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您說美國的經驗對您很重要，可不可以講一些?

答：美國經驗很重要，主要是我到外國去以後感覺到對自己國家的看法，起了很大的變化。在外面的時候，在座也有許多朋友是從國外回來的，我想對自己國家的文化反而特別感到一種眷念，而且看法也有了距離。我想，如果我不出去的話，可以對我們歷史的看法因為身在其中而無法客觀，但是到外面去以後，更覺得自己是中國人，對自己國家的命運更為關懷，可以說雖然我在外國，可是外國經驗的重要，其實是在外國對自己國家的看法、想法的一種感念與成長，並不是說我在外面吸收其他的東西。當然，西方文化我在外面也學了，可是比起來還不如我在外面對我們自己國家歷史、文化的深思與反省。

問：記得您曾計劃把《玉卿嫂》改編成電影，現在又把《遊園驚夢》改編成舞臺劇，都是小說的題材，改變成戲劇的形式，您對這種不同的形式有什麼樣的寄望?或者您對於不同的表現形式，認為它們對傳述個人的思想、感情的效果，有什麼差別。

答：《玉卿嫂》寫的是一個很熱情的女人。那種題材沒法子搬上舞臺，可是電影可以演出來。這篇小說我跟有些人談起來說，我們中國電影比較缺少一些個性很強的女性形象和個人內心較激烈的刻劃，所以希望把它改成電影也有這份心願在裡頭。《玉卿嫂》改成戲劇，只有電影最適合，舞臺劇絕對不能演。

「尤物」的神秘傳統——尹雪豔

問：《永遠的尹雪豔》的女主角，和《遊園驚夢》裡的錢夫人，這兩個女人在創作上的差異何在?

答：《永遠的尹雪豔》是寫一位經歷過很多場面，接觸過不少男人的一位女性，她能夠迷惑所有接觸過的人。那樣一位女人我想跟錢夫人在創作態度上有很大的不同。

我開始寫《臺北人》，寫尹雪豔的時候，對她保持很遠的距離，我在描寫她表面的形象，注重她比較神秘的感覺，而且如果說有社會批判性的話，我們中國傳統裡頭從飛燕、太真一直下來，我們有一個傳統，中國稱為「尤物」，這類傳統非常強。這類女人不簡單，很神秘，我寫她的時候比較採取一種批評的態度；但寫錢夫人的時候，我是同情的態度多於批評，現在一切已經消逝了，對她是同情的。

而且我創作的態度也完全不一樣，寫尹雪豔的時候是由外寫到內，從外型揣測內心；寫錢夫人是從內寫到外，由心理描寫開始。

問：您對鄉土文學的看法是否採用西方寫作技巧的觀點?尤其是對黃春明的小說。

答：採用什麼方法不太重要。每位作家有他認為最適合的一套寫作方法。我想在《紅樓夢》的時代並沒有西方的技巧，卻產生很偉大的小說。如果能運用西方寫作技巧寫得很好也是非常好。我想黃春明的小說，有他自己創作的一套方法。我認為題材決定寫作的方法，是怎麼樣的一種題材，作家可以有意無意的去選擇最合適的方法來表現，絕不是因為某種方法優於另外一種，或是某種方法比較流行，我們才使用它，不是的。我想，一個作家寫作的時候是先有了題材，然後才是怎樣表現這個題材的問題，慢慢的琢磨。當然，我不是否定西方的小說技巧，西方的小說有很高的成就，我們能夠用的都可以用，但不必非用不可。

問：是否因為讀外文系，使您運用意識流的方式寫作?

答：意識流寫作方法，也不過是二十、三十年代西方實驗性的方法，不見得這個方法一定能把所有的文學作品表現得比較好。這個方法產生有它的時代背景，第一次大戰以後，是傳統社會第一次破裂，社會價值觀混亂，於是作家研究一種寫作上實驗的技巧，與心理學有關，往內心探討、自我的追尋等。

當然，我念了外文系以後，也看了一些小說是用這種技巧，我剛好寫到《遊園驚夢》的時候，認為可以運用就用了。

愛寫過去的時代，別人的痛苦

問：您為什麼在小說裡選定一群被時代淘汰的人物為主題?

