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微笑著向我走來。我感到他那雙灰眼眸裡流露的暖流，便驚訝地想到自己為什麼不及早給他打電話呢。只有當我和他又在一起時我才明白，這段時期以來我的生活是多麼糟糕。為什麼我會這麼輕易地向死神妥協呢？僅僅因為它來自我愛慕並情願原諒她所做的一切的維卡嗎？或許是，但也可能因為我實際上就不是一個鬥士，每逢遇上阻力或障礙時我總是很容易讓步，我太容易放棄自己的想法，不善於竭盡全力克服妨礙我達到目的的一切障礙。

這次盧托夫沒和上次一樣穿西裝，而是穿了牛仔褲和跟他眼睛顏色一模一樣的淺灰色高領絨線衫。我、維卡及我那瘋母親住了許多年的房子，是一套普通的兩室一廳，薄薄的牆壁根本不隔音。

「你臉上的表情我很熟悉嘛。」他把我讓到一個硬邦邦極不舒適的沙發上坐下，一開口就這樣說道。

「為什麼說熟悉呢？」我吃了一驚。

「我們的那些客戶剛來我們這幾時，臉上通常都是這種表情。您出什麼事了？」

「是出了事。」

我沒有向盧托夫講訴維卡和她僱來的殺手，只是竭力想讓他明白，說我很想，正如盧托夫所說的那樣，成為他那個集體中的一員。

「我很高興，」他簡短地答道，「可是，如果你還記得的話，我曾告訴過您，我們是有規定的，凡是來找我們的人，都必須服從規定。而這些規定並不是所有人都喜歡，有些人就拒絕在我們中心生活。」

「什麼規定？」

「我們大家都是一家人。在這個詞的極限意義上。您明白嗎，是極限意義上的。」

「我不明白，」我搖搖頭，「大家全都一塊兒睡覺，這是怎麼的？」

「那就太簡單，亞歷山大-尤里耶維奇。大家全都相愛、相互信任、相互關心，任何人都不得對他人作惡。至於誰跟誰睡覺的事，則本著自願原則。但我們客戶相互之間並不締結婚約。這是一條法則。」

「為什麼？」我無法掩飾自己的驚訝，「如果兩人在你們中心相識並結了婚，這又有什麼不好呢？」

「您如來了我們這兒，您就會明白的。現在討論這個沒有意義。現在我只能告訴你，在客戶之間履行結婚手續會使我們的經濟關係複雜化。而這是最重要也是最難辦的一件事。」

盧托夫不吭聲了，我緊張地期待著他的下文，我明白，他馬上就該說出最要緊的話了。難道危機中心的客戶應予遵守的某種規則，對我來說，居然會是不可接受的，以致使我不得不放棄想要活下來的最後一線希望嗎？不！無論盧托夫說什麼，我全都答應。這是我的最後一根救命稻草，抓住它我才能活命。其他道路都只能通向死亡或是貧窮，或是與母親一起生活這樣一種無時不在的噩夢。

「我們的客戶到我們這兒來，必須帶上他所有的家產。這家產將成為中心的財產。換句話說，它將屬於所有人，因為中心就是靠這些資金養活客戶，發展和創辦企業、分公司，出版報紙等等。」

我的心一下子涼透了，財產。假如我和維卡分割這些財產就能活命的話，我就不會坐在這兒了。問題的全部癥結恰恰在於我不能剝奪妻子的任何東西，除了衣服和化妝品以外，無論在哪兒，哪怕是在中心裡，我也不能。

「要投靠你們，最少得帶多少財產？」我絕望地問道。

盧托夫輕鬆地笑了，從茶几上的瓶子裡給我倒了些礦泉水。

「最低限量是不存在的。有多少算多少。如果什麼也沒有，那就什麼也不帶好了。我們不拒絕任何人。我們不把自己的客戶分成富人和窮人，問題的實質，亞歷山大-尤里耶維奇，並不在於誰給我們帶來多少，而在於當他和我們生活在一起時，他能賺多少。從您加入我們行列的那一刻起，按照全部公民法律關係應當從所有種類活動中賦與你的一切，都將成為公共財產。中心將為所有客戶提供豐富美味的食品，良好的住房條件，體面的、用於購買衣物及個人用品的現金。但所有人都分得同樣一份，而不是看他實際上能掙多少。剩下的一切都用於發展。」

「您是不是說，掙錢少的人，是靠掙錢多的人養活的？」

我不相信自己的聽覺。這不是一種自產自銷的共產集體主義麼？剝奪和剝削那些善於經營的人，而養活那些什麼都不會做也不想做的人。我們這多災多難的國家不是已經經歷過這個了，不是已經根據自己的經驗證實，這不會引出任何好的結果來麼。我們為什麼還要重犯這樣的錯誤呢？

「我想說的是，那些掙錢多的人，要和那些掙錢少的人一塊兒分產。」盧托夫溫柔地糾正我說，「任何經濟正常的社會，生活都是建立在這一原則之上的。有錢公民向國庫交納高額稅金，而國庫就是從這些錢裡，向領退休金者和窮人分發社會救濟金的。這很正確，這是公正的。」

