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戒指?」
「你們一起在巴拉頓湖度假時,您親手送給她的戒指。難道是埃利婭有幻想症?」
「聽我說,您不要無中生有,節外生枝!沒錯,我們一起到巴拉頓湖她奶奶那兒去過,並且晚上都在一起,我也的確送過她戒指。可這又怎麼樣?我是個正常的人,受過良好的教育,要是一個姑娘和我睡在一起,我認為送她禮物是正常的。」
「那麼貴重的禮物?鑲有三顆鑽石的戒指?」
「您對‘貴’與‘賤’的看法有點兒坐井觀天了,」拉特舍夫又恢復了他那高傲的神氣,「以我的收入,賣這麼個戒指算不了什麼。」
「這麼說,埃利婭要嫁給別人,您一點兒也不感到痛心?」
「一點兒不。」
「好吧,」謝盧亞諾夫嘆了口氣,「讓我記下和您度過星期六的那位女友的名字。」
「可以,請吧!奧莉加-葉梅利揚採娃,我們公司的女職員,在廣告部工作。」
白與黑,黑與白……
從童年起,我面前的世界就被縮小成這兩個概念。行還是不行。好還是不好。善還是惡。沒有中庸之道,沒有中間色調。不能模稜兩可,只能有一種答案:「是」或「不是」。從來就沒有「可能」。
那時我五歲……父母為什麼事大聲叫嚷著,我覺得他們是在吵架。父親叫媽媽為母狗,我馬上學會了一個陌生的詞,一個一念就上口的詞。
「母狗!媽媽——母狗!媽媽——母狗!」我高興得大叫起來,因為這個新詞很容易上口,很快就記住了。
爭吵立刻停止了,爸爸媽媽都把注意力轉到我身上。
「這個詞很粗野,」媽媽嚴肅地訓斥我,「不能這麼說,你表現可不好。」
「那爸爸也表現不好?」我據理反駁。
媽媽一時慌了神,答不上來了。這時,父親親自出馬來教育我了。他咳嗽了幾聲,清了清嗓子,擺出一副嚴肅的面孔來。
「貓崽子,」不知怎的,他不看著我,卻望著媽媽,「情況不同……凡事都沒那麼簡單……從來就沒法說清楚……」
可我才只有五歲,「從來就沒法說清楚」的話,不可能令我滿意。我是個小孩子,我要明確肯定的說法。我生性膽小,絕對相信媽媽爸爸永遠和我在一起。我只想睡在那舒適的小床上,枕頭旁邊擺著那隻長毛絨小兔,每天晚上聽著童話故事入睡,天天早晨喝的是蘋果汁,星期六去吃奶奶烤的大餡餅。我想確切知道,要是我每夭都刷牙、常說「謝謝」和「請……」並且很聽話,是否就能受到誇獎;我要是調皮淘氣或弄壞了什麼東西,是否一定會受到處罰。可要是聽到「情況不同」、「凡事都沒那麼簡單」、「從來就沒法說清楚」這樣的話,就能團表現好而受到處罰,因表現不好而受到誇獎嗎?我這五歲的小腦瓜無法解開這個謎團,於是我就發起脾氣來。
我八歲了……父母帶我去電影院,我和他們一起看著銀幕上的罪犯從監獄裡逃出來,捨命救了一個人。媽媽悄悄地擦著眼淚,可我卻不懂,她為什麼那麼傷心。
「媽媽,你怎麼了,可憐他?」我們從電影院走出來,已是傍晚時分,但春風暖洋洋的,飄著花香。
「當然啦,親愛的。」媽媽點點頭。
「可他是個罪犯,」我氣得嚷起來,「是從監獄裡逃出來的呀。幹嗎要可憐他?」
「孩子,」爸爸又是那個腔調,「凡事都沒那麼簡單,沒有絕對壞的人,也沒有絕對好的人。不錯,他是罪犯,可是他救活了那個小姑娘,這說明他還算是個好人。事情不會總是一成不變……」
可是這種說法,也不能令我滿意。我想要有一種固定不變的尺度,以免在大人的世界裡迷失方向。我想搞清楚,什麼樣的人是好人,什麼樣的人是壞人。
我想搞清楚,可以做什麼,不可以做什麼,幹什麼會得到獎賞,幹什麼會受到懲罰。我在尋找答案,一點一滴地收集著,向父母問過成千上萬個為什麼,但是他們一點也不明白我需要什麼,總是那麼含糊其辭、不清不楚地給我解釋說:「凡事都沒那麼簡單,情況不同……」
