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在我同事瑪克辛的辦公室裡，她屋裡擺放著帶裙邊椅套的椅子、做舊質感的木傢俱，還點綴著復古的布藝，呈現柔和的奶油色調。今天輪到我在督導小組裡分享案例，我想說的是一個我似乎幫不上忙的來訪者。

我不知道這是她的問題，還是我的問題。我想在這裡找到答案。

貝卡三十歲了，一年前她因為在人際關係中遭遇了困境來找我治療。她在工作中表現很好，但卻因為受到同事們的排擠而感到傷心，他們從不邀請她一起去吃午飯或喝酒。與此同時，她約會了一連串的異性，對方都是在一開始的時候很殷勤，但不到兩個月就提出了分手。

這是她的問題，還是其他人的問題？她來接受治療也是想要找到一個答案。

這已經不是我第一次在週五下午四點的督導小組聚會上提起貝卡了。儘管沒有硬性規定，但許多心理治療師都把參加同業督導當作生活中的固定日程。由於我們單獨工作，所以無法從別人那兒得到反饋，不會因為某項工作做得好而得到表揚，也無從得到反饋如何才能做得更好。所以我們來到督導小組，不僅是共同檢視我們手頭的個案，也從中審視面對來訪者時的自己。

例如在我們的小組裡，安德烈婭會對我說，「那個來訪者聽上去很像你哥哥。所以你才會那樣回應他。」我有時也會幫伊恩處理他面對來訪者的情緒——他有一個來訪者，每次治療一開場總是先彙報她的星座運程。伊恩說，「我真受不了那些神神道道的玩意兒。」這種以小組形式進行的諮商和討論雖然並不完美，但極有價值，它幫助我們檢查和權衡自己的工作，提醒自己保持客觀，專注在重要的問題上，避免在治療中錯過一些重要的細節。

當然，這些週五下午的時光還有它更可愛的地方——我們的聚會常常佐以小食和美酒。

「還是同樣的困境，」我對組員們說道——我們組裡有瑪克辛、安德烈婭、克萊爾和伊恩，伊恩是組裡唯一的男性成員。我們每個人都有盲點，我補充道，但貝卡最值得注意的問題在於：她似乎對自己沒什麼好奇心。

組員們紛紛點頭附議。確實許多人在剛開始治療時會關心別人多過關心自己：例如來訪者會問，「為什麼我丈夫會這麼做？」但在每次治療的對話中，我們都會為他們播撒下好奇的種子，因為如果來訪者對自己都不感興趣，那他們是無法從治療中得到幫助的。有時候我甚至會說：「我不懂為什麼似乎我都比你更想了解你自己。」這麼說是為了看看來訪者會有什麼樣的反應。許多人會由此開始思考我的問題，但貝卡卻沒有。

我深吸一口氣，繼續說道，「她不滿意我現在的治療方式，她沒有進展，也沒有去找別的治療師，而是繼續每週到我這兒來——幾乎就為了來向我證明她是對的，我是錯的。」

瑪克辛已經在這行幹了三十年了，她也是我們組裡的大姐大。她晃動著手裡的酒杯，說：「那你為什麼還要繼續為她治療呢？」

我一邊從盤子邊緣切下一些乳酪，一邊思考著這個問題。事實上，督導小組在過去這幾個月裡給我出過的所有點子到最後都沒達成預期的效果。舉例來說，如果我問貝卡，她為什麼要掉眼淚，她會把問題扔回給我：「我到你這兒來就是為了弄明白這個問題呀！如果我知道是哪裡出了問題，我就不需要到這裡來了。」如果我跟她探討當下治療中的問題——關於她對我感到失望，覺得我誤解她，覺得我沒能給她幫助——她就會突然轉換話題，說這種僵局從未發生在她和其他人相處的時候，只有跟我一起才會這樣。如果我試圖把話題回到我倆身上，她就會大發雷霆——不知道她是不是覺得我是在責怪她，或是在批評她。如果我試圖和她探討她的怒氣，她就會默不作聲。而當我猜測她之所以沉默是不是為了保護自己以免被我說的話傷到，她又會說我誤會了她。如果我問她既然覺得被我誤解為什麼還是一直來我這兒接受治療，她會說我這是在拋棄她，想讓她走——就像她的那些前男友和同事一樣。當我嘗試幫助她找出那些人離她而去的原因時，她會說，她的前男友們都有承諾恐懼症，而她的同事們都是勢利眼。

