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仁對日本決策者「志大才疏」的批評在一些學者那裡得到了印證。他們通過研究得出了相似的結論。赫伯特?比克斯揭示，裕仁天皇對日本發動戰爭負有直接的、重大的責任，雖然他逃脫了懲罰，卻是第一號戰犯。在多年爬梳整理第一手資料後，比克斯把戰爭的責任歸給裕仁天皇。他發現裕仁有一個「根深蒂固的習慣，即，往往只追求程式或戰術細節，有時卻忽略了重大的問題，對於最高統帥來說，這是一個危險的習慣」。赫伯特?比克斯：《真相：裕仁天皇與侵華戰爭》，304頁，新華出版社，2004年。

在二戰後期，受美國政府委派，人類學家魯思?本尼迪克特研究日本，幫助美國瞭解敵人的性格，制定對日政策。她的《菊與刀》受到廣泛推崇。她從「孝」的角度分析說：

日本的孝道和中國的不一樣，其範圍不包括幾百年前的祖先世系，也不包括所衍生的龐大宗族……日本所重視的孝道物件，只限於（現存後代）記憶中的祖先；他們注重的是現時現地。許多專著都論述到，日本人缺乏抽象思辨和構想非現實形象的興趣。與中國相比，日本人的孝道觀恰好印證了這種論點。他們這種觀點的最大、最重要的現實意義就在於，孝道義務限於現存者之間。《菊與刀》，85-86頁。

如果戰略眼光只盯在當前的現實，就不可能投射很遠。沒有戰略，國家就沒有目標。在快速變化的、動盪的時代，沒有目標的國家是危險的。國家不應該永遠摸著石頭過河。

本尼迪克特說的「許多專著」，應該包括日本人自己的著作。思想家中江兆民在《一年有餘》（1901年）中寫道：日本「至今沒有哲學」。「沒有哲學的人民，不論做什麼事情，都沒有深沉和遠大的抱負，而不免流於淺薄；沒有獨創的哲學就降低一個國家的品格和地位。」《一年有餘》暢銷了20多萬冊，「沒有哲學」的命題在當時的日本引起很大爭論。「哲學」西周（1829-1897）首先把philosophy翻譯為「哲學」，中國也沿用了他的翻譯。是一個新概念，同時，日本還沒有走出因西方文化衝擊所產生的自卑。因此，中江的話未免有些偏激。詆譭傳統的強勁潮流很快抵達中國，似乎非除舊不能布新。1911年，西田幾多郎發表《善的研究》，試圖把佛教哲學和西方哲學聯絡起來。日本學界通常把這一年當作本土哲學的肇始之年。西田的方法是在兩個不同哲學傳統之間做加減法，他似乎不能在一個源流中創新。儒、釋、道等思想傳入日本之後，日本學者更側重發展其世俗作用，而不是抽象思維。這種不足阻礙戰略文化的形成，很難在短期內彌補。

雖然不能確定西田是一個極端民族主義者，不幸的是，在1920年代之後，他的哲學被當作日本軍事擴張的理論依據。同時，德國曆史哲學中受到納粹讚賞的部分也被介紹到日本。一般說來，極端專制國家很難產生理論創新，專制者卻一定會利用前人或他人的成果來為自己服務。西田的理論有濃重的形而上學。他的書發行量很大，但還不足於動搖日本人的思維定式。只有武士道而缺少抽象思維能力，正合「有勇無謀」一詞。國家戰略屬於「抽象思辨」的範疇，以對歷史教訓和未來趨勢及目標的把握為特徵。如果目光只限於「現時現地」和「現存者」，那就既不能善待歷史，不能展望未來，也不能理解其他人民。這是日本漠視它對鄰國所犯罪行的深層原因，不利於日本拓展戰略空間。

日本缺乏戰略，從制度層面上說，是因為沒有能夠制定戰略的政治家。一位經濟學家說：

在日本人中，可以說找不到合乎條件的政治家，那些被認為是政治家者不外乎圍繞政治活動應付日常事務的政客之流，戰前的日本可以勉強地充作政治家的是一些輔佐天皇政治的政治技術員。因為他們在政治活動中的決策意識來自天皇。……現在許多國家認為日本的政治家不足以稱為政治家，這種評價已經形成共識。森島通夫：《透視日本：興與衰的怪圈》，245-246頁，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0年。

在1980年代，日本經濟如日中天，美國深感威脅。因此，美國對日本的研究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出現了關於對日關係的激烈辯論。那一段時間美國表現出的絕望和痛苦，超過了美國今天對中國的警惕。雖然那時蘇聯還沒有解體，但日本更讓美國人擔心他們的霸主地位。這場辯論產生了一批從新角度審視日本的著作，它們的作者被稱為日本學的「修正主義者」。美國人發現，在戰後經他們一手塑造的日本政體，和他們想象的大不相同。卡爾?凡?沃爾福蘭有言：「（日本）通產省、大藏省、日本民主、日本‘私營部門’都是與這些標籤向美國人所顯示的完全不同的制度。」《可調和的分歧？》，卡爾?凡?沃爾福蘭，《國家利益》1993年秋季號。沃爾福蘭是長期生活在日本的荷蘭人。他把日本稱為「astatelessnation」——無國家的民族。這是他的一本書的副標題。自1989年出版以來，《日本權力之謎：無國家民族中的人民和政治》已經成為西方日本學的一本經典著作。沃爾福蘭並不是說，日本人是一個失去了故國的民族，像以色列復國之前的猶太人。state指政體。他是說，「沒有個人或集團得到授權，可以做出對日本所有機構都有約束力的決定，形成全國努力的一部分」。《再論日本難題》，沃爾福蘭，《外交》1990秋季號。沃爾福蘭是較早提出日本欠缺國家戰略的學者之一，也是很有影響的研究日本的學者。中曾根康弘接受了他的觀點，在自己的書中開宗明義地寫道：

