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挑選好陪審團後過了6天，也就是開庭前的第4天，戴克在辦公室接到克利夫蘭一位律師打來找我的電話。我心裡立刻犯了疑，因為我並不認識克利夫蘭的哪個律師。我和他只談了大約10秒鐘，搞清他的尊姓大名之後，一句話剛說了一半就把電話輕輕切斷。接著就跟往常一樣如法炮製，彷彿電話在中途莫名其妙地斷了線。近來電話怎麼老斷線？我對戴克抱怨道，聲音大得足以錄進耳機裡的竊聽器。我們把事務所3部電話統統拔下，然後跑到街邊鑽進停在那兒的沃爾沃汽車。布齊已經做過檢查，車上的電話顯然沒有安放竊聽器。查了電話號碼簿後，我撥通了克利夫蘭那個律師的電話。

後來的事實證明，這個電話重要至極。

他叫彼得-科沙，專業領域是勞工法和各種各樣的就業歧視。他的委託人是位名叫傑基-萊曼西支克的年輕女士。她在沒有任何明顯理由的情況下，遭到大利公司解僱後，找到了他的事務所，和他一起商議如何向大利公司討回公道。和大利公司告訴我的情況相反，萊曼西支克小姐並未離開克利夫蘭。她現在住在一家新的公寓裡，電話沒有列入號碼簿。

我對科沙說，我們給克利夫蘭打了幾十個電話，但一直沒有找到傑基的下落。大利公司的一位仁兄理查德-佩洛特對我說過，她已經回到南印第安納某個地方的家。

這不對，科沙說。她從來沒有離開克利夫蘭。她一直藏在一個地方不敢公開露面。

她的遭遇很有刺激性，科沙講得津津有味，淋漓盡致。

他的委託人在大利公司任職期間，和幾位上司都有性關係。他讓我相信，她美貌動人，很有吸引力。她的職位和工資能否得到提升，取決於她是否願意和他們上床。有一段時間，她擔任高階理賠員，公司裡爬到這種高位的女性就只她一個。可是後來卻被降了職，僅僅因為她不願和負責理賠部的副總裁埃夫雷特-洛夫金繼續保持性關係。洛夫金此人不是個東西，除了拍馬屁，就只喜歡玩弄花招搞女人。

要說洛夫金是個馬屁精，這我完全同意。錄取證詞時我和他打了4個小時的交道，下週等他站在證人席，我還要向他發起猛攻。

他們的訴訟雖然是與性騷擾等有關，但她對大利公司理賠部的骯髒內幕也相當清楚。她和負責理賠部的副總裁睡過覺呢！一大堆官司將接踵而至，他預言道。

最後我丟擲了那個大問題。「她願意來作證嗎？」

他不知道。也許願意。但她害怕。那些混蛋有的是錢。而她目前在做理療，身子很虛。

他同意讓我和她通電話。我們商妥於某天深夜由我在住處給她打電話。我向他解釋了最好別將電話打到我的事務所的原因。

現在，除了有關開庭的事，別的我什麼都無法考慮了。只要戴克不在辦公室，我便來來回回踱著方步，不斷自言自語。我一會兒告訴陪審團大利公司是如何地作惡多端，一會兒又巧妙地向大利公司的夥計們提出質詢。我輕聲輕氣地向多特、隆和科德提出問題。我用頗能動人心絃的語言向陪審團慷慨陳詞，發表我的總結辯論。但是，叫我開口要求陪審團做出裁決，由對方交付1000萬美元的懲罰性賠款，而依然能在同時鐵板著面孔，我仍舊覺得很難。或許等我到了50歲，打過幾百次官司，明白自己在做著什麼的時候，我也許有權要求陪審團做出賠償1000萬美元的裁決。但一個剛出校門9個月的新手，提這樣的要求，準會讓人笑破肚皮。

可我還是提了。我向他們提出這一要求，是在我的辦公室裡，在我的車上，尤其是在我的臥室裡，而且通常是凌晨2點我無法入眠的時分。我和他們交談，那12張面孔我現在已經能叫出姓名，他們全是好得無法再好的好人，全都一邊聽著我敘說一邊點頭，恨不得立刻趕回法庭伸張正義。

