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天沒有見到他們。」

他一邊吃一邊想，想了一會兒，說：「今天早晨我離開時他們還在這兒。」

「那時是幾點鐘？」

「六點鐘，他們在那個角落睡得很香。」

「他們能去哪兒呢？」

「那可沒準。」

「那個小男孩告訴我他們睡在車裡。」

「你同他談話啦？」

「是的。」

「那麼你是想找到他，對不？」

「是的。」

「那可沒指望。」

午飯過後，太陽露出雲層，屋裡開始活動起來。他們一個接一個地走到餐桌旁拿一隻蘋果或是個橘子，然後就離開了地下室。

「這些無家可歸的人也是呆不住的。」他們看著這種情景，莫迪凱解釋說。他們也有他們的規矩，有他們的習慣，有他們愛去的地方，有他們流浪漢的朋友，有他們的事要做。他們將回到他們的公園、小巷，去從雪中挖出被埋在裡面的東西。

「現在外面有二十度，今夜得接近零度。」我說。

「他們還會回來，等到天黑這個地方就會擁擠起來。我們出去兜兜風吧。」

我們向多利小姐請了假，她答應讓我們出去一會兒。

我的車和莫迪凱那輛用了很久的福特牌車停放在一起，他說，「你這樣的車在這樣的地方是長久不了的，你要想在這個區待上一段時間，你最好把它賣了，再換輛舊車。」

我可捨不得把這輛心愛的車賣掉，聽了他的話我有些不高興。

我們進了莫迪凱的福特車開出了停車場。剛進車不一會兒，我就意識到莫迪凱-格林是個開起車來叫人害怕的主兒，所以我趕緊繫安全帶。可是安全帶竟是斷了的，而他似乎不太在意。

我們在華盛頓西北平整的街道上行駛，經過一個個街區，一排排用木板圍起來的聯立房屋區，還有那些連救護車司機都不肯進入的住宅區，那裡的路面情況十分差，也經過一些學校，學校也用網狀金屬護欄圍起，還有一些因騷亂而留下累累傷痕的區域。他可真是個令人驚訝的導遊。這裡每一英寸土地都是他的勢力範圍，每一個角落他都能講一段故事，每一條街他都可以說出它的歷史。我們也路過一些其他的供飯處和避難所。他對那些地方的廚師以及教士都很熟悉。教堂的好與壞，是有清晰的分野的，那就是它們對無家可歸的人是開放還是關閉。他提到哈佛大學的法學院，那是令他無限驕傲的地方，在那裡他學習五年法律，而夜裡他除了一份專職以外還幹一份兼職的工作。他指著一個被燒燬的聯立房屋說，那是個進行可卡因交易的地方，他的第三個兒子卡修斯就是在這房前的人行道上喪生的。

當我們接近他的辦公室時，他問是否願意在他的辦公室停一會兒。他想要看看他的信件。我當然沒有意見，我只是出來逛一逛，去哪兒都無所謂。

辦公室裡又冷又暗，空無一人，他開啟燈開始談話：「這屋裡一共三個人，我，索菲亞-門多薩，還有亞伯拉罕-萊博。索菲亞是個社會工作者，但她對街頭犯罪活動的法律知識比我和亞伯拉罕加起來都多。」我跟著他圍著一張張上面堆滿東西的桌子轉來轉去。「這個屋子曾有七個律師工作，擁擠不堪，你能相信嗎？那時候我們能從聯邦政府拿到錢來支付這些法律費用。現在從政府那裡我們一個子兒也拿不到，這真得謝謝共和黨們。那邊還有三個辦公室，我這邊也有三個。」他一邊說著一邊指著，「還有不少空地方。」

他說的空地方是指人員缺少而言，實際上，你要是在屋裡走動，不是碰翻了舊檔案籃子，就是踢到一堆舊法律書上。

「這所房子是誰的？」我問道。

「是科恩基金會的。倫納德-科恩是紐約一家大法律公司的創辦人，他八十六歲時去世，如果活到現在他該有一百歲了，他的財產不計其數，他晚年時決定死後一分也不帶走。所以他樂善好施，四處散財，其中一種方式就是建立基金會資助那些為無家可歸的人工作的律師，這個地方也是這樣來的。基金會還辦了三個律師事務所，這兒一個，紐約一個，紐瓦克一個。我是一九八三年受僱的，一九八四年做了這裡的負責人。」

「你們所有的資金來源都是來自一處嗎？」

「是的，實際上所有資金都來自一處。去年基金會給了我們十一萬美元，而前年是十五萬。所以我們減少了一名律師，而且現在是逐年減少，基金會經營不善，現在是在蠶食母金，我懷疑我五年後是否還能在這兒，也許用不了五年，也就是三年。」

「你們可不可以搞募捐呢？」

「噢，那當然，去年我們募捐了九千美元，但太費時問。我們可以當律師，也可以募捐，索菲亞人緣不好，亞伯拉罕是從紐約來的，他性情粗暴一些，就剩下我和我的人格魅力。」

「那麼間接收入怎麼樣呢？」我問道，我是刺探性地問，並不是很擔心的，幾乎每一個非營利組織都每年有一份年度報告公佈這些數字。

「每月二千。除了開銷和留有少量積蓄之外，我們三個人就分這八萬九千美元，我們是三一三十一，平均分配。索菲亞認為她是專職人員，說實在的，我們害怕和她爭論。我實際上每年拿回家三萬美元，這個數目據我所知是一個貧窮律師的平均數。歡迎你到貧民中來工作。」