日本是傳統上就不善於制定國家戰略的國家，現在仍然如此。中曾根康弘：《日本二十一世紀的國家戰略》，1頁，海南出版社、三環出版社，2004年。

由於缺乏戰略，日本總是在不斷重複為應付局面所採取的臨時性政策。這導致了它的戰敗。中曾根說：

關於大東亞戰爭後的日本狀況，我只能說，日本過分受戰敗和美國佔領政策的影響，缺乏自主性，制定國策時大國依賴性和功利性強。直到今天，日本依然在延續這種狀況，國家戰略的脆弱性絲毫沒有改變……外國批評日本長期缺乏自己的國家戰略。《日本二十一世紀的國家戰略》，3頁。

作為日本前首相和實力派政客，中曾根康弘試圖在此書中彌補這一缺憾，但似乎並不成功。他仍在就事論事，沒有國家戰略所應有的歷史厚重感和深遠目光。在這本書中，中曾根康弘在多處提到他和西方領導人的會談，但忽略了他在1985年簽署的《廣場協議》。這個協議導致了日本經濟泡沫破裂，陷入10多年不景氣。中曾根在逃避不愉快的歷史。

按照沃爾福蘭的觀點，日本國沒有真正的中央政府，可以對經濟和政治決策承擔最終責任。日本的體制是不同等級的集合體，沒有一箇中心。日本不是一個自由市場的資本主義經濟體，它的特點是中央官僚們和企業家的夥伴關係。《論日本難題》，沃爾福蘭，《外交》1986/87冬季號。在經濟起飛之後，這種官商合一的關係必然導致腐敗和低效。這個特點不是在戰後才形成的。小約瑟夫?奈寫到：

在德國，雖然希特勒得到了軍方和工業巨頭的支援，但是他基本上是獨斷專行的。而在日本，決策層的權力相對分散，政策更多地是通過政治和軍事精英的協商而制定的。小約瑟夫?奈：《理解國際衝突：理論和歷史》，157頁，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2年。

這是裕仁天皇逃脫戰後懲罰的原因之一。一個人的獨裁可以給國家帶來災難，一小群人的專制同樣可以是災難性的。雖說日本「決策層的權力相對分散」，但這個決策層相當封閉，利益取向比較一致，各人的性格也多是從眾的。沃爾福蘭注意到，「美國有時被半開玩笑地稱為日本唯一真正的政治反對黨」。見《再論日本難題》，《外交》1990秋季號。由此可見美國對日本國內政治介入之深，影響力之大，同時也可見日本官僚機構傾向於內部達成「共識」。即使在民主體制下，他們也很容易操縱民意，或忽視民意。日本是一個非常注重權威和一致的國家，民眾需要領導者替他們思考、決定，「官意」在很大程度上就代表了民意。在這種制度下，只要有家族背景，能在小集團內獲得庇廕，就能開啟權力之門，根本就不需要政治家的遠見和魄力。

不僅「外國批評日本長期缺乏自己的國家戰略」，一些日本學者也深有同感。不過，深刻的反省不一定能產生足夠的行動能力。日本《外交論壇》雜誌社在2000年舉辦了一次圓桌會議，主題是「回顧20世紀：現代日本的興衰週期」。牛尾治朗在會議上批評說：

日本尤其不習慣於大處著眼，所以它的全景觀一般都不可靠，甚至戰後的日本也還是這樣。當要求我們做的所有事情就是通過《日美安保條約》的眼鏡看世界時，我們沒有犯過錯誤。但是在冷戰之後，每個人都開始用他們自己的方式看世界，獨立行動。這對日本來說是一個危險的階段。http：//www?gaikoforum?com/essay/roundtable01?html?

美國並不信任它的這個盟國。《日美安保條約》既是日本的保護傘，也是美國拴住日本、不使它妄動的鎖鏈。即使有這條鎖鏈，日本也面臨著「一個危險的階段」，因為它沒有外交政策。戰略的缺失增加了走向極端的可能性，而鎖鏈的強度有限。有日本學者指出：

一些觀察家認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日本沒有一個可以被恰當地稱作外交政策的東西。如果把戰後日本外交政策和在異時異地所執行的，比如這樣一些領導人，帕默斯頓子爵、奧托?馮?俾斯麥、溫斯頓?丘吉爾，或甚至日本自己的陸奧宗光（外相1892-1996）的政策做一個比較，這個評論一點也不令人驚異。《日本外交改革：早該進行的政策檢討》，《外交論壇》2002年秋季號。

作者把陸奧宗光看做日本外交第一人。當年，陸奧宗光和首相伊藤博文一起，脅迫李鴻章簽署了《馬關條約》。在天皇擁有絕對權威的日本，處在一位強勢首相之下，外相陸奧能有多大的制定政策的空間？《馬關條約》是日本近代史上的一個里程碑。這個條約過於貪婪、過於咄咄逼人，導致了俄、德、法三國干涉要求日本歸還遼東半島，日俄因此交惡。從此，日本一步一步地走向戰爭，先贏後輸，在1945年戰敗後失去了在《馬關條約》前後獲得的大部分侵略成果。《馬關條約》埋下了日本今後過度擴張和失敗的種子。有鑑於此，很難說陸奧宗光是一位傑出的外交家。