我就要發現金礦了，就要在公開的法庭上摧毀大利公司了。我每時每刻都在為控制住這些念頭而掙扎。可是，該死，真難！那些事實，那些陪審員，那位法官，對方那些驚恐萬狀的律師，組合在一起意味著數不盡的金錢。

我準是什麼地方出了毛病啦。

我和傑基-萊曼西支克談了一小時。有時候她言辭激昂有力，有時候卻又泣不成聲。她並不願意和那些人睡覺，她反反覆覆地說；可這是提升的唯一途徑。她已經離了婚，獨自撫養著兩個孩子。

她答應來孟菲斯。我提出她的來回機票由我支付。我做這一表示時，用冷靜的語調請她放心：我的事務所財源滾滾。她叫我做出保證，她來此作證，事前決不能讓大利公司得知任何訊息。

她怕他們怕得要死。我想，屆時讓他們大吃一驚，那場面一準精彩。

我們在事務所裡度過了這一週的週末。兩人在各自的住處小睡短短幾小時後，又立即像迷途知返的羔羊一樣返回事務所，繼續為開庭做著更多的準備。

我偶爾也會有輕鬆的感覺出現，那應該歸功於狄龍-基普勒。我已經在心裡默默地向他感謝過成千上萬次，感謝他在開庭一週前挑好了陪審團，並且讓我對他們即席講了幾句話。陪審團一度曾經是個巨大的問號，是我非常害怕的一個因素。可如今我知道了他們的名字，熟悉了他們的面孔，而且還在沒有講稿的情況下，對他們講過話。他們喜歡我。而且不喜歡我的對手。

無論我的經驗是多麼缺乏，我堅信基普勒法官都會幫我填補漏洞。

星期天子夜前後，我和戴克道別離開事務所時，天正下著小雪。下一場小雪在孟菲斯通常意味著學校要停課一星期，所有的政府機構統統關閉。因為市政府沒有買過一輛掃雪車。我一半希望雪越下越大，讓暴風雪將明天的開庭推遲。可我的另一半又希望這雪花不再飄落。

我驅車回到住所時，小雪已停。我喝了兩瓶沒有冰鎮過的啤酒，祈禱上帝讓我快快進入夢鄉。

「開庭之前還有什麼問題嗎？」基普勒向坐在他私人辦公室裡的一群心情緊張的人問道。我坐在德拉蒙德旁邊，兩人都在望著寫字檯對面的法官。我由於睡眠不足，兩眼通紅，頭痛欲裂，思緒紛亂。

我驚奇地發現德拉蒙德是那樣地疲倦。作為一個在法庭上度過一生的經驗豐富的律師，他憔悴得令人吃驚。好！我希望他也是在忙忙碌碌的工作中度過了整個週末。

「我想不出還有什麼問題啦。」我說。無人驚訝。在這樣的小會上，我很少能做出多大貢獻。

德拉蒙德也同樣搖搖頭。

「是否可能確定一下骨髓移植的費用？」基普勒問道。「如果可能，我們就可以取消加斯金這一證人。手術費用看來在17萬5上下。」

「沒有意見。」我說。

被告辯護律師如果把價格壓低，自己就可以賺得更多，但德拉蒙德在這裡卻無油水可撈。「合理。」他態度冷漠地說。

「這是不是意味‘是’？」基普勒不客氣地追問。

「是。」

「謝謝，還有別的費用呢。2萬5左右。我們大家是否同意：原告提出的損害賠償要求總數為整整20萬美元？我們都能同意嗎？」他確確實實是在瞪著德拉蒙德。

「沒有意見。」我說。我想德拉蒙德準會冒火。

「同意。」德拉蒙德說。

基普勒在拍紙簿上寫了幾個字。「謝謝。我們開庭前，還有別的問題嗎？有沒有和解的可能呢？」

「法官大人，」我口氣堅決地說。這是事前周密考慮的結果。「我謹代表我的委託人在此表示，我們願意和解結案，條件是被告賠償120萬美元。」

被告律師往往都是訓練有素，不管原告律師提出什麼樣的和解方案，他們都會表現得大驚小怪。不出所料，我的條件剛一齣口，迎接它的就是一連串的搖頭和咳嗽；擠坐在我身後的那幾個寵僕當中，甚至還有人發出了不屑的吃吃笑聲。

