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特勞特在二○○一年海濱野餐會上說，現在生活十分反常，這點無可否認。他繼續說：「但是我們大腦的容量很大，足以通過像現在這樣的人造意境，使我們適應不可避免的失敗和滑稽結局。」他指的是星空下海邊沙灘上的野餐聚會。「真是美妙之極！」他說。

他聲稱用海帶和龍蝦、海貝一起蒸的玉米棒是仙品。

他還說：「今晚的女士多麼像天使！」他是把玉米棒和秀色可餐的女士作為意念進行品嚐的。其實他上顎假牙床不牢固，吃不了玉米棒。他與女人間的長期關係一直是災難性的。在他創作的惟一一篇關於愛情的小說《再吻我一回》中，他寫道，「一個漂亮女人不可能一直像她的長相那般姣好，時間一長就原形畢露。」

小說結尾的寓意是：「男人都是愚蠢的怪物，女人都神經不正常。」

對我來說，人能創造的主要意境就是舞臺劇。特勞特把舞臺尉稱做「人造時震」。他說：「地球人還不知道自然界有時震現象時，就已經發明瞭它。」這話不假。當幕布拉起，第一場第一幕開始時，演員們都知道他們要說些什麼，做些什麼，以及不管是好是壞的所有事情最終將如何結局。但是他們別無選擇，按部就班地做下去，就好像未來仍然是個謎團。

是這樣，當二○○一年的時震將我們一下子彈回到一九九一年，它將我們過去的十年變成了未來的十年，因此，到時間我們都還記得說些什麼，做些什麼。

在下一次時震後的下一次重播開始時，請記住：戲還得演下去！

今年到目前為止最使我感動的人工時震是一齣老戲。

這是已故作家桑頓·魏爾德1的《我們的小鎮》。我大概已經看過五六遍，但仍然興趣不減。而今年春天，我可愛的十三歲女兒莉莉參加學校排演，在這部無辜的、感傷的名劇中扮演格洛弗角墓園中一個會說話的死人。

這部戲將莉莉和她班裡的同學從演出那天晚上一下子彈回到了一九○一年的五月七日！時震！直到最後一幕女主角艾米麗的葬禮結束，劇場幕布降落為止，他們都成了桑頓·魏爾德想像中過去的木偶。到演出結束他們才能重新生活在一九九六年。只有到那時，他們才能重新自己決定說些什麼，做些什麼。只有到那時，他們才能重新支配自由意志。

莉莉裝扮—個死去成年人的那天晚上，我傷心地想到，她高中畢業時，我將已七十八歲，她大學畢業時，我就八十二歲了，依此類推。還談什麼嚮往未來！

那天晚上真正對我造成心理衝擊的是演出的最後一幕。送葬的人們將艾米麗埋下後，下山回到村裡。艾米麗向他們告別，說道：「再見了，再見了世界。再見了，格洛弗角……媽媽和爸爸。再見了滴答行走的鐘…‘還有媽媽的向日葵。還有吃的東西和咖啡。還有新燙好的衣服和熱水浴……還有睡覺和醒來。啊，世界，你真是太美妙了，很多人沒有意識到遘一點。

「還活著的時候有誰真正意識到生活嗎？——每一分鐘每一分鐘的生活？」

每次聽到這樣的臺詞，我自己變成了艾米麗。我還沒有死。但有一個地方在很久很久以前早已與它說過再見，再見了。這個地方看來就像上世紀末本世紀初的格洛弗角一樣，安全而純樸，能夠理解，能夠接受，有滴答作響的鐘，有爸爸和媽媽，還有熱水浴、新燙好的衣服和其他的一切。

就是：我一生最初的七年，那時先是該死的大蕭條以及後來的第二次世界大戰還沒有把事情搞得不堪收拾。

聽人說年紀一大你先沒了腳力和眼力。這不正確。首先沒有的是平行停車的能力。

我發現自己總是嘮嘮叨叨地講一些幾乎已經無人知道無人關心的戲中的一些情節，比如《我們的小鎮》中的墓園片段，或者田納西·威廉斯是《慾望號街車》中的打撲克場面，或者阿瑟·米勒2的《推錆員之死》中那個勇敢耿直、普通得可憐的美國人自殺後威利·洛曼的妻子所說的一句話。

她說：「要多加小心。」

在《慾望號街車》中，布朗茜·杜波依斯在被她姐夫強xx後送進精神病院時說：「我一直依靠的是陌生人的好心腸。」

那些臺詞，那些情景，那些人物成了我年輕時候感情上和道德上的界標，直到一九九六年的夏天依然如此。那是因為首次聽到那些臺詞、看到那些場面的時候，我身處整個劇場全神貫注的著迷的觀眾之中。我被凝固了。

倘若我是—個人獨坐家中，吃著烤乾酪辣味玉米片．盯著面前的陰極射線螢幕，對這些場面我就會無動於衷，就像看「週一晚橄欖球」那樣索然無味。

早期電視最多隻有五六個頻道時，即便是一個人端坐家中，陰極射線螢幕上重要的優秀戲劇節目仍然能夠使我們感到像全神貫注的劇場觀眾中的一員。在那個時候由於可供選擇的節目有限，因此很有可能朋友和鄰居觀看的也是我們看的同一個節目，大家仍然覺得電視是個了不起的奇蹟。

那時我們甚至可能就在當晚造訪朋友，問一個我們已經知道答案的問題：「你看那個節目了嗎？嗬！」

一去不復返了。

第七章

大蕭條和第二次世界大戰對於我是不可多得的經歷。

特勞特在海濱野餐會上聲稱，我們的這場戰爭將在影視中永存，而其他戰爭則不然，那是因為納粹的軍服很有特色。

在談到近期我們常常在電視上看到的為了石油對某第三世界國家進行狂轟濫炸時我們的將軍穿的迷彩裝時，他的評述語帶不屑。「我無法想像，」他說，「這種花花綠綠的睡服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會使他們不易發現，而不是更加顯眼。」

「很顯然，」他說，「我們正在準備在一個巨大的西班牙煎蛋卷中間打一場第三次世界大戰。」

他問我的哪些親戚在戰爭中受過傷。據我所知只有一個。那是我的太外公彼得·裡埃伯。他是個移民，南北戰爭中一條腿受了傷以後，成了印第安納波利斯一家釀酒廠的老闆。他是個理性主義者，也就是說，他對傳統的宗教信仰存有疑心，如同伏爾泰、托馬斯·傑弗遜和本傑明·富蘭克林一樣。也如同後來的基爾戈·特勞特和我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