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時間之箭

一九七七年九月十三日（農曆一九七七年七月三十）那次崤陽之行，有兩件事情給我造成衝擊，一個是吳克勤的命運，一個是吳克勤給我講述的關於母親的故事。事實上，前者對我的衝擊比後者更為強烈，所以，儘管我被關於母親的故事深深打動，儘管我莊嚴地對吳克勤承諾說一定替他把那個故事寫出來，但是，在隨後的歲月裡我並沒有馬上寫出那個故事，而是先寫出了長篇小說《原野上的路，路上的人》。這本書一九八七年出版。

《原野上的路，路上的人》以吳克勤的生活經歷為線索，描寫了主人公在巨大的社會轉折中的生活境遇和心靈歷程。

這部小說在讀者中引起強烈反響，尤其是知識青年這個層面的讀者。我曾經收到兩封和吳克勤有類似經歷的讀者寫來的信件，直截了當說到他們的苦惱——在深刻認識時代和自己的位置的問題上，我覺得這兩位讀者比吳克勤要聰明和深刻，因為，他們其中的一個已經離開了農村，另一個也正在爭取調回他出生的那座城市。儘管這樣，他們在早已經被人忘記了的小山村裡也已經生活了將近二十個年頭。他們已經不能被稱之為「知識青年」了，他們正在步入中年。

我為他們最終的選擇感到高興——儘管我也深深理解他們做這種選擇面臨的艱難。那的確非常艱難，我在《原野上的路，路上的人》中具體地描寫了那種艱難。或許正是我的這種描寫引起了他們內心的共鳴，他們認為我是深刻了解現實世界和他們的靈魂的作家。

這是我公開出版的第一部

長篇小說，讀者一定能夠想見，在讀者這樣的鼓勵面前，我會多麼高興和欣慰。這本小說是我整個文學創作歷程中的第一個

加油站，通過它，我獲得了繼續前行的動力。

按道理我首先應當把這部作品寄給吳克勤，嚴格一點兒講，沒有他就沒有這部作品，甚至可以說，是他用自己的人生首先書寫了這部小說，我做的不過是複述。但是，考慮再三，我最終還是沒有把書寄給他。

我的考慮是：我過於近距離地反映了他的生活，小說描寫了他不願意向我訴說的那些東西，我覺得最好不要讓他讀到它——我不想觸動他內心的傷痕，更不想打擾他的生活。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期的資訊交換還不像現在這樣便捷，在我當時工作的k省省會龍翔市和洛泉市崤陽縣張家河鄉馬家崾峴村之間，進行聯絡的唯一方式是通過郵局進行郵件傳遞。

鑑於馬家崾峴極為偏遠和基本上與當代文化相隔絕，我相信，如果我不直接將小說寄給吳克勤，他肯定無法看到，他不會知道這個世界上竟然會有一個人把他寫進了小說。

別的人，包括我們那些中學同學也不會告訴他——大家都在忙著，你能想象在美國曼哈頓料理跨國公司生意的富商、北京城裡為生計愁眉不展的下崗工人、日理萬機的副省長、忙於與當地政府負責人一道遮掩發生

礦難的黑心礦主，知道這個世界上出版了一本描寫知識青年題材的小說嗎？你能想象這些人中的某一個人會寫信給黃河岸邊一個叫吳克勤的人，說「有一部小說寫到了你」嗎？

你當然可以說這些人都是從一所中學走出去的同學，但是，歲月的河流，人生的不同軌跡，早就把「同學」這兩個字銷蝕得斑斑駁駁，它早就無法為我們提供關於「類」的任何資訊了。