日積月累,我終於開始對世界有了獨立的見解,這不是父母教我的。我看書、看電影,什麼都看:百萬富翁與罪犯,偵查員與間諜,「紅軍」與「白軍」,於是我把世界分成了這兩種顏色。中間色調使我不安,模稜兩可的話語讓我感到害怕。我最討厭這些了。
11歲時,我被汽車撞了,因腦震盪住進了醫院。生來頭一回,晚上睡覺前媽媽沒吻我,早晨沒喝上家裡的果汁。我可是一直以為,過去怎麼樣,將來還會怎麼樣的。我總是纏著大夫問:「什麼時候放我回家?」要做的治療我都能忍受,我只想得到確切的回答:什麼時候回家。
「好孩子,」一位戴著眼鏡的大鬍子大夫對我說,「這取決子很多情況……」
接下去又是一些含含糊糊的話,和從父母口中聽到的那些一模一樣。我開始精神錯亂,歇斯底里,要求放我回家。大夫們經不住我的糾纏,終於讓我出了院,但仍要我嚴格臥床靜養,要母親向他們保證,一定精心照料我。
我高興極啦,終於又回到了家,回到了自己的房間,躺在自己的床上,和爸爸媽媽在一起,看自己喜歡看的書。我盼著儘快恢復健康,決心按大夫的吩咐去做:躺在屋裡,放下窗簾,儘量少下床活動,不看書,不看電視,一天吃六次藥。十一歲的我當然不可能整天躺在那裡靠想入非非度日。父母一上班,我就拽開窗簾,看起書來。到了下午,班上同學來了,我一躍而起,可沒過多久就是一陣頭暈,想吐。媽媽下班回來,關切地詢問我的感覺,我騙她說挺好,我不敢說出真相,因為我不想再去住院。
一天,我的謊言終於露了餡,媽媽在上班時間突然回來了,正碰上我俯身衝著馬桶痛苦萬分地嘔吐。媽媽要叫急救車,我卻大哭起來,求她別叫,直到失去了知覺。媽媽心疼我,只好請了假,在家裡照料我,並監督我按要求做。又過了一段時間,我的病果然好了起來。
又過了很長時間,我只有春秋兩季才犯腦震盪。一到11月和4月,我就覺得難受,頭痛得很厲害,情緒壞透了,動不動就發脾氣,毫無來由地發火。但這種情況一會兒就會過去。
防暴處的工作人員尼古拉-謝盧亞諾夫最討厭女人,並因此而討厭由女人作不在現場證明,特別是當作證的女人是犯罪涉嫌人的妻子或女友時。他把所有的女人都看成是愛撒謊的背叛者。妻子拋棄了他,奪走了兩個孩子,跟新結婚的丈夫跑到沃羅涅日市去了。打那以後,他就再也聽不進那些勸他改變這一看法的話了。離異使他痛苦了很久,見不到孩子更是雪上加霜。他記恨妻子給他造成的苦楚,於是便將滿腹怨恨發洩到工作中遇到的女人身上。
因此,當馬拉特-拉特舍夫推說奧莉加-葉梅利揚採娃可以為他作證時,謝盧亞諾夫絲毫不相信,他斷定,年輕實業家的女友一定會按他的意願為隨便什麼事作證的,更何況拉特舍夫是個非常可疑的人物。
對不在現場證明信不過時,他有一套核查和揭穿的方法。但他的這種做法並不總能得到處長戈爾傑耶夫上校的贊同,而謝盧亞諾夫對領導經常不斷的責難置若罔聞。他是隻看重結果的那種人,對過程中受到的種種非議,並不在乎。
為實現自己的打算,他需要一個技術高明的攝影師,於是他不假思索地打電話給安東-舍夫佐夫說:
「我指給你看一個姑娘,你設法給她拍幾張照片。然後我再給你幾張照片,你給我剪輯拼湊成蒙太奇。能辦到吧?」
「沒問題。」舍夫佐夫痛快地答應了。
他沒費周折就找到了「藍色多瑙河」公司的女職員奧莉加-葉梅利揚採娃,暗中「護送」她到家,拍了近十張照片,有在大街上的、有在無軌電車站的、有在商店裡的、有在林蔭道上的、有在樓門口的……姑娘長得很亮麗,就是不怎麼上相。舍夫佐夫那老練的眼睛一下就看出了這一點,他儘可能選用仰拍,好讓奧莉加在照片上顯得更具魅力。他覺得有一張拍得特別成功:奧莉加向一個攤販買香蕉,伸出手去接找回的零錢時,被安東抓拍了一張。她大概以為小販存心騙她,心裡默算著:香蕉的分量真的有小販說的那麼重,正好「夠上」一萬盧布?總之她當時臉上的表情十分緊張,甚至有點吃驚。
