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遊園驚夢》的小說與演出
各位同學、各位先生:
這次清華大學請我來,洪銘水教授已經替我把題目指定了,所以我沒有選擇的餘地,只好講自己的東西。
講自己的作品最難。有一次,在美國威斯康辛大學演講,也是周策縱先生替我指定題目的,要我講自己的《遊園驚夢》這篇小說——當時創作到底是受了什麼刺激?有什麼靈感?
我想,一個寫作的人,有時候很難說是一個單一的事件使一篇小說成型,有時就不一樣了。記得毛姆有一次坐船旅行,看見同船有一位牧師,還有一位妓女;妓女長得很可愛,牧師長得很可惡,所以他就同情妓女不同情牧師,寫了一篇小說叫做《雨》(therain),很有名的一篇作品。寫一個牧師心中很愛一個妓女,可是不敢追求,就迫害那妓女。這就是藉著兩個人把他們關聯起來形成小說。
本來我從不想為什麼自己會寫那些小說,但是我對別人的小說倒是相當的好奇,問:「你怎麼會寫出這樣的東西?」我對自己倒是從沒有發過這問題。後來因為洪銘水要我說《遊園驚夢》,我就想了一下。
從「奼紫嫣紅」,引出了根源
我想,最主要的恐怕是我在很早之前看《紅樓夢》的時候,其中有一回是描寫林黛玉聽《牡丹亭》的幾句戲詞,那是《遊園》的曲詞:「原來是奼紫嫣紅開遍,似這般都付與斷井頹垣。」讀這段時我還是個中學生,那是第一次對《牡丹亭》有印象,可是那時看不懂,卻很喜歡這幾句曲詞。因此,如果要說根源的話,恐怕就是從那時開始。
我注意到《遊園驚夢》的戲劇之後,就開始聽崑曲的《遊園驚夢》。這故事簡單說來,就是杜家太守的女兒到花園裡面去,看到牡丹盛開,突然對生命有一種渴求,就做了一個夢,夢中與一位書生柳夢梅幽會,醒來後為這段夢中的愛情相思,很渴切,鬱鬱寡歡而死。但是,果然有這麼個書生,回來看到杜麗娘的一幅畫像,也發生了愛情。閻王同情他們兩個人,讓杜麗娘又復活了,兩人終於結合。
這個故事是極端浪漫的——愛情征服了死亡。我在浪漫時期的時候,很為「情種」所感動,決定我也來寫段東西,描述愛情可以征服一切。後來我看崑曲唱這段《遊園驚夢》,深深感覺崑曲是我們表演藝術最高貴、最精緻的一種形式,它詞藻的美、音樂的美、身段的美,可以說別的戲劇形式都比不上,我看了之後歎為觀止。那麼精美的藝術形式,而今天已經式微了,從這裡頭我興起一種追悼的感覺——美的事物竟都是不長久。從這些方面的來源,我開始想,如果把崑曲這種戲劇的意境融合到小說裡面,不知道結果如何?正好在我很小的時候,也就是童年時期,曾經見過一位女士,她的風度,她的一切,我一生沒有忘記過。後來聽說她是位藝人,也聽說她崑曲唱得很好。這種印象留下了之後,想,如果我有這麼一位女主角,講這麼一個故事,是不是就可以寫小說了?這就是我《遊園驚夢》裡的錢夫人。我替她編了一個故事,就是對過去、對自己最輝煌的時代的一種哀悼,以及對崑曲這種最美藝術的懷念。這樣一來,我就寫下了這篇小說。
用「意識流」手法,捕捉崑曲旋律
寫《遊園驚夢》的過程相當曲折,寫了好幾遍都很不滿意,表達不出來,離崑曲的意境相差太遠,要把音樂用文字來表達是最困難的。我想,在中國文學裡最成功的例子是白居易的《琵琶行》,他用文字表達音樂到了極致。怎麼用文字來表現音樂、音樂的節奏,我花了很大的工夫,一個一個的嘗試。後來,我想既然是回憶,便是用回憶的形式。尤其牽涉到心理的活動,特別是心理分析方面,用意識流手法寫,跟音樂的旋律比較合適一點。這樣,我寫到差不多第五遍的時候才覺得自己比較發揮了出來。
這是我寫作比較辛苦的一篇東西。寫完之後,沒有想到有一天會把它改成戲劇;我想小說和戲劇完全是兩回事。