「你想得倒美。」德拉蒙德酸溜溜地說。我確實認為，列奧正在慢慢地沿邊。本案剛剛開始的時候，他的言行舉止具有十足的紳士風範，在法庭內外都是一個完美無缺的專業人員。可現在他的表現卻像個喜歡噘起嘴巴與人鬥氣的二年級大學生。

「沒有反建議嗎，德拉蒙德先生？」基普勒問。

「我們提出的數目是20萬。」

「很好，咱們馬上開始。雙方各有15分鐘做案情概述。不過，當然-，你們可以無話則短。」

我已經測定過許多次，我的案情概述不多不少只需要整整6分半鐘。陪審團魚貫入場，在接受了法官的歡迎並且聆聽了他的幾句指示後，轉過身來和我面面相對。

如果我經常幹這種把戲，將來有一天我也許能練出一身演戲的本領。這當然是將來的事。目前我卻只想趕快講完了事。我捧著拍紙簿，偶爾朝上面瞧一眼，向陪審團概述本案的案情。我站在講臺邊，心裡暗暗地希望身上穿的灰色新西裝能給我增添幾分律師的風采。事實明顯對我有利，我無需在它們上面多費口舌。我的委託人買了保險，每週按時交納保險費，保單的範圍包括唐尼-雷，他得了病，後來他就受到折磨。他致死的原因很明顯。陪審團諸君將會見到唐尼-雷，但只能通過錄影帶。他死了。本案的目的，不僅僅在於迫使大利公司支付它開始就應支付的那筆錢，而且還要對它的不法行為進行嚴懲。大利公司資產雄厚，它收取保險費，卻拒不支付理賠金，從而賺取了鉅額金錢。在所有證人作證結束之後，我將再次站到這裡請求你們，諸位陪審員，做出裁決，由大利公司支付鉅額懲罰性賠償金。

開始就把這顆種子播下，是極為重要的。我要讓他們明白，我們想要得到的是數目很大的一筆錢，而大利公司理該受到嚴懲。

我的陳述十分順利。我沒有結巴，沒有發抖，也沒有引起德拉蒙德的反對。我可以預言，在審理本案的大部分時間裡，列奧將一直把屁股埋在座位裡。他不想遭到基普勒的羞辱，特別是當著陪審團的面。

我在多特旁邊坐下。長長的原告席上，就只坐著她和我。

德拉蒙德信心十足地大步走到陪審席前。他手上拿著一份保單，充滿戲劇性地開了頭：「這就是布萊克夫婦購買的那份保單，」他邊說邊舉起保單，讓人人都能看見。「而在這份保單中，沒有任何一個地方說過，大利公司必須支付移植的費用。」為了增強效果，他有意做了一個長長的停頓。陪審員們雖然並不喜歡他，但他的話卻也引起了他們的注意。「這張保單的費用是每週18美元，其範圍並不包括骨髓移植，然而本案的原告卻指望我的委託人支付20萬美元，作為，諸位肯定猜對了，骨髓移植手術的費用。我的委託人拒絕了這一要求，但這決非出於對唐尼-雷-布萊克的任何惡意。對我的委託人來說，這並不是生死攸關的事，而是包括不包括在保單保險範圍之內的問題。」他像演戲似的揮動保單，而且揮動得十分有力。「他們不僅想得到他們無權得到的那20萬美元，他們起訴我的委託人，還因為他們想得到1000萬美元的額外賠償費！他們說這是懲罰性賠償。我說這是荒唐可笑。我要說這是貪婪。」

這番話雖不是無的放矢，卻也冒著很大風險。保單雖然明確將任何可以移植的器官的移植手術排除在保險範圍之外，但並未提到骨髓，而骨髓並非器官。保單的起草人當初昏了頭，留下了一個大漏洞。而在馬克斯-勒伯格給我的那份新制作的保單中，卻有明確的文字，把骨髓移植排除在外。

被告的戰略已經昭然若揭了。他們不會承認這樣一家大公司人員太多，難免會有不稱職的僱員犯下某個錯誤，並且以此來和我們磨蹭。德拉蒙德此刻的戰略是對一切都拒不承認。他斷言骨髓移植手術極不可靠，屬於假冒偽劣之列，決不是治療白血病公認的常規方法。

