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年漢子笑了，沒說會，也沒說不會。

「能不能替我看看？」我進一步要求道。其實我是不信這些東西的，但人在面臨一個重大決策時往往會寧可信一點，就當是參考一下吧，況且這位老兄能看得這麼準。

「你要看什麼呢？」漢子問。

「看看我這次出去運氣怎麼樣？」我實話實說，就像是當時的病人對當時的醫生。

中年漢子又認認真真看了看我，再讓我伸出左手裡外翻看了半天。他在這樣做的時候，就引起上面幾個鋪位的旅客們的好奇，這些人完全放下自己正在做的一切，紛紛用身體或眼神向中年漢子靠過來。中年漢子成了人們關注的中心，因此也就更加賣力起來，彷彿正在做一項偉大的測試，而我就是實驗品，但我是完全志願的，沒人強迫我。

「你這次旅途很長啊。」中年漢子說。

「是，是，是很長。」我必須配合他，而配合的最佳方式是鼓勵他。

「你運氣不錯，」他說，「每每在關鍵時刻總有貴人相助。」

「對，對，對。」我說。

「貴人相助」這句話我是聽過的，前幾年看過一個朝鮮電影《賣花姑娘》中就有這句話。從我已經走過的這些年來看，確實是每每在關鍵時刻確實有人幫我。就說這次南下吧，我人還沒動，那邊至少已經有兩條半路子在等我了。第一條是張一民，我的同學加同事，他說他在深圳等我；第二條是鄭康平，直接就是大老闆，雖然我並不認識他，但我手裡既有尚方寶劍又有敲門磚，不怕他不熱情；至於那半條路嘛，是石大哥，雖說只是在飛機上偶爾認識的，但我對深圳早就有心，所以回來後特意給他寄去一斤上好的綠茶，他收到後還給我寫了回信，明確表示歡迎我來深圳玩，雖說這種萍水相逢的關係並不可靠，但算作半條路是可以的，關鍵時刻好過沒有。

「但是你此次旅行如果單純是為了求財我勸你別抱太大希望。」中年漢子給我潑了一瓢涼水。

「為什麼？」我有點急了。

也由不得我不急，不是為了錢我離開設計院幹什麼？說實話，我想著去深圳的直接原因就是為了錢。前面說了，我在馬鞍山鋼鐵設計研究院工作，不僅我在設計院工作，我老婆也在設計院工作，夫妻倆一個單位，我在情報所，她在自控所。包括複用二底圖在內，她一年差不多出三百張甲a圖紙，相當能戰鬥了。而我當時已經是「高產作家」，情報室規定每人每年的編寫或翻譯量為六萬字，我實打實要完成幾十萬字。就這樣，夫妻倆合起來還是「二百五」，我每月工資一百二十五元，她也是，加起來正好二百五。「二百五」在我們那裡是罵人的話，不吉利，但如果是我一個人能拿這個不吉利數，我就不會想著「下海」了，不想著「下海」我就不會有今天這趟旅行了。

當時我那個小家庭是四個人生活，除了夫妻二人外，還有兒子和保姆，保姆除了吃喝穿用外，每月還要領工資，剛開始是四十五，後來漲到五十，當時對我來說是筆不小的開銷。窮則思變，首先想到的是「靠文吃文」，投稿，幾乎每月都有一兩篇文稿見刊，至今我的家中還保留幾十本《鋼鐵》、《耐火材料》、《工業爐》及安徽、江蘇、湖南等省的某某冶金雜誌，上面有我的「大作」。後來覺得投稿不過癮了，乾脆寫書，日以繼夜地幹了三個月，每天七頁稿紙，我寫她抄，用標準的繪圖仿宋體抄七頁也不比我輕鬆多少。拿到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從銀行匯過來的兩千多元稿費，我們夫妻二人加上兒子和保姆，將錢攤了滿滿一地，充分享受一把電影「百萬英磅」中亨利亞當的喜悅。

但這種事不是常有的，要想徹底改變經濟狀況，惟有「下海」。那時候我們那裡流行一個說法，說「一等公民漂洋過海，二等公民深圳珠海，三等公民等待安排」。這種流行說法有點類似於古代的兒童歌謠，有時不失預見性。那時還沒有「下崗」這一說，報上甚至還不敢說中國有「失業」，只是閃爍其辭地說「待業」，可見「等待安排」就很有預見性。受這種有預見性的「歌謠」的鼓惑，我蠢蠢欲動，每天高度緊張地關注有關特區那邊的一切訊息。恰好在這時候，我的好朋友張一民下海去深圳了，對我產生了強烈的衝擊，促使我下定了決心。「不過你也不用擔心，你是馬命，總是要跑的，不跑反而會把你憋死，遲跑不如早跑。」中年漢子說。

我聽了這最後一番話如墜入雲裡霧裡，不知道該怎麼辦。我發現幾乎所有看相的算命的都這樣，一是從來都不把話說死，總是留有餘地；二是同一番話能有多種解釋。現在想想，看相算命的其實和當前的股評人士差不多，怎麼聽都有道理，什麼結果他都不算錯。但那時候我管不了那麼多了，反正是決心已下，開弓沒有回頭箭，一直往前走吧，走一步算一步，車到山前必有路，既然我是馬命，那就註定要不斷地跑。

後來的發展證明，中年漢子還真說得對，至少大部分是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