日本與納粹德國結盟，是因為它「錯誤地認為希特勒德國是世界的正統，具有統治世界的軍事實力，而沒有能制訂真正意義上的戰略，只是在不斷重複為應付局面所採取的臨時性政策，最終遭到失敗」。《日本二十一世紀的國家戰略》，3頁。不過，沒有戰略不代表沒有想法。這個想法就是佔領中國，做東亞的霸主。為此目的，日本最終選擇了跟隨納粹德國。

如今，在美國的「忠實的男僕」這一點上，日本比英國有過之而無不及。中曾根說：「外國批評日本長期缺乏自己的國家戰略……原因之一就是，對美國的過分依賴已成為日本舉國上下的社會風潮。」《日本二十一世紀的國家戰略》，3頁。把因果關係掉過來可能更接近實際：因為日本缺乏戰略，所以對美國過分依賴。在國際政治上，中曾根仍然表現出戰敗國、小國的心態。比如，在里根訪問日本時，日本出於民族自尊心，拒絕了美國「按照國際慣例」、讓美國的警衛車跟在總統的座車後面的要求。為了讓美國駐日大使放心美國總統的安全，中曾根表示，在必要時，「我將以自己的身體保衛里根總統」。在參加八國峰會時，中曾根自比為日本的冠軍，決心不輸給里根和撒切爾。各國首腦合影時的位置本來無一定之規，中曾根卻炫耀他和里根站在一起，「甚至比撒切爾夫人離里根還近」，《日本二十一世紀的國家戰略》，80-81頁。以此作為向日本國民邀寵的資本。中曾根在日本政界屬於實力派，也算是一位有頭腦的政客。他任首相時（1982-1987），日本經濟力量正處於頂峰時期，連美國都感到懼怕。但這種小國心態只能讓日本繼續追隨強國，以及美國之後的強國。當然，大國領導人炫耀與美國政要乃至媒體記者的交道，這種小心眼不是日本一國獨有。但中曾根的表現似乎更接近日本政界的普遍狀態，即缺少領導人的信心和戰略眼光，而在其他國家更可能是一個特例，只是某一個不自信的領導人的失態。如果日本再次試圖充當亞洲的領導者，過程和結果可能仍然是災難性的。因此，東亞的和平在於給日本指定一個它可以追隨的目標，供它消遣。

模仿和追隨強國

缺乏國家戰略的一個很自然的結果就是模仿、追隨強國。這是日本歷史的一個顯著特徵。日本文化中有兩種特別的人物：武士和藝伎。這兩種人都不是獨立的，都需要依附他人。他們（她們）把自己的技藝磨練得很精湛，是為了給主人（或客人）服務。藝伎逢場作戲，比武士還少了一份忠誠。因此，日本總是模仿強國，尋求與世界最強大的國家結盟。

從古至今的大部分時間裡，日本是一個追隨者，不是一個領導者。唯一的半個例外是從明治維新成功到二戰戰敗的數十年間，日本企圖做東亞的霸主，建立以它為核心的大東亞共榮圈。日本企圖以霸道實現王道，依靠侵略和屠殺來建立「王道樂土」，與中國傳統中的「王道」理想相去甚遠。日本野心的來源則是西方國家的殖民擴張和殖民戰爭。

明治維新以後，日本的憲法和陸軍模仿德國，海軍模仿英國。不過，德日兩國關係在二次大戰前並不好。1894年甲午戰爭後，中日簽訂了《馬關條約》，中國承認朝鮮獨立，割讓遼東半島、臺灣和澎湖諸島給日本。割讓遼東半島侵犯了其他列強的利益，德國與俄國、法國干涉，最後日本不得不忍痛把遼東半島歸還給中國。這讓日本一直耿耿於懷，埋下了兩國交惡的種子。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戰敗後，日本攫取了德國的在華利益，以及德國在太平洋上的殖民地。這又讓德國憤恨不已。此外，兩國的經濟結構相似，都需要進口原材料，出口製成品。它們的經濟利益也是衝突的。參見陳仁霞：《中德日三角關係研究1936-1938》，89頁，三聯書店，2003年。

日本在20世紀初與英國結盟，在二次大戰前與德國結盟，在二次大戰後與美國結盟。它的盟國總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1902年，日本和英國結盟。它們的共同目標是抑制俄國的擴張。由於日本的侵華戰爭，在1921年的華盛頓會議上，英日同盟被廢止。日本失去了盟友，也失去了目標，開始受到極端分子的影響。日本轉而與法西斯德國結盟，因此走向與美英的對抗，加速了它的失敗。「正如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英日同盟的結束使日本放任自流一樣，《美日共同合作和安全條約》的終結也將動搖日本當前外交和安全政策的支柱。」《朋友還是對手？前美駐日大使說日本》，219頁。如果現在日本成為正常國家，擺脫美國的控制並擁有一支強大的軍隊，它仍有可能濫用武力。在前面提到的《外交論壇》圓桌會上，東京大學的山內教授說：

如果我們考察明治維新以後的歷史，就會看到一個事實：當日本和英國或美國——盎格魯-撒克遜海洋大國——在一起時，日本的表現就很好。但是，在和非海洋大國——如德國和義大利——結盟時，日本就衰敗了。