他口若懸河，像醫生一樣滔滔不絕地談論尋找合適的骨髓捐贈者的困難，有些病例找到的機率僅為數百萬分之一；即使萬幸找到，手術的成功率也是非常之低。他一遍又一遍地重複自己的一句老話：「這根本不屬於保單規定的保險範圍！」

他打定主意要刺激我。他第二次提到「貪婪」這個詞時，我立即跳起來反對。案情概述本來不是進行辯論的場合，辯論得等到最後。他只該把自己對證據的看法告訴陪審團。

基普勒，這位可愛的基普勒，我話音剛落，就立刻說道：「反對有效。」

初次交鋒，勝利在我。

「我很遺憾，大人，」德拉蒙德誠心誠意地說。他開始談論他的證人，他們的身份，他們證詞的內容。他已經洩了氣，話講了也有10分鐘，本該就此打住，可他卻依然拖完了一刻鐘，直到基普勒告訴他時間已到，這才謝了謝陪審團。

「傳喚你的第一位證人，貝勒先生。」基普勒說。我想害怕也來不及。

多特-布萊克心情緊張地走到證人席，宣誓後坐下，望著陪審員們。她穿著一身普普通通的棉質裙服，衣服已經很舊，但看上去十分整潔。

我們，多特和我，有個指令碼。一週前我給了她，我們已經練過10次。我提問，她作答。她害怕得要命，而且這完全合情合理。她回答時口氣木訥，一板一眼。我曾對她說過，她若是緊張一點，並不礙事，陪審員們不也是有血有肉的人嘛。姓名，丈夫，家庭，職業，保單，唐尼-雷病前她和他一起生活的情況，病後她和他一起生活的情況，他死後她的生活狀況。她擦了幾次眼淚，但並未失態。我曾叫她儘量不要哭泣，誰都知道她有多麼悲傷。

她敘述了身為人母卻不能為垂死的愛子提供健康護理的酸楚。她給大利公司寫過許多信打過多次電話。她還給眾議員、參議員和市長們寫信打電話請求幫助，但她的努力全無結果。她上門打擾過本市的多家醫院，請求他們提供免費治療。她還把朋友和鄰居們組織起來募集醫療費，但結果同樣很慘。她辨認了保單和申請書，回答了我提出的與購買保單及每週來收取保險費的博比-奧托有關的問題。

接著我們開始涉及那批寶貝材料。我把那最初7封拒賠的信件給她，她向陪審團一一讀了一遍。這些信的內容讀出來比我希望的還要惡劣。乾脆拒絕，不做任何解釋。理賠部拒絕，理由是有待保險部稽核。保險部拒絕，理由是有待理賠部稽核。理賠部以先前存在的情況為根據加以拒絕。保險部以唐尼-雷已長大成人不再是家庭成員為根據加以拒絕。理賠部斷言骨髓移植不屬於承保範圍而加以拒絕。理賠部斷言骨髓移植屬於初步試驗階段而非公認的治療方法從而予以拒絕。

陪審員們屏氣凝神仔細地聽著每個字。這些情散發出的惡臭籠罩著人們。

接著是那封「愚蠢之至」的信。多特一邊讀，我一邊緊盯著陪審員的臉。有幾位明顯地露出了震驚的表情。有幾位無法相信自己的兩耳，不停地眨巴著眼睛。還有幾位怒視著被告席，而令人奇怪的是，被告律師團的所有成員這時卻低著頭在沉思默想。

多特讀完了這些信，法庭裡寂靜無聲。

「請把信再讀一遍。」我說。

「反對。」德拉蒙德迅速站起來說。

「反對駁回。」基普勒斥道。

多特又讀了一遍，讀得更為從容，更有感情。這正是我結束對她的問詢的最佳時機，因而我向陪審團致意後走回自己的座位。德拉蒙德走到講臺前。他要是對她態度粗暴，那他將大錯特錯；我想他不會。

他從她以前買的保單開始，泛泛地提了幾個問題，然後話題一轉，問她出於什麼原因，要買這一份保單。買這份保單時她心裡有何打算？多特只想把全家都包括在內，如此而已。而那位經紀人當時就是這麼保證的。經紀人有沒有向她保證，這份保單包括移植手術？

