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王牌雙封面」版《火焰的俘虜》和《託倫之塔》的兩個封面。封面畫作者是埃德·艾姆許維勒。王牌圖書公司榮譽出品。

1964年，隨著22歲生日日益臨近，塞繆爾·德拉尼意識到，儘管從19歲起至今已經創作並出版了5部長篇科幻小說，但他從未有過成為科幻作家的念頭。可不知怎地，他已經是個科幻作家了。在過去的4年間，他目的明確地又創作了4部野心勃勃的科幻長篇小說，這些小說微妙而又聰明地反映了全球範圍內的一段變革時期的現狀。因為科幻小說設定的背景都是一個想象中的未來，所以在寫作時總是能夠反映當時當地的情形。到1968年，德拉尼被認為是那個時代最優秀的科幻作家。「在當時，針對這一頭銜的競爭十分激烈」。的確如此，阿瑟·克拉克、菲利普·迪克、厄休拉·勒古恩，還有詹姆斯·格雷厄姆·巴拉德，還有很多其他作家，都處在各自的創作高峰期。

就是在那個時刻，德拉尼在遠離科幻創作的同時，又極大地拓展了科幻寫作的可能性，他花了7年時間，於1975年完成了他的另一部小說《達爾格倫》（dhalgren），這是一部長達879頁的後現代大部頭作品。故事背景設定在一個想象中的美國中西部城市，名叫貝婁娜，在一場撲朔迷離的災難之後，那裡的居民全都搬走了，電視、廣播和電話訊號都無法接入。《達爾格倫》最終的銷售量超過了百萬冊，其讀者也不是普通的科幻讀者。然而，科幻圈內部對這本書的評價經常是負面的，而且有些還表現出深深的敵意。

在這之後的1976年，德拉尼又完成了一部長篇科幻小說《特萊頓》（triton），1984年完成了讓人迷惑的兩卷太空歌劇中的其中一卷《我口袋裡如沙粒般的群星》（mypocketlikegrainsofsand）。在此後，德拉尼的創作越來越專注於文學批判性作品和小眾的同性戀題材的小說，他本人則靠著在多所大學英語系任職來維持生計。不過，德拉尼給科幻領域帶來了極大的影響，並且其影響一直延續至今。舉個例子，1984年，威廉·吉布森《神經漫遊者》的第一句話就有意識地重述了德拉尼於20世紀60年代中期創作的小說《巴比倫17號》（babel-17）：「這是一座貧窮的城市。這裡的濃煙鏽蝕著天空，將軍心想，港口上方的天空彷彿彩色電視機被調到了一個沒有訊號的頻道。」（《神經漫遊者》姚向輝譯本的開篇第一句是：「港口上空的天色猶如空白電視螢幕。」）德拉尼的開篇如此，非常適合一本工業紀元的小說，而《神經漫遊者》則是數字時代的先行者。同樣，對賽博朋克的核心前提——人與機器的互動關係，德拉尼在其於20世紀60年代末期創作的小說《新星》（nova）中也有清晰的描繪。威廉·吉布森曾經聲稱：「德拉尼21歲時寫的書，也是我十五歲時最喜歡的書。」他的《神經漫遊者》起初叫作《終止》，這是《新星》一書裡用到的一個片語。

2013年，美國科幻作家協會終於授予德拉尼「大師」的稱號。今年77歲的德拉尼於2015年從教學崗位退休。如果他對近年來的寫作比四五十年創作的科幻作品更有感情，那一點兒也不讓人吃驚。實際上，當別人問起他的科幻作品時，他的態度算是相當友善了。不過，人們還是會察覺到，他有時候真希望別人不要再問了，於是我們也因為重新挑起這個話題而感到一絲慚愧。

我們曾問過德拉尼：「你剛開始寫作時說過‘科幻小說，或者說這個世界本身，不是那樣的，而是這樣的’。這話是對誰說的？」

「我剛開始寫作《艾普特的寶石》（thejewelesofaptor）和《高塔坍塌》（thefallofthetower）時，」德拉尼告訴我們，「對創造一個不同於真實世界的世界根本沒有興趣。說我對如何在每本書裡創造出我的世界感興趣，這話就好像世界觀真是一回事兒似的。只不過有很多東西我沒有寫進《艾普特的寶石》和《高塔坍塌》裡，去強調它與真實世界的相似性罷了。」

