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感恩節前一週喝咖啡時，戴克向我報告了這件事。

「準是別的人在對我們竊聽。」他不安地說。

我大吃一驚，說不出話。

「可能會是誰呢？」布齊問。

「我怎麼知道？」我怒氣衝衝地頂了他一句。這跟他何干，要他問這種問題！等他一走，我立刻要教訓戴克一頓，幹嗎要和他搞得這麼密切。我氣呼呼地瞪著我的合夥人，他卻避開我的目光，東張西望，生怕陌生人來襲擊他。

「嗯，反正決不是聯邦調查局乾的。」布齊用權威的口氣說。

「謝啦。」

我們付了賬，走回事務所。布齊又把電話機檢查了一遍，純粹是為了找點刺激。他找出了幾個一模一樣的圓圓的小玩意。

現在問題是：誰在竊聽？

我走進我的辦公室，鎖上門，一邊等布齊走開，一邊琢磨著一個絕妙的計謀。戴克最後終於過來敲門，敲得很輕，以我能剛剛聽見為準。

我們對我的小計劃進行了討論後，戴克轉身開車去法院。半小時後，他打來電話，就幾位虛構的委託人的情況，向我做了最新的報告。順便問一問，他說，我需不需要從城裡帶什麼東西？

我們雜七雜八地聊了幾分鐘，然後我說：「你猜猜現在誰想結案？」

「誰呀？」

「多特-布萊克。」

「多特-布萊克？」他問，口氣又驚又疑。戴克還真有那麼點兒表演的才能。

「是呀。今兒上午我帶了一隻水果蛋糕，順道去看了看她。她說，她的意志不夠堅強，開庭審判時那些罪她受不了，她想現在就把案子解決掉。」

「她要多少錢？」

「說是要16萬。她一直在考慮要多少才合適。既然對方提出了15萬，她想要是他們再多出一點，那她就是打了個小小的勝仗。她認為自己很會談判。儘管我拼命向她解釋，可你知道她有多固執。」

「別那麼幹，魯迪。這個案子值老鼻子錢呢。」

「這我明白。基普勒還說我們可以得到一大筆懲罰性賠款呢。可你知道，從職業道德上講，我必須去找德拉蒙德，設法把案子了結。這是委託人的要求嘛。」

「別幹！16萬太少啦！」戴克說得很有說服力，我不由得暗自發笑。我聽見按計算器的嗒嗒聲，他在計算從16萬美元中能得到多大的一份。「你看他們會出16萬嗎？」他問。

「不知道。我得到的印象是，15萬算到頂了。不過，我還沒有跟他們討價還價呢。」大利公司既然願意出15萬了結此案，他們自然會朝我們丟擲16萬。

「等我回來再商議商議吧。」他說。

「行。」我們掛上電話。半小時後，戴克已經坐在我的對面。

第二天上午9點差5分，電話鈴響了。戴克一把抓起話筒，接著奔進我的辦公室。「是德拉蒙德，」他說。

我們這個小事務所，揮霍掉40美金，從夏克無線電商店買了一臺錄音機，接在我的電話上。我們但願這對竊聽器不會有什麼影響。布齊說他認為毫無問題。

「哈。」我說，竭力不露出心中的緊張和不安。

「魯迪，我是列奧-德拉蒙德呀，」他熱情地說。「你好嗎？」

按照職業道德，我此刻應該告訴他，錄音機已經開啟，從而使他心理上有所準備。但由於明顯的原因，我和戴克做出了相反的決定。硬是行不通。即使合夥人與合夥人，又有幾個真講道德？

「我很好，德拉蒙德先生，你呢？」

「不壞。聽著，我們得商量一下錄取科德醫生證詞的日期。我已經和他的秘書聯絡過了。12月12日怎麼樣？當然在他的辦公室，上午10點。」

科德將是我們要錄取證詞的最後一人，我想，除非德拉蒙德還能想出一個與本案稍稍有關的人。不過，他居然不嫌麻煩，事前打電話徵求我的意見，這倒有點奇怪。

「我看可以，」我說。戴克伏在我的寫字檯上，除了緊張，還是緊張。

「好。取證的時間不會太長，我希望不會太長，一小時500美金呢！這太莫名其妙了，是不是？」

我們現在不是一條戰壕裡的戰友嗎？我們律師，對他們醫生。

「確實是莫名其妙。」

「可不是嘛！嗯，不過，哎，魯迪，你知道我的當事人現在想什麼嗎？」

「想什麼？」

「嘿，他們不想在審理本案時，在孟菲斯受一個星期的罪。這些人是大經理，你知道，是大把進大把出的人。他們要保護他們強烈的自尊和輝煌的事業。他們想在庭外調解了結，魯迪，他們叫我把這個意思傳給你。我們現在是談結案，而不是承認負有責任，你明白嗎？」

「嗯。」我朝戴克擠擠眼。

「根據你們的專家估計，骨髓移植的費用在15至20萬之問。我們不想對這個數字的準確性進行辯論。現在假定，僅僅是假定，我的委託人有支付這筆費用的責任，比如說，這屬於承保的範圍之內，請你注意：這僅僅是假定。那麼，我的委託人當時應該付出大約17萬5。」

「你這麼說也成。」

「那麼我們現在願意拿出同樣的數目，來把這樁案子了結。17萬5哪！不要再取什麼證了，我7天之內把支票交給你。」

「我不同意。」

「聽著，魯迪！再多的錢也不能讓那小夥子起死回生啦。你得跟你的委託人講點兒道理。我想她是想把案子了結掉的。有時候我們這些當律師的，就得拿出律師的樣兒，負起責任來。這個可憐的老太婆，可不知道開庭的時候會發生什麼事啊。」

