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芝加哥，庫瑞維茨與貝恩法律事務所1的將近三百名律師相安無事地一起生存於同一個屋頂下。準確地說是兩百八十六名，儘管保持這個記錄很難，因為任何時間都有成打的人因為數不清的原因離開，同時還有近兩打靦腆的、初來乍到剛接受過就職訓練的新人急不可耐地加入進來。儘管規模龐大，庫貝法律事務所卻比不上其他事務所的擴張速度，也未能兼併其他城市較小的事務所，而從對手那裡挖客戶就更顯得力不從心，因此在芝加哥只落得個排名第三。它在六個城市設有辦事處，但拍紙簿的箋頭因沒有倫敦的地址而使年輕的合夥律師們甚覺臉上無光。

1以下簡稱庫貝法律事務所。

雖然鋒芒已有所收斂，庫貝事務所仍以代理惡性訴訟案件著稱。它下面也有些負責房地產、稅務及反壟斷等性質較溫和的法律業務的部門，不過它的收入主要來自訴訟。每當事務所吸收新人，它找的都是那些在模擬審判和辯論中得分最高、腦瓜最靈的法學院畢業生。它要的是那些可以立刻養成庫貝事務所的律師們早已使之完善的那種猛烈攻擊作風的男性青年（女性只作為點綴）。

還有一個雖小但挺不錯的單位負責處理原告的人身傷害案件，官司打得好他們會從賠償費中拿到百分之五十，其餘留給客戶。有個相當大的部門是為白領罪犯作辯護的，不過白領被合為了得到庫貝事務所的支援也得有相當高的純利收入才行。還有兩個最大的部門，一個代理商業訴訟，一個代理保險賠償。除了那些當事人是原告的工作以外——而這在總收入中所佔的百分比幾乎微不足道——事務所賺的錢是按鐘點收費得來的。有關保險的業務為兩百塊一小時，如果情況允許還要多。刑事犯罪辯護為三百塊，大銀行四百塊，有錢的大公司客戶給那些懶散而又心不在焉的內聘律師的費用甚至是五百美元一小時。

庫貝事務所靠小時賺錢如印鈔票，在芝加哥建立了它的王朝。它的辦公室儘管時髦但並不豪華。他們在市區第三高的大樓頂層整整佔了一層。

同多數大公司一樣，庫貝法律事務所在有了太多的錢之後就覺得有義務建立一個小的公益部門來完成它對社會的道義責任。值得驕傲的是它有一位專司公益事務的合夥律師，迦納-古德曼。他是個古怪的社會改良家。他在六十一層有一間寬敞的辦公室和兩個秘書，此外還跟一位訴訟律師共有一個助手。事務所燙金的小冊子中列了不少事實來說明事務所鼓勵律師們致力於公益事業。小冊子上公佈著上一年度，即一九八九年，庫貝事務所的律師們為那些付不起錢的顧客捐獻了幾乎六萬個小時的寶貴時間。這裡有貧民區小孩、死刑犯、非法移民、吸毒犯，當然，事務所也深切地關心著處於困境的無家可歸者。小冊子上甚至登了一張照片，兩個年輕的律師，脫去茄克衫，挽起袖子，鬆開領帶，汗流浹背，眼裡滿是同情，他們正在一處看來像是垃圾掩埋場的地方與一群少數民族兒童一起幹著低賤的零活兒。律師們在拯救社會。

亞當-霍爾從容地沿著六十一層的走廊朝古德曼的辦公室走去，在他的薄薄的卷宗中就有這樣一本小冊子。他與另一個從未謀面的年輕律師點頭打招呼。事務所舉行聖誕晚會時，門口就發放名片卡。一些合夥律師幾乎互不相識。一些助手一年也可能只見一兩面。他推開一扇門，進入一個小房間，秘書停止了打字，似有似無地向他微笑了一下。他要找古德曼先生，她禮貌地向一排椅子點點頭，讓他坐下等。他比約會的上午十點鐘提前了五分鐘到達，似乎這很重要。其實這裡是公益部門，不必考慮時間，不必考慮計價鐘點，不必考慮業績獎金。這裡與其他部門不同，古德曼不許在他牆上掛鐘。