「可要知道這樣一來有錢人照樣有錢呀，」我反駁道，「他們即使是在交納稅金之後，也照住闊氣的大房子，乘貴重的汽車，而窮人即使得了救濟金也照樣貧窮，只是能使他們免於被餓死罷了。而您卻想把他們拉平。我不認為這樣做公平。」

「亞歷山大-尤里耶維奇，你可曾想過這麼個問題，為什麼今天這麼多人需要心理學家和病態心理學家的幫助呢？我指的是這兒——即俄國。有一位偉大的智者說過，讓所有人在財產方面都平等是不可能的。可以在某一時刻把所有人擁有的一切全部剝奪，然後重新分給大家，人人平等。一年後又會怎麼樣？有人可使自己的財富增值，他們善於理智地使用它；而又有些人則把它揮霍掉了，吃光賣盡了。於是，完了，大家又不平等了。一個人將會以怎樣的精神忍受這種不平等，這取決於教養，而非取決於別的。由於我國在數十年當中好像並未有過什麼不平等，所以，任何人都不曾受過應有的調教。人們還不習慣於這種想法，即近鄰之間在生活水平上的巨大差別是正常的。正常在此所指的意思，不是「好」，而是指廣泛流行、十分自然。這令人很惱火，他們無法與這種現象共存，怨恨、嫉妒和仇恨，甚至普通的困惑——怎麼會這樣？——使他們發瘋。同在一所中學唸書，我是優等生，而他是個二分分子；我上了大學，而他是個傻混混，打架鬥毆，小偷小摸，一度還因為強xx蹲過班房；我是一個老老實實的工程師，而他則又是酗酒又是泡妞，還和某個黑社會混在一起。如今呢，我是個失業者，而他呢，出門坐的是「梅塞德斯」，全身掛滿了蜂巢式電話。人們一旦感覺不到公正事物的邏輯性，便會失落。心理危機即來源於此。而來找我們的就是這些失意者，我們給他他鐘意也能做好的工作，以此來消除他的失意情緒。他不知道他實際上能掙多少，因為，按照我們的規定，工資不會發到每個人自己的手裡。我們的客戶就只在我們自己的企業上班，企業有嚴格的規定：所有現金全歸中心，客戶得不到有關工資——無論自己還是別人的——任何資訊。我們為所有人提供一樣的生活水平，而由於誰都不知道實際上他掙多少，而他的近鄰又能掙多少，所以，人們之間不會有嫉妒、惱恨和仇恨。如果一個人無法應付實際現存的生活條件，無法適應他所在國家的經濟條件，那我們就給他創造別的條件。這樣一來，他就能擺脫危機，對付好自己的難題了。」

「以後呢？」我問，「一旦他擺脫危機，他會離開你們嗎？」

「當然，」盧托夫又笑了，「我們誰都不阻攔。」

「離開的人多嗎？」

「不，沒人願走。在中心存在的這麼多年當中，還沒有一個人聲稱要回到他曾在其中受苦受難、他在其中根本就不願再活下去的那個世界。或許您對這一切暫時還不理解，因為您從未在一種愛、和諧與善意的氣氛中生活過。日常生活中，愛我們的，充其量不過是兩三個人而已，我想說的是，那種真摯、誠懇而又忘我的愛。我們與所有其餘的人處於戰爭狀態，或是往好處說，處於咬牙相互忍耐的狀態。我們中心的一切皆與眾不同。當然啦，並非所有人都能對他人懷有善意，都能接受他人，但在我們中心，我們卻教會人們這樣做。在經驗豐富的心理學家指導下的小組和個人學習，我們這裡每天都要進行，而且，這是所有人的必修課。這是一種治療方法，沒有這種方法是辦不成什麼事的。」

我聽見外面的門吧嗒響了一聲，走廊裡傳來什麼人的腳步聲，於是，詢問地望了盧托夫一眼。他臉上的表情頓時變得嚴肅起來，他的禿頂、他的鷹鉤鼻，此刻使他酷似一隻兇猛的大鳥。