當天晚上他就同謝盧亞諾夫見了面,又同他一起回家。謝盧亞諾夫在一間緊靠廚房的儲藏室裡佈置了一個小小的照片洗印室,在靠廚房的牆上鑿了個洞接了水管。
「哎呀。」安東不勝驚訝地打量著謝盧亞諾夫這些收拾得井井有條的簡易裝置。
「得想想辦法,」謝盧亞諾夫聳了聳肩,「不要點小聰明,是什麼事都辦不成的。只有我們的娜斯佳破案不使詭計,老老實實,但她畢竟只代表她。」
「娜斯佳,就是那個卡緬斯卡啞?」舍夫佐夫追問道。
「嗯,就是她。」
「她能行,為什麼你就不行?莫非她是個與眾不同的人物?」
「天曉得,」謝盧亞諾夫微微一笑,「大概因為她是個天才演員,說實話說得跟撒謊一樣,別人就不信她的話了。可以收到同樣的效果,又不致引起責怪。」
「這是怎麼回事?」攝影師感興趣地問,「我有點兒不明白。」
「再簡單不過了。打個比方,你回到家裡,妻子問:‘你吃過午飯了沒有?’你根本不敢正眼看她,只含含糊糊地說:‘什麼?啊,對啦……是的,吃過了……當然吃過了,你不用忙啦。’而實際上你是去會情人了。而你那位賢內助還一直堅信你這個可憐蟲整天馬不停蹄地顧不上吃喝呢。你說的既是實情,又對她有所隱瞞。懂了嗎?」
「真狡猾,」安東笑了起來,「你怎麼就不行呢?」
「不知道。也許是沒有這根神經,想象力遲鈍吧。娜斯佳能馬上對事態作出反應並隨機應變,我卻在幾小時之後,才能琢磨出如何轉移話題……但我有我的高招。先給你弄點吃的還是馬上開始工作?」
「結合進行。要是不麻煩,可以在膠捲顯影時先吃點兒東西。等底片晾乾了,再休息一次。」
照片洗出來棒極啦,只是謝盧亞諾夫給他看那幾張要給奧莉加「剪輯」的照片時,安東才明白要幹什麼。按照偵查員的意圖,他們最終要搞出幾張奧莉加與幾個不同的男人相會的照片。而她伸手接找的零錢的那個鏡頭是最恰當不過的。另外還得給奧莉加「換換裝」。
「這是什麼餿主意?」舍夫佐夫疑惑不解地問,「我們搞這個幹嗎?」
「除了迷惑人,還能為什麼,」謝盧亞諾夫開玩笑地說,「幹我們這行的,辦事準則很簡單:不騙人,就別想弄清事情真相。趁晾照片的功夫,咱們再喝點咖啡吧。」
「不,如果可能的話,我想喝點茶,」安東說,「我一口咖啡也不能喝。」
「你怎麼啦,有病嗎?」
「缺血性心臟病。」
「真的?你看起來還很年輕。」謝盧亞諾夫驚訝地說。
「這病從小就有了。不過你可別把我當殘疾人看,」攝影師笑了起來,「我也習以為常了,還帶病參過軍。工作幾乎沒有影響。我的病大約兩個月犯一回,躺上三四天就好了。還要不了命。」
謝盧亞諾夫沏好茶,切開夾肉麵包,從櫥子裡取出一瓶白蘭地,猶豫不決地看了攝影師一眼。
「這個你大概也不能喝?」
安東搖了搖頭。
「不行。不過,你想喝就喝吧,我不會嘴饞的。」
「真的?」謝盧亞諾夫喜形於色,「讓你看著我喝,真是不好意思。」
「我已經習慣於在一旁看人家喝酒、通宵達旦地跳舞、和姑娘們說笑逗樂了。」
「可你自己,絕對不行嗎?」
「我是擔心呀,」舍夫佐夫坦白說,「這身體我是一點兒辦法都沒有了,只愛抽抽菸。其他嗜好只能忍痛割愛了,我想再多活幾年。」
「這是對的,」謝盧亞諾夫讚許地點著頭,拿過酒杯,倒上了白蘭地,「祝你健康。」
他喝乾那杯淺褐色的酒時,透過酒杯看到了安東那奇異的目光。
「你幹嗎盯著我看?把我當酒鬼了?」
安東聳了聳肩,端起熱騰騰的茶杯,小心地抿了一口。
「你一個人過?」他沒有回答他的話,卻問道。
「妻子跑了,她忍受不了普通民警家庭生活的拖累。」
謝盧亞諾夫很快又倒了第二杯,又是一下子灌下肚去。
「你還沒結婚吧?」
「還沒有。」安東微笑著說。
「有打算嗎?」
「暫時沒有。」
「幹嗎拖著呢?」
「創造物質基礎呀。」攝影師詼諧地說,「結了婚。就得有孩子,妻子肯定指望同我白頭偕老,幫她把孩子撫養成人。可我的心臟,要是突然一命嗚呼,撇下她和孩子無依無靠,這與欺騙和背棄有什麼兩樣。所以我必須攢些錢,一旦我死了,他們好不至於受窮。」