亞當瀏覽著他的卷宗，看著小冊子忍不住發笑。他又看了一遍自己的履歷——大學就讀於佩珀代因，在密執安上法學院，當過校法學評論編輯，以及他做的有關殘酷的及非正常刑罰案例的筆記，對近來死刑案例的評論。一份很短的履歷，他畢竟才只有二十六歲。他受僱於庫貝事務所才滿九個月。

他一邊讀兩篇冗長的美國最高法院關於加利福尼亞州恢復死刑的決定，一邊作筆記。他看了看錶，又接著讀。秘書終於問他要不要咖啡，他謝絕了。

e．迦納-古德曼的辦公室是個凌亂不堪的書房。它雖然寬大卻很擁擠，四壁都是被書壓彎的書架，佈滿灰塵的卷宗堆了一地，辦公室中間的桌子上是大大小小各種各樣成堆的檔案。廢棄物、垃圾，及信件等覆蓋了桌子下面的地毯。如果不是緊閉著的木製百葉窗，從寬敞的窗戶望去，可以看到氣勢恢宏的密執安湖。顯然古德曼先生不會把時間浪費在他的窗前。

他是一位留著整齊的灰白鬍須，有著滿頭濃密的灰髮的老人。他的白襯衫漿得筆挺。一個綠色佩斯利花呢蝴蝶領結端端正正地打在頜下，這是他的標誌。古德曼沒站起來但用手勢表達了冷冷的問候。

亞當把卷宗呈給古德曼，然後坐到房中唯一的空椅子上，緊張地等著。古德曼邊看邊捋著鬍鬚，擺弄著領結。

「你為什麼想做公益工作？」長時間的沉默後，古德曼喃喃地問。他沒有從卷宗上抬起眼睛。隱藏在天花板內的揚聲器中輕柔地飄出古典吉它樂曲。

亞當很不舒服地挪動著身子。「啊，各種原因。」

「讓我來猜猜。你想為人類服務，給你的社群一些回報，或者，沒準你在這個按鐘點收費的黑店呆的時間太長了而覺得內疚，你想清潔你的靈魂，弄髒你的手，做些高尚的工作去幫助他人。」古德曼小而亮的藍眼睛從他架在鼻樑上的黑框老花眼鏡的上邊向亞當飛快地一瞥。「說對了一條嗎？」