所以，我堅信吳克勤沒有讀到我的小說，我也堅信吳克勤並不知道這個世界曾經發生了這麼一件事情。

我不知道他知道不知道，我們的生活已經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

同樣滿懷豪情奔赴革命聖地洛泉插隊的知識青年，有的在自己的父親或者母親重新得到權力以後被調回北京，進入國家權力部門工作，不久成為處長，不久成為副廳長，不久成為廳長，不久成為某公司總裁；有的花盡所有積蓄千方百計調回北京，不久卻被裁員下崗，被強制拆遷，離開祖祖輩輩生活其間的老城區，成為遠郊住宅小區條椅上孤獨地享受陽光的老人；有的在農村幹活過於努力，因為腰肌勞損而佝僂；有的則由於膽大妄為而成為大款；有的由於常年過不正常生活得了惡疾，過早離開了人世；有的非法販賣盜版光碟，由於逃避城管人員的管理被汽車撞死在馬路上……

就像「同學」的概念失去了本身意義那樣，現在誰還使用「知識青年」這個概念呢？這個概念又能覆蓋哪些人群呢？經常還會有人召集搞同學聚會之類的事情，在這類聚會上，這些人究竟能夠找到多少共同語言？不要說境遇不同的人，即使是境遇相同——比如同樣的大福大貴，同樣的當了高官，同樣的赤貧如洗，同樣的無權無勢——坐在一起又能夠說什麼呢？你能述說近乎於黑道的甚至連帶幾條人命的原始積累過程嗎？你能述說為了得到某種權力進行鉅額賄賂的事實嗎？你能向另一個幾乎活不下去的人哭訴你的艱難嗎？你不能。

吳克勤說得對：每一個人都在書寫自己的故事，這些故事可能會用同樣的方式開頭，但是後面的敘述卻大相徑庭，你找不到任何內容上的交叉。在人的廣泛社會聯絡中，在人的豐富的精神活動中，「同學」關係顯得多麼纖細和些小，也就不是什麼奇怪的事情。

吳克勤肯定不知道魯平的故事。

魯平是我和吳克勤的同班同學，也在洛北插隊，距離我插隊的村子三十華里。就在所有插隊知青按照時代和良心的要求在田地裡和貧下中農一道艱苦勞作著的時候，就在吳克勤這樣的先進知識青年相信能夠用自己的雙手改天換地，讓貧窮的世界富裕起來的時候，這個從就小不聲不響卻淘氣得沒邊沒沿的傢伙，竟然從來沒有下地幹過活，也很少到知識青年集體灶上吃飯——原來，這個傢伙一直在像黃鼠狼一樣半夜潛行出去偷老鄉的雞，然後在他獨自住的窯洞裡燉著吃，沒過半年，村子裡的雞基本上就絕跡了。沒有一個人懷疑是這個總是陰鬱地打量人、甚至連大隊黨支部書記都怯著幾分的人做了這件事情。魯平做過的最駭人聽聞的一件事情是把生產隊一隻三歲毛驢拉到宿舍，照脖子就是一刀，然後像燉雞那樣在鍋裡煮。驢肉很難煮，而丟了驢在農村又是一件很嚴重的事情，隊上的社員就全部出動去尋找。那時候群眾對於魯平的人品已經有了懷疑，隊長就嘗試著到他這裡來看一看。果然聞到了肉香！生產隊長讓幾個基幹民兵強行突入，那個瘦小的人正坐在鍋灶前慢條斯理地撕扯著煮熟的驢肉，看見荷槍實彈的民兵不但不怕，還慢悠悠地說：「先甭急，等我把這塊肉吃完了跟你們走。」

這在當時是不小的罪過——驢是生產資料——魯平就以破壞生產罪被關了半年縣大獄。出獄以後，魯平還到我插隊的那個公社集市上去過，所有人都像躲避《水滸》裡的牛二一樣躲避著他，包括他往日的同學。後來，很長時間聽不到他的訊息，有的說到他緬甸參加緬共打仗去了，有人說他被砸死在了煤礦巷道里……各種極端的訊息彼此矛盾衝突，但是在證實這個人的必然結局方面，卻都很合乎邏輯。