答：我想關於被時代淘汰，有一天我們都會被淘汰。沒有一個人能在時代、時間中間，時間是最殘酷的。不能說有些人文化形態、社會形態已經過去了就不寫它們。我想，寫作最主要是寫人，是合乎時代、不合時代，都沒有關係。我寫的那些人裡頭，雖然時代已經過去了，可是他們在他們的時代曾經活過，有些活得轟轟烈烈，有些很悲痛，有些失敗。在他們的時代裡，他們度過很有意義的一生，這種題材對我個人來講是很感興趣的。

問：您學生時代以何種心態辦《現代文學》?

答：那時我們懵懵懂懂辦出來的，其實是一群熱愛文學的人「以文會友」，沒有一定為了什麼，就是為了寫作而創辦一個刊物，後來慢慢的產生一點影響，這也是後來的事情。最初的心態完全是一種愛好。

問：您寫小說是否為了解決痛苦?有時候是否為痛苦的伸延?尤其觀察到中國劣根性的痛苦時?

答：第二句話倒對了。我想，文學創作恐怕是由於對現實生活有些不滿，所以才自己去創造一個世界；如果你已經很滿意現在的社會，怎麼會再去造一個?我想，我寫自己的痛苦少，我看了別人痛苦的時候，創作比較多。我想，大家都會感覺到，在看到別人痛苦那一刻，心裡會感到很痛苦，說不出來的。因為那些人不是作家沒有辦法寫下來，那時我就很想替他們講，那種的衝動我有。我個人可以說很幸運，大痛苦我們父母那一代替我們扛了過去，我們成長時是相當幸福的一代。

我想，作家對自己的民族看得更清楚，尤其是在看到自己民族的毛病時，會想，怎麼會有這麼大的毛病?我覺得在文學來說，倒不是件壞事情。

問：藍田玉有什麼特別的意義?

答：玉，中國來講是最珍貴、最美的一件東西。我對那女主角大概滿喜歡她，所以給她取了「藍田日暖玉生煙」典故中最好的玉「藍田玉」。名字取的時候，就覺得她像一塊玉。

徐復觀先生的一點點誤會

問：您談小說藝術與社會意識的時候，徐復觀先生曾經反駁，您對這件事的看法如何?

答：徐先生是我最尊重的前輩，他的道德風範可以說精神長在，像他這樣的人也不多，我現在乘機在此悼念。我曾在香港有一篇演講詞《小說藝術與社會意識》，我主要是駁斥一點：我們中國有一個看法一直下來，就是政治干涉文學，我對這點以一個作家的立場，絕不妥協。我想，徐先生對我有一點點誤會，我沒跟他講清楚，他以為我說小說藝術與社會意識分開，其實我是說有某一些人不是關注文學藝術，是以政治目的來加在文學上面，所以談的根本不是文學，談的是當時的政治目的。譬如今天提倡什麼政治口號的時候，文學就要跟著走，那不是社會意識而是政治手段。我說這，主要是針對「五四」以來的一些偏差。

問：歐陽子評《臺北人》提到是否您寫人物時，外表的服裝對內心有所暗示?

答：寫小說大概都是這樣，寫一個人的外型的時候，總是希望能表現內心。

問：中共把您的《永遠的尹雪豔》收入臺灣文學選，與鄉土文學作品合編，您是否有意見?或有什麼反應?

答：大陸一九八年政策有些改變，從前臺灣作品絕對不能在大陸出版。他們現在出版臺灣一些小說，當然有他們的目的，我想他們一方面真的要了解我們這邊的文化情形；第二方面當然有政治目的在裡頭。我要很公平地講一講，他們選的那本小說選，以文學的價值講，選得不錯，可以說臺灣比較有名的幾篇小說都選了。詩和散文選得極壞，不能代表臺灣的水準，差勁透頂。不管他們的政治目的如何，他們的臺灣小說選可以使大陸人民看了之後真正瞭解臺灣小說的風貌。

問：《永遠的尹雪豔》描寫的社會狀態是非傳統的，而是遷移到臺灣的「新貴」的情況。對此說法您有什麼意見?

答：我想我寫的是過去的文化形態、社會形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