「不太對。」

古德曼繼續審視著卷宗。「你曾在埃米特-威科夫手下幹過？」他正在讀一封威科夫的信，他是亞當的上司。

「是的，先生。」

「他是一個不錯的律師，我對他沒有特殊的興趣，不過他在刑法方面頗有見地，你知道。他是咱們這裡處理白領犯罪業務的三個尖子之一，儘管他相當粗暴，你說呢？」

「他還行。」

「你在他手下幹了多久？」

「從九個月前，我一來就在他手下。」

「所以你來了九個月了。」

「是的，先生。」

「你覺得怎麼樣？」古德曼合上卷宗並盯著亞當。他慢慢地摘下眼鏡然後捻著嘴裡的菸斗。

「我喜歡這工作，極富挑戰性。」

「當然。你為什麼選中了庫貝事務所？我是說，憑你的文憑你可以去任何地方，為什麼來這兒？」

「我想做的是刑事訴訟，這個事務所有聲望。」

「有多少家事務所邀你去工作？沒什麼，我只是好奇。」

「有幾家。」

「都在什麼地方。」

「主要是在華盛頓特區，還有一家在丹佛。紐約的事務所我沒去面談。」

「我們付你多少錢？」

亞當又一次挪動著身體，古德曼畢竟是個合夥律師，他當然知道事務所付多少給新來的。「六萬左右。你拿多少？」

這句話讓老人開心，他第一次露出笑容。「他們付我四十萬美元一年讓我把他們的時間捐掉，這樣他們就可以心安理得，並且去大講所謂律師的社會責任心。四十萬，你能相信嗎？」

亞當曾聽到過些傳聞。「你不是在抱怨吧？」

「不，我是城裡最走運的律師，霍爾先生。人家付我大把的鈔票讓我幹我喜歡乾的事，並且不用打卡上班，也不用擔心收錢的事。這是律師的夢想。這也是為什麼我仍逼著自己每星期幹六十個小時。你知道，我馬上就七十歲了。」

事務所中有些關於古德曼的傳聞，據說他在還算年輕的時候，在各種壓力下，沉溺於酒和藥片，差點丟了性命。他用了一年的時間戒酒，在此期間老婆帶著孩子離開了他。後來他說服其他合夥律師相信留用他是值得的。他需要的只是一間不須按常規辦事的辦公室。

「你在為埃米特-威科夫做哪一類的工作？」古德曼問。

「一大堆研究工作。現在他正為一批國防部的承包商辯護，這佔了我大部分時間。上週我還出庭為當事人的申訴作辯護。」說這話時亞當帶著明顯的得意，通常新手在第一年裡只有坐辦公桌的份兒。

「是真正的申訴？」古德曼問，口氣裡多了些敬意。

「是的，先生。」

「在一間真正的法庭裡？」

「是的，先生。」

「在一位真正的法官面前？」

「你說得對。」

「誰贏了？」

「法官的裁決對控方有利，但他們是險勝。我確實也讓法官挺緊張。」古德曼微笑了，但轉瞬即逝。他再次開啟卷宗。

「威科夫附了一封推薦信力舉你，這可不是他的風格。」

「他承認才能，」亞當微笑著說。

「我想這更可能是個重要的請求，霍爾先生。你想要辦哪件案子？」

亞當收起了笑容並清了清嗓子。他忽然緊張起來，決定架起二郎腿。「那是，嗯，怎麼說呢，是個死刑案。」

「死刑案？」古德曼重複著。

「是的，先生。」

「為什麼？」

「我反對死刑。」

「我們就不反對嗎，霍爾先生？我寫過一本有關這方面的書。處理過二十來件這種該死的事情。你為什麼要捲入這樣的事？」

「我讀過你的書。我只想盡點力。」

古德曼又一次合上了卷宗，倚著桌子。兩張紙滑落到地板上。「你太年輕，也太嫩了。」

「或許我會使你吃驚。」

「聽著，霍爾，這可不是在救濟所裡開導酒鬼。這是生死攸關的事。壓力會極大，孩子，這可不是好玩的。」

亞當點點頭，什麼也沒說。他看著古德曼，眼睛一眨也不眨。附近有個電話在響，他們都沒理會。

「是個什麼案子？你為庫貝事務所找到了一個新客戶？」古德曼問。

「凱霍爾案，」亞當艱難地說道。

古德曼搖搖頭，用力地拉了拉他的領結。「薩姆-凱霍爾剛解僱了我們。第五巡迴法院上星期作出裁決，他確實有權結束我們的代理。」

「我讀過那個裁決意見，知道第五巡迴法院說了些什麼。那人需要個律師。」

「不，他不需要。在三個月內有沒有律師他都得死。坦率地說，這輩子不用再跟他打交道讓我鬆了口氣。」

「他需要個律師，」亞當重複著。

「他自己代表自己，憑良心說，他還真他媽的不錯。列印他自己的申訴和答辯狀，自己進行研究。我聽說他還在給死回牢的夥伴兒出主意，當然只限於白人了。」

「我研究過他的全部檔案。」

e．迦納-古德曼慢慢轉動著他的眼鏡，考慮著。「那可是半噸紙呢。你為什麼要這樣做？」

「這個案子吸引著我。多少年來我一直在觀察，我讀了所有關於這個人的文字材料。剛才你曾問我為什麼選擇庫貝事務所，怎麼說呢，實情是我想承辦凱霍爾的案子。我相信事務所是為了公益才受理它，對麼，有八年了吧？」