一九九三年年底，我調動工作回到北京，參加中學同學在一個豪華酒店裡的聚會。我完全沒有想到會在這裡見到魯平！

此時的魯平風度翩翩，頭髮整齊地梳向腦後，光可鑑人，看上去完全不像商人，倒像是一個級別很高的首長。級別很高的首長因為手裡掌握巨大權力往往顯得很溫和，而顯得很溫和的人又往往是令人生畏的人。所以這個個子不高的男人出現在我們這些已經被證明人生失敗或者完全說不上輝煌的人中間的時候，所有人都感覺到了他的高大和自己的渺小。他用微弱的聲音向巴望著他的大家打招呼，所以我並不知道他都說了些什麼。地位很高的人往往時間都很寶貴，魯平不可能長時間停留在我們中間，他像所有大人物在這種場合那樣只呆了五分鐘，和大家碰了杯，也沒喝，就在人們熱烘烘的簇擁下離開了酒店。

關於魯平的議論馬上在進食他賞賜的美酒佳餚的時候展開了。所有人都欽佩地認為魯平是我們三百多名同年級同學中最為成功的人士，語氣和目光中那種豔羨和尊崇，絕對真實，沒有任何虛假的成分。

魯平目前的公開身份是某

房地產開發公司老闆，北京很多有名的樓盤都是他的傑作，經常出現在報紙、廣播、電視上。這個人究竟有多少資產，是一個沒有人能夠說清的問題。

有意味的是，人們往往更加喜歡談論一些說不清的問題——在我的印象裡，整個同學聚會談論的都是魯平的財富。

我聽到一個同學——這次聚會的一應開銷，都是魯平讓這個人代為料理的——說到他前不久曾經被魯平邀請到家裡做客，這個因為能夠接近魯平而顯得很高貴的人尊嚴地說道：「地點在好像是在溫榆河北岸，一幢巨大的獨體別墅。我現在只跟你們說他的

客廳。客廳一百五十平方米，擺設了很多據說不是複製品的青銅器，這些青銅器的價格，足夠把他所在的整個別墅區買下來。在這個客廳的正中央，魯平讓我看他的‘鎮宅之寶’。這是鑲嵌在深棕色木質地板上的這麼大一塊黃金，」我們那個同學站起來，伸開雙臂形容黃金的體積。當張著嘴巴的同學對於黃金體積的大小獲得一個概念以後，在人們的驚詫之中，那位因為說出了一件罕見事物而顯得有些自負的同學重新坐下來，「甭說別的，你們就說這塊金子吧——值多少錢？！」

沒有人能夠算得出值多少錢。

於是那位同學繼續描述那次至少在他個人經歷中具有歷史意義的遊覽中看到的東西。

魯平是我見過的成功者中最不具備家庭條件支援的人，他的父親和母親都不是高官，按說他沒有理由獲得這樣的成功，但是他竟然就成功了，這說明這個時代的確在創造奇蹟，不但在創造有權有勢的人的奇蹟，同時也在創造著魯平這樣的沒有形狀的人的奇蹟。

但是——我這個人就是多事，總要想到一些沒有任何意義的問題——我又在想：一個善良的普通人，能不能得到創造這種奇蹟的條件和機遇呢？我還在想：如果我插隊的那個地方有十個魯平這樣的人，谷莊驛公社不就變成土匪的天下了嗎？還有什麼「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還有什麼「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

幸虧生活中沒有這樣的「如果」，實際情況是——那裡只有一個魯平，其他二百多名知識青年都是一些被時代驅趕著老老實實走自己的人生之旅的人，所以那個地方不但沒有變成土匪的天下，它還是一個按照標準模式運轉著的世界。