「咱當時根本沒想到什麼移植手術嘛，」她說。「咱從來不需要移植。」陪審席上有幾個人露出了微笑，但沒有誰笑出聲。

德拉蒙德轉彎抹角，反覆逼問，她當時是否想買一張把骨髓移植包括在保險範圍之內的保單。她當時聽都沒聽見過這玩意，她也反覆這樣答。

「那麼你當時並不是明確指望保單能將它包括在內-？」他問。

「咱買的當兒還沒想到這些玩意呢。咱只要它包括咱全家。」

在這個問題上德拉蒙德得了一小分，不過我想，並且希望，陪審團不久就會把它忘記乾淨。

「你為何要狀告大利公司，要求賠償1000萬美元？」他問。在開庭之初，這一問題可以導致災難性的結果：它使原告顯得貪婪。訴狀中提出的賠償金額，常常都是在未經委託人授意的情況下，由律師挖空心思開的價。我根本沒有問過多特，她要大利公司賠多賠少。

但是，我研究過德拉蒙德以前的出庭辯護記錄，早已料到他會提出這一問題。多特是有備而來的。

「1000萬？」她問。

「是的，布萊克太太。你狀告我的委託人，要求賠償1000萬美元。」

「就這麼多嗎？」她問。

「對不起，你的意思我不明白。」

「咱還以為要比1000萬多呢。」

「是嗎？」

「咋不是？你委託人有10個億，你委託人殺了咱兒子。該死的！咱要他賠更多更多。」

德拉蒙德的雙膝微微彎了彎，他轉換了一下身體的重心。不過，臉上還一直掛著微笑，真是個傑出的天才。他本可以問一個無足輕重的問題乘機下臺，或者乾脆徑直回到自己座位上去。可他卻又犯了一個錯誤。他丟擲了他久用不衰的問題之一。「假如陪審團給你1000萬，你準備怎樣使用這筆錢呢？」

要在公開的法庭上不加思索立即回答這樣一個問題，其難度可想而知。然而，多特早已胸有成竹。「全交給美國白血病研究會。咱一個子兒也不留，你那臭錢咱一個子兒也不要。」

「謝謝你。」德拉蒙德說了這幾個字，馬上夾著尾巴溜回被告席。

多特離開證人席，在我身邊坐下時，有兩位陪審員確確實實在嗤嗤竊笑。德拉蒙德面色蒼白。

「咱幹得咋樣？」她悄聲問。

「你讓他碰了一鼻子灰，多特。」我也悄聲答。

「咱得抽口煙。」

「馬上就要休息啦，忍一忍吧。」

我傳喚隆-布萊克出庭作證。他也有一個指令碼，不到半小時作證便已結束。我們要他證實的只有3件事：在他身上做過試驗；他與他的孿生兄弟完全匹配；他一直準備為唐尼-雷捐贈骨髓。德拉蒙德沒有提問。這時已近11點，基普勒命令休庭10分鐘。

多特迫不及待地奔向洗手間，找個空位躲起來抽一支。我曾警告過她，不能在陪審員面前抽菸。我和戴克擠在一起，比較各自的筆記。他坐在我後面，一直在觀察陪審員們的反應。那7封拒賠的信件吸引了他們的注意，而那封「愚蠢之至」的信更使他們怒氣難平。

讓他們一直光火，戴克說。讓他們一直生氣。只有在陪審團發怒的時候，才能拿到懲罰性賠款。

瓦爾特-科德醫生走上證人席時，給人留下了十分突出的印象。他穿一件彩格花呢運動裝，黑色寬鬆長褲，打一條紅領帶，一副成功的青年醫生形象。他出生於孟菲斯，在本市讀完了預備學校，接著去範德比爾特上了大學，畢業於杜克大學醫學院。學業品行全都無可挑剔。我看過他的履歷，他作為一個腫瘤專家資格無懈可擊。我把唐尼-雷的醫療記錄給了他，而他向陪審團做了一個明白易懂的治療小結。他儘可能使用普通人的詞彙，而對專業術語也解釋清楚。他是一位醫生，所受的教育使他厭惡法庭，但面對陪審團他卻顯得輕鬆自如。

