聶大躍是城關鎮的，秦石峰和魏長青不是。秦石峰是上河口的，聶大躍是稀土礦的。上河口在城關鎮的西北方，稀土礦在城關鎮的西南方，三個地方離得蠻遠，所以他們在嶽洲互不相識。好在聶大躍的老婆胡婭沁也是稀土礦的，所以聶大躍跟魏長青說起來還有一些共同的熟人。但是秦石峰不一樣，秦石峰住在上河口，上河口離縣城有幾十裡地，離稀土礦更遠，並且秦石峰比聶大躍和魏長青他們要小一輪，所以無論是聶大躍還是魏長青，他們在嶽洲與秦石峰幾乎一點關係都沒有。

上河口離縣城不但遠，而且非常偏僻，過去除了販運毛竹木材和其他山貨的人，城關鎮的人一般很少去上河口。

嶽洲人說去上河口也不叫「到上河口去」，而是叫「上去」。在嶽洲，「上河口」是官方語言，真正的嶽洲人不這麼叫。他們叫上河口為「高頭」。至於為什麼叫「高頭」，已經無法考證，反正嶽洲人一直都是這麼叫。現在我們只能推斷，大約是上河口那個地方的地勢比嶽洲縣城海拔高的緣故吧。

上河口的海拔確實比縣城高。從縣城到上河口，現在有汽車，但是過去沒有，過去上河口的人要是來縣城，乘一葉竹筏，順流而下，兩個時辰就到了。但是回去的時候比較麻煩，必須請縴夫拉縴。那時候還沒有流行歌曲《縴夫的愛》，所以，拉縴過程並不如歌曲裡面描寫的那般輕鬆與浪漫。現實中的縴夫是非常辛苦的，無論春夏秋冬，一年四季不能穿鞋，必須光著腳，光腳才能踩穩，不打滑。事實上，那時候小溪的兩邊根本就沒有正經的「路」，縴夫在拉縴的時候，必須一會兒在岸上走，一會兒又到水裡面走，一會兒從東岸走，一會兒從西岸走。當縴夫從東岸跨到西岸或是從西岸跨到東岸，或者遇上一段兩邊都是峭壁，沒路可走，而必須直接在小溪中趟水前進時，穿鞋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夏天還好一些，大冬天光著腳走在河水裡的滋味好受嗎？還有心事想著妹妹坐船頭嗎？

聶大躍在城關鎮住了那麼多年，幾乎每天都能看到「高頭」的人下來，「高頭」的人要想對外發生聯絡就必須下來。但是聶大躍自己卻一次也沒有「上去」過。聶大躍的老婆胡婭沁倒是「上去」過的。據胡婭沁自己說，那也是她很小的時候的事情。那時候他們家剛從長沙礦冶研究所搬到稀土礦來，有一年暑假，她姑媽帶著表妹從長沙來嶽洲稀土礦看望他們，父親覺得嶽洲這個地方沒有什麼好招待姑媽的，就帶著全家去上河口一次，玩玩，也順便買一些土特產，用現在的話說，就是「旅遊」一番。但當時他們並沒有這麼說，而只是說「玩玩」。許多年之後，當胡婭沁對聶大躍談起這件事的時候，也並沒有顯得很開心，更沒有什麼浪漫。聶大躍問為什麼，胡婭沁說她覺得那些拉縴的人怪可憐的。光著個腳，打著赤膊，褲腿都圈到了大腿根，頭頂著烈日，勾了腰，一步一步艱難地向前走。胡婭沁說，她當時坐在竹筏上面非常不安心，覺得自己像電影裡面舊社會的壞蛋，在欺壓窮苦人，心裡不是個滋味。

隨著經濟的發展，胡婭沁當年描述的那種情況已經消失很多年了，但是聶大躍最近一次回嶽洲，卻發現這種景象又恢復了。不過如今人們乘竹筏「上去」的目的與當年完全不是一回事。當年的竹筏是交通工具，人們乘竹筏「上去」是為了趕路。今天的竹筏是旅遊工具，人們乘坐竹筏純粹是為了開心。聶大躍由此就想到了電視大學課程裡學到的黑格爾的那個關於否定之否定的理論，理解了歷史的重複總是呈螺旋上升式的。