在這樣的世界裡，正是這些普普通通的人，在一天接一天的時光延續中，遵循著人的良知，同時也護衛著社會的良知，所以，世界才沒有完全變成土匪的天下。

當這些人疲憊到沒有力量遵循人的良知，無力再對這個可愛的世界進行看守的時候，會發生什麼事情？

我不知道。

就是在這次同學聚會上，我聽說了一些關於吳克勤的事情。

53.回到初始的地方

八十年代初，實行將近三十年的人民公社制度被改變，開始實行帶有私有性質的土地制度，即所謂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通俗化說法是「包產到戶」）。這樣一個簡單的、不徹底的向傳統土地使用制度的迴歸，在中國大地上激發出的創造性和活力，簡直如同排山倒海。

用一個形象化的說法：當初我們養了一隻體型巨大的貓，這個漂亮的大傢伙天生懶惰，中看不中用，無論你用什麼樣的方法，就是無法讓它從昏昏欲睡中清醒過來，哪怕象徵性地去逮上一隻老鼠，以證明對於它的豢養是正確的，它讓人盡失顏面。正在這個時候，突然來了一隻黑貓或者白貓，這個傢伙根本不在乎你是不是在乎它，出自於本能地躍躍欲試想去逮老鼠。我們就讓它去逮，它竟然就逮住了，逮住了一個很大很大的老鼠，創造了一個奇蹟，這個奇蹟不但解決了我們長期以來沒有解決的吃飯問題，它也獲得了世界範圍內的驚歎，世界上很多窮人和富人或者羨慕或者嫉妒地指著東方說：「看！那傢伙逮到了那麼大的一隻老鼠！」

歷史的深刻變革必然帶來參與其中的人物人生命運的變革。

在世界地圖、甚至在

中國地圖上也找不到的一個叫馬家崾峴的小山村，一個早已經被人遺忘的人的人生命運也就此發生了根本的改變——吳克勤終於因為身體原因卸掉了當了整整十年的馬家崾峴大隊黨支部書記的職務，開始在自己承包的土地上為自己進行糧食生產。

據說他的日子過得還不錯。他本來就是一個幹活不惜力的人，現在能夠完全為自己勞作了，當然更加拼命，他成了村裡把莊稼務育得最好的人，每一年都超額交售公糧，但是他拒絕任何榮譽。

我們應當關注這個人的這一重要變化。

當時的情況是這樣的——

鄉上和縣上都有親愛的領導人想把他樹立為「致富能手」，甚至開列出了非常優厚的優惠條件——低價供應化肥，免費提供糧食優良品種，優先收購

蘋果等等——誘使他在胸前佩帶巨大的紅花，在敲鑼打鼓的喜慶氣氛中好好當一個能夠被宣傳的典型，一個能夠被上級和上級的上級知道和誇耀的典型。

所有這一切，都被吳克勤拒絕了。

最後一次是在崤陽縣縣委書記的豪華辦公室裡，吳克勤客氣地對縣委書記說：「我爾格老了，不想弄那號事情了……」

一直關心和支援吳克勤的縣委書記陸嘉廷已經升任洛泉地委副書記，現在和吳克勤談話的是新近提拔上來的年輕書記賈誼。賈誼同志上小學的時候就學習過吳克勤的先進事蹟，所以對吳克勤格外關注，剛上臺就把吳克勤傳喚到縣裡。

現在，身材短粗的賈誼同志坐在皮面轉椅上，親自笑了起來，說：「話咋能這樣說哩？克勤同志，你還是黨員哩嘛！咋能這樣說哩？快不敢。」

但是現在不是什麼話都不能說的年代了，於是吳克勤繼續誠懇地說：「爾格我就是想踏踏實實過日子，其他我什麼都不想，就是想好好活著。這……該是能了麼？」

「你呀你呀你呀你呀你呀，」親愛的賈誼書記指點著吳克勤的鼻子，笑著說。

談話已經進行了半個小時，吳克勤竟然完全不能理解領導的一片苦心，讓賈誼有些意外，也有些惱火。賈誼書記端起巨大的茶杯，像模像樣地喝了兩口，並且從茶杯口上方凝視了吳克勤一會兒，然後把茶杯頓在桌面上。