山內只說對了一半。問題的要害並不在於日本是否跟隨海洋大國，而在於它所跟隨國家在當時的地位。英國和美國當時都是世界第一強國，是現有國際秩序的受益者和維護者，日本與這兩個國家結盟就是成為最強大國家的小夥伴，從它們的利益中分一杯羹，同時也受它們制約。德國和義大利受到現有秩序的壓抑，是挑戰者。它們的挑戰方式不是和平的，它們的地位都是未定的。由於日本缺乏制定國家戰略的能力，很容易因盲目而走向極端。另外，希特勒和墨索里尼都是戰爭狂人。他們對日本不斷髮起戰爭的影響很大。

在德國似乎蒸蒸日上的時候，1936年11月25日，兩國在柏林正式簽署了《德日防共協定》（《反共產國際協定》）。這個協議主要是針對蘇聯的，對蘇聯形成了東西兩面夾擊的態勢。此後，德日關係日趨密切，而中德關係急轉直下。德國撤走了在中國的軍事顧問，停止銷售武器——有點像1950年代末對中國「背信棄義」的蘇聯。1940年6月，德國佔領巴黎。在日本，「歐洲戰爭，以及德國1940年春夏展開的閃電戰所引起的國際狂亂改變了一切。一股非常明顯的趨炎附勢的情緒開始蔓延。」《真相：裕仁天皇與侵華戰爭》，267頁。因為德國取得了勝利，在三年的協商之後，1940年9月27日，日本與德國和義大利在柏林簽署了三國協定。三國約定，在受到非歐洲戰爭或日中衝突參加國的攻擊時，他們彼此之間應該運用政治、經濟以及軍事手段互相援助。因為簽署了這個條約，日本耗費巨資舉行了盛大的慶祝活動。

1946年，本尼迪克特在《菊與刀》的最後寫道：

現在日本人認識到軍國主義已經失敗。他們還將注視，軍國主義在世界其他國家是否也在失敗。如果沒有失敗，日本會再次燃起自己的好戰熱情，並顯示其對戰爭如何能作出貢獻。如果軍國主義在其他國家也失敗了，日本將證明，它汲取了一項教訓，即帝國主義的侵略企圖絕不是到達榮譽之路。《菊與刀》，218頁。

日本走向和平或戰爭，取決於它可資模仿的物件，目前就是美國。美國作為唯一的超級大國，它的最大優勢就體現在軍事上。因此，如果今後日本在外交中更多地倚重軍事力量，將不會令人驚訝。但是，中國和韓國都不再像過去那樣積貧積弱；甚至朝鮮，在軍事上都不再是可以任意欺辱的。從這一點看，亞洲大陸不會再次誘惑日本發動侵略。

東亞的歷史問題

日本的「脫亞」有一個過程。在戊戌年（1898年），日本首相大隈重信發表「保支論」。他聲稱，為了報答儒漢化之恩，日本有義務抵擋西方的入侵，以便讓支那（中國）有充分的時間自強。這些話是在甲午戰爭之後，日本仍然站在亞洲的立場上。在10多年後，可能是日本對中國喪失了信心，同時也對自己的信心增強了，大隈重信於1914年第二次出任首相後，向袁世凱政府提出了「二十一條」。這些要求被認為是企圖吞併中國。

同樣在1898年1月，日本貴族院議長近衛篤麿發表了關於全球爆發種族戰爭的預想。他敦促日本與同種結成聯盟，為黃白人種的大對決做好準備。他的長子近衛文麿繼任為貴族院議長，後來在1937-1941年間三次出任日本首相，積極推動對華作戰。日本加入歐洲、企圖征服亞洲的轉變是在20世紀初完成的。侵略者的理論根據是種族衝突，這個理論在今天看當然是錯誤的，在當時卻是對西方政策的合理反應。白種人嚴重歧視有色人種，這種歧視在1960年代的美國仍是合法的。20世紀初日本面臨一個選擇：與中國一起對抗西方，或與西方一起瓜分中國。日本選擇了後者，最後，企圖獨吞中國。在日本看來，中國實在提不起來，沒有資格成為日本的夥伴。

日本有佔領中國的框架政策，在學校和軍隊中為侵略做準備，但沒有明確的戰略和日程表。在1938年以前，日本侵華一般是由軍隊中的激進派推動的，在事成之後得到軍部和天皇的默許。這種鼓勵的態度又刺激他們採取下一步激進行動。和德國不同，日本沒有一個像希特勒那樣對發動戰爭承擔最後責任的人。戰爭期間內閣多次換屆，內閣總理中有因不贊同侵略方案而下臺者，但戰爭仍繼續進行。戰後，最高權威天皇逃脫了懲罰。

