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早就知道錢已寄出，但此刻這咚咚的腳步聲，使我立刻明白：這筆錢已經寄到。戴克揮舞著手上的信封，衝進我的辦公室。「錢來啦！錢來啦！我們發財啦！」

他一下撕開信封，小心翼翼地抽出一張支票，輕輕地放在我的桌子上。我們用讚美的目光欣賞著它。斯泰發明保險公司寄來了2萬5000美元！這一天是聖誕節。

德里克-道根仍舊拄著柺杖，行動不便，我們便帶著支票匆匆趕到他家。他在我們指明的地方簽了名。我們按比例分了這筆錢。他得了16667美元，我們拿了8333。戴克本想要他支付影印、郵費、電話費這樣一些零碎的開支，雖然多數律師在結案時都要這樣從委託人身上榨取一點小油水，但我沒有同意。

我們向他道了再見，祝他早日康復，並且對這令人痛心的車禍整個處理過程，儘量裝得有點兒沮喪和不快。但要完全抑制住內心的喜悅卻很難。

我們決定每人分3000美元，其餘的錢則放在事務所留作平時的開銷，來來幾個月我們的日子肯定不會有多大轉機。我們用事務所的公款，在東孟菲斯一家豪華飯店美美地吃了一頓午飯。事務所現在有一張金卡，這張信用卡是一家膽大妄為的銀行發放的，我的律師身份顯然給了他們深刻印象。以前申請破產時的種種問題，不請自來地在我腦海裡盤旋，於是我和戴克拉手約定：不經兩人一致同意，決不使用這張信用卡。

我拿了我分得的3000美元，買了一輛車。這當然不是一輛新車，但卻是道根的案子肯定可以解決之後我一直夢想的那種車。這是一輛1984型的沃爾沃名牌轎車，藍色的車身，四速，裝有超速檔，才開了12萬英里，車況極佳。3000美元買一輛沃爾沃，並不算貴。而且它原先的也是唯一的主人是位銀行家，他喜歡親自伺候自己開的車。

我本來曾想買輛新車，但因此要背一屁股債，這我可是想也不願想。

這是本律師用的第一輛汽車。那輛破豐田賣了300美元，我用這筆錢買了一部車用電話。魯迪-貝勒正在慢慢地走向成功。

早在幾個星期以前，我就已經打定主意，不在本市過聖誕節。去年聖誕的記憶依然使我痛苦。我將獨自一人度過假日，乾脆離開孟菲斯，倒會更心安理得。戴克曾經提過一起過節的事，但他說得含含糊糊，沒有詳談。我對他說，我或許要去看望母親。

母親和漢克在不駕車外出旅遊的時候，把那輛該死的溫內貝戈旅行拖車停在託菜多他家小屋的後面。我還沒有見過那座小屋，也沒有見過那輛溫內貝戈，而且也不想和漢克一起度過聖誕節。在感恩節後，母親曾打來過一個電話，邀請我去和他們共度聖誕。可是她的口氣又是那麼不太肯定，我於是婉言謝絕，對她說我實在是太忙，無法分身。我將給她寄一張賀卡。

我並不是不喜歡我的母親。但我們已幾乎不再來往。我們之間的裂痕是慢慢擴大的，而非起因於某一特定的事件，需要幾年時間才能把那些粗暴激烈的言辭忘記。

據戴克介紹，司法系統於12月15日開始關閉，要等到過了新年才恢復辦公。在這期間，法官們既不開庭審案，也不舉行聽證會。各家事務所和他們的律師都忙於舉辦和參加晚會，以及員工午餐會。這正是我離開本市的大好時機。

我把布萊克檔案和幾件衣服，放進我那閃閃發亮的沃爾沃名牌小車的行李箱，起動引擎上了路。我漫無目的地行駛在慢車道上，先向北再向西，一直開到了雪花飄舞的堪薩斯和內布拉斯加。我睡在廉價的汽車旅館，吃快餐，一路上有什麼景色就看什麼。一場冬天的暴風雪剛剛從北方大平原橫掃過來。道路兩側雪堆陡峭，白雪皚皚的草原萬籟俱寂，像是雲層從天上落到人問。

寂寞的道路，使我這孤獨的過客，精神抖擻，充滿了活力。

我最後到達威斯康星州的麥迪遜時，已是12月23日。我找了一家小旅店住下，吃了一頓可口的熱飯，然後漫步在大街上，像一般人那樣從一家商店鑽到另一家。聖誕期間一些正常的享受，我並不願意放過。

我腳踩積雪坐在公園裡一條冰冷的長凳上，聽著一支熱情洋溢的合唱隊大聲演唱的聖誕頌歌。在這偌大的世界上，沒有一個人知道我此刻身在何方。不知道我在哪一個城市。不知道我在哪一個州。我喜歡這樣的自由。

吃了晚飯在旅館酒吧喝過幾杯以後，我撥通了馬克斯-勒伯格的電話。他回到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繼續當他的終身法學教授。此後，我幾乎每個月都要打一次電話向他求教。他邀我來訪。我把大部分有關的檔案、訴狀、書面諮詢和證詞，全部影印後寄給他。快寄郵包重達14磅，化了將近30美元。這一切戴克全部同意。

我來到了麥迪遜，從聲音可以聽出，馬克斯對此真高興。他是個猶太人，並不太在乎聖誕節，前幾天他在電話上還說過，這是幹工作的上佳時間。他給了我指示，何時何地如何找到他。