現在交通發達了。如今的嶽洲人要想買「高頭」的土特產，再也不用像當年胡婭沁父親那樣「上去」了。不用出城關鎮，就在嶽洲火車站對面，就有一個很大的農貿市場。市場裡不僅有上河口的土特產，還有一些嶽洲其他鄉鎮甚至來自全國的各種各樣的土特產。有真土特產，也有假的土特產。上河口的土特產主要與毛竹有關，包括各種竹器、竹筍和用毛竹做成的各式各樣的工藝品。儘管每個店鋪門口都掛著一個招牌，上面寫著「上河口特產」。但這個招牌是專門掛給外地人看的，如果是本地人，或者是由本地人陪著外來的客人逛農貿市場，那個本地人肯定用地道的嶽洲土語問：「哪裡貨？」店主要是回答「高頭的」，本地人還要加上一句「個是真個？」店主就會說：「你是麼人？我批別個依不敢批你。」這裡的「批」就是「騙」的意思。可見，上河口的竹器是有名的。

上河口不但竹器有名，上河口中學的教學質量也有名。那個地方山清水秀人傑地靈。大約是青山綠水遠離塵世的緣故，人也清心寡慾，自古就有注重教育的民風。相傳，當年吳子婿過韶關，最後得到高人的指點，這個高人就是嶽洲上河口人。當然，這只是傳說，沒有人去認真考證。但是自打恢復高考以來，上河口中學的升學率每年都保持較高的水平，以至於後來有些望子成龍或望女成鳳的父母，專門託關係把子女從縣城送到「高頭」讀中學，卻是不爭的事實。

秦石峰就是上河口人，不需要託關係走後門，直接就在上河口讀的小學，讀的初中，讀的高中，並且果然從上河口中學考上了大學。

秦石峰上的是湖南大學土木工程專業，據說高考的時候分數很高，說考上清華北大可能有點玄，但是考上同濟復旦問題是不會太大的，然而作為小地方人，填寫志願的時候他沒有敢填得那麼高，想著只要能上湖大就很不錯了，於是就真的上了嶽麓山下的土木工程系。

湖大的土木工程系確實不錯。在秦石峰看起來，既然是重點大學的土木工程專業，將來肯定就是工程師。在秦石峰和他的父母甚至是他的老師們的眼睛裡，「工程師」是非常神聖的三個字，當他們家住茅草屋的時候，電影裡面的工程師已經是樓上樓下電燈電話，出門小氣車，進門木地板，過的簡直是天堂般的生活，比他們鎮長家強多了。然而等到1993年秦石峰大學畢業的時候，才發現工程師遍地都是，而且就是他們系裡面這些工程師的老師們，上班下班也只是騎個破腳踏車，沒有一個是坐小車的。住的也是筒子樓，公共走廊被分割成一段一段的小廚房，平常走路都很困難，到中午燒飯的時候，更是水洩不通，熱鬧非凡。廁所當然也是公用的，並不比上河口的農家茅房衛生，以至於不少教師都提前上班，以便趕在上課之前佔用學生衛生間。既然老師都不過如此，那麼怎敢指望他們的學生過天堂般的生活呢？於是，大學畢業前，秦石峰先是在心裡把編劇、導演、演員統統臭罵一頓，然後認真思考，反覆的調研，最後決定不當什麼工程師了，而應當改行搞金融，直接與金錢打交道。不是一切向前看嗎？秦石峰想，政府說是「向前看」，老百姓就是「向錢看」。既然向錢看，不如直接學金融。秦石峰是工科學士，知道任何一次的能量轉換多少都要做些無用功，造成一定程度的浪費，所以，做什麼都不如直接做金錢的生意效率高。

秦石峰的轉行很簡單，考研究生。秦石峰本以為跨專業考研究生很難，準備拿出當年參加高考的勁頭出來，從頭學習，一年不成兩年，兩年不成三年，不達目的誓不罷休，但是，一深入之後才發現，在總共五門課程當中，三門基礎課英語、政治、高等數學是完全不用重新學習的，另一門專業基礎課可以從三個學科當中選一門，秦石峰的大學課程包括三十多門課，哪一門都不比金融專業的課程簡單，從中湊合一門專業基礎課並不困難，所以，真正需要重新學習的其實就是一門專業課，而專業課聯絡實際，秦石峰既然早已經打算將來轉行搞金融，平常看書讀報自然非常注意這方面的新聞我知識背景，所以，關於金融方面的最新知識瞭解得並不比本專業的學生少，學習起來也並不吃力。