如果不瞭解「南京大屠殺」對於南京大屠殺，日本人的觀點可以分為三派：虛構派、中間派和大屠殺派。其中虛構派的人數最多，他們認為受害者總數從0到40或50不等。但他們大都不是專業的歷史學者。無論是在英語學界還是在漢語學界，都沒有人支援虛構派；中間派承認有殺戮，但他們接受的被害者總數只有數千到兩萬不等，大衛?阿斯糾把他們大都歸入虛構派；大屠殺派人數最少，他們認為被害者總數在10萬到20萬之間，大多數人接受的數字是12萬。見http：//www?japanesestudies?org?uk/articles/askew?html?，就不可能理解中日關係。日軍侵略中國的戰爭伴隨著大量針對平民的暴行。他們在華北實行「燒光、殺光、搶光」的「三光」政策，「731」部隊在東北進行殘酷的人體實驗，日軍轟炸重慶開了全世界空襲平民的先河——日本遭受核打擊就是一個後果。「南京大屠殺」已經遠遠超出了南京的範圍，成為日軍在華所有暴行的象徵。日軍在南京屠殺的具體人數是一個可以辯論的問題，雖然統計資料非常重要，但戰亂中的屠殺永遠也不會有準確的統計，更何況被害者已經不再說話，殺人者也很少有人認罪。我們必須記住，大屠殺不屬於統計學的範疇，它已經遠遠超過了人類的道德底線。把大屠殺簡化為統計學的爭論，是對人類尊嚴的侮辱，是對未來暴行的放縱。任何否認南京大屠殺的企圖一旦在日本得勢，必將對中日兩國的未來構成極其嚴重的威脅。

日本人否認南京大屠殺，這與他們掩蓋謀殺張作霖是一樣的。1928年6月4日，在河本大作陸軍大佐的帶領下，日本關東軍的一些軍官炸死了軍閥張作霖，然後嫁禍於中國軍人。在瞭解了真相之後，日本內閣決定隱瞞事實，「斷言公開真相將傷害皇室，惡化中日關係，侵害日本在中國的特權。此外，內閣也不願意在議會上對事件承擔責任」《真相：裕仁天皇與侵華戰爭》，146頁……這是日本「恥感文化」的特點。他們在意的是別人的觀感，而不是罪惡本身。因此，犯罪之後最重要的是掩飾罪惡。恢復名譽的體面手段是否認罪行，而不是真誠地反省懺悔。如果掩飾不成，他們會惱羞成怒，遷怒於受害者。現在，我們正看到這一幕在日本重演。

日本政治領導人參拜靖國神社遠遠不僅僅是宗教信仰的問題，它已經成為日本否認戰爭暴行的象徵。日本軍人把中國人當作「低等民族」而大量屠殺。侵略與屠殺不僅是一個「歷史問題」，可以因寬容而被放置一邊，或在「學術」爭論中被中立化。它更多地是一個「良心問題」、「責任問題」。一個民族可以暫時迴避歷史，但永遠不能迴避良心，永遠不能迴避責任。良心和責任對所有人、所有民族都有約束力，不僅僅對日本人。

神道教相信死者平等，也就抹殺了是非、善惡的區別。這與佛教教義是不一樣的。佛教提倡人人可以成佛，因此人人都是平等的。但是，這種平等是有條件的，贖罪需要懺悔、行善，並不能一死了之，否則會墮入地獄，來世也不得好報。在日本文化中，「懺悔」很少。如果相信死亡可以抹去所有善惡，那麼作惡時就不會畏懼。「羞恥」感是現世道德對惡行的約束，是容易抵擋的，最好的辦法就是否認罪惡。這正是日本採取的手段。

中國反對日本政府高官參拜靖國神社，並不是干涉日本內政。而是因為它所崇奉的國家神道、所供奉的戰犯，曾給中國帶來過巨大的災難。明治維新以後，為了天皇實行獨裁，政府「廢佛毀釋」，獨尊神道教。它將國家作為唯一的神來供奉，政教一體。靖國神社始建於1869年，與日本傳統相違背，靖國神社並沒有體現「死者平等」，它是有選擇的，只有為天皇戰死者才能進入靖國神社。死於戰爭的日本平民沒有資格進入靖國神社。那些被日本軍人殺害的其他國家的人更不在靖國神社祭奠之列。國家神道是和日本擴張同步開始的，從建立起到今天，靖國神社一直是日本軍國主義的象徵和精神寄託。儘管天皇在戰後公開否認了自己的神性，靖國神社仍然以諸天皇為中心，為他們的戰死者招魂。《不能用生死觀為小泉參拜開脫》，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日本所，霍建崗，《參考訊息》2004年11月30日第15版。

二戰後期，德國首都柏林被盟軍攻佔，國土被美、蘇、英、法四個國家劃區佔領。挑起戰爭的希特勒已經自殺，代表德國投降的人並不對戰爭負有重大責任，盟國對德國的清算是徹底的、無情的。但日本與德國完全不同。它在盟軍踏上領土之前投降，政府機構被完整地儲存下來；天皇及以下官員因投降而受到善待；佔領軍只有美國一家，司令道葛拉斯?麥克阿瑟需要日本作為反共前沿陣地。因此，日本的戰爭責任和戰爭暴行沒有受到認真的追究。

從慰安婦問題上可以看出，日本人服膺的仍是「強權」，而非「公理」。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在上任之後說，慰安婦都是自願的，不存在日本政府強徵的事實。中國和韓國對此都非常生氣，但安倍堅持他的觀點，不為所動——直到美國國會有可能通過一項決議，要求日本就此問題道歉。2007年3月11日，安倍再次重申了日本在1993年對慰安婦的道歉。路透社報道，「中國的嚴厲批評可能會使日本選民感到生氣。但是讓日本的親密安全盟國——美國生氣可能會損害安倍的形象」。這裡說的「日本」是日本的全體選民，而非某些政客。安倍迫於美國以及可能隨之而來的本國選民的壓力，對日本在亞洲強徵慰安婦之事道歉，並非由於他承認這一事實。路透社的這條新聞引用一位分析人士的話說：「當亞洲各國政府批評日本時，沒有人在意，但是當《紐約時報》報道此事時，他們就得作出反應。他們擔心美國精英生氣。」路透社東京2007年3月11日電。轉引自《參考訊息》3月12日第一版。日本人只服從強者，不服從事實。慰安婦事件再明確不過地證明了這一點。日本否認南京大屠殺，以及濟南大屠殺……等諸多暴行，其中的原因都是一樣的。

