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科幻圈子裡，德拉尼與之鬥爭的、讓人噁心的人物不光是坎貝爾一個人。有個科幻小說評論家稱德拉尼是「快樂的黑鬼」，這樣的評論還有很多。還有很多人總是注意到他是個黑人，雖然未必都是惡意，但不論怎樣都很讓人不悅。

德拉尼認定，他曾經幻想走上的那條專業道路，或許根本走不通。這樣一來，他就索性愛怎麼寫就怎麼寫了。「我當時就知道，我將來要寫的東西，會更有爭議性。」

回頭來看，這番話聽起來相當冷靜。可是整整六個月裡，德拉尼都沒有寫作，反而重新玩起了他在20世紀60年代早期玩過的民謠樂來，機緣巧合，他還在格林威治村和鮑勃·迪倫同臺演出過，作為迪倫的暖場節目。然後，一旦他重新開始寫作，那就不再是從前那種科幻小說了。時隔半個世紀，我們旁敲側擊地問德拉尼願不願意談一談，坎貝爾的種族主義言論影響了他的生計，他當時是什麼感受？

「正是因為你所說的這個原因，也許我沒辦法談論這件事，」他回答，「我並不是，也從來都不曾是一個怒氣衝衝的傢伙，我父親是，而我一直在努力不要成為他那個樣子。」至於說音樂創作，那是他在20世紀60年代生活的一部分。「我小時候什麼都想做，創作音樂，當演員、作家、科學家和精神病專家。我傾心藝術，藝術也相對更能接受同性戀。」

德拉尼用接下來的五年時間創作了《達爾格倫》。這是他最長、最具實驗性的小說，卻絕對不是不能盈利的作品。這本書於1975年出版，成為他迄今為止最受歡迎的作品，並且讓他能夠（反正二十多年來都是這樣）做到僅憑寫作就足夠應付開銷，或者說基本上能夠做到。他是如何解釋這本書的長久成功的呢？

「我壓根兒沒想過《達爾格倫》會出版，更別說會成為我最受歡迎的書。這件事情在我看來也十分離奇，儘管我的基本態度是，永遠不要拒絕別人的好意。」

人們總是傾向於把一切大部頭實驗性質的小說看作是一道錯綜複雜、需要破解的智力謎題。這就意味著，這麼多年來，《達爾格倫》已經為期刊文章和諸如標題為「後現代新小說與科幻的集大成者：遭遇塞繆爾·德拉尼的技術烏托邦」的論文提供了無數養分。無意冒犯，但是我們得說，這樣的解讀都可謂是離題萬里。《達爾格倫》並不是一道等待解開的謎題，而是一場等待體驗的旅行。這本書的讀者超過百萬，銷量超過了托馬斯·品欽的《萬有引力之虹》以及過去七十年來所有著名的難以理解的大部頭美國小說。所以，儘管在數量巨大的讀者當中受到誠摯歡迎並不能擔保本書的價值，但這其中一定有些特別之處。如果讀者放棄對尋常的線性敘事的期待，在書裡面隨波逐流，就好比大衛·林奇的觀眾早就學會在這位藝術家的作品裡隨波逐流一樣——那麼德拉尼的大部頭小說也許真的是這位讀者的菜。

《達爾格倫》成為暢銷書後，德拉尼當時的出版商矮腳雞出版社（矮腳雞出版社（bantambooks）是一家美國出版社，成立於1945年。起初是一家大眾書出版商，大部分產品都是重做的精裝書，也有一些原創的平裝本圖書）急切地想要再和他籤兩本書的合同，決心給他暢銷作家級別的優待，並且，一旦他交出下一本小說，就給它的精裝版安排暢銷書級別的付印優先順序。作為回報，德拉尼東拼西湊出一些東西，讓矮腳雞出版社的銷售人員十分輕鬆地賣給書店和批發商。《特萊頓》講述的是，2012年，海王星某顆衛星上的一處殖民地裡的故事，是一本典型的科幻小說。

不過，這本書還是為科幻文學做出了一些獨一無二的貢獻。這是一本社會風俗小說。故事主角起初似乎只是一個普通的體面人，生活在一個很可能是反烏托邦的社會中。可是隨著故事的推進，小說中所呈現出的22世紀極端自由主義文化開始看起來比我們自己的世界美好得多了。與此同時，那個「普通人」主角（天真的讀者們會以為他就是主角）的行為和話語表明，他患有嚴重的自戀型人格障礙，這一點與他那跟22世紀格格不入的男性氣質一道，摧毀了所有市民同胞的寬容。

《特萊頓》在1976年面世，時間比電影《星球大戰》早了一年。這本書讓出版商們注意到一個巨大的潛在讀者群，他們喜歡的東西雖然觸碰到了科幻文學的集體無意識，但是並不涉及更高層次的腦力活動，於是這本書實際上成了一起認為科幻文學會大滅絕的事件。在《星球大戰》上映之前的日子裡，科幻作家們嚴肅地思考著「擁有真正變性技術的世界是什麼樣子」這類主題。德拉尼那本小說的全名是《特萊頓上的麻煩：難以言明的異託邦》，其中的「異託邦」（heterotopia）是一個真實存在的詞彙，有很多種意思，其中之一正如它的詞源學含義：正如烏托邦（utopia）是一個一切都很美好的地方，而反烏托邦（dystopia）是一個糟糕透頂的地方，異託邦是一個所有東西都異乎尋常的地方。但作為醫學術語，這個詞的意思是指，手術摘除身體的某個部件，將它移植到另一個身體的相應位置上。變性手術就是「異託邦」（至少，當下這種原始的變形技術就是如此），而在《特萊頓》的結尾，小說中的自戀狂主角通過變性成了真正的女人，與他相比，他遇到的所有女人都因為不算是女人而讓他大失所望。

