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真心真意地願意相信任何能使生活充滿神奇色彩的東西。那是她的力量所在。她作為教友會教徒被帶大，但在斯沃思摩爾度過了幸福的四年之後，她不再參加教友的聚會。同亞當結婚以後，她成了聖公會教徒，而他還保持著猶太人的文化。她至死仍然相信聖父、聖子、聖靈三位一體，相信天堂、地獄以及所有這類東西。為此我感到高興。

為何如此？因為我愛她。

第三十五章

用墨水在紙上講故事的人，並非說他們還頂什麼用，要麼是掃射者，要麼是單擊者。掃射者小說寫得很快，雜亂無章，曲裡拐彎，成文再說。然後，他們非常用心地進行修改，對彆扭拗口，或者文理不通之處，一一進行修正。單擊者寫作時落筆謹慎，逐字逐句，確切無疑之後才進行到下一句。

收筆之時。文章已成。

我是個單擊者。大多數男人是單擊者，大多數女人是掃射者。作一次同樣的呼籲：該有人對這方面作一點研究。

也許有些作家、不論哪種性別，天生就會成為掃射者或單擊者。最近我訪問了洛克菲勒大學，那裡的研究者正在尋找，並且已經發現越來越多主導著我們這樣或那樣行為的基因，就如時震以後重播造成的現象那樣。甚至在那次訪問之前。我似乎已經感覺到，我和簡的孩子、艾麗和吉姆的孩子，雖然長大後各不相像，但事實上每個人都別無選擇，成了他們註定要成為的那種人。

六個孩子都相當不錯。

當然話又得說回來，六個孩子都有無數機會使自己過得相當不錯。如果你能相信報上讀到的、電視上和資訊高速公路上看到的，你會發覺大多數人沒有這樣的機會。

在我看來，善於掃射的作家雖然發現有人滑稽，有人悲慘，覺得這種狀況很妙，值得一書，但卻不首先去想想人為什麼要活著，如何活著。

單擊者表面上似乎非常有效，一行又一行地遣詞造句，但事實上他們也許正在衝破門牆圍欄，從有刺的鐵絲網中劈出一條通道，冒著炮火和毒氣，探索一些永恆問題的答案：「我們到底該怎麼辦？這世上到底出了什麼事？」

如果單擊者們不滿足於單擊作家伏爾泰1所說的「ilfautcultivernotrejardin」2，那麼餘下的便是我準備討論的人權政治。讓我以我和特勞特參加的那場歐洲戰爭中的兩個故事開始。

事情是這樣的：在直接或間接造成了四千萬人死亡之後，德國人投降了。幾天以後，在一九四五年五月七日，離捷克邊境不遠的德雷斯頓南面一孤立區域，仍處於無政府狀態，尚未由蘇聯軍隊佔領並維持秩序。我就在這一地區，並在小說《藍鬍子》中對此作過描述。成千像我這樣的戰俘已被釋放，另外還有手臂上刺著標記的死亡集中營裡的倖存者、瘋子、判了罪的重刑犯、吉卜賽人，應有盡有。

請你注意：人群中還有德國士兵，仍然攜帶著武器但已威風掃地，準備向除蘇聯軍隊以外的任何人投降。我和特別要好的戰時夥伴伯納德·維·奧黑爾同他們中的有些人談了話。奧黑爾後來當了律師，為原告也為被告出庭辯護，但現在他已歸天。在那時，我倆都聽到德國人說，美國人現在必須接替他們一直在做的事了，那就是對付不信上帝的共產黨。

我們回答說，我們不敢苟同。我們期待著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會變得更像美國，有言論和宗教信仰自由，有公正的審判和真正民主選舉產生的官員，等等。反過來，我們也應做到他們聲稱正在施行的那些方面：更加公平地分配物品、服務和機會——「各盡所能，按需分配」。諸如此類。

奧卡姆剃刀。

當時的奧黑爾和我其實不比孩子大多少。我們走進了春天的鄉村裡一間沒有設防的穀倉。我們正尋找食物——任何能吃的東西。但是我們發現的卻是一個躺在乾草堆上身負重傷、顯然即將死去的德國人，是個臭名昭著的殘忍的納粹黨衛軍上尉。直至近幾日前，他很可能仍在不遠的某個地方負責嚴刑拷打、組織屠殺死亡集中營裡的受害者。

像所有黨衛軍隊員和所有死亡集中營倖存者一樣，這個上尉的手臂上也應該文著一組數字。要說戰後命運的嘲弄嗎？這種嘲弄比比皆是。

他叫我和奧黑爾走開。他很快就要死了，他說他期待著死亡。我們對他無動於衷，既不同情也不憎惡。正當我們準備離開時，他清了清嗓子，表示還有話要說。又一次碰到了臨終遺言的事。如果他臨死有話要說，除了我們他還能講給誰聽？「我浪費了一生中的最後十年。」他說。

你想談時震？

第三十六章

我妻子總以為我十分了不起。她錯了。我不認為自己有什麼了不起。

我的英雄——社會主義者加上精明、滑稽的劇作家肖伯納1——在八十多歲高齡時曾說，如果大家認為他聰明，那麼他真的十分可憐那些被認為愚鈍的人。他說，他活了那麼久，現在終於學得聰明了，能夠勝任辦公室打雜的工作。

本人也有同感。

倫敦市決定向肖信納授勳章，對此他表示感謝，但他說他早已為自己受過勳了。

要是我，我就會接受。我會發現這其中出現的創造世界級笑話的機會，但我決不會因為自己要滑稽一番而讓別人感到像貓拖進家的死老鼠一樣。

就讓這成為我的墓誌銘吧。

一九九六年夏季將過的時候，我曾問自己，是否有哪些我過去曾擁藏而現在該批判的思想。我想到的是我父親的兄弟——畢業於哈佛大學沒有子女的保險推銷員亞歷克斯叔叔。我十幾歲還在做飛機模型、還在手淫的時候，他讓我讀高層次社會主義作家的作品，如肖伯納、諾曼·托馬斯、尤金·德布茲和約翰·多斯·帕索斯。1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亞歷克斯叔叔政治上保守得就如天使加百列2那樣。

但是我仍然喜歡在我們剛得到解放時我和奧黑爾對德國士兵講的話：美國要更社會主義化，要努力為每個人提供工作，至少保證我們的孩子不挨餓受凍，不擔驚受怕，能學文識字，受到教育。

好運不斷！

不久以前在印第安納州的特雷霍特，我每次演講都要引用五次社會主義黨總統候選人尤金·德布茲（1855—1926）的話：「只要還有下層階級，我就是其中的成員。只要還有犯罪因素，我就不會袖手旁觀。只要還有一個人蹲在監獄，我就還沒有獲得自由。」

近幾年，我發覺在引用德布茲之前，先告訴聽眾他的話應引起嚴肅的對待是謹慎的做法。不然的話，很多人會開始發笑。他們這是彬彬有禮的行為，而不是故意刻薄，他們知道我愛說俏皮話。但是這也是現時期傳出的一個訊號，如此一個感人肺腑的山上寶訓1，竟被當做陳糠爛谷，當做完全不該相信的廢話。

事實並非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