在畢業論文的階段，秦石峰將主要精力放到考研上，結果就果然考上了，而且考上的是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研究生班。雖然內行的人知道這個「班」字大有講究，但是隻要最後順利地通過論文答辯，取得碩士學位，研究生班的研究生和碩士學位研究生並沒有本質區別。好比他在湖大上學的時候，班上也有走讀生，但只要走讀生最後能通過畢業答辯，獲得學士學位，畢業之後，與他們這些非走讀生是看不出任何區別的。這就很討巧，如果秦石峰不是報考研究生班，而是直接報考碩士學位研究生，那麼按照他的考研分數，可能就進不了人大。秦石峰認為，同樣是碩士，人大的金融碩士比普通大學的還是要金貴一些，起碼校友資源要豐厚一些。所以，秦石峰上人大的研究生班就本他們班走讀生上湖大那批同學一樣討巧了。

「討巧」也是嶽洲土話，「佔了便宜」的意思。嶽洲人都知道，上河口的人是最會討巧的。

1996年，取得國際金融碩士學位的秦石峰自己聯絡了總部設在深圳的一家綜合類證券公司。剛開始在研究發展部搞研究工作，後來，秦石峰不滿足僅僅為別人的決策提供研究參考，他希望自己能參與決策，於是就跳槽到了另一家新成立的證券公司。新公司見秦石峰是人大的金融碩士，根本沒有想起來問他當年上的是研究生班還是碩士研究生，又看他有綜合類證券公司的實際工作經驗，於是就滿足了秦石峰的願望，錄用公司資產管理部。

秦石峰發現，跳槽有時候是實現自己跨越性發展的最佳途徑。如果不跳槽，而是在原來那個證券公司從研發部調到資產管理部，雖不能說完全不可能，但肯定是困難重重，不如跳槽來得快。如此，為了取得更大的決策權，秦石峰後來又一次跳槽，當聶大躍和魏長青認識他的時候，秦石峰已經是一家綜合類證券公司的資產管理部的總經理了。

資產管理部總經理在外行人聽起來就是證券公司的一個部門經理，但是內行的人知道，證券公司所謂的資產管理部，事實上就是管理證券公司內部的自營盤的，說白了，就是坐莊的。作為一個綜合類證券公司資產管理部總經理，手上掌握的資金通常都是以億作為單位的，股市上自然呼風喚雨，一個字：牛！所以，聶大躍、秦石峰、魏長青三人在一起，雖然聶大躍和魏長青都是老闆，而秦石峰只是一個高階白領，並且他的年齡最小，來深圳的時間也最晚，但秦石峰在深圳的影響力並不亞於他的兩位同鄉老大哥。聶小雨剛才懷疑在「嶽洲稀土」上做手腳的人與秦石峰有關，也並非空穴來風。古話講知夫莫過妻，聶小雨與秦石峰現在雖然還不是正式的夫妻，但是如今的男女朋友之間的相互交往和了解程度並不比舊時的正式夫妻淺，所以，這句話現在用在聶小雨與秦石峰之間也適用。

聶大躍、秦石峰、魏長青三個同鄉能走到一起並且成為兄弟般的好朋友，還得益於杜治洪。

杜治洪本不是嶽洲人，他是在嶽洲縣改市之後才到嶽洲的。到嶽洲擔任市長。

杜治洪甚至不是湖南人。杜治洪跟聶大躍年齡差不多，也是從農村打了一個晃晃又回到城裡的。但是杜治洪的回城跟聶大躍不一樣，杜治洪回城比他早，而且比他光榮。杜治洪是恢復高考以後第一批直接從上山下鄉的廣闊天地考上大學的。那時候的大學教育是精英教育，大學培養的不是普通勞動者，而是精英，社會上各行各業的精英，所以，那時候考上大學比現在光榮。至於像杜治洪他們這樣文革之後第一批參加全國統一的高考走進大學校園的，更是光榮無比，被稱為時代轎子。想也是，整整十年沒有統一高考了，突然恢復高考，十年的人才往一條比現在更加狹窄的獨木橋上擠，能順利通過的，確實不能與今天的大學生相提並論。前不久，中央電視臺搞了一個節目，請當年他們中的那一批佼佼者談當初的感受，其中的一個說：感覺很光榮，在當時，感覺跟今天航天英雄楊利偉一樣光榮。

當年那批考上大學的是不是真的能和今天的航天英雄相提並論不敢說，但光榮是肯定的，對於杜治洪來說，光榮不僅體現在他自己身上，還體現在他父親身上。用杜治洪自己的話說，這輩子他感到最對得起老父親的，就是那一年順利地考上了大學。

