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種好的文學必定是與時代最先進文化和思想並駕齊驅的文學。這就造成了拉丁美洲文學獨有的品格——深刻反映那個社會的現實生活，把人物命運全部放到社會舞臺上來進行展現。所謂「魔幻現實主義」僅僅是一種外加的形式歸納，很多所謂魔幻現實主義作家並不承認自己是魔幻現實主義作家，而是宣稱自己為「社會現實主義作家」。仔細注意一下就會發現，阿斯圖里亞斯、略薩、馬爾克斯、卡彭鐵爾、魯爾福、亞馬多等所謂魔幻現實主義作家都是積極涉入社會現實的作家，有的乾脆具有政治家和文學家的雙重身份。

一位記者曾經問馬爾克斯：「最成功的小說應當什麼樣子？」馬爾克斯的回答是：「最成功的小說是絕對自由的小說，是以其深刻的社會內容和深入現實的力量讓讀者憂慮不安的小說。」馬爾克斯進一步強調：「如果它能夠把現實翻轉過來，讓讀者看到另一面的情形，那就更好了。」這或許可以說明，對社會現實的深刻干預，在歷史與時代的舞臺上展示人物內在命運，正是拉丁美洲文學發生「爆炸」的根本內在原因。不幸的是我們從一開始就忽略或者回避了拉丁美洲文學的這一特性。現在是強調這一特性的時候了。

作家有時候要像西西弗那樣固執和堅韌，否則你就會和巨石一道滾下山去。我不願意滾下山去。

4

二〇〇四年年底，我完成了《危險的移動》第二部的創作（第一部於二〇〇五年出版），按照習慣把書稿封存了起來，開始思考下一步怎樣執行創作計劃。

本書不在計劃之中，但是不知道為什麼，最近幾年這裡的人物卻經常闖到我的腦海裡來，甚至在讀書的時候也經常想到它，總感覺有一種東西在召喚著我。因此，一旦把《危險的移動》第二部殺青，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一九八六年創作的中篇小說《母親·兒子·黃河》找出來，仔細閱讀。我發現了將近二十年前的稚嫩，同時也發現了這部作品蘊涵著沒有被很好開掘的深刻歷史內容，這是一個現在就可以開挖的富礦。於是，我改變了計劃，把別的作品推後，優先寫作本書。

《母親·兒子·黃河》是一部較長的中篇，大約八萬字，一九八七年到一九八八年曾經在一份歷史研究雜誌上作為特定題材作品進行連載，當時反應不錯，曾經有電影導演找到我，希望改編成電影。我自然十分高興，全力做了配合。但是，我不知道那位導演在他所在的電影製片廠遇到了什麼問題，這件事居然在進展到一定程度以後漸漸停了下來，當時弄得我很鬱悶。現在，我很慶幸那件事沒有進行下去，否則，在我的創作歷史上留下的將不是輝煌，而是一種抹都抹不掉的難堪。為什麼要這樣說呢？因為作品本身。

《母親·兒子·黃河》的主題是：在階級性與人性的衝突中，階級性最終戰勝了人性，核心情節是母親玉蘭由於兒子紹平的怯懦而槍殺了他。這實際上是用適合於那個年代要求的概念化、主題先行的手法創作出來的一個故事。時間過去了將近二十年，時代思想在深化，我個人的認識和見解也在深化。我感覺，原來對題材和人物的處理都趨於簡單和膚淺，脫離了人物的內在性格邏輯，在這個層面它是不成功的；但是，作品所提供的大量微觀精神世界的描寫，又使得它顯現出一部優秀作品的內在品質。

我決定修改這部作品，嚴格說起來是重新寫作它。

我用整整一年時間來做這件事情，在全部工作以外的時間全身心浸淫在作品裡，生活在那些虛構的人物中間，幾乎中斷了全部社會交往，連手機都擱置了起來。我常常半夜兩點鐘起床和我的人物交談，天亮以後再回到現實生活當中——就像經歷了夢遊的人那樣，這時候出現在我眼前的世界反倒不那樣真實了。

