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如果外地人初來到這座大都市，冷不丁地問一句，市中心在哪裡？誰也不會想起普店街。按說它位於的衛海區該是正宗的中心區，它是這座城市的發祥地。
還在大清盛世，就圍著這塊不大的地方築起過城牆，它便由集鎮正式成了城。八國聯軍打進來，四面牆轟塌了三面，它的地界由此又擴大了。現在的一百五十平方公里市區就是以它為中心，慢慢擴充套件、繁衍而成的。然而隨著城市的擴大，它卻越來越破、越來越擠。新區的居民從人數到實力都居優勢。人們隨著離宗忘典，不再以它為中心，甚至它的存在都似乎影響了繁華大都市的形象，羞於提及。這座都市是全國首批開放城市，從西哈努克親王到伊麗莎白女王，無不光顧此市。
要以繁華和位置而言，中華區該稱為首。西方人用大炮開啟了中國的門戶，又靠經濟侵略控制中華。八國聯軍的兵營一撤，八國的富家財東們便擁進來，在這裡沿著月牙河修起一條長十里的月牙道，又沿著月牙道蓋起一座座高高大大的一長溜兒建築。大百貨公司、大銀行、大飯店……光看這些異國色彩的建築，就知道他們進來後就不想離開。只是他們做夢也沒想到，只用了半個世紀，就讓中國人連鍋端了。那些百貨公司、大銀行、大飯店、大公司成了中國人自由進出的商業、貿易、金融中心。可對市民來說，他們整天的生活可不是清清閒閒地逛商店，吃宴席，夾著皮包大宗地存款、取款，把這兒稱為中心，好像有點兒不妥。
新市區的居民優越感最強。全市最大的圖書館、醫院、劇院、高等院校、科研單位大多在這個區，這是個建國後建設起來的新區。這裡的居民常常自詡這兒為市中心，因為它代表了這座城市的現貌和水平。更主要的是市委、市政府的辦公地位於此區，你說它不是市中心哪兒是市中心？
可也有人說不對。真正的市中心應該在本城西南角兒。
沿著新市區那條市裡最寬的上海路朝西直奔，就進了市郊的西市區。然後拐入武昌道向南走下去，便是被市民們稱為「華爾街」的廈門路。
廈門路是建國後起的名，原先根本稱不上路，這兒是洋鬼子在西郊蓋的一片別墅，依次立著德、日、意、法、英、美、俄、奧的風格各異、參差不齊的小洋房。這麼大的市郊田園，洋鬼子別的地方不選偏偏都擠到一塊兒，比著勁兒地蓋起這麼一大片地道的漂亮住宅群。這地方原是塊風水寶地，這是碧眼金髮的外國佬兒請來地道的中國風水先生測定的。寶地全因那個溫泉眼。據說喝這口泉水的人能避風祛邪，益壽延年。於是這片房子就圍著寶泉蓋了起來。1949年天安門前的建國禮炮一響，廈門路兩旁的漂亮住宅便易主了。市裡局以上的各級進城幹部陸續搬了進去。三十幾年來，這裡一直是各級首腦人物的居住地。別看它臨近市郊，遠離市區地圖的中心點，但每當市民們提起廈門路無不肅然起敬。現在當然不那麼敬了，但聽說誰是住在廈門路的，仍不免露出羨慕的神情，高看其一眼，厚待其一籌。從這個居住地，能測出人的身份、地位。面對這種身份的人，不少人背後罵他的祖宗也有這個膽，但當著面還少不了賠個笑臉，順著話茬子說幾句恭維中聽的話。這幫人談起來都以攀龍附鳳為恥，可做起來又多少有那麼點賤骨頭。難怪，中國封建幾千年就是個權力、人治社會。既然廈門路的住戶都是些掌管著大局以上權力的人物，自然它便是一個權力中心。權力中心才是地道的中心。
如果再精確一點，找一下中心的中心點。那就還得沿著廈門路往西走，就能看見一排四米高的灰牆，順著高牆向南拐個彎，有一扇三公分厚的大鐵門。鐵門白天是敞開的，兩旁站著兩個持槍的警衛。他們可不像是新華門站崗的警衛，筆直地挺著，一點不打彎。這兒的警衛可以蹓躂著，也可以輪流地到門內那間值班室裡去喝口水，坐著歇歇。只有看到進進出出的「豐田」、「賓士」牌轎車，才挺一下腰板，行個注目禮。望著汽車順著松柏夾道下的平坦車道，消失在一片白楊樹後，才又重新放鬆下來。