「那我跟她談談。」

「現在你就給她打電話。我可以等你1小時，1小時以後我可是怎麼都得出去啦。給她打電話！」這個卑劣的混蛋，很可能把竊聽裝置與他的電話聯接起來了。他要我給多特打電話，他這樣就可以在一邊偷聽。

「我會給你打電話的，德拉蒙德先生。再見。」

我掛掉電話，倒好錄音磁帶，開始大聲放音。

戴克退回到座椅上，嘴巴合不攏，4顆大板牙閃閃發光。「是他們在竊聽我們的電話！」錄音放完後，他無法相信地說。我們雙雙盯著錄音機，彷彿只有它能對這做出解釋。這突然的發現使我震驚。我全身麻木，有幾分鐘之久無法動彈，無法思考。電話鈴又陡然響了起來，但我們誰都沒有伸手去接。我們害怕它。此刻。

「我想得告訴基普勒。」我終於開口說，語調沉重而緩慢。

「我可不這樣想。」戴克說著取下眼鏡，擦了擦兩眼。

「為什麼不？」

「咱們好好考慮一下。我們知道，或者說至少我們認為我們知道，德拉蒙德和他的委託人，或兩者之一，竊聽了我們的電話。德拉蒙德肯定了解竊聽器的事，因為我們剛才已經逮住了他。但是，我們都沒有辦法加以證明，沒有辦法當場抓住他。」

「他是至死也不會承認的。」

「完全正確。所以基普勒對他能怎麼辦？沒有真憑實據就隨意指控他？還是再給他一頓訓斥？」

「到現在他早已習慣訓斥了。」

「而且這對審訊此案也不會有任何作用。你不能對陪審團說，德拉蒙德和他的委託人，在取證階段幹了骯髒勾當。」

我們兩個又對著錄音機呆呆地看了一會兒，心裡在反覆咀嚼這件事，盡力想在重重迷霧中摸索出該走的路。去年上職業道德課時，我們讀到了這樣一個案例：有位律師在另一位律師通話時秘密錄了音，結果受到了嚴厲的懲處。我是有罪的，但我小小的罪過，與德拉蒙德令人不齒的行為相比，就太微不足道了。麻煩的是，如果我把錄音帶作為證據。我就會被人揪住小辮子。而德拉蒙德永遠也定不了罪，因為用錄音帶根本無法將他制服。他捲入到了什麼程度？竊聽我們的電話是否他的主意？或者他只是使用了委託人傳遞給他的偷來的資訊？

對這一切，我們又將永遠無法說清楚。但由於某種原因，這又沒有什麼關係。因為，他清楚。

「我們可以利用竊聽器實現我們的目的。」我說。

「這和我的想法不謀而合。」

「不過，我們得當心點兒，不要引起他們懷疑。」

「對。咱們把它留到審訊的時候再用。咱們等到最後時刻，叫這些小丑統統勞而無功。」

我們倆不約而同，慢慢地咧開了嘴巴。

過了兩天，我才打電話給德拉蒙德，把這個令他傷心的訊息告訴他：我的委託人不想要他骯髒的錢。她現在的行為有點古怪，我向他透露道。今天，她害怕出庭；明天，她卻又要去法院。就目前而論，她想的只是戰鬥。

他一點兒也沒有起疑心。他又回到他那典型的強硬路線上，威脅我說，他們可能永遠不會再提起這筆錢；本案的審理從頭到尾都可能無比激烈，變化莫測。我相信這些話傳到克利夫蘭竊聽者的耳朵裡一定很受用。不知道要多久他們才能聽到這段對話。

這筆錢該拿。多特和巴迪將會得到10多萬，這麼多的錢他們用也用不完。他們的律師可以得到將近6萬，實實在在的一大筆。然而，對布萊克夫婦來說，金錢毫無意義。他們一輩子都沒有錢，現在也沒夢想發財致富。多特想要的，只是在某個地方記錄下大利保險公司對她的兒子的所作所為。她希望最後的判決，宣佈她是正確的，唐尼-雷是死在大利公司的手裡。

至於我，我感到十分驚訝，自己居然能面對金錢卻視而不見。金錢肯定具有很大的誘惑力，但我沒有被它吞噬。我並沒有在忍飢挨餓。我年輕。我還會有別的案子。

而且，我堅信：如果大利公司害怕到竊聽我電話這樣的地步，那麼他們一定有不可告人的秘密。我雖然為即將到來的審訊憂心忡忡，但我發現自己夢到了開庭的情景。

布克和查蓮邀請我到他老家去過感恩節。他的祖母住在南孟菲斯一座小屋子裡，她顯然已為過節日的晚宴準備了一星期。天氣寒冷，又下著雨，整個下午我們都被迫待在屋子裡。屋子裡至少有50個人，小的才6個月，老的年已8旬。唯一的一張白麵孔，屬於我本人。這頓飯吃了幾小時，男人們擠在電視機房，觀看一場接一場的比賽。布克和我坐在車庫裡的汽車頭上，吃著山核桃餡餅，喝著咖啡，一邊東拉西扯，一邊渾身發抖。他很關心我的愛情生活，我向他保證這是子虛烏有。目前是如此。業務不錯，我告訴他。他日夜忙碌，儘管查蓮還想要個孩子，但懷孕卻很成問題：他從不在家。

這就是一個忙忙碌碌的律師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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