換句話說，很多場景下，我需要的不是現代的正確做法，而是錯誤的處理方式，才符合當時的實際情況。

比如說輸血吧，一九〇〇年醫療界才初步有了「血型」的概念，一九一一年醫生們才普遍接受輸血與受血血型必須相同。直到一九一四年出現了抗凝用的枸櫞酸鈉溶液，才能夠初步實現血液的儲備與遠端運輸。而人類大規模建設遠端血庫，要到「二戰」期間「全血用acd保養液」被髮明之後。

如果我要寫一九一〇年一位醫生進行輸血操作，就必須讓他不驗血型，抽出血來就用，而且必須現場抽新鮮的，因為沒有抗凝劑——這在現代醫學觀念裡是錯誤的，但這才是那時的真實情況。

類似的情況，實在太多。盤尼西林（青黴素的舊稱）在一九四三年美國才實現量產，一九四五年之前的中國主要是靠磺胺來抗菌。如果我寫一位抗戰義士被醫生打了青黴素，顯然是錯誤的；在一九三一年墨菲氏滴管發明之前，輸液無法調節速度，所以只能用於緊急情況的輔助。那種滿滿一屋子男女老少打吊針的場景，要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之後才可能出現。

我發現，不光要學習醫療技術，而且要學習醫療技術史，才能準確寫出每一個時代不同的治療方式，這又是一個艱難的挑戰。如果讀者有專業醫學背景的話，請一定諒解書中那些錯誤的治療方式，現代醫學正是在不斷的試錯中取得進步的。

我從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正式動筆，一直到二〇二一年十二月三十日，寫下「全文完」三個字。正好是兩年時間，冥冥之中給我湊了個整。

在這段漫長的創作生涯裡，我得到了太多幫助。第一要感謝的，是華山醫院的靳建平副院長。

當初我起意想要創作這個題材時，很是不安。畢竟華山醫院是真實存在的，如果我擅自寫它的故事，人家會不會有意見？於是我多方聯絡上了靳副院長，靳副院長聽完我的創作想法後，大為支援，主動開啟了展館和檔案室，給我提供了很多極其寶貴的一手資料。那段時間我去華山醫院去得極其頻繁，以至於很多熟人懷疑我得了什麼頑固怪病。

第二要感謝的是蘇州大學的池子華老師。

他是中國紅十字會歷史研究第一人，發表了大量相關的學術著作，考據精細，極見功力。我買了他幾乎所有的研究專著，差不多快翻爛了。不誇張地說，這部小說之所以能完成，正是因為先有了池老師的篳路藍縷之功。

我在創作期間，特意跑去蘇州拜會了一次池老師。池老師人很和善，且對文學創作持寬容態度，鼓勵我說：「只要不違大事，適當的虛構是可以的，畢竟是小說嘛。」在此後的創作中，我時不時還會詢問他一些史實細節，池老師都耐心解答，問一答十，使我獲益良多。

最讓我感動的是，全稿完成之後，池老師還不辭辛苦地從頭到尾讀了一遍，挑出若干史實錯誤，並出具了一份正式的審閱報告，可以說是關懷備至了。

第三要感謝的是中山醫院的楊震醫生。

對了解中國近現代醫療史來說，楊震醫生絕對是個寶藏。他幾十年來，一直利用業餘時間收集醫療史相關的各種原始檔案、照片和文物等。我在他那裡見到過華山醫院的就診券、偽滿洲國牙醫的執照、重慶醫科大學的患者名冊、廣州護士學校的畢業合影……這些零碎的東西在收藏界並不受重視，但如果疊加上醫療史的講述，便可以清晰地呈現一個大時代的風貌。

我在創作期間，沒事就去他那裡翻收藏，聽他講當年各個醫院的逸事與掌故。大到中山醫院的購地風波，小到病人拍一次x光照片的價格，楊震醫生隨手拈來。一件收藏，都能講上半天，每一件背後都有一個令人或忍俊不禁，或熱血沸騰，或悲傷動容的小故事。他的東西如果單拉出來辦個大展或出一本書，絕對是一次文化盛事。

除他們三位之外，還得感謝來自很多位醫生的技術支援，感謝小蹄和索大的同步試讀，感謝復旦大學嚴鋒教授的指點，感謝fam同學進行專業審閱，感謝上海圖書館沙青青副主任和諸位同人提供的查詢便利。感謝我丈母孃和老丈人——他們老兩口是地道的上海人，讓我一個北方糙漢多少能體驗到一點海派風格。最後還要感謝我太太。在這兩年的艱苦創作中，她替我擋住了我兒子的大部分打擾，讓我得以專心創作。

最後還要感謝華山醫院本身。我在創作期間，進出這裡幾十次，熟悉得像是自己家一樣。如此頻繁地出入醫院，卻是因為取材而不是因為看病，實在是太幸運了。

馬伯庸

[1]英尺：英美製長度單位，1英尺合0.3048米。——編者注

[2]手帕交：比喻親如姊妹的好朋友。——編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