那片白楊樹，是一片鬱鬱蔥蔥的林帶，可稱為全市的綠化標杆區域，就其面積而論，綠地覆蓋率絕對地超標準。白楊林帶岔出三條小徑，分別通向三座美觀、別緻的兩層樓房，按照五十年代一次書記處會議上做出的一條沒有正式成文的規定，這三座房子的主人，是市委第一書記、第二書記和市長。現在它們的主人便是市委書記高伯年、市長閻鴻喚，剩下的一座樓是原市委書記、現中顧委委員徐克的。徐克在這裡住了整整三十五年，調中央後，房子只住著他的兒子徐援朝。這件事引起不少人的議論和不滿，特別是那幾個有資格取代這房子主人的人，高書記和閻市長已經注意到這個問題。不好辦的是，徐克經常要回來，雖說中央有規定，完全可以收回去，但他是市裡的一位元老，是市裡所有幹部的老上級，硬做不大合適，於是它便成了一個必須解決，又暫時不能解決的問題。
這個地方是廈門路222號。過去三位義大利人蓋起這花園別墅時，叫它利華別墅。
單憑住在這兒的兩戶人家，就不用懷疑廈門路222號的中心點的準確性。
二
清晨，整個世界都是清清亮亮的，陽光透過淡淡的清新的霧氣，溫柔地噴灑在塵世萬物上，別有一番令人賞心悅目的感覺。
可惜，並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天天享受到晨霧的清新，五點半鐘，這座城市只有少數人在跑步，只有花園裡才聚集著一些練功、習武、踢腿、甩胳膊的人，除此之外，就是至今不被人們所認識、看重，而又絕離不開的清潔工了。而大部分人，在這個時候，還甜甜地沉睡在溫馨的夢鄉之中。
高伯年照例在這個時候起了床。往日他刷完牙，就用一條幹毛巾使勁擦臉，直擦到面部辣辣的，紅透了才住手。又拿起那把黃楊木梳梳頭，節奏均勻，懸腕有力。一會兒的工夫，頭皮就和麵頰一樣發熱了，從裡到外舒服極了。然後他又輕輕梳幾下，把灰白的頭髮向後攏順攏齊，蠻有風度的。人到了這把年歲，能堅持住這種養生之道，注重儀表舉止也屬不易。其實高伯年在四年前，對養生和儀表都是從不上心的。他不吃魚、不吃蝦、不吃海參、不吃螃蟹。甚至海帶、紫菜、蛤蜊、青蛙，凡是沾水的動植物，他一概拒食。別說吃，聞一聞都會噁心。老戰友說他是窮命，他的河北省老家是塊旱地，只見得著井，看不到河，三十里之外有條渠一樣寬的水溝子。鄉親們輕易見不到水產，更別提吃它了。他七歲那年吃到一次魚，是在東家的貓食盤裡偷出來的。他躲在沒人的地方吞下去，腥腥的一股子臭味，嗆得他險些暈過去，接著無數根鋼針橫叉豎挑，紮在嗓子眼上，大咳、嘔吐、差點送了命。從此他便聞水貨喪膽。直到他當了局長，副市長乃至市長，市委書記，經常參加大小宴會，多高階的宴席都未扭轉他對水產品的憎惡，從不沾一筷。醫生警告他，這種飲食態度，會使他缺乏碘、鉀、鈉、鎂等多種元素，他深信不疑，卻毫不在乎。他不怕死，人前人後他經常說。解放石家莊，他們營擔任攻堅任務，衝過去，他衝在最前面，他不怕死，所以子彈也避他。「人連死都不怕，還怕缺碘嗎？」他笑著對醫生說。這句話被人傳開了，久而久之，又被人淡忘了，誰知「文革」時，這話成為反動言論一百條中的一條，「人連死都不怕，還怕缺點嗎？」———一個頑固不化，死不悔改的「走資派」。他對穿戴更不講究，進城後，始終一雙布底鞋，後來買不到了，只好穿塑膠底鞋，但鞋面一定要布的。他平生只有過一雙皮鞋，那是去參加黨的八大時特地買的，為了顯得莊重些。可在小組討論時，他發現中央的領導人也有不少穿布鞋的。第二天，他就脫下了硬邦邦的皮鞋。從此再也沒有穿過，直到「文革」這雙鞋才有了它的用場，成了修正主義生活方式的物證，被造反派抄走。
但是最近這四年，高伯年似乎變了，變得連女兒都取笑他趕時髦。