「請原諒，」他冷冷地說，「我離開一分鐘。」

他走出房間，把開著的門緊緊關上了。一個女人的說話聲傳進我的耳鼓，她在急速而激憤地說著什麼，其中還夾雜著盧托夫的聲音，可我聽不出他們在說什麼，但我也沒費事去聽。一分鐘延長到整整十五分鐘，可我幾乎未曾察覺，只是萬分緊張地思索著聽來的一切。帶上所有家產離開嗎？像是一個教派。我聽說有這麼一些教派就對其信徒有類似的要求。可從另一方面說，關於宗教和信仰盧托夫幾乎什麼也沒說，只不過，是在我們的上次會面時，即幾乎一個月以前，他這麼說過。其次，有關教派創辦了自己的企業，併為其成員提供有益工作的事，我不知為何從未聽說過。對他們來說，攜產出走的全部意義是這些資金可以支援整個教派，而教派本身除祈禱和宣揚其學說以外，是什麼也不做的。可歸根結底，對我來說，這又有什麼不同呢？我應當想的僅僅只是否對我是否合適，我的結論是否對我合適。甚至不僅僅是合適。我不必為財產而擔任何風險，因為我將赤條條光著身子加入他們一夥，只帶十幾件襯衣和二件西服。但我卻可以得到一種我擅長也喜歡的工作。比方說，就負責上次盧托夫對我說過的那套電視節目如何。而如果它們的節目沒搞成，那也不要緊，不是還有報紙嗎，而我，若按所受的教育，好歹也是個新聞記者。如果我今天就對維卡提出離婚，並且無需分割財產的話，那她也就不會再想殺了我了。她會取消其協議的。麻煩的只是母親，對她，我就不知道該怎麼辦好了。盧托夫回到屋裡，緊跟其後的是個女人，約四十歲的樣子，兩眼哭得已經紅腫了。她雙手端著托盤，裡面有茶壺、咖啡杯、糖碟和一個大盤子，盤裡如一座小山似的堆著色彩誘人、清香四溢的圓圓的小白麵包。那女人不知為何詭秘地瞥了我一眼，同時臉上掛著微笑。

「請便。」

她手腳麻利地把杯子擺放在桌上，歸置好麵包碟，畏畏縮縮地看著盧托夫。

「還需要什麼嗎？」

「不需要了，去吧。謝謝。」他像對僕人似的對她點點頭，冷冷地說。

女人退了出去，輕輕關上了門。也許，她是盧托夫的妻子，我想。看樣子，他們的家庭生活同樣也不順。真是怪事，沒別的！我還以為，在一個如盧托夫這樣的男子那裡，一般說是不會再有什麼事的，女人篤定會崇拜他，既然他的魅力甚至連我都能影響的話。

「您妻子做的飯好極了。」我讚賞道。說著咬了一口軟乎乎、熱嘖嘖的麵包。

「她不是我老婆。」盧托夫簡短地說。我明白他不十分願意討論一個剛哭過鼻子就給我們上菜的女人，「您還有什麼問題嗎，亞歷山大-尤里耶維奇？」他又回到了我們先前的話題上。

沒時間了！要是我還有幾分鐘時間可以思考的話就好了。可我必須馬上作出決定，儘快跟維卡談談離婚的事，要不然，帶消音器的手槍隨時有可能向我發射子彈。

「或許，一切在我來說都已經清清楚楚的了。」我慢慢騰騰地說，邊說邊精心斟酌著合適的語句。我想問一問有關母親的事，說明一下情況，與此同時，又不能透露有關維卡的事。「只是——您瞧，我的母親是個心理有殘疾的人。現在她一個人生活，可這越來越成問題了。我本想給她僱個家庭服務員，或讓她住一所好的學生公寓，可如今這一切都變成這樣……我不想細說了，這純屬我們自己的家庭問題，可我現在沒錢，一分錢都沒有。我已經到了無處可棲身，無錢可為生的地步了。假如我到您這兒來，加入您的中心，那我母親可就孤苦伶仃了。我老婆才不會管她呢。」

「您離婚不就完了，」盧托夫提醒道，「我預先告訴過您，已婚者是不能成為我們的客戶的。不然，他們的妻子就有權要求得到我們客戶收入的一部分，這會引出一大堆麻煩事的。」

「是啊是啊，我明白。」我連忙說道。讓他們的規定和麻煩都統統見鬼去吧，我才不稀罕呢，我之所以需要與維卡離婚，僅僅是為了保住我自己的一條小命。我當然會在最近就辦好離婚手續的，我們沒有孩子，財產也不必分割，所以一切並不複雜，會進行得很快的。但也正因為這樣，我無法指望將來我的前妻會去照顧我的母親，我想付錢請人來照顧她。

「您母親住的房子怎麼樣？」盧托夫同情地問。

「跟您住的一樣。兩室，總面積46平方米，臥室23平方米。混合間一間14平方米，一間9平方米。」

「這問題好解決，」他安慰我道，「只要您來我們這兒，這問題好解決。我們為您提供住處。這樣一來，您母親的房子您作為個人已經不需要了，您可以以最佳方式來支配和使用它。比如說，您可以把房子賣了，用賣來的錢支付您母親住私人診所所需的費用。您還可以把房子賣給國家，把母親安排到養老院。或者僱一個家庭服務員，把母親的房子就註冊在她名下。許多人都是這麼做的，誰照顧您誰得益。您還可以把她的住宅換成公寓裡的房間，領取很大一筆補差款，用這錢來僱服務員。我很瞭解您，亞歷山大-尤里耶維奇，由於某些原因您不願和妻子一起生活，跟母親呢，您也不肯，可是，除了跟母親外，您無處可去。如果您到我們這裡生活，一切都會順順利利解決。還有什麼問題嗎？」

「再沒有了，」我鬆了口氣，「你們要求我採取什麼步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