至今日本不能直面戰爭暴行，無力擺脫靖國神社的陰影，無法和鄰國達成徹底的諒解。且不論道德上的得失，在戰略上，這顯然不是一個明智的選擇。和韓國不同，日本並無強敵壓境，而且擁有先進的海、空軍，卻把外交建立在美日軍事同盟的基礎之上。雖然德國同為戰敗國，同樣有美國的駐軍，卻可以採取與美國完全不同的政策，能夠反對美國入侵伊拉克，在重大的外交問題上採取和美國不同的政策。這在日本是不可想象的。

在1840年到1945年的105年間，中國的歷史是落後捱打的歷史。究其原因，中國的愚昧、腐敗和內亂固然是罪魁禍首。但是，外來干涉也對中國的發展起到了巨大的破壞作用。在這105年中，中國的內亂與外患是相輔相成的，兩次現代化努力都毀於日本侵略。晚清持續50餘年的洋務運動毀於甲午戰爭。在北洋時期，日本提出「二十一條」（1915年），繼承德國在華的殖民利益（1919年）；在國民黨統一中國前後，日本先後發動濟南事變（1928年）、九一八事變（1931年）、上海事件（1932年）、盧溝橋事變（1937年）、八一三事變（1937年），先是製造事端，步步緊逼，然後大舉進攻，再次打斷了中國的現代化程式。在開始接受西方文化時，中國晚了一步，此後步伐緩慢，於是步步落後於日本，處處受制於日本。因落後而捱打，因捱打而落後，形成了一個惡性迴圈。

日本在1945年投降後很快就投入建設，而中國則陷入內戰。內戰是因日本入侵而中斷的早期國共內戰的繼續。國民黨被趕到臺灣島後，大陸經歷了「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的近20年內亂和災難，在1979年重新開始現代化建設，至今進展還算順利。中日力量對比已今非昔比，但中國仍遠遠落後於日本。中國落後的起點在19世紀後半葉的改革遲緩。

東亞的和解道路

日本學習太快也並非沒有壞處，因為它沒有睜開眼看清自己的道路。到了19世紀末，在近400年世界殖民擴張快要走到盡頭的時候，日本急匆匆地跳上了這輛將要傾覆的彩車，且一發而不可收，結果為世界帶來了災難。至今日本仍不能正視這場災難。

日本的侵略戰爭持續了10多年，奪去了大約2000萬亞洲人民的生命和6萬多西方盟軍的生命。其中中國人超過一半，還不包括此前死在日本人手中的中國人。日本人也因戰爭死亡了310萬。《真相：裕仁天皇和侵華戰爭》，3頁。在付出如此巨大的生命代價和其他許多重大的代價之後，世人並不知道是誰發起了這場戰爭，誰是戰爭的元兇。這和阿道夫?希特勒受到徹底清算不同。在日本，沒有一個人是元兇，每一個人都是在執行命令，卻不知道是誰的命令。他們都可以聲稱不承擔責任，而日本的最高權力所有者裕仁天皇則被塑造成一個和平愛好者。

既然日本人都是愛好和平的，而戰爭又的確爆發了，那隻能說明日本被迫應戰。日本人認為，美國對日本的石油禁運是日本對美開戰的原因之一；東南亞的大多數國家那時都是西方的殖民地，因此日本還有解放殖民地的使命。這些都是藉口。1990年代末開始的日本經濟不景氣持續了10多年，這與日本官方極力掩飾政治、經濟、金融結構中的重大缺陷有密切關係。這些只是內部問題。日本在對外政策中掩飾就更正常了，尤其在侵略、殘殺這樣的問題上。這種鴕鳥政策大概就是所謂的「恥感文化」吧。

對付這個問題有一些辦法。在儒家的道德體系中是「慎獨」的修養，在法家則是嚴刑重罰，在民間信仰中是「頭上三尺有神明」，佛教、基督教則為惡人準備了地獄。在現代政治文明中是增加透明度和監督力度。對於日本人，大概是現代國際政治文明更有用處。

日本是否接受戰敗的歷史，不再向戰犯致敬，還與中國是否強大，能否贏得日本的尊重有很大關係。鑑於這一點，中日的最終和解不可能在近期完成。它牽涉到兩國實力對比的變化。中國僅僅在經濟總量上超過日本是不夠的。即使到了那時，中國的人均收入也只有日本的1/10，因為中國的人口是日本的10倍。僅此一項就不足以改變中國人的「低等」形象，更不用說兩國在教育、文化和科技上的差距了。如果日本不能改變輕視中國的態度，中國人就不可能改變反日情緒。

在爭執的背後還有中國對現狀的不滿和日本對未來的擔心。中國有可能在今後數年內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日本人對中國的心態有點像1980年代美國人對日本的心態。日本人的性格決定了他們不可能明確說出他們的擔心。歷史與現實的交織使得問題更復雜，更難解決。美國《時代》有過一篇封面文章：《中國和日本：我們能交談嗎？》《時代》雜誌2004年11月29日。，副題是《在多年的不信任和誤解之後，亞洲大國仍在掙扎著把過去留在身後》。文章說：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近60年後，日本青年正目睹一場他們認為是劇烈的權力轉移，亞洲的政治和經濟動力（更不用提軍事實力）正在不可阻擋地從東京轉向北京。然而，儘管他們承認中國是21世紀的上升力量，許多人討厭他們所說的中國堅持讓他們對問題做出交代，他們相信這些問題很早以前就應該被放進歷史之中。