首先，他加強了自身保健，閒的時候翻一翻醫書，他並非趕時髦，而是越來越覺得自己身體零件不大好使，毛病多起來。
他開始注意儀表。很多人說他老了，而他自己並不覺得老。有好心人告訴他，這是因為他的服裝老式，人才顯得老的，他覺得有道理。現在是改革時期，領導幹部的形象也要改一改，要善於接受新事物。高伯年來了個飛躍，這飛躍讓人感到吃驚。他一貫的髮型小平頭現改為小背頭。一貫的中山裝換成了西裝，自從黨的總書記、國務院總理穿西服上了天安門，他就換了，而且一穿就不再換下。惟獨缺憾的是對「革履」仍不感興趣，他的腳無論如何不能適應皮鞋，服飾是為人服務的，所以他心安理得地西服布履。
早晨庭院裡很靜，聽不到一點點噪音。他做了一個深呼吸，一股花草清香直衝鼻腔，讓人頓時覺得，純淨的氧氣入腔，體內的濁氣排出，神清氣爽，心情舒暢。
他的樓前是一塊修剪得整整齊齊的草坪。每天，他要在這兒練一練太極拳。他的拳很不規範，還是在「文革」後期，他由牛棚榮升為「掛」著的公民時，跟花園裡的老頭們學的。可惜時間太短，還未學通，「四人幫」粉碎了，他被「摘」了下來，回到了市政府。幾年來，他堅持練身的，就是這麼一套半生不熟的太極拳。
但今天，上面的這一套清晨的生活程式，高伯年都沒有進行，他失常了；沒有練拳，沒有用黃楊木梳梳頭，沒有用乾毛巾擦臉，甚至連牙也沒刷，就趿著拖鞋走出來了。清晨，萬物仍是清清亮亮的，世界還是那個世界。但高伯年心裡那股子濁氣就是排洩不出來。
最近保健醫生又警告他，血壓偏高，心臟音律不齊。要注意休息，注意睡眠，注意腦子不要過於勞累，注意不要激動……全是一堆符合實際又不切合實際的廢話。
他無法抑制自己的激動，他失眠了。昨夜，他怎麼也睡不著，但他沒有服用安眠藥，他需要想問題，不需要麻痺自己。
昨天上午，大兒子高原從老山前線寄來一封信，信中以一個誓為國捐軀的戰士的名義向父親要一張生母的照片。信是寄到機關的，秘書拿來就放到家中的辦公桌上。妻子沈萍看到了，臉變得紙一樣白。他躺在自己的臥室裡，她在旁邊的書房裡哭，他沒有起床去勸她，他知道，兒子寫信時也會哭的，起碼哭過。他無法勸說妻子。無論高原能不能從戰場上生還，沈萍已經失去了這個兒子。
他也無法滿足兒子的要求，他沒有那張照片，也沒有辦法搞到這張照片。
下午，女兒高婕突然早早地下班回家，和任何人都沒有說話就悄悄地躲到自己房間裡去。保姆到她的房間裡去，她要雞蛋、要排骨、要牛奶。一一送去，她又什麼都不吃。保姆告訴沈萍，高婕一個人悶頭躺在床上，像是在哭。沈萍揩乾自己的淚水，奔上樓去，看到的是一張流產證明書。
「是張義民？」沈萍又驚又氣。
高婕搖搖頭，但又不肯說出那個人的名字。
「流氓！」高伯年也到了女兒的房間，他覺得自己的嘴唇在抖。他不是罵女兒，而是罵那個未知數，「一定要嚴加懲處，我找公安局。」
「爸爸，」高婕拉住把手伸向電話機的父親，「是我主動的。」
「你？……」高伯年一時說不出話來，他不相信女兒會墮落，可對女兒所處的文藝圈子又早有所聞，沈萍原來就反對女兒去當演員，是他說服了妻子。應尊重女兒的志願和選擇，可現在，女兒的行為打了他一個耳光。
「你和張義民的關係斷了？」父親吼道。
「沒有。」
「你準備和那個混蛋結婚？」他此刻恨透了那個肇事者。
「不。」
「你，你這算是什麼？」「張義民可以和我散，我本來就不愛他。」高婕淡淡地回答。
高伯年被激怒了。市委書記的女兒和一個不是丈夫也不是未婚夫的男人懷上了孩子，這種醜事傳出去，在老百姓嘴裡不知會怎麼張揚。他揚起手想打女兒，又放下了，怒衝衝地離開女兒的房間。
女兒門邊站著一個人，這是張義民。他早來了，剛才的一切他都看見，聽見了。
高伯年覺得無法跟這個年輕人交代，甩手走下樓去。張義民留下了。