次日上午9時，氣溫華氏11度，我步行前往法學院。大門洞開，但不見人影。勒伯格煮好了咖啡，正在辦公室恭候，我們聊了一小時，聊他記掛的孟菲斯的人和事，這自然並不包括州大法學院。他這裡的辦公室很像他在那裡時的辦公室；雜亂無章，不乾不淨，牆上貼著政治上有挑釁意味的海報和招貼。他的外表也還是老樣子：蓬亂的頭髮，牛仔褲，白色運動鞋。腳上倒是穿著短襪，但這也只是因為地上下了一英尺厚的雪。他神情亢奮，精力充沛。

我跟著他沿著走廊來到一個小小的研究班專用的房問。他開啟門。房間中央的長桌上，井然有序地排列著我寄給他的檔案。我們面對面坐下，他又從熱水瓶中給我倒了咖啡。他知道再過6星期就要開庭。

「對方提過調解結案的建議嗎？」

「提過幾次。他們願付17萬5，但我的委託人不答應。」

「這很不尋常，但我並不覺得奇怪。」

「為什麼你不覺得奇怪？」

「因為你揪住了他們的尾巴啦！他們要大暴露啦，魯迪。保險公司的欺詐案，我見過何止成千上萬，而這是最大的欺詐案之一。」

「還有別的問題呢。」我於是講了電話被竊聽的事，並且把證明德拉蒙德偷聽的情節告訴了他。

「這種事我以前也聽說過，」他說。「那是佛羅里達的一樁案子，只不過原告律師是在開庭審理以後才檢查電話機的。他想做什麼，被告似乎都清清楚楚，這才引起了他的懷疑。而你們的情況卻完全不同。」

「他們一定是很害怕。」我說。

「他們不僅害怕，而且是嚇壞了。不過你也不要忘乎所以。要記住：他們是在友好的土地上，你們縣並不執行懲罰性損害賠償。」

「那你說怎麼辦？」

「拿了錢然後走路。」

「我不能這麼幹。我不想這麼幹。我的委託人不想這麼幹。」

「好！現在是把那些人帶進20世紀的時候啦。你的錄音機在哪裡？」他從座位上跳了起來，在房間裡飛快地兜了一圈。牆上有塊黑板，這位教授準備開始講課。我從公文包裡取出錄音機放在桌上，準備好筆和拍紙簿。

馬克斯講了一小時，我飛快地做著筆記，並且接二連三地向他提出問題。他分析了我的證人，對方的證人，文書檔案和幾種不同的戰略戰術。他徹底研究過我寄給他的材料，對如何才能牢牢揪住對方談得津津有味。

「把王牌留到最後再打出來，」教授說。「到最後才放那可憐的小夥子死前作證的錄影帶。我想他的模樣一定很可憐。」

「比可憐還要可憐。」

「太棒啦，那將給陪審團留下極其有利的印象。如果一切順利，審訊3天就可以萬事大吉。」

「那以後做什麼呢？」

「以後你就坐著，聽他們對事情做出解釋。」他突然剎車，伸手在桌子上拿了一件東西推到我面前。

「這是什麼？」

「這是大利公司的新保單，上個月發給我的一個學生的。是我出的錢，下個月我就要取消這份保險。我叫學生買來，只是想看看上面的文字說明。你猜猜看，他們把什麼東西排除到保險範圍之外了？而且用的還是黑體字。」

「骨髓移植手術。」

「包括骨髓在內的所有移植手術，統統給排除啦。你把這張保單儲存好，開庭時拿出來。我想你該質問大利公司的總裁，為何在布萊克家提出訴訟僅僅幾個月之後，就迫不及待地對保單做出這樣的修改。他們為什麼現在要把骨髓移植明確排除在外？如果骨髓移植屬於布萊克的保單承保範圍，那他們為什麼拒絕了支付手術費的要求？這可是確鑿的好材料呀，魯迪。開庭的時候，我也許還要來旁聽呢。」

「請你一定來。」在開庭的時候，除了戴克，另外還有一個朋友可以一起商量商量，我將會更加定心。

馬克斯還就我對理賠文書的分析提出了幾個問題，我們不久就把頭埋進材料堆中。我從汽車上卸下4只裝滿文書的紙箱，拖進這研究班專用的房問。到了中午，這房間看上去已經像個廢紙堆。

他有無窮的精力。在吃午飯時，他又就保險公司的簿記給我上了一課。由於保險業不受聯邦反壟斷法的約束，它已經形成了一套獨特的會計方法。幾乎沒有哪個高明的註冊會計師，能讀懂保險公司的會計報表。而保險公司也不希望別人能讀懂，因為他們不想讓外界瞭解其內幕。但馬克斯有幾個內線。

大利公司總資產在4億至5億美元之間，其中約有一半被打了埋伏，作為儲備金和盈餘。這一情況必須向陪審團講明。

我不敢強人所難，向他提出在聖誕這一天繼續工作的要求，但他自己卻是幹勁沖天。他的夫人此時正在紐約孃家探親。他沒有別的什麼事情可幹，因而他真心實意地希望繼續努力，把剩下的兩箱檔案折騰完。

我記了3本筆記，錄了一打錄音帶。等到聖誕這一天天黑以後，他終於講完了他對一切的看法時，我已筋疲力盡。他幫我把紙箱重新裝好，拖上汽車。又一場鵝毛大雪，正從天而降。

我們在法學院大門口道別。我無法表達對他的感激。他祝我交上好運，叫我保證開庭前每週至少給他打一次電話，開庭時每天打一次。他可能會來旁聽審訊，這句話他又說了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