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們這4位的壓力下，斯穆特終於慈悲為懷，答應我們可以各自分頭去柏樹花園，而不必集體前往，也無需忍受那頓午餐的折磨。一天，布克和我在《美麗的亞美利加》的歌聲中溜了進去，坐在後面。包娣小姐在精力充沛地給大夥兒講維他命和適當鍛鍊的事。最後她看見了我們，並且堅持要我們走上講臺向聽眾們做一正式介紹。

節目結束以後，布克溜到遠遠的角落裡去會見他的委託人，提出他不希望別人聽到的建議。由於我已經和多特見過面，和包娣小姐就她的遺囑爭論過幾小時，我實際上並沒有什麼事可做。我上次在此接待的第三位委託人迪溫-迪維斯先生此刻正躺在醫院裡，我已把我那完全沒用的建議寫成摘要郵寄給了他，以便在他個人針對退伍軍人部的小小戰爭中助他一臂之力。

包娣小姐的遺囑尚未完成，沒有簽字。她的神經近來過於敏感。我拿不準她是否想改變遺囑。但她說她好久都沒有聽到可敬的肯尼思-錢德勒牧師的訊息，所以她可能不把財產留給他了。她的這種想法，我當然是全力予以鼓勵。

我們談她的錢也談過幾次。她喜歡等到我渾身上下沾滿了泥巴，汗水從黏著泥炭的鼻子上一串一串往下滴的當兒，才突然提出一個古里古怪的問題：「假如我什麼都不留給德爾伯特，他的老婆會不會起訴爭奪我的財產？」或者：「我為什麼不能現在就把錢給掉？」

聽了這樣的問題，我會放下手中活計，鑽出花叢，抹一抹臉，竭力想做出聰明的回答。可是到了這時，她往往已經改變了談話的題目，想要知道那邊的杜鵑花怎麼老是不長了。

在後院喝咖啡的時候，有幾次我也曾提出這個題目，可她馬上就會全身緊張，急躁不安。她對律師持有一種嚴重的懷疑態度。

不過我還是設法弄清了幾個事實。實際上，她是在第二次結婚時嫁給了一位名叫安東尼-默丁的先生。此人4年前在亞特蘭大去世，他們的婚姻持續了將近5年。很明顯，默丁先生歸天的時候留下了一筆可觀的財產；但同樣明顯的是，對這筆財產的歸宿，存在著嚴重的爭議，因為佐治亞州德卡伯縣法院下令把有關的檔案加以封存。這就是我瞭解到的情況。我準備與和他的財產有關的律師談談。

包娣小姐想和我交談。這可以使她在眾人面前突出自己的重要性。我們坐在鋼琴附近，遠離人群。我們擠在一起。兩個人的頭相距不過幾英寸。別人還會以為我們已經一個月沒見面了呢。

「我需要知道你的遺囑該怎麼辦，包娣小姐，」我說。「而且我需要先對錢的事有所瞭解，才能把遺囑寫好。」

她的眼睛飛快地向四周掃了掃，好像人人都在偷聽我們談話。事實上，即使我們大聲吼叫，這些可憐人中有一大半也不會聽見。她身體向下一縮，手捂住嘴說：「我一個子兒也沒有投在房地產上，而是投在其他方面，如金融市場啦，互助基金啦，城市股票啦。」

聽她如數家珍似的唸叨著這些投資的型別，我感到十分驚訝。她的錢一定真的是投在這些地方。

「誰負責管理？」我問。這個問題其實並無必要。誰在管理她的錢，無論是對遺囑還是對她的資產，都沒有什麼關係。我這樣問只是出於好奇罷了。

「亞特蘭大的一家事務所。」

「法律事務所？」我提心吊膽地問。

「哦，不是。我不會把錢交給律師去管的。是一家信託公司。我把錢給他們託管。我死以前收益歸我，然後我就把它遺贈給別人。法官當時就是這麼判的。」

「那麼收益有多少呢？」我已經完全不能自控了。

「嗯，這可不關你的事呀，對嗎，魯迪？」

對，是不關我的事。我已經受到她輕微的責備，可是遵循律師界最優秀的傳統，我還要設法把自己的過錯掩蓋起來。「嗯，這可能會很重要呢，包娣小姐。譬如，對於交稅。」

「我要你替我交稅嗎？交稅我有專門的會計師嘛。我只是叫你替我把遺囑重新寫一下嘛。天哪，你肯定是沒有弄明白。」

博斯科走到了我們這張桌子的另一頭，咧開嘴巴望著我們微笑。嘴裡的牙齒多半已經掉落。她客客氣氣地叫他去玩一會巴棋遊戲。對這些老人她特別和藹溫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