「別考慮那麼多了!」謝盧亞諾夫責怪他說,又喝下了第三杯,「也許,你能活到70歲呢。」
「有可能,」安東同意說,「但也有可能活不到。結婚就意味著責任。心臟病人與一般人的心理狀態是有很大差別的。健康人是不會理解我們的。」
「好啦,別惡狠狠地盯著我,今天再也不喝了。三杯,這是我每天晚上的定額。不喝這三杯,睡不著。現在喝完了,我這就把杯子拿走。」
他真的把酒瓶放回了櫥子裡。此時他臉上的肌肉鬆弛了,滿面紅光,兩眼發亮。
「聽我說,安東,咱們來談談你們洗印室被盜的事。據我所知,你們那兒的鎖像玩具似的。」
「誰會需要我們這些照片和底片?那兒從來就沒用過什麼鎖,屋裡只有幾個鐵櫃,同事們十年九不遇地往裡邊放些器材。相機也都是自個兒挑的,這是我們的職業習慣,自己買自己修,從不借給別人。再說,照片是越新越好,所以我們總是‘機不離身’,一旦路上碰到個感興趣的鏡頭,就能派上用場。只有把器材放在保險櫃裡時,才會加封上鎖。屋子裡東西很亂,任何人都可以隨意進出。」
「嘿,你們的規章制度可夠健全的。」謝盧亞諾夫搖了搖頭。
「那兒原本就沒什麼可保密的……」
「今天沒有,明天就被盜。還有其他底片丟失的情況嗎?」
「他們說還少了兩卷膠捲,不過那兩個膠捲和我的那些一樣,無關緊要。其中一個是去年的,在一年一度的莫斯科共青團日活動中拍的;另一個是新拍的,是在你們內務總局的新聞釋出會上拍的。把你們的新領導都拍進去了,說不定小偷正好需要這卷底片。你以為如何?」
「都有可能,安東,都有可能。現在去看看我們的成果。」
他們小心地從繩子上取下夾著溼漉漉的相片的夾子。照片上顯出奧莉加-葉梅利揚採娃和兩個表情豐富的男子。他們正把小紙袋交給奧莉加,而緊張地微笑著的奧莉加正慌張地接過它們。
明天,用這些相片,謝盧亞諾夫很快就會查明,兩個新娘在婚姻登記處遇害時,馬拉特-拉特舍夫究竟在什麼地方。
韋羅尼卡-馬特維耶夫娜剛一上樓梯,就聽見電話鈴響。她急忙掏出鑰匙,開啟門奔向鈴聲不停的電話機。
「晚上好,韋羅尼卡-馬特維耶夫娜。」話筒裡傳來悅耳的男聲。
「你好,馬拉特。」
「您那兒情況如何?」
「小聲點兒,民警上我這兒來過。」
「也到我這兒來過,問起星期六的事。」
「你都說了些什麼?」
「我說在家,和奧莉加一起。問起過您嗎?」
「沒有。誰對老太婆感興趣?他們根本想不到懷疑我。而且也沒有什麼把柄。你就麻煩點了。」
「您說得是,」馬拉特朝話筒裡冷笑了一下,「韋羅尼卡-馬特維耶夫娜,也許我們會走運的。您不講點我感興趣事嗎?」
「好像明天下午,瓦列裡和埃利婭動身去別墅。」
「是嗎?」馬拉特興奮起來,「這很好,值得高興。」
「有什麼好?你以為要勸阻住他們,一個月就夠了?」
「韋羅尼卡-馬特維耶夫娜,我們可以試試嘛。我也到別墅去,壞他們的事。請原諒,只能讓您的兒子在他心愛的姑娘面前丟臉了。現在還有時間,記著,不管事情朝什麼方向發展,我都欠您的情。」
「馬拉特,謝謝你。」老太太嘆了口氣。
「沒什麼,該謝謝您。」
韋羅尼卡-馬特維耶夫娜不慌不忙地脫去外衣,給自己做了份簡單的晚餐。給瓦列裡留的是現成的,兩塊饞人的煎肉排配炸土豆片。她自己從來捨不得這麼吃,好的肉食只買給兒子吃,平時她總是省吃儉用。她只給自己煮點便宜的通心粉,撒點糖,再加上一丁點兒抹著黃油的麵包片。她一邊用笊籬撈著開了鍋的麵條,一邊盤算著:還算好,事情快要解決了,馬拉特就會給錢的,他答應過。這筆錢可真不少,足夠把帕維爾那個惡棍打發走,還能體面地養家餬口。天哪,這沒完沒了的苦日子,她早就過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