房間裡只剩下了高婕和張義民。這一夜，女兒向張義民都「交代」了些什麼，高伯年無從知道，但他以為，不會有好的結果，一個男人對背叛了自己的女人，不會原諒的，即使這女人是市委書記的女兒。
高伯年腦子裡已經沒有地方去想女兒的事了，他的大腦細胞正為臨睡前的一個電話所消耗、困擾。
電話是市長閻鴻喚打來的，告訴他，總理從北京打來電話，要閻鴻喚明天趕到北京彙報工作。
「只通知你一個人？」
「對，只讓我一個人去。」
「市長會議？」
「不是，好像是單獨彙報。」
「彙報哪方面的工作？」
「沒有講，我正想問問你知不知道什麼情況？」
高伯年不知道，他什麼都不知道。他只知道一塊石頭堵到嗓子眼。
他從沒有被放在這樣一種位置上過。這是從未發生過的事情，他是這座城市的一把手。
高伯年從解放這座城市就在這裡了。三十五年的歷史，他的名字已經和這座城市緊緊聯絡在一起。全市四百萬人口，可能有人不知道現任國家主席是誰，但絕不會有人不知道高伯年的名字。而現在，他在市民心目中的位置已經動搖了，一個更響亮的名字已逐漸在取代他。上屆調整市委班子，曾有人動議調他到另外一個省去當人大主任。中央領導說：「還是不要動了，他熟悉這個城市。」這才不過兩年，向總理彙報這樣大的事情，都可以不由他去，甚至不通知他，不經過他，一個電話打給了閻鴻喚。這座城市現在可以沒有他了。這是一個訊號，他心裡清楚自己，儘管他在會議上多次表示過，到時痛痛快快交班，要培養年輕人，讓年輕的同志早日擔起重擔。可現在，不用說退下來，就是這樣冷落一下，他的神經都感到疼痛。他害怕這一天的到來，他受不了寂寞。多少年來，他習慣了「交伯年同志批閱」，「請示一下伯年同志」，「按伯年同志的指示辦」。指揮、拍板、行使決策權，已經成為他的一種生活習慣和必需，而且慢慢地佔據了生活的全部內容。他不能想象，有朝一日離休之後這些變為一片空白，對於他這樣一個事業心、責任感極強的人來說，將是一種什麼日子？
當然，現在他並沒有更多的這種恐懼！他認為這座城市目前仍離不開他，還沒有合適的人選接替他。市長閻鴻喚的威望不過是個假象。
他對閻鴻喚的感情是複雜的。三年前，是他首先提名讓閻鴻喚當市長的。「閻鴻喚是個實幹家。」在中組部和市委常委會上，他這樣評價他的接班人。他沒有看錯，閻鴻喚上任三年，市裡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實實在在幹了幾件漂亮事。但他也逐漸發現了閻鴻喚的許多毛病，他驕傲，對老同志、老領導的意見不那麼尊重。常常自以為是，過多地拋頭露面，這些事常惹得高伯年心裡十分不愉快。
思緒萬千，高伯年在床上輾轉反側，好不容易到下半夜才迷迷糊糊睡著，但五點半又準時醒了。算了算只睡了兩個多小時。
他沿著鵝卵石小路走去，這條小路的盡頭是閻鴻喚的房子。閻鴻喚是第一次單獨向總理直接彙報工作，要提醒他，在中央領導同志面前不要把弓拉得太滿，要謙虛、多聽指示，少表現自己，尤其要強調市委整體的作用。關於市政的全面規劃方案，不要先講出去，等過些日子，高伯年自己去北京開中央工作會議時再講。
他走著走著，突然又停住了。昨天閻鴻喚電話裡並沒有請教他，或是跟他研究的意思，絲毫沒有。只是問他知不知道，閻鴻喚未免太狂妄、太自信了，難道他不懂這麼大的事，應主動找市委書記研究研究？閻鴻喚的眼裡還有沒有他這個書記？甚至這個電話，都很難說沒有別的用意，比如暗示他閻鴻喚儼然已經是這座城市的決策人；暗示總理對他的賞識和信任。……高伯年越想越不對勁兒，他不主動找我，我又何必主動上門找他，助長他的得意情緒，表明我對這件事的重視？不，高伯年絕不能在他的心目中落得這麼個感覺。他應表現得很輕鬆，把這件事看得很淡，看成一件沒有什麼了不得的小事情，高伯年背起手，轉過身，踱著方步往回走。