一般來說，治療師和來訪者之間發生的狀況，同樣也會在來訪者生活中與其他人接觸的時候上演，只不過在治療室裡，來訪者有一個安全的空間來嘗試理解各種情況發生的原因。如果治療師和來訪者之間的互動沒有在來訪者與外界的關係中重演，通常是因為來訪者在生活中並沒有與別人建立任何深層的關係——百分之百就是這個原因。人們在關係尚淺的時候總是更容易保持融洽的相處。貝卡似乎總是在和我及其他所有人重演著她和她父母之間的一種相處模式，但她也不願意談論這個話題。

當然，有時治療師和來訪者之間就是存在一定的問題，當治療師的反移情開始妨礙治療程式時，就會出現這樣的訊號：治療師會對自己的來訪者產生負面的情緒。

貝卡確實令我煩躁，我如實告訴督導小組的成員們。但這是因為她讓我想起了以前的某個人，還是因為她真的很難相處呢？

治療師在與來訪者同心協力解決問題的時候有三種資訊來源：來訪者所說的、來訪者所做的，以及在面對來訪者時我們自己的感受。有時某個來訪者就好像在胸口掛著塊銘牌，寫著：「我會讓你想起你的母親！」但正如督導在培訓時不斷叮囑我們的：「當你們和來訪者接觸時，你們所感受到的一切都是真實的——要加以活用。」我們和來訪者之間的交流尤為重要，因為我們從他或她身上感受到的，大致也就是他們生活中其他人所感受到的。

認識到這一點，幫助了我去體會貝卡的感受，從而看到她的掙扎有多深。已故的美國記者阿列克斯·提臧相信每個人心裡都有一個史詩般的故事，它就存在於「負擔和慾望的糾結之中」。但我卻無法和貝卡一起到達她的癥結之所在。在她的治療中我越來越覺得乏力——不是因為心力疲憊，而是因為心生厭倦。每次她來之前我都會吃點巧克力，做幾個開合跳，好讓自己精神抖擻。到後來，我索性把她原本在晚上的治療時間挪到了一大早的第一個。但從她坐下的那一刻起，厭倦的情緒還是會默默地騰起，讓我感到自己根本無法幫助她。

「她只有通過讓你感到無力，才能讓自己感到更有掌控力。」克萊爾是一名頗受歡迎的心理分析師，她今天是這麼說的，「如果失敗的是你，那她就不用覺得自己像個失敗者了。」

也許克萊爾是對的。最難對付的來訪者並不是像約翰那樣，雖然在改變卻意識不到改變的人。最難辦的來訪者是像貝卡這樣，雖然堅持不懈地來就診，卻不作出改變的人。

最近，貝卡又有了新男友韋德。上週她跟我說了他倆之間的一次爭吵。韋德發現貝卡似乎很喜歡抱怨她的朋友們。「如果你和他們相處得不愉快，那為什麼還要和他們做朋友呢？」他問道。

對於韋德這樣的反應，貝卡表示「難以置信」。難道他不懂她只是隨口抱怨幾句嗎？他難道不懂她是想和他談談心，而不想被他「拒之千里」嗎？

同樣的情形在治療中似乎也很明顯。我問貝卡，她是不是也只是隨口抱怨我一下而已，因為雖然我們之間的相處有時讓她感到沮喪，但她還是在這關係中發現了一定的價值——就像她和朋友們的關係一樣。但貝卡卻說不是的，我又想錯了，她是來跟我聊有關韋德的事的。她沒有意識到她拒絕和韋德交流，就像她拒絕和我交流一樣，但後果卻讓貝卡感到自己才是被拒絕的那一個。她不願意去正視自己究竟做了什麼，才使得別人難以如她所願地回饋於她。雖然貝卡來見我是想要改變她的生活，但她似乎並不是真的願意去改變。她陷入了一個「歷史性的爭論」，這個爭論早在她開始心理治療前就存在了。而同時，正如貝卡有她的不足，我也有我的不足。我所知道的每一個治療師也都要面對他們自己能力的侷限性。

瑪克辛又問了我一次為什麼我還要繼續見貝卡。她指出，我已經動用了所有的知識和多年的經驗來幫助她，督導小組的治療師們也為她集思廣益，但貝卡的情況還是毫無進展。

「我不想讓她在情感上陷入困境。」我說道。

「她情感上已經受困了，」瑪克辛說，「拜她生活中的每一個人所賜，也包括你。」

「是的，」我說，「但我擔心如果我不再治療她，會更讓她堅信沒有人能幫助她。」

安德烈婭挑了挑眉。

「怎麼了？」我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