一個事件是否被放進歷史，取決於它對「現在」有沒有直接的作用。從這一點來看，日本的侵略和暴行還沒有成為歷史。中國人的歷史縱深感要比日本人強一些，不僅存於「現存者」之間。何況這段歷史還是一個現實的政治問題：日本領導人仍在參拜靖國神社，向戰犯致敬。如果日本人把他們的戰犯「放進歷史之中」，他們就能夠很好地理解歷史。出於國際政治的考慮，中國曾經給予日本太多的寬容，錯過了讓日本認真道歉的最好機會。中國開始認真追究日本的戰爭責任，已經是在二戰結束半個世紀之後的事了。南京大屠殺等日軍在華暴行已經過去了60餘年，受害者和目擊者都在急劇減少。由於以前缺乏第一手資料的收集，許多真相可能永遠無法再現，給否認者留下了機會。

日本總是要擺脫不利的事實。1932年12月犬養毅擔任日本首相，他公開拒絕國際聯盟就日本佔領滿洲提出的勸告，宣稱日本將「擺脫辯解外交」。比克斯注意到，「其後成為整個20世紀日本外交史上不斷重提的說法」。《真相：裕仁天皇和侵華戰爭》，171頁。現在日本堅持的「擺脫道歉外交」和戰前是一脈相承的。問題是，日本在「擺脫」之後的走向也將一致嗎？1978年，靖國神社開始供奉東條英機等14名甲級戰犯的靈位。中曾根康弘在1986年參拜靖國神社。此後陸續有首相向戰犯致意。他們不能不引起懷疑和憤怒。在另一方面，日本總會有一些學者和老兵反對否認暴行的觀點。有些人採取「工具理性」的治學態度，不偏不倚，有些還站在理解中國的立場上。如大屠殺派學者井上清，老兵東史郎。對日本的走向極端，他們是一個有力的牽制。他們的存在表明了日本是一個寬容的社會，可以容納不同的聲音，即使他們受到威脅。雖然右翼勢力在上升，但良心與和平的力量也不可忽視。

在2002年，中國有人提出了在歷史問題上妥協的「對日新思維」，終於在眾人喊打之下無疾而終。兩國需要突破目前僵局，但民心不可違，中國無法繞過歷史問題處理中日關係。如果日本領導人繼續否認歷史，參拜靖國神社，那麼，中日就像是兩輛過載卡車，在一條線路上相向行駛，總有一天會發生撞擊。

因為歷史的緣故，以及日本官方對待歷史的態度的緣故，大多數中國人厭惡甚至仇視日本。這些厭惡和仇視確有紮實的事實根據，中國人難以擺脫。但是，仇恨不應該是我們的目的，我們不應該讓仇恨矇蔽我們的雙眼。在厭惡和仇恨之中生活只能傷害自己。我們的目標是生活得更美好，而這個「生活」不僅僅是個人的日常生活，還包括國家的富強，文明的昌盛，以及對世界和平與發展的貢獻。所以，中國需要在一個新的層面上審視日本，並考慮把日本納入中國的地緣政治和地緣文化的體系之內，而不是一味排斥它。

無論是在種族還是在文化上，日本無疑是和中國最接近的少數幾個國家之一。這個事實本來可以拉近中日之間的距離，雙方的交流應該相對容易一些。但日本的侵略破壞了「中日親善」。如果日本能夠改善和中國的關係，甚至更多地幫助中國發展，日本在將來東亞的地位會更加鞏固。日本只能依附於一個大國。在中國強大之前，日本將繼續依附美國。中日關係的實質性改善將出現在中國整體實力明顯超過日本之後。那時，中國民眾可能會寬容一些，較少受到現實的干擾。他們對日本過去的侵略暴行會心平氣和一些，能夠接受一個折衷的解決方案。在既成事實面前，日本也可能放棄它在看中國時的緊張和輕視，考慮重新迴歸亞洲，接受一個強大的中國，就像它在19世紀中期之前的大部分時間那樣。只有在日本成為本地區第二位的國家之後，日本才有可能認真反省它的暴行和錯誤。

2007年有過一次和解事件。巴布亞紐幾內亞的食人族的後代向斐濟政府道歉。報道說：

8月15日，巴布亞紐幾內亞食人族的後代為祖輩吃掉斐濟傳教士的行為道歉。和解儀式在巴布亞紐幾內亞東部新不列顛島的拉包爾市舉行，巴布亞紐幾內亞總督保萊阿斯?馬塔內、斐濟政府代表和數百名民眾出席了和解儀式。

1878年4月，斐濟一名官員和3名傳教士在巴布亞紐幾內亞加澤爾半島被當地部落殺死並吃掉。此後，英國傳教士喬治?布朗指揮並參與了「懲罰」行動，殺死多人並燒燬了幾個部落村莊，他的行為引起澳大利亞等地宗教組織的強烈抗議。澳大利亞聯合新聞社2007年8月16日報道，新華社次日轉發。