還沒走回自己房前，他又站住了。他必須把注意事項告訴閻鴻喚，否則，他放心不下。他轉過身朝大門口走去，他估計閻鴻喚六點半鐘將出發，他就在那兒裝作無意蹓躂與閻鴻喚開出的汽車偶然相遇，然後就可以非常自然、非常正常地給閻下達「指示」。
他故意走得很慢，隨時想聽到身後傳來汽車開動的聲音。但他一直走到大門口，也沒有聽見盼望的聲音。守衛的警衛戰士向他敬禮。
「換崗了？」高伯年親切地問一個戰士。
「沒有，七點鐘換崗。」戰士回答。
「這麼早就把大門開啟了？」高伯年隨便地問，他有意消磨時間。
「閻市長五點半鐘坐車出去了，我們就沒再關門。」
什麼，走了？高伯年心中一涼。五點半鐘，就在他每天準時睜開眼的那個時間，閻鴻喚已經出發了。
「今天首長都起得這麼早。」戰士說。
高伯年無心再答話，只是咧著嘴對戰士笑笑，轉身走回去。
剛走上臺階，沈萍迎出來：「你去哪兒了？到處找不到你。」她的眼眶發青。
「你找我幹什麼？睡你的覺去唄。」高伯年一肚子氣沒地方撒，又不敢向沈萍撒。
沈萍嘆口氣：「張義民昨天晚上十二點才走，也不知道和小婕談得怎麼樣，早起我叫小婕，小婕不理我。這事，你得問問義民。」
「我不管！」煩事加煩事，高伯年忍不住咆哮起來，徑自走進那扇玻璃門。
沈萍跟進去，她當然不知道電話的事，只知道自己一夜沒閤眼。
「你發什麼火？不管小婕的事！哼，我知道你為什麼，還不是為高原的信，為信裡提到的那個人，那張相片。」沈萍大聲喊起來，她瞭解高伯年的秉性。你越讓他，他越來勁，你蜇他一下，他知道痛了反而乖了。
「你胡說些什麼，沒輕沒重的，讓人家聽見。」高伯年果然把自己的音調降了下來。
「小婕的事交給你辦，你找張義民談，他要不通，你負責。」沈萍又開始給高伯年下指示了。
在外面，沈萍比任何人都注意維護高伯年的尊嚴與威信。恨不得把丈夫塑造成「神」，尤其在自己單位裡總是裝作對市委內部和領導之間的事一無所知。她這樣做贏得不少群眾的尊重，覺得她這個人不愛炫耀自己，謙虛，反倒對她增添了幾分神秘的感覺。人們想象不出他們是怎樣生活的。他們也跟市民們一樣有個戶口本、糧食本、副食本、煤本嗎？他們買衣服買鞋也到商店自個兒去買嗎？……利華別墅的生活對市民們是一個謎。
高伯年是不是個凡人，只有沈萍最清楚。
在婚前，高伯年在沈萍的心中也有一圈光環，但婚後，像所有的家庭一樣，是女主人當家。當這個家庭的女主人，雖說不必為柴米油鹽，洗刷漿補勞神費力，但男主人與女主人之間的內戰卻像千百萬個家庭的矛盾起因一樣，也因為一個「錢」字。沈萍家族的老一輩幾乎一色的商人，她這一輩又幾乎一色的知識分子，自然經濟上不用沾她的光。但高伯年的老一輩則全是一色的莊稼漢，他這輩兒除了他，仍是一色的農民。前十幾年，每個月高伯年都要給老家寄錢，少則二三十，多則四五十，老家就像個永遠填不滿的無底洞。最要命的是隔三岔五，鄉下就要來人。找工作的，治病的，逛城的，連八竿子打不著的親戚都來他們這裡吃大戶。開始，她還能做出一副笑臉，後來，就只好擺出一副冷臉。冷臉仍擋不住那些人來。直到有一次，她親眼看見一個高伯年的什麼侄子，把一口痰公然吐在她家客廳的地毯上，她忍無可忍了，把那侄子和侄子他爹，高伯年孩提時的朋友一齊攆了出去。高伯年回到家，知道了這件事，便大發雷霆，認為她丟了他的面子，使他「忘了本」，用他軍人武夫式的巴掌一下摑在她臉上。這是他第一次打她。沈萍摸著自己被打得腫起來的面頰，眼淚流了下來。她把婚後的一切不滿都化成惡毒刻薄的語言嚷了出來。嫁給他，有什麼好的，她算什麼？充其量不過是高伯年的一個附屬品，一個裝門面的夫人，她忍無可忍，豁出去了，便哭嚷著朝門外走去，她要去法院申請離婚。
高伯年攔住了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