杜治洪是湖北洪湖人，上的是武漢大學中文專業。有人說武漢大學中文系是專門培養官員的，並說湖北省委省政府和武漢市委市政府差不多有一半的官員是武大畢業的，這一點不管別人信不信，但是杜治洪的父親相信。父親杜鈞儒是洪湖市的一名小得不能再小的幹部，大約正是「小」的緣故，所以杜鈞儒最能體會到做官的重要。杜治洪上中學的那一年，正趕上批判孔老二的「讀書做官論」。父親在單位批判，杜治洪在學校批判。七批判八批判，有一天父子二人就批判到一起來了。父親說：「什麼讀書做官論，不想做官讀書做什麼？做官的人不讀書怎麼行？」說者或許無意，但是聽者肯定有心，當時這話在杜治洪聽起來，完全就是反動話，為此還擔驚受怕好長一段時間，但畢竟還是聽到心裡去了。那時候，彷彿越是「反動話」越是容易聽到心裡去。1977年國家恢復高考，杜治洪躊躇滿志，受著省城武漢作家徐遲的報告文學《歌德巴赫猜想》的影響，準備報考中國科技大學高能物理專業，父親說：「那個姓徐的讓別人搞技術，他自己學文當官，你上他的當？」杜治洪一打聽，寫那個報告文學的徐遲果然是官，好像還是什麼主席，快趕上毛主席了，於是覺得還是父親說得對，趕快懸崖勒馬，改報文科，就報武漢大學中文系，將來畢業之後就回到洪湖做官，專門管一管那些多年來壓在自己父親頭上的這些狗官！這麼想著，杜治洪的學習就異常的刻苦，在大學裡連續三年獲得三好學生稱號。反正當時所謂的「三好」已經蛻變成了「一好」，就是看學習成績好不好。杜治洪的學習成績好，每門功課都在八十五分以上，所以每年都是三好學生。按照當時的規定，只要連續四年獲得三好學生，就可以免試讀研究生。誰知等到最後一年，各個大學突然取消畢業班的三好學生評選，武漢大學自然不能例外。杜治洪和一批已經連續三年獲得三好學生稱號的同學義憤填膺，質問學校這不是騙人嗎？！準備鬧事。學校為了平息事態，馬上做出補救：授予杜治洪他們優秀畢業生證書，並且鼓勵入黨。杜治洪們仍然不服，覺得任何單位都可以說話不算話，但作為培養社會精英的高等學府不能說話不算話，所以，還打算繼續鬧。這時候，恰好父親杜鈞儒來武漢公幹，順便看望兒子，獲知這一情況之後，說：這說不定是好事。

「好事？」杜治洪不解。

「優秀畢業生證書和黨員身份對將來進步更有利。」杜鈞儒指點迷津。

杜治洪明白，父親說的所謂「進步」就是升官。

父親還告訴杜治洪：學歷太高了對進步不利，將來只能做研究或者是大學老師，沒出息，不如當領導。

正像大學四年級突然取消三好學生評比一樣，杜治洪他們這代人經歷的「計劃趕不上變化」的事情實在太多了，舉不勝舉。等到一九八二年他們畢業時，武漢大學中文系的畢業生竟然沒有分配到洪湖的指標。這對其他同學或許是好訊息，因為這就意味著他們可以分配到省直單位，比如省直機關或大專院校或科研院所，但是這個訊息對杜治洪並不好，因為他的目的是做官，最好是回到洪湖做官。所以，杜治洪寧可回到洪湖，而不是留在省城。這時候，系裡找杜治洪談話，說有兩個外地指標，很多同學不願意去，你是預備黨員，是不是可以考慮去？杜治洪問：外地是哪裡？杜治洪生怕系主任說是新疆西藏，如果那樣，他就真不知道是該去還是不該去了。主任回答：湖南省委。虛驚一場，杜治洪的心情好多了，彷彿賺了便宜。帶著這種好心情，杜治洪說：我考慮三天。

這三天裡，杜治洪從武漢跑回洪湖跟老父親商量。父親在單位雖然是小官，但是在他們家卻是「一把手」，這麼大的事，沒有「一把手」的認可是能擅自做主的。父親說：「只要能進步，哪裡都一樣。如果去湖南，可以進省委，而如果留武漢，則不一定能進湖北省委。去。但是要學校把鑑定寫得好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