實際上，《艾普特的寶石》這部德拉尼於1962年出版的首部長篇小說，起初只不過是他寫來取悅他的新婚妻子瑪麗琳·哈克（marilynhacker）的。哈克是他從布朗克斯科技中學時起的好友，後來成為一位獲得過「國家圖書獎」的詩人。由於早在「拉夫英訴維吉尼亞州案」（拉夫英訴維吉尼亞州案是美國民權發展過程中的里程碑事件。1967年，有色人種婦女米爾德雷德·拉夫英和白人男子理查德·拉夫英因在弗吉尼亞州結婚而被判入獄一年。後來美國最高法院做出有分歧的判決，認為該州相關法律違憲）之前的日子裡，紐約州仍舊有反對跨種族結合的法律，德拉尼（不僅是有色人種，還是同性戀）和哈克前往底特律（這裡沒有那些法律）結婚，然後返回紐約州。哈克被王牌圖書公司（美國一家出版科幻奇幻類圖書的專業出版公司。後文提到的「王牌雙封面」（acedouble）是這家王牌圖書公司獨創的雙封面的圖書裝訂形式）聘為助理編輯。因為哈克當時經常回家抱怨自己工作時看的爛稿子，於是德拉尼開始動手寫一本長篇小說來逗她開心；又因為王牌圖書公司是一家以科幻小說為主的型別文學出版商，所以這本小說成了一本科幻小說。德拉尼完稿後，哈克把書稿交給王牌圖書公司的主編唐納德·沃爾海姆，告訴他這是從一堆爛稿子裡挑出來的。沃爾海姆很喜歡它——即便是在知曉這部書稿是哈克丈夫的作品之後，並且把它買了下來，於是德拉尼順理成章地決定再寫一部科幻小說，而這部小說就成了《高塔坍塌》三部曲。

這就是德拉尼無意中變成科幻作家的過程。我們問德拉尼，他是如何發展出這種精雕細琢的寫作風格，並最終創作出諸如《新星》這樣的小說的？

「因為我有閱讀障礙，」他解釋說，「我不得不一遍遍重新打字，返工重寫，然後再重新寫，就為了糾正基本的寫字技能。」德拉尼經常在最初的草稿中不斷查詢漏字、拼寫錯誤和語序錯誤，其此過程中，他自然而然地發現自己越來越擅長在這裡採用一種對偶修辭，又在那裡寫出清晰明瞭的平行結構的句子。「於是這些句子變得……用你的話講，精雕細琢了。」

不過，如此耗費精力的努力必然需要相應的代價。1964年，德拉尼患上了精神崩潰，不斷產生幻覺，並且住進了醫院。我們很好奇，如此毫無節制地耗費精力究竟是否值得。

毫無疑問，是值得的。德拉尼的早期作品不僅直到今天仍在出版，而且這些作品似乎在向世人宣告，曾經有一位作家從各個方向上對科幻這一類文學進行了大範圍的開拓。如今德拉尼評論說，《高塔坍塌》三部曲在政治上「乏善可陳」。2018年的讀者很可能會被這兩件事情震撼。第一件是，德拉尼從一開始就在努力採用一種巴爾扎克式的寫作策略：通過講述最頂層和最底層的角色——貴族、技術專家、中產階級以及最貧窮和最邊緣的人物的種種經歷，對他所構想的未來城邦展開全方位的刻畫描寫。另一件是，有一條核心的矛盾線索貫穿他的小說，著重刻畫了某個政府對一個或許並不存在的仇敵展開壓制，通過發明敵人來維持社會控制。20世紀60年代，美國外有越南戰爭，內有諸如種族隔離等國內衝突，對於當時的讀者來說，這些感受相當明顯。與此同時，年輕的德拉尼用精湛的筆法把這一切都寫了下來，直到2018年，它仍然能在我們的真實世界裡產生迴響。

諷刺的是，德拉尼在高中時得過兩次全國寫作獎，於是獲得了麵包切片作者大會的會員資格（麵包切片作者大會（breadloafwriter'sconference）是美國曆史上最悠久的作者大會，始於1926年）。1960年的文體劃分會毫無疑問地告訴他，將所有能量傾注在創作被普遍看作垃圾的某種文體的書上，是非常愚蠢的做法，尤其是，這本書的出版方是王牌圖書公司。在當下的21世紀，隨著大眾平裝本圖書逐漸成為歷史，或許有必要解釋一下，王牌圖書公司一度出過哪些書，這些書又是什麼樣的。特里·卡爾是1964—1971年唐納德·沃爾海姆的主要助手，他們會把兩篇文章裝訂成所謂的「王牌雙封面」的單卷本形式，其中的一篇文章相對另一篇文章掉轉了一百八十度。這種平裝本沒有封底，而是在一個書籍上標出兩個書名，並且有兩個封面。而且如果這本書成了「王牌雙封面」，那它就有兩個封面，其中之一很可能是恐怖的埃德·艾姆許維勒（edemshwiller）畫的。

