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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麥哲學家克爾凱郭爾曾經以敏銳的心理洞察力記述過人類這樣一種普遍境況：人們常常感到自己只是為了他人的需要而生存，不能根據自己的選擇和意願使自己成為自己，他只是試圖按照別人認為應該的那樣去思維、感受和行動……也就是說，他不得不選擇做一個並非自己本人的人。
在此之前，馬克思主義關於異化的理論中也曾經做過類似的表述，認為一個人可能會在社會中喪失真正的自我，把自我埋葬在他扮演的角色、他的社會作用之中。馬克思在《哲學手稿》中指出：「人只有在成為他自身的主人的時候，才能將自己當作獨立的存在物，而且只有他把自己當作自己的存在歸之於自身的時候，他才是自己的主人。」這就是說，人只有以多種方式佔有他自己的全部存在，他才是獨立的，因而才是一個完全的人。儘管一八四四年之後馬克思較少使用人性和人的本質等概念，但是青年馬克思對於這一問題的關注仍然極大地擴充套件了對人類本性的心理學解釋範疇。
馬克思之後出現的精神分析理論、存在主義哲學深化了對這一問題的認識，它們認為人不僅僅是一定的社會經濟活動的產物，人還是其自身，也就是說，既然社會是由人組成的，那麼，社會的某種無意識和某些抑制因素，必然要同既定的人類需要發生衝突，從而導致精神壓抑，人類在感受和擺脫這種精神壓抑的過程中認識自我和實現自我。
在這個意義上，人的發展和社會變動其實都具有如下特點——正如在現代西方哲學、倫理學和心理學史上都佔有顯赫位置的哲學家弗洛姆所言——「人只有充分展示他的力量才能夠解決他的存在問題。一個社會愈是使人變得畸形殘缺，人自身就愈加病弱不堪，即使他可以有意識地忍受自己的命運。但是，從無意識上講，他是不會甘於忍受的，正是這種無法忍受本身構成了他去改變畸形社會制度的願望……社會變革和社會革命不僅由與舊的社會組織形式相沖突的新的生產力所引起，它更是由非人的社會條件與不可變更的人類本性需要之間的衝突所引起。」
弗洛姆進一步指出：「革命不僅是作為新的生產力的表現而發生的，而且也是作為人的本性受到壓抑的部分的表現而發生的，而且只有在這兩個條件都具備的時候，革命才能夠最終完成。」
在這裡，如果我們把「革命」理解為歷史，所獲得的概念意義也許會更清晰準確一些。
既然人類的不健全來源於社會的不健全和人類本性自身的不健全，那麼，健全的人究竟應當是怎樣的形態？很多哲學家和心理學家都曾進行過論證和描述，有人認為，健全的人對自身進行評價的基點存在於自身內部，他不需要尋求他人的讚許或者否定，不倚賴他人提出的信條，也不需要依靠他人的幫助來為自己做出決定或者進行選擇。換一句話說，他會努力使自己成為一個變化的過程，而不願做某種單純的既定社會組織規範出來的成品。還有人認為人會產生出一種成為真正的自己的強烈願望，這個願望將促使他擯棄在生活中經常使用的面具，促使他去發現和體驗隱藏在面具後面的陌生人——他自己被遮蓋起來的那個部分。這時候，人是什麼了呢？人是「一個流動的過程，而非一成不變的試題；是一條奔騰不息的江河，而非堅硬的頑石；是潛能不斷變化實現的集錦，而非若干固定特徵的簡單彙集。」（[美]羅傑斯：《成為一個人意味著什麼？》）
我喜歡這種從心理學層面對於人自身和對於人在歷史中的位置的探討。
任何一個作家在創作過程中都免不了要和歷史打交道。我常常想，歷史究竟是什麼？當一個人處在某種歷史事件中的時候，他對於這個事件到底有多大程度的認識和了解？他是作為一個嚴格意義上的人還是作為社會符號存在於歷史之中的？他用何種方式與歷史對話？在也許自覺也許不自覺的過程中，他的本性是被消散了被掩藏了還是被扭曲了？
這正是本書探討併力圖向讀者揭示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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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承認，在探討中很多宿命的東西困擾著我，這就是我寫作本書過程中曾經在《寫作札記》中表述的：「在強固的歷史面前，人的全部命運展現反映的都是：虛弱。」是的，是虛弱，這是我的基本看法。那麼，究竟什麼是歷史？它為什麼會有如此巨大的力量，以至於會讓整個人類感到虛弱？
