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了結這場官司，洗刷公司的名聲，公司慷慨地補償每個孩子五萬美元，再加上朗蒂的工資損失，賠償總額為七十七萬美元。

「這個數字不夠，」莫迪凱道，「單為一個孩子我就能從陪審團那兒拿到這個數。」他們一下子癱坐在椅子上。

他接著幾乎對拉夫特精心準備的摘要中的每一點都提出了異議。他不管達拉斯或西雅圖的陪審團是怎樣判決的，也不管其可比性，他對奧馬哈的法律程式也不感興趣，他只知道怎樣與華盛頓的陪審團打交道，這才是事情的關鍵。如果他們以為只花這點錢就能過關，那他該走了。

拉夫特在找莫迪凱話中的漏洞時，阿瑟重申了自己的立場。「這事好商量，」他忙不迭地說，「這事好商量。」

他們的調查摘要中有意避開了懲罰性損害賠償，莫迪凱指明瞭這點。「一個富有公司的富有律師故意縱容非法的疏散行為，而這麼做的直接後果是導致我的當事人被拋向街頭，活活凍死，坦白說，先生們，這個案子難道不應科以懲罰性賠款嗎？這裡是華盛頓。」

「這裡是華盛頓」只意味著一件事：黑人陪審團。

「我們可以商量，」阿瑟重複道，「你預想中的數字是多少？」

我們曾討論過第一次的開價數，在訴狀中我們索賠一千萬，這個數字不是天價，否則的話賠償額會高達四千萬或五千萬甚至一個億。

「每人一百萬。」莫迪凱道。他的話重重落在紅木桌面上。坐在另一側的人清清楚楚地聽到了，但過了一會兒才反應過來。

「五百萬？」拉夫特問，聲音幾不可聞。

「五百萬，」莫迪凱大聲道，「每個受害者一百萬。」

四個人突然意識到手中拿著記事簿，每人都寫下幾行字。

過了一會兒，阿瑟重新分辯說我們的索賠理由並不完全站得住腳，天氣的影響——暴風雪——是造成死亡的部分原因，隨後是關於天氣的一通長篇大論，莫迪凱打住話頭道：「陪審團成員知道二月份還下雪，二月份仍很冷，二月份有暴風雪。」

在整個會談中，只要他一提起陪審團，對方總有短暫的沉默。

「他們對庭審怕得要命。」他告訴我。

他對他們說，我們索賠的理由經得起他們的反駁。不管是出於蓄意而為，還是由於嚴重的疏忽，驅逐住戶的行為終歸發生了。我們的當事人被迫在二月裡流落街頭，無處藏身，這是可以預見的後果。他可以向任何地方的陪審團陳述這個極其簡單的道理，但對華盛頓的正直的公民來說就更有說服力了。

在索賠上沒佔到上風，阿瑟轉而打出了他們的王牌——我。具體說來就是我從錢斯的辦公室竊取檔案的行為，而且這種行為是明知故犯。他們的立場很強硬，他們願意庭外和解，可對我的不道德行為卻絕不放過。

「他們要怎樣？」我問。

「吊銷執照兩年。」莫迪凱沉重地說。

我說不出話來。整整兩年，沒有商量的餘地。

「我對他們說他們瘋了，」他說，可是語氣不如我期待的那樣強硬，「絕對辦不到。」

我還是無言以對，只是心裡不斷重複著：兩年，兩年。

他們在賠償金額上又交鋒了幾次，但分歧太大，事實上他們什麼協議也沒達成，只是同意儘快再舉行會談。

莫迪凱最後交給他們一份即將起訴的馬奎斯-迪斯訴狀的影印件。訴狀上列出了相同的三名被告，要求就他被非法驅逐出戶賠償微不足道的五萬美金，莫迪凱向他們保證以後還有。我們的真實計劃是每週起訴兩件，直到所有的被驅逐人都得到賠償。

「你準備把這個透露給報紙嗎？」拉夫特問。

「為什麼不？」莫迪凱道，「一經起訴它自然成為公共記錄。」

「不錯，不過，我們已經受夠了媒體的攻擊。」

「是你們先挑起事端的。」

「什麼？」

「你們洩漏了邁克爾被捕的訊息。」

「我們沒有。」

「那麼《郵報》上怎麼會登出他的照片呢？」

阿瑟一句話就讓拉夫特閉上了嘴。

我把自己一個人關在辦公室，緊盯著牆一個小時才把事情理出個頭緒來，公司願意出一大筆錢來避免兩件事：一是進一步的名譽損失；二是對簿公堂所引起的嚴重經濟損失。如果我交出檔案，他們就不追究我的刑事責任。一切都會畫上圓滿的句號，只是公司要懲罰我解解心頭之恨。

在他們的心目中，我個僅是個叛徒，而且是整個事情的罪魁禍首。正是因為我才使他們深藏不露的醜事曝了光。讓他們在公眾面前丟臉就足以讓他們恨我，而要讓他們與心愛的美元作別則點燃了他們復仇的火焰。

我做這一切全憑內部情報，至少他們都是這樣認為的。他們顯然不知道赫克託在這件事中所起的作用。我偷走了檔案，找到了我需要的全部證據，構想出這件訴訟。

我是猶大，我理解他們，儘管不無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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