這本書頂多算是一本非常聰明的習作，但其生動的筆法為此書增色不少。不幸的是，《特萊頓》儘管獲得了比德拉尼在王牌圖書公司出的書還要大的商業成功，但是與《達爾格倫》的銷量相比仍然差距甚大，它的銷量也配不上矮腳雞出版社為之提供的優待和付印優先順序。既然德拉尼的合同仍然要求他為公司再寫一本書，他再次決定給銷售人員一點容易開啟市場的東西。在後「星戰」市場上，他沒有寫科幻，而是寫了一部關於「劍與魔法」的小說——《重返無永地》（1979）。

《重返無永地》和緊接著出版的續作分別售出了十萬多本，這個數字相當可觀。然而，該系列的第三部《飛離無永地》（1984）裡有一個值得注意的故事——《瘟疫與狂歡節的故事》。在這個故事中，無永地上爆發了一場致命的性傳播流行病，這種病尤其容易在同性戀當中傳染。在史前時代，無永地裡的一幕幕與艾滋病剛流行時的紐約混雜在一起。這篇故事是美國主流出版社發表的第一篇有關艾滋病的小說。我們問德拉尼，這篇小說真的是在紀念他邂逅過的那些真正的流浪漢、性工作者和癮君子嗎？

「是的。」他確認道。

作品不能發表可不是好事。由於德拉尼這時正在寫「同性戀題材的小說」，當時美國最大的圖書連鎖店道爾頓書業通知矮腳雞出版社，公司絕不會再宣傳他的任何一本書。矮腳雞出版社看都沒看，就把「永無地」最後一卷的手稿退給德拉尼的經紀人，於是德拉尼回過頭來繼續寫文學類的科幻作品——太空歌劇，就是類似於「星球大戰」的那種小說，並於1986年完成了《我口袋裡如沙粒般的群星》。也許他當時正在嘗試成為一名優秀的專業作者，提高自己的商業價值。不容辯駁的是，這本書寫得半心半意的：直到《我口袋裡如沙粒般的群星》最後一頁，故事也才進展到一半，因為這本書原計劃是一部兩卷本小說的上卷，但德拉尼一直沒能完成這部小說。在那之後不久，他就徹底放棄在商業出版方面繼續撞南牆了。

德拉尼也不再寫科幻小說了。他的另一部小說《瘋人》於1994年由一家獨立出版商推出，主角名叫約翰·馬爾，20世紀80年代，一位哲學系的同性戀學生，正在準備一篇有關蒂莫西·海斯勒的論文。海斯勒是一位哲學家，十多年前在一家同性戀酒吧外面被人捅死。隨著小說故事的發展，馬爾和海斯勒一樣，越來越多地與流浪漢們發生性關係，並且因此開始擔心自己得了艾滋病。

換句話講，我們開玩笑說：「這算是一本大學校園題材的小說，對吧？」「對的，」德拉尼同意道，「這是一部推理小說，裡面有很多同性戀性愛描寫。」德拉尼補充道，「《瘋人》最初的靈感來源於語言哲學家理查德·蒙塔古在洛杉磯一家同性戀酒吧外面遇害一事。」這本書也是一本「異託邦」奇幻小說。

德拉尼的「異託邦」小說除了《瘋人》，還包括《春分》（1973）《肉豬》（1995）和《穿越蜘蛛巢穴的峽谷》（2012）。他對待這些「異託邦」小說的態度似乎與他對待他所寫過的科幻小說、社會批判小說以及有關「劍與魔法」的小說一樣嚴肅。真是這樣嗎？

「一點兒沒錯。」德拉尼回答說，「我是一位作者，對我來說，寫作就是寫作。我們通過閱讀可以瞭解到不同文體有不同的寫作套路。當我們嘗試寫作這一文體時，就已經吸收了這些套路，然後只要進我們所能地去寫就好了。」至於說他為什麼要寫這種書，他解釋道：「簡單的回答是，《肉豬》和《瘟疫與狂歡節的故事》的靈感分別來自石牆反抗事件（石牆反抗事件（stonewallrebellion）又被稱作「石牆暴動」「石牆起義」，1969年6月28日凌晨發生在美國紐約市格林尼治村石牆酒吧的一連串自發性暴力示威衝突，直接起因是警察前去逮捕同性戀者。石牆暴動常被認定是美國同性戀者首次反抗政府主導的迫害性別弱勢群體的例項，也被認為是美國乃至全球同性戀權利運動發端的關鍵事件）和艾滋病的出現。」

這一切又引出一個有趣的話題。

在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德拉尼無法以同性戀非裔美國知識分子的身份直接呈現他的經歷，於是他藉由科幻小說的稜鏡，充分探索這一文體給他的一切行文構思的可能性，來審視這一主題。在他早年的創作中，德拉尼在談論涉及性別與種族的議題時，舉例來說，《巴比倫17號》裡的小三口（三個人組成的群婚形式），還有《愛因斯坦交叉點》裡的三種性別，都會打著科幻小說的幌子。

而現在，2018年，和當年不同，這個男人可以隨心所欲地進行創作。可結果是，儘管他或許還有很多話想說，但與當年他只得以科幻小說的形式委婉表達自己的理念相比，他如今的作品反倒沒有那麼光輝燦爛了。德拉尼的創作受益於他曾經深惡痛絕的禁錮，而如今，雖然他更加幸福了，我們卻變得越發地貧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