我的看法是：歷史不是某種我們無法瞭解的力量彙集而成的社會情態，它實際上來源於我們每一個人的創造，換一句話說，歷史是由無數個人動機彙集而成的某種形式的社會變動。歷史無所謂正義或者非正義，它僅僅是一種不能被進行價值判斷的強固存在，就像一座巍然而立的高山，人類用自己的行為造就了它，而它又很難因為人的願望和要求被改變，所有個體為了生存都必須與它共處。這時候的歷史實際上已經演變為某種脫離於人類自身的強固客體，在它面前，人類任何向自我回歸的渴望都會演變成為一場鬥爭，一場在靈魂深處進行的艱苦卓絕的鬥爭。
人生的起點就像擲骰子一樣，它的偶然性深深植根於無法逃避的事實之中。這使我想到存在主義哲學家海德格爾曾經說過的一段話，大致意思是：我們每一個人都是在一定的時間、一定的歷史時代、一定的社會、帶著一定的遺傳基因被我們的父母生養出來，所有這些因素對於我們來說都是「被給予」的，用海德格爾的話說，我們每一個人都是被「扔」到這個世界中來的。
我們必須按照這一切開始我們的生活。很多被人當作真實和理所當然的東西，其實不過是人生存其中的社會暗示影響所造成的虛幻。一個人的道德態度（他的倫理特徵）來源於他本人的心理結構，但是，這些態度又和他所處的那個社會的歷史、文化發生著聯絡，因此也必然體現著深刻的社會歷史和文化的特徵。
我們所說的人與歷史的關係大抵也是這樣一種狀況。
被稱之為歷史的東西不是現在進行式的描述，它是一種過去式的述說，一種能夠依據某種理性原則聯結成為線索的東西。從表面上看它具有強固的必然性，它的質地和方向不容許質疑，但是如果我們觀察細節，就會發現有許多或然性，只有在或然性當中我們才能夠發現人類心靈的軌跡。這就像物理學上的不確定原則：「我們不能非常確切地同時知道一個粒子在哪裡和它的運動速度是多少；如果我們能夠測出它的準確位置，我們就無法測量出它的速度。」我們把它引申一下：如果你檢測歷史，你就不知道它在哪裡；如果你知道它在哪裡，你就不可能確知它的速度或者說運動方向。這很耐人尋味。
在文學的意義上，我寧可認為不知道歷史在哪裡，我只能在看到它的那個地方觀察它，而我觀察它的那個地方肯定不是別人的地方。歷史就像浩渺的星空一樣，雖然有點點星光，但其深處仍是巨大的虛無，或者換一句話說，儘管歷史是一個必須賦予內容——不管必然性還是或然性——的概念，但是，我的主人公經歷的所謂歷史沒有內容，他們僅僅是時間過程中偶然出現的人物。所以，我不希望讀者過於看重本書的歷史敘述，那是為了演出不得不搭建的舞臺，歷史在這裡是一個藉助的概念，實際上，把它理解為「時間的過程」更為合適。我更為關注的是人類自身，我描寫的是在時間過程中的人。
指出這一點至關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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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時期文學經歷了二十多年探索和發展，終於磕磕絆絆地走到了今天，歷史會對它做出評價，但這需要時間。就我個人來說，這二十多年是我生命的核心區域，按照通常規律，這段時間應當是最富於創造力的時期，但是我並沒有寫出讓自己滿意的作品，其中原因多多，感慨也多多。進入新的世紀，當我完全徹底地把文學作為惟一生存方式以後，我感覺一個目標越來越清晰，感覺自己正在接近這個目標——這也就是我為什麼要突然加力，以前所未有的激情和速度寫作
長篇小說的原因。
人就是這樣，你不能夠躲避時代的發展變遷對於你的深刻影響，所有人都被時間改變著。同樣，時間也改變著文學。現在再來看中國文學接受外來文學（拉丁美洲文學）影響的那次大潮，就會產生更接近本質意義上的觀感——那是一次基本上喪失內容或者說拋棄了內容的形式上的衝擊，它豐富了文學的表現形式，卻逃避和拋棄了拉丁美洲文學的精髓，其後果是中國文學不但沒有「爆炸」，反而由於輕率地玩弄技巧大規模地失去了讀者，文學的神聖光環被文學自身的驕狂和漫不經心熄滅了。誰該為此負責？當然不是那些進行藝術形式探索和表現的作家，也不是那些評論家連篇累牘的鼓譟，而是時代——你不能強求這些人去做時代不容許做的事情。實際上，那些先行的探索者是讓人敬重的，他們的經驗（哪怕是失敗的經驗）將滋潤和營養後來的中國文學，這已經得到了證明。
時代怎麼了？它為什麼不容許人們像拉丁美洲作家那樣講述自己的故事？我認為問題仍然出在傳統上，政治傳統、歷史傳統和文化傳統決定著一個時代的精神走向，作家身在其中，不能不受其左右。
我們稍稍回味一下拉丁美洲文學的淵源就會看到這一點。拉丁美洲文學固然植根於那片神奇的土地，但是，我認為更重要的是歐洲近代思想對於拉丁美洲歷史和文化的深刻影響，換一句話說，是歐洲近代思想奠定了拉丁美洲作家觀察世界的方式，在力圖用全新的方式對這種觀察作出反映的時候，他們發現了就在身邊的神奇的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