「你能對陪審團解釋一下這種疾病嗎，科德醫生？」我問。

「當然。急性髓細胞性白血病又稱aml，多見於兩個年齡組。一是20-30歲的青年，二是一般在70歲以上的老人。白人患aml的多於非白人。由於一些未知的原因，有猶太血統的人得這種病的也多於其他人。得此病的男人多於女人。白血病的主要病因目前尚不清楚。

「人體在骨髓中造血，而骨髓正是aml，侵染之處。白血病患者的白細胞，亦即負責抗感染的細胞，變成了癌細胞，細胞的數量急劇增加，超過正常數量100倍以上。出現這一情況時，紅血球數量就會減少，病人皮膚蒼白，身體衰弱，貧血。隨著白細胞大量增加，它們使產生血小板的正常機制受到抑制，血小板是骨髓中發現的第三種細胞。它的減少導致紫斑、出血和頭痛。唐尼-雷第一次來我的診所時，他訴說了頭暈、氣短、疲倦、發燒和類似流感的種種症狀。」

上週我和科德一起排練時，我請他叫死者唐尼-雷，而不稱呼他布萊克先生或病人甲病人乙。

「那麼你做了些什麼呢？」我問。這很容易回答，我在心裡默默地說。

「我採取了一種常規診斷措施，叫骨髓穿刺。」

「你能向陪審團解釋一下嗎？」

「行。穿刺就是在唐尼-雷的股骨上部進行的。我讓他背部朝上躺著。在一小塊皮膚上做了麻醉，切了一個小口，把一根大針插了進去。這根針實際上有兩個部分。外部是一空心管，裡面是一根實心管。針插入骨髓後，抽出實心管，同時在針頭上裝上一根空的吸管。這樣它就像一隻注射器，我用它抽出少量的液態骨髓。骨髓抽出以後，我們用通常的測試方法，計算紅細胞和白細胞的數量。毫無疑問，他得的是急性白血病。」

「這種檢查的費用是多少呢？」我問。

「1000美元左右。」

「那麼唐尼-雷是如何支付這筆檢查費的呢？」

「他第一次到我診所來的時候，填了一般的表格，並且說他是包括在大利人壽保險公司售出的一種醫療保單保險範圍之內的。我們工作人員和大利公司進行了核對，證明確實有這樣一張保單。所以我就對他進行治療。」

我把與此有關的文書複本給了他，他做了確認。

「你從大利公司收到過醫療費嗎？」

「沒有。他們通知我們說，由於某些原因，他們拒絕報銷這一醫療費的要求。這張賬單在6個月後被登出了。此後布萊克太太每月都付給我們50美元。」

「你是怎樣治療唐尼-雷的呢？」

「使用一種誘導療法。他住進醫院後，我們把一根導管放入他鎖骨下面的一根粗血管之中。第一次化療使用的藥物名叫ara-c，我們連續7天每天24小時將這種藥物注入他的體內。在頭3天，還同時注入第二種藥劑，這種藥劑名叫‘紅色殺手’，因為它的顏色是紅的，而且對骨髓中的細胞具有極大的殺傷力。由於血細胞大量死亡通常會出現痛風，因而給他服用了別嘌呤醇，以防治痛風。給他做了大量的靜脈輸液，以便排掉腎臟中的副作用物。由於他很易感染，還給他注射了抗生素和抗菌素。為了殺死黴菌，讓他服用了兩性黴素b。這種藥物毒性很大，使他發燒到華氏104度。而且還使他發抖到了難以控制的程度，所以這種藥被人稱為‘又烤又抖’。儘管如此，他依然表現得十分堅強，採取一種積極的態度接受治療。對於一個病入膏肓的青年，這是十分難能可貴的。

「這種強誘導療法的理論基礎是，殺死骨髓中的所有細胞，從而希望能創造一個環境，使正常細胞再生的速度高於白血病細胞。」

「這種情況有沒有發生呢？」

「發生了，但時間很短。不過，我們治療任何一個病人時，心裡都很清楚：白血病是會復發的，除非病人接受骨髓移植手術。」

「你能不能向陪審團解釋一下。科德醫生，你怎樣做骨髓移植手術？」

「當然可以。這種手術並不是非常複雜。病人在做過我剛才描述的化療之後，假如他或她有足夠的運氣，能找到一個在遺傳基因上十分近似的骨髓捐贈人，我們便從捐贈人身上抽出骨髓，通過靜脈注入病人體內。這樣做的目的在於，將一個人的大量骨髓細胞轉移到另一個人體中。」