一九七九年我到香港,香港政府辦中文文學周,請我去演講的時候,他們同時就把《遊園驚夢》改成了戲劇,由香港大學的海豹劇團演出。他們沒演出之前,我沒想到改編《遊園驚夢》,因為我想小說和戲劇完全是兩回事,而且這篇小說著重於回憶、富有音樂性,改成戲劇我不知道會有什麼樣的效果。後來我看了香港的演出,還相當滿意,雖然他們的規模很小,只有五十分鐘的表演,完全按照小說形式。但是這啟發了我一點靈感,如果把它擴大,用崑曲配音,崑曲的音樂也融入劇裡頭,是不是效果會更好?回來後,我和臺灣文化界的朋友商量,大家都鼓勵我嘗試一下。「新象」的主持人許博允先生、樊曼儂女士兩位很興奮,就開始籌劃。
盧燕、歸亞蕾、胡錦,星光鼎足而立
開始計劃時只是演出一齣話劇,沒有想到後來遭遇到很大的困難,必須花很多時間去克服它。我們從兩年前開始籌備,幸運的,很多文化界的朋友都熱心的支援,許多團體和私人,甚至有不願具名的長輩,大力支援,解決了經費過於龐大的困境。另外很重要的,幾位理想的演員、導演、設計家,我們都找到了。尤其,這次我們花了很大的工夫,把演員敲定了,有很重要的三位女主角:盧燕女士、歸亞蕾女士和胡錦女士,她們鼎足而三,都參加我們演出。
同時,這次我很感動的一點,因為演出預算很大,根本付不起演員、工作人員的費用,所以全部人員:演員、導演、設計……全都是義務參加,他們的興致也很高。除此以外,話劇界前輩曹健先生、錢璐女士也參加了。我們的男主角是華視的演員金超群先生,曾演出《春望》。我們現在角色都敲定了,而且演員陣容確實相當堅強,因為這幾位都有舞臺劇的經驗,這月二十八號我們正式開始排演。舞臺設計請聶光炎先生,他運用相當新的手法和舞臺光區的利用、各種道具的利用,因為我們劇裡有虛景、實景;夢境的部份和現實的部分變換很多,我們要運用多媒體的方式,也用幻燈,也用一段電影,製造回憶的氣氛。
開始我們計劃比較小,發展到現在可以說是相當龐大,整個teamwork非常大。大約八月八日正式上演,至少演出七天。
只是寫美人的遲暮與苦痛
籌備時期,遭遇的很多困難之一,就是很多的人對我們的劇本看法不同,他們有些人對內容有很多意見,我們沒想到的,他們解釋了出來。據我自己看我的小說,是一個很簡單的故事——美人遲暮的故事。可是別人看法不盡如此,他們看得很細微,所以我們的劇本審查快一個半月才下來,而且好像大家都很認真。這其中很多人幫我們的忙,清華大學沈君山先生是其中的一位,他還替我對這戲劇做了一個報告,沈先生對戲劇也可能很有研究,他的解釋我完全能接受。經過各方面的協助,最大的難關全部通過了。將來的工作完全是在製作方面,我們大家兢兢業業,希望不要辜負大家的期望、熱心。我們也不知道結果如何,但是儘量去做,希望能夠成功。盼望大家暑假時候來看我們的戲。
除了我簡略報告《遊園驚夢》戲劇以外,我希望跟清華大學同學有一次交談,各位有任何問題,關於這個戲劇,或是小說,或是我能回答的其他問題,我希望能夠利用這次機會交談一下。
舞臺演出,首重氣氛表現
問:《遊園驚夢》是文學創作,當搬上舞臺之後,有沒有改過劇情?
答:大致的情節是跟小說一樣的。小說可能花很多篇幅來寫服裝、外型,在戲劇就不必了,因為是化了妝出來的,所以文字用不上。可是另一方面來講,小說裡可能心裡想得很多的意念,花在心理描寫的很多文字,在舞臺上全部要講出來,所以對話方面增加了很多,也有許多描寫則單單用形象表現出來。舞臺劇最主要是藉著對話來推展,但是我們也用和聲、燈光、音響等設計來輔助。整個劇主要是氣氛的製造。我個人覺得有點像契訶夫,不是有很大的戲劇衝突,是比較細微的對氣氛、對心理變化加以表現。
問:《遊園驚夢》小說有一部分是用意識流的手法來寫,那麼這在舞臺上怎麼表現?