在這裡，我特別要提到我愛人袁平和女兒陳萌在生活上、精神上給我提供的幫助和支撐，沒有她們的這種幫助和支撐，我將無法安排任何創作活動。

和以往的創作經驗不同，當我為本書劃上最後一個句號的時候，我沒有體會到終於做完一件事情的興奮感，反倒覺得是解脫了一個「噩夢」。這個「噩夢」難捨難棄，纏繞了我將近二十年，讓我興奮，讓我痛苦，讓我理智，讓我瘋狂……我經常問自己，在這個故事中，究竟是什麼東西在打動我，讓我如此不得安寧？我想也許有很多原因，但是最根本的恐怕還在於：這是一個關於我們自身的故事，我們不可能在這樣的故事面前無動於衷。

我以為，小說必須表達只有小說才能夠表達的東西，這些東西大體上可以歸結為——人性的深度、心靈演變的軌跡和引人入勝的故事。如果一部小說不具備這三種要素，那麼，就可以不認為它是小說，至少可以不認為它是一部優秀的小說。

所謂人性的深度，就是人的靈魂對於客體世界所感受的深度，它不受時間、地域的限制，在任何空間和時間上都發出只有自己才能夠感知的音響，或者激昂，或者沉鬱，或者歡樂，或者悲傷……愛情、生命和死亡是能夠將人性深度展示到極限的領域，它們也因此成為文學尤其是

長篇小說的永恆主題。僅有人性的深度還遠遠不夠，好的長篇小說必定能夠把靈魂的任何震顫（哪怕它極為輕微）和心靈演變的軌跡記錄下來，傳達給讀者，喚起讀者類似的感受……這就是藝術的功能。而這一切都需要一個載體，這個載體就是或者說只能是一個生動感人、蕩氣迴腸、千姿百態的故事。

我試圖在這部作品中讓上述三種因素都發揮到很好，希望自己為讀者奉獻出一部真正的好的小說，為此，我比以往做了更為艱苦的努力，在這部篇幅不是很長的作品中耗費的心血，不亞於以往創作的任何一部作品。也許我完成得不好，但那不是由於懶惰，而是因為我目前只能寫到這個程度，或者說時代只允許我把這個故事講述到目前這個程度。

任何人都有侷限，作家的侷限恐怕更嚴重於普通人的侷限，這是因為侷限著他的主觀和客觀因素在創作過程中會擴張為很難反抗的強力，這種強力無嗅無味，無影無形，卻能夠作用於你的全部精神活動，甚至強大到讓你閉嘴的程度。

好在我把故事講完了，現在，我等著讀者的評判。

5

有時候，一個人怎樣安排自己的生活並不完全是自己的事情。我從插隊之初就確立了文學理想，上個世紀八十年代進行過努力衝擊，但是並沒有達到我期望的高度，儘管在這期間很多人給了我巨大的幫助與鼓勵。九十年代以後，我的文學理想雖然沒有破滅，但遠離了文壇，把全部精力投入到了職業工作之中，十年時間就在忙亂當中流逝了，二〇〇三年以後我才把精力重新轉移到文學上來，開始將文學作為自己存在的惟一方式。我發現自己站到了新的基點上，這個新的基點提升了一個人的精神高度，看人看事都有了新的視角。在這個意義上，我非常感激促使我進入這個階段的人——如果不能進入這個階段，我就不可能寫出《危險的移動》前兩部將近一百萬字作品，不可能寫出本書，也不可能寫出其他作品，更不可能獲得今後進行文學創作的持續動力。

《危險的移動》第一部出版以後，我得到文學界和評論界朋友的熱情讚譽和鼓勵，接到很多陌生讀者的來信，我品味到了被人理解的幸福。我對於在重要時刻給予我支援的出版社領導和責任編輯充滿了感激之情。

在本書出版過程中，我親眼目睹了責任編輯朱瑛女士的職業熱情，沒有她的努力，本書不會以現在這個面貌出現在讀者手中；王文平先生更以令人讚佩的睿智與經驗評價了本書，給與了我寶貴的鼓勵與支援；侯秀芬總編輯長時期以來對我的創作給以莫大理解，總是在關鍵時刻給以幫助；本書所有印製、宣傳、發行環節都高效而流暢有序……我再次體會到了一個優秀團隊對於一本書的意義，通過他們的努力，本書才得以如此快捷地走向讀者。

我總是慨嘆在文學之路上遇到好人，沒有這些好人的支撐，我將難以走到今天，這些好人也是我認為這個世界非常美好並值得我去熱愛的原因之一。

陳行之

2007年早春於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