「對唐尼-雷來說，隆-布萊克是不是一個合適的捐贈人呢？」

「絕對合適。他們是同卵雙胞胎，做這種手術是最容易的。我們對他們兩人都做過試驗，如果做骨髓移植，本來會十分容易，而且會有效的。」

德拉蒙德跳了起來。「反對！這純粹是推測。移植手術是否會有效，這位醫生不能就此作證。」

「反對駁回。到反詰的時候再反對吧。」

我又就這種手術問了幾個問題；科德回答時，我注意觀察陪審團的反應。他們一直聽得很仔細，但應該就此打住啦。

「你能不能回憶一下，你大約是在何時準備替他做這個手術的？」

他看了看筆記，雖然他知道答案。「1991年8月，大約18個月以前。」

「這樣的移植手術會不會使急性白血病患者倖存的可能性增加？」

「當然。」

「增加到多少？」

「80-90％。」

「假如不做手術，倖存的可能性是多少呢？」

「零。」

「我謝謝證人。」

時間已經過了12點，是吃午飯的時候了。基普勒宣佈休庭，1點半再繼續審理。戴克自告奮勇去熟食店購買三明治，我和科德留下準備下一輪。他在細細品嚐和德拉蒙德發生正面衝突這一想法的滋味。

德拉蒙德為本案的辯論做準備的時候，究竟聘請了多少個醫藥顧問，我永遠也不會知道，他也沒有義務向我透露。他只提出了一位專家準備出庭作證。科德醫生一再要我放心，說是骨髓移植手術，作為一種優先考慮的治療手段，目前已得到普遍的承認，只有冒牌醫生才會發表相反的看法。他給了我許多文章和專業論文，甚至還給了我許多書籍，以支援我們的立場：這絕對是治療急性白血病的最佳措施。

很顯然，德拉蒙德發現的結論與此十分一致。他並非醫生，他堅持的觀點又缺乏根據，因而他沒有和科德展開激烈爭論，他們之間只有短促的交火。他的主要論點是：與沒有接受骨髓移植的急性白血病患者相比，接受過這種手術的病人數目極少。不足5％，科德說，不過這僅僅是因為很難找到合適的捐贈者而已。就全國範圍而言，每年約有7000名接受移植的病例。

那些有幸能找到捐贈者的病人，存活的機會大得很多很多。唐尼-雷就是這樣一個幸運的人。他有一位骨髓捐贈者。

德拉蒙德匆匆問了幾句，很快便舉起了白旗。這時，科德的臉上幾乎露出了失望的神情。我沒有再進行直接詢問，於是科德走下證人席。

接下來是一個非常緊張的時刻，我將宣佈我要大利公司的哪一位高階管理人員出庭作證。今天上午德拉蒙德早就問過我，我回答說我還沒有決定。他向基普勒告狀，可基普勒卻把他頂了回去，說是我在準備好之前，並無必要透露。那幫人此刻正把自己關在走廊盡頭的證人室裡，一邊等待一邊抱怨。

「埃夫雷特-洛夫金先生，」我宣佈道。法警一出去傳喚此人，被告律師席上立即出現了一陣忙亂。可是我可以看出，這種忙亂多半是毫無意義的。只不過是把檔案推來推去，把筆記傳來傳去，把案卷翻來翻去。如此而已。

洛夫金走進法庭，六神無主地左顧右盼，彷彿是剛從冬眠中被人喚醒。他整了整領帶，跟著法警沿著過道走向證人席，緊張不安地望著過道左側他那幫支援者。

德拉蒙德培訓證人的方法遠近聞名。他讓他們反覆接受野蠻的盤問，有時候甚至讓手下的四五位律師對證人狂轟濫炸，並且把整個過程拍成錄影帶。然後就和證人一起化幾個小時觀看錄影，研究戰略戰術，為作證的時刻進行充分準備。

我知道這些合夥人所做的準備，將是無懈可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