德拉尼之所以會住院，是因為他之前一直以這樣的形式大量出書，他最早的七部小說中有六部最開始都以「王牌雙封面」中的半本形式面市，但從王牌圖書公司那裡得到的酬勞卻相對很少。儘管書稿的質量很糟糕，但王牌圖書公司僱用了一批極具頭腦的編輯，並且是20世紀五六十年代許多科幻作家的主要依靠。在菲利普·迪克的約40本小說中，由他們出版的作品比其他任何出版商的都多。同樣地，王牌圖書公司還會推出新秀，不僅出版過德拉尼的早期作品，還出過厄休拉·勒古恩的早期作品，包括《黑暗的左手》（thelefehandofdarkness）以及20世紀80年代的威廉·吉布森的《神經漫遊者》，還有金·斯坦利·羅賓森等的作品。

我們問德拉尼他剛開始寫作時，有哪些作家讓他相信科幻小說可以在保證文學性的同時，還能緊緊抓住當下的潮流？

「在科幻領域，最初影響我的人有西奧多·斯特金（theodoresturgeon）、阿爾弗雷德·貝斯特（alfredbester），我想還有羅伯特·海因萊因（robertheimlein）。」德拉尼說，「然後是讓我最有共鳴的同時代作家——早期的羅傑·澤拉茲尼（rogerzeger）、喬安娜·魯斯（joannaruss），還有托馬斯·迪奇（thomasdisch）。」

在20世紀60年代，隨著時代的發展，德拉尼的每一本書都比前一本更有進步。在出版《巴比倫17號》和《愛因斯坦交叉點》時，王牌圖書公司採用了正常的單行本小說裝訂形式，這兩本書也分別獲得了當年的星雲獎最佳長篇科幻小說獎。然而，對於那些沒有讀過德拉尼的純科幻小說的讀者來說，我們推薦他們先從《新星》讀起，還有他在同時期創作的短篇故事，收錄在《好的，蛾摩拉》（aye，andgomarrah）。德拉尼帶著《新星》轉投「雙日」圖書公司，這是一家值得尊敬的主流出版商。他第一次出版了精裝書，並且將大量小說寫作手法引入科幻文學，巧妙地將對社會經濟領域的推想與赫爾曼·麥爾維爾（《白鯨》的作者）、聖盃和塔羅牌的典故相融合，同時用種族混血的角色不經意地挑戰著當時美國普遍流行的偏見。

也許《新星》最初的理念是，人類或許可以與機器相融合，從而擺脫工業化流水線上讓人麻木的重複勞動。因此，這部小說裡的人物駕駛飛船的方式是把自己接入計算機，從而讓自己實際上成為賽博格，通過活動肌肉來控制星際飛船巨大的副翼。礦物也用同樣直接的方式開採出來：工人用一隻腳把原材料踢進工廠，用他的雙手來搬動和組裝產品，再用另一隻腳把完成的產品踢出去。不僅如此，這些技能還可以轉移，工人在不同工種之間可以輕易變換。在我們自己的世界裡，我們提醒德拉尼，有些工人已經在一定程度上達到了機器–人類共生的水平，不過，他們似乎變得比以往更麻木了。他是不是低估了工人擁有生產工具的重要性？

德拉尼的回答簡明扼要，他說：「也許吧。」

在第一次贏得星雲獎三個月後，也就是「雙日」圖書公司買下《新星》五個月後，德拉尼把這部小說交給了約翰·坎貝爾，希望進行連載。在1937年坎貝爾成為《驚奇》和《類似體》雜誌的編輯之前，美國科幻小說還只是一種低階的地攤文學，在讓美國科幻小說擺脫這一地位的過程中，坎貝爾產生過無與倫比的影響。

到了20世紀60年代中期，坎貝爾和科幻雜誌的矚目形象都已經暗淡了。可是儘管如此，一本科幻小說最有利可圖的發展套路仍然是先在雜誌上連載，因為科幻雜誌的發行量仍然很高，尤其是，如果雜誌由康泰納仕（一家總部位於美國紐約市的國際期刊出版集團。旗下眾多出版物中，包括《紐約客》《名利場》《誘惑》《時尚》《gq》《現代新娘》等知名雜誌）發行，《類似體》就是如此，足以支付對作者來說至關重要的版稅稅率，比雜誌低的是精裝書，更低的是大眾市場平裝書。如果走這個途徑，一個科幻作家一年寫一本小說，或者每兩年寫三本——就像德拉尼當時那樣，這個作家就能把年收入提高到一個雖然比較低，但是足夠生活的五位數水平。

這就是德拉尼曾經想象自己會走上的專業之路。然而，坎貝爾拒絕了《新星》。他告訴德拉尼的經紀人說，他喜歡這部小說，但覺得他的讀者群可能不會對一個有色人種主角產生共鳴。考慮到坎貝爾已經連載過三本白人作家創作、講述有色人種主角給未來非洲上彼此交戰的部落帶來秩序的小說，他的這套說辭顯然非常虛假。坎貝爾的言下之意是，科幻小說可以以有色人種為故事主角，但不能由有色人種來創作。這顯然表達得非常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