答:意識流方面那幾段,我大部分用獨白。在獨白的時候呢,如果講到過去的情節,過去的人物也會上場;可是在很多片斷部分是用獨白方式,獨白時候燈光會把其餘角色變成背景「僵掉」,燈光打暗,變成一個人獨白。也會加幻燈。主要還是靠盧燕的演技。
問:想請教您關於《臺北人》這部小說。《臺北人》前面有一首劉禹錫的詩《烏衣巷》,《紅樓夢》前面有一個跛足道人的《好了歌》,這兩者的性質有些相近。因此,想請教您當初寫《臺北人》這些小說的時候,您的靈感是不是很多來自《紅樓夢》?
來自中國文學傳統的滄桑感
答:《紅樓夢》是我看了很多遍的一本書,對我的影響當然是很大。我想一個人寫作的時候,你看過的所有書總有一、兩本書會影響特別深。《紅樓夢》主題也是講人世的辛酸,世事的無常,這是整個中國文學傳統,不只是《紅樓夢》,它有一種興衰感、歷史感,這是中國民族文化最具特殊性的一點。西方,歐洲人也有這種滄桑感,可是好像中國人的文學對這個主題特別的執著,從古至今說來說去,杜甫也好,李白也好,白居易……一直延續下來宋詞、元曲……寫來寫去總是這個主題。《三國演義》開始的那闋詞「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這種主題對中國文學傳統來講,我想是相當重要的。我當然受中國傳統文學影響很深——還有,歷史的改變、世事的變遷,甚至於我們中國的近代史這動亂最大的時代。我個人可以說是生於憂患,我出生是抗戰那一年,童年時經過戰亂,看到人事的興衰,我想對我個人影響很大。《紅樓夢》整個人生哲學,也是在整個中國大傳統之下。
問:一般宴會邀請外埠親友參加,總會事先聯絡,安排食宿。《遊園驚夢》裡錢夫人由南北上參加姐妹淘宴會,是坐計程車來,臨走時下人提醒主人。似乎與常情不合,是否有特殊意義?
答:確實是有特殊意義。第一,這是寫小說。第二,在錢夫人當時來講,如果你自己沒有車坐,而想到別人有車子的時候,你不會告訴大家你沒有車子。最後錢夫人也沒想到她沒有車子會在那麼窘迫的情形下離開。她們雖然是姐妹淘,可是請她的主人現在是很得意的時候,你不會請她派部車子來接,最好是坐計程車而沒有人知道,走開就算了,被發現是相當窘迫。當然,另一方面是說世態的炎涼。從前,錢夫人自己也開過一個宴會來招待這批人,現在身份完全對調。
寄居國外的感念與成長——《紐約客》
問:您除了早期的作品結整合書之外,好像還有一些短篇小說並沒有整合書,像《紐約客》。是不是《紐約客》的構想也是像《臺北人》一樣,是一系列的,後來就停了。以作者而言,在臺北寫《臺北人》(當然有一部分好像是在國外寫的),完全是以臺灣經驗做為題材。到美國寫《紐約客》這種題材的時候,在創作經驗上有什麼不同?就是一個作者當他關懷的物件跟他所處的時空轉變的時候,創作上是否有什麼樣的影響?
答:其實我寫《紐約客》第一篇的時候,比《臺北人》更早一點,就是《謫仙記》。我那時確實有心想把海外一些中國人的心態寫出來。後來發現《臺北人》更重要,就把《紐約客》擱下來寫《臺北人》,一寫《臺北人》就不能自已,一篇、一篇的把《臺北人》寫完,寫完之後又時過境遷了。中間我也又寫了一篇《紐約客》,但我覺得《臺北人》更重要。寫完《臺北人》之後,我寫一個長篇拖了很多時間,在三年前才又寫了一篇《紐約客》,零零碎碎。我是有這個心,因為在美國的經驗是我很重要的一部分經驗,有很多故事可以說,我也希望把《紐約客》寫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