我們終於來到了他的辦公室，我們面對面坐下。

「你們是不是忘記了付取暖費了？」我一邊打著冷戰，一邊問道。

「很有可能，我們週末一般不到這來工作。省錢。這個地方要暖氣和冷氣都不可能。」

這種想法對於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人來說想都不會想。週末不開門，省錢，而且是二者兼而有之。

「如果我們把這兒搞得舒舒服服，我們的客戶就不願離開了，所以這兒是冬冷夏熱，也減少了交通壓力，你要咖啡嗎？」

「不，謝謝。」

「我是開玩笑，你知道。我們絕不會阻止那些無家可歸的人到這兒來。天氣根本對我們無所謂，我們想我們的客戶是在飢寒交迫之中，我們又怎麼能對冷一點熱一點的事操心呢？你今天早晨吃早餐時有一種負罪感嗎？」

「有的。」

他朝我笑了笑，這是一種智慧長者所能夠有的微笑。

「這很正常，我們以前常常同一些來自大公司的年輕律師一起工作，我管他們叫做公益新手，他們總是告訴我一開始他們對食物失去了興趣。」他拍了拍他的肚子，「不過，這很快就會過去的。」

「那些公益新手幹些什麼呢？」我問道，我知道我正一步步走向誘餌，而莫迪凱也意識到我是知道這一點的。

「我們把他們派到各個避難所，他們接待這些客戶，我們指導他們如何處理這些案子，大多數的情況是比較容易的，只要律師給那些無動於衷的官僚們打電話。給他們發食品券，老兵的撫卹金，住房補貼，醫療補助，兒童補助等等。大約百分之二十五的工作都涉及福利問題的。」

我十分關注地聽著，他能知道我在想什麼，莫迪凱開始讓我咬上了鉤，「你看，邁克爾，無家可歸的人沒有代言人，沒有人聽他們傾訴，也沒有人關心他們的疾苦，他們誰也指望不上。他們要得到他們應得到的福利，但是電話都不知打給誰，他們真是叫天天不應，喚地地不靈，永遠處在孤立無援的境地。他們的電話聽不到迴音，他們連通訊的地址都沒有。那些官僚們才不管這些呢，他們只盯住他們想要幫助的人。季節性的社會工作人員的情況他們至少要聽一聽吧，或者看看這些人的檔案，或回個電話。但你也得請個律師來給他打電話，又吵又叫，吵翻了天事情才能得到解決。那些官僚們做事是有動機的，檔案也是要有程式的，沒有通訊地址？沒問題，把記錄寄給我，我把它轉交給客戶。」

他越說聲音越大，兩隻手在空中揮來揮去。可以看得出來莫迪凱是個十分有講演天才的人。我相信在法庭上他一定是個出色的律師，在陪審團面前他是有說服力的。

「有件很有趣的事兒，」他說，「大約一個月前，我的一個客戶去社會保障辦公室申請福利保障，這本是件常規性工作。他已六十多歲了，腰部疼痛難忍，誰要是在石頭上或公園的長椅上睡上十年，誰都得腰痛。他在辦公室外面排隊站了兩個小時，終於進到了辦公室，在辦公室裡又等了一個小時，他終於來到了第一張辦公桌前，剛想要說明他的來意，卻遭到這位驢脾氣的秘書一頓訓斥（那天她可能氣不順），她甚至還說他身上有味。他當然是受到了侮辱，所以他什麼也沒有說就回來了，他打電話給我，上星期三我們一起去社會保障辦公室做了番小小的交涉，就是我和我的客戶兩人，那位秘書也在那兒，她的上司，她上司的上司，特區社會保障辦公室主任，一個來自社會保障行政管理部門的大人物也在場，這位秘書站在我的客戶面前宣讀了一頁書面致歉書，言辭懇切、情感動人，然後她把一份福利申請表交給了我的客戶，在場的這些人也都向我保證這件事一定立刻引起注意，這就是正義。邁克爾，這就是貧民法律的主旨：尊嚴。」

他又講了一個又一個類似的故事，都說明貧民律師是很好的人。無家可歸的人都是勝訴者。我知道，在他的全部故事中還有許多令人心碎甚至更令人傷心的故事，但他都沒有講，他現在只是在打基礎。

我已忘記了時間，他也從沒有再提起信件的事，我們終於離開了他的辦公室回到避難所。

這時距天黑還有一個小時，我想這正是躲在舒適的小地下室的好時候，再過一會兒，一些歹徒就會在街上出現。有莫迪凱在我身邊，我可以慢悠悠地、充滿自信地走著，否則我就會弓著腰，腳幾乎不沾地地飛快從街上走過。

多利小姐不知從哪兒弄來一堆整雞，她在等著讓我來幹活，她已把雞煮好了，我來給冒著熱氣的雞去毛。

莫迪凱的妻子喬安娜也來了，因為這時正是忙的時候，她和她丈夫一樣都是令人愉快的人，而且幾乎和她丈大一樣高。兩個兒子也有六英尺多高。卡修斯達大約六英尺九英寸，他要是能活到十七歲，準會是個籃球名星。

我離開時已是半夜了，還是不見奧塔里歐和他的一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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