「你知道這叫啥不？」賈誼書記臉上的笑容仍然掛著。

「啥？」

「這就叫死狗扶不上牆，」賈誼書記臉上的笑容消失了，「看來，我把你扶不上牆哩！」

吳克勤並不覺得愧疚，輕聲爭辯說：「我上牆做啥？我憑啥要上牆哩？」

「你走吧！」親愛的賈誼書記突然面露慍色，飛快地站了起來，「你走！」

吳克勤就走了，走得很輕暢。

在賈誼書記的心裡，吳克勤簡直讓人匪夷所思，很可能被認為是一個不正常的傢伙。但是在我看來，他很正常，無論心智還是行為，都很正常。

我們完全有理由推斷吳克勤內心發生了頓悟，我想，他一定是在某一個特殊的時刻，突然發現他並不在他所在的世界之中，他成了局外人。這個世界喧囂著的一切都跟他沒有任何關係。他不再為這個世界存在了，他只為他的家庭而存在。我們也可以把這種狀態比喻為一種精神渴望的回縮，一種神聖義務的殘留，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虎生和秀梅成了他的一切，就像當年榮譽和責任是他的一切那樣。

瑞士心理學家榮格曾經對人生各個階段進行非常精彩的描述，我記得他講述過一個虔誠的教徒的故事：這個教徒一生篤信宗教，中年之時甚至當上了教會的執事。但是，這個人到了四十歲的時候，心緒卻突然變得壞了起來，開始討厭那些刻板的道德說教，討厭那些沒完沒了枯燥無味的宗教儀式，終於，有一天半夜，這個人從床上坐了起來，對妻子說：「現在我終於明白了，我其實是一個一錢不值的混蛋。」於是他開始放縱自己，揮霍了大部分財產……這個被人尊敬的人就這樣走向了自己的反面。

這說明人在一生中非常有可能因為什麼原因或者不因為什麼原因發生就連他自己都無法瞭解的突變。

為了描述這個變化過程，榮格在同一篇作品中用太陽來做比喻，假設太陽是人的情感和意識，或者用我們的話說，以此來描述人從少年時代到老年時代的精神生活過程——

清晨，太陽從無意識的夜海中升起，俯瞰廣闊而燦爛的世界。隨著她在天空中不斷升高，眼前的世界越發遼闊，活動領域不斷擴大，她會發現自身的意義，會意識到自己所能達到的最高的高度，並期望自己給世界以更多的賜福——這就是她要達到的目標。太陽循著自己的道路走向未知的頂點。「未知」，是因為這個人性的歷程獨一無二，其頂點無法探知。到了正午，她就要下降了。下降意味著清晨時分的那種激情和理想的泯滅。太陽陷入自我矛盾，彷彿她應當掩熄自己的光芒而不是繼續放射。就這樣，光與熱漸漸衰弱，最終消失了。

但是，吳克勤還沒有消失，他的光還在，那是他生命本體的微弱光亮，它仍然亮著，為自己亮著。

兒子虎生在本村上了小學，學習成績一直名列前茅，成為這個家庭的驕傲，就像文化大革命以前吳克勤曾經是他的那個家庭的驕傲那樣。吳克勤的理想是把虎生培養成為大學生——這既是他青年時代理想的延伸，也是他整個人生目標的最後凝結。

當時他輕看了這件事情，他以為有了他和秀梅不顧一切的勞作和虎生的聰明勤奮就能夠達到這個目標，他並沒有預計到日後的艱難。這是後話，我們以後再說。

為了實現這個目標，或者說為了讓虎生受到最好的教育，到了一九八四年年底的時候，吳克勤，這個在黃土地上堅守了將近十六個年頭的北京插隊知識青年，終於放棄了當初對於時代的承諾，放棄了已經找到的最適宜自己的活法，決定全家遷往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