？」然後等到我終於快畢業的時候，我也和快遞小哥分享了這個喜訊。

有史以來第一次，他沒有立刻逃回貨車裡去，反而靠過來給了我一個擁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