「七年，可像二十年似的。與凱霍爾先生打交道並不令人愉快。」

「可以理解，是嗎？我是說他幾乎被單獨監禁了十年。」

「別跟我講監獄的生活，霍爾先生。你見過監獄內部是什麼樣嗎？」

「沒有。」

「我見過，我去過六個州的死囚牢。我還被薩姆-凱霍爾臭罵過，當時他被鐐銬拴在椅子上。他可不是個可愛的人。他是個不可救藥的種族主義者，他恨所有的人。你要是碰上他他也恨你。」

「不見得吧。」

「你是個律師，霍爾先生。他恨律師比恨黑人和猶太人更甚。將近十年來他面對死亡，他自認為是律師陰謀的犧牲品。見鬼，兩年來他一直試圖解僱我們。這個事務所花了超過價值兩百萬美元的時間就是爭取讓他活著，但他考慮得更多的卻是解僱我們。我都記不清有多少次我們大老遠地跑到帕契曼他卻不肯見我們。他是個瘋子，霍爾先生，給你自己另找個專案，比方受虐待的兒童或者別的什麼。」

「不，謝謝。我的興趣在於死刑案例，而且我有點擺脫不了薩姆-凱霍爾的故事。」

古德曼小心地把眼鏡架回鼻子尖上，慢慢地把雙腳移到桌子角上，雙手在漿得筆挺的襯衫上十指交叉。「你能告訴我為什麼對薩姆-凱霍爾如此著迷嗎？」

「嗯，你不覺得這是一個極具誘惑的案子嗎？三k黨、人權運動、爆炸、飽受折磨的地方，其背景又是美國曆史上那麼有意思的一段時期。像是在古代，可實際上卻是在二十五年前。這是個很有吸引力的故事。」

天花板上的風扇在他的頭頂慢慢地轉著，一分鐘過去了。

古德曼把他的腳放回到地板上，用肘支著桌子。「霍爾先生，我讚賞你對公益事業的興趣，我向你保證會有很多事情可做。但你需要另找個專案。這不是模擬法庭上的競爭。」

「我也不是個法學院的學生。」

「薩姆-凱霍爾已經有效地結束了我們的服務，霍爾先生。你似乎還沒搞明白。」

「我希望有機會見到他。」

「幹什麼？」

「我想說服他允許我代理他。」

「真的嗎？」

亞當深深吸了口氣，然後站起來靈巧地繞過成堆的卷宗走向視窗。又是一次深呼吸。古德曼看著，等著。

「我有一個秘密要告訴你，古德曼先生。除了埃米特-威科夫之外沒人知道這秘密，我是不得已才告訴他的。你一定要保密，行嗎？」

「我在聽。」

「就是說你答應了？」

「是的，我答應了，」古德曼說得很慢，咬著菸斗柄。

亞當從百葉窗的縫隙裡向外看了一眼，看見密執安湖上的一隻帆船。他極快地說：「我和薩姆-凱霍爾是親戚。」

古德曼並沒退縮。「我說呢。什麼親戚？」

「他有個兒子，埃迪-凱霍爾。他在父親因爆炸而被捕之後帶著恥辱離開了密西西比。他逃到加利福尼亞，改了名字，試圖忘記過去。可是這段家族的往事一直折磨著他。他的父親一九八一年被判有罪之後不久他就自殺了。」

古德曼坐在椅子邊上。

「埃迪-凱霍爾是我的父親。」

古德曼猶豫了一下。「薩姆-凱霍爾是你的祖父？」

「是的，我在快滿十七歲時才知道。我們埋葬父親之後姑姑告訴了我。」

「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