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年8月底，霧島三郎利用到東京出差的機會，訪問了律師浜田雄介的住宅。

浜田雄介在最近辭去檢察官，當了律師。小山榮太郎的案子是經他手調查、起訴的。

「霧島，小山死刑監斬人是你啊？」

年過50歲的律師嘆著氣說，紅紅的胖臉瞬間似乎失去了血色。

「是的。他臨死前一直在喊自己無罪、冤枉。最後一句話，檢察官……，還沒喊完就掉下去了。」

浜田律師掏出手帕擦了擦額頭的汗。點菸的手微微顫抖著。

「我也在宮城監獄幹過監斬的差事。」

浜田極力控制發顫的聲音，接著說：

「是一個殺了自己雙親的男人。沒有什麼動機，愚昧無知。最後，他不停地喊著，‘媽媽。媽媽……’。這成了我一生難忘的體驗。還好，他沒喊自己冤枉。」

霧島鬆了一口氣。不是每個檢察官都能碰上監斬死囚的差事的。他想，這位前輩有這樣的體驗，在談到這次經歷時帶著一副沉痛的表情，可能會坦率地回答自己的問題。

「當時，我很後悔作檢察官。我想，不管如何馬虎，我也不會讓一個人受冤枉被判死刑。」

情不自禁地說出這句話後，霧島閉上了嘴。按道理，這是對任何人都可以說的話，但這位前輩也許把它理解為對自己的指責。

不出所料，浜田律師皺緊眉頭說：

「霧島，你是在指責我嗎？」

「不，我不是這個意思。您作為檢察官忠實地履行了自己的職責，這個案子又是經地方法院、高階法院和最高法院定的，而且當時他的律師不可能全是無能的笨蛋。但搶劫殺人犯不是沒可能判無期徒刑的，我只想知道為什麼量刑時不考慮實際情況，判了他死刑。」

浜田微斜著頭，手指不停地轉著點燃的香菸。

「所以，到這兒來拜訪您，在很大程度上，我想得到一些心理安慰。」

霧島認真地接著說：

「我希望從您嘴裡聽到他該被判死刑的理由。如果我能認為，即使我在法庭上也會請求法院判他死刑，監斬時給我的心理打擊就會減輕，最終我還會把這件事完全忘掉。」

「嗯，還有呢？」

「如果他到臨死之前一直在撒謊，今天晚上我就可以睡著覺了。殺人犯的精神不正常是很自然的。從警察局到檢察廳，再到法院，不停地重複說自己無罪、冤枉，不知不覺之中，他就會認為自己說的話是真的。如果是這樣的話，我就可以把肩上的擔子完全卸下來了。」

「如果事實正好相反，你怎麼辦？」

突然，浜田律師抬起頭，反駁似地問。

「除祈禱他安息外沒什麼辦法。作為檢察官，我不會指責你過去的行為，也不會把這件事告訴別人。想到自己一生都要帶著這個疑團生活，我很希望瞭解這件事的真相。」

「真相？這隻有上帝和死者本人知道。至今我仍不認為把他作為殺人犯起訴有什麼錯。證據是稍單薄了些，但這些證據能否採用是法院的事。」

聽了霧島的話後，浜田律師好象作出了什麼決定。

「霧島，說真話，我不願多談這件事。咱倆人就是把這個案子再過一遍也查不出事件的真相。即使另外有一個真犯人，小山也不能起死回生了。」

「您是不能和我談這件事了？」

浜田律師被霧島的認真態度打動了似地嘆了一口氣。

「不，我可以說給你聽。看到你這樣年輕和認真的檢察官為與自己毫不相干的過去的案子苦惱，我怎麼忍心。作了律師後，我更覺得檢察官應該有一顆良心。」

談著感想，浜田律師到別的房間取回一個本子。

「被害人姓古谷，這個案子被有關人員稱為‘古谷事件’。據推測，事件發生在1955年3月25日晚9點到10點。被害者是古谷源造夫婦，家住橫濱市丸山町，從事金融業。」

浜田律師慢慢地開始講述，霧島開啟了筆記本。

「從事金融業是不是放高利貸？」

「是，這對夫婦放高利貸手段狠毒，積了不少怨恨，特別是在朝鮮戰爭結束後的1955年。在1953年以前，借高利貸買股票也能賺大錢，但斯大林去世和朝鮮停戰協議簽署招致了股票價格暴跌，放高利貸者奪走了很多人為借債而抵押的房產。舉股票的例子是因為好理解。除股票外，因停戰協議而價格暴跌的商品還有不少。」

「那麼，事件的經過是怎麼回事？聽說是搶劫殺人……。」

「是的。據推測，犯人威脅古谷夫婦開啟保險櫃，奪走裡面的錢財，並用手槍打死了他們二人。這可以說是最惡劣和殘酷的犯罪行為。」

律師停頓了一下接著說：

「警察搜查的細節就省略不說了。經過調查，我們認為這個殺人案是瞭解古谷家情況的人乾的。第一，這天晚上古谷家保險櫃裡的現金特別多，有800多萬日元。因為有人在晚上來還了800多萬日元的欠款。古谷源造在橫濱的野毛盯有一個事務所，而且放高利貸的人一般不會把這麼一大筆錢存到家裡。」

「嗯！」

「其次，本來古谷家有五個人，但這天晚上偏偏就古谷夫婦二人在家。古谷家的養女幸子、秘書兼保鏢倉內實和一個叫中山的中年女傭人—這三個人都有事外出了。這三個人中如果有誰在家，這個悲劇也許不會發生了，特別是倉內實，他還是柔道三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