從吃人事件發生到道歉與和解儀式，中間相隔了129年。可見人道的力量是不受時間限制的。在炎熱潮溼的巴布亞紐幾內亞，估計沒有任何一人的壽命超過129歲。所以，「日本人口中的大多數都在戰後出生」不能成為日本回避殘忍歷史、逃避戰爭責任的藉口。如果日本能夠與東亞國家舉行這樣一次和解儀式，對日本、對東亞都將是非常有意義的。

中國可以有條件地支援日本成為一個正常國家，這符合中國的利益。在正常化的過程中，日本獲得的權力大多以美國的損失為代價，因為美國在操縱、控制著日本的外交和軍事。此外，這樣做也許還可以削弱日本右翼的號召力。畢竟，改變戰敗國地位是右翼的一大主題。

中日需要和解。在中國一方，和解依賴一個多元社會的建立。中國人對日本的憤怒和不滿必須得到宣洩，受害者（儘管在世者已經很少了）必須得到補償。和解之前需要理解和諒解，使憤怒得到緩解。任何以壓制民眾情緒為前提而達成的和解是沒有根基的，因而不可能持久。從長遠來看，日本比中國更需要和解，因為它是施害者，將來還可能是弱者。日本一再挑起中國人的痛苦記憶的做法非常不明智，它的行為和解釋都是以自我為中心。在戰爭及暴行的分歧問題上，西方在中日之爭中保持中立，甚至站在日本一邊。原因不大說得出口，不過是蔑視中國的政治制度而已。這對西方（主要是英美）來說是非常短視的，英美有一天或許會糾正這個錯誤，或者可能自食其果，因為在二戰中，它們也是日本的敵人。這和它們為了給蘇聯難堪而對納粹德國的暴行視而不見沒有區別。

日本應該是東亞經濟、安全合作體系中的一個重要成員國。它在歷史上就是這一體系的一部分。日本的前途有三：第一是繼續依附美國，依靠美國提供的安全保障。在日本獲得更多的外交和軍事自主權之後，顯然會有自己的選擇和目標，不會完全追隨美國。它會成為美國更平等的夥伴，在兩國利益不一致的時候更多地堅持自己的立場。第二是爭取成為東亞地區的領導者。這將和中國形成競爭的態勢。當美國不再有實力控制東亞之後，最好的結果就是製造鷸蚌相爭的局面，以坐收漁人之利。然而，作為一個偏於一隅的島國，日本很難承擔起地區的領導責任。日本在1895-1945年之間50年的嘗試徹底失敗，給本地區帶來了巨大的災難。第三是融入以中國為龍頭的地區一體化之中。從中日1000多年來的關係和兩國人口、面積的差距來看，這種結果的可能性很大。它將是歷史模式的再現，但前提是中國穩定地發展，走向自由、民主和繁榮，有能力團結本地區各國集體走向自由、民主和繁榮。如果中國做不到這一點，東亞就仍將是散亂的。日本還有第四個選擇，即孤立。這將使日本邊緣化，喪失影響力。所以這不是一個明智的選擇。

對一些人來說，數落別人的缺點是一件愉快的事情，但這個行為並不能解決問題，有時甚至是有害的，因為它引開了對自己的批評。作為一個和日本有許多相似之處的國家，我們應該從日本看到許多引以為戒的東西。和一個世紀前的日本類似，中國也正在經歷國家的崛起，面臨與當初日本類似的選擇。不同的是，中國的崛起只是一次復興，是以深厚而長久的歷史為基礎的。歷史縱深感有助於中國把握未來的方向，減少國家戰略的可能失誤。這種失誤曾把日本和德國帶入了災難性的戰爭——當時它們都在崛起之中。

在工業化方面，日本也有許多中國可資借鑑的經驗。從1950年代初到1980年代初，中國一直傾力發展重工業，在補「洋務運動」開始的、因為戰亂一直沒有完成的一課。這一課日本在20世紀初已經大致完成了（1904-1905年日本戰勝俄國，標誌著它成為新興工業國）。正是這一課的缺失，使中國成為日本軍事擴張的最大受害者。此後，在整個冷戰期間，中國先後與兩個超級大國對抗，其中有10年左右同時與它們對抗。從經濟的角度來看，中國是失大於得；而日本則是冷戰（包括朝鮮戰爭）的受益者，可能是最大受益者。因此有人感嘆：「冷戰結束了，日本贏了。」這個有利因素是中國所不具備的。但是，在此期間，中國仍打下了重工業基礎。即使以1950年代初作為起點（1951年日本結束美軍佔領，1953年中國結束戰爭狀態），中國的工業化程式也比日本晚。如果以1951年作為日本戰後工業復興的起點，中國以1978年的改革開放為起點（當然，雙方在此之前都有些基礎），中國現代工業的起步時間至少比日本落後25-30年。如果不考慮這個時間差距，中國的發展速度和軌跡和日本多有相似之處。現在，日本「失去的10年」已經有20年了。作為後起工業國，中國可以汲取日本的很多教訓——特別是在政府與企業的關係上——以避免陷入長期不景氣的覆轍。這個覆轍是中國無法承受的。

簡而言之，日本不具備地區領導能力。如果處理得當，日本不太可能對這一地區造成大的危害。一個富裕、安詳和正常的日本符合所有國家的利益。日本可以做另一個歐洲：富裕、文明、自我陶醉；或者選擇發展軍事力量，與周圍國家抗衡。日本將處在又一個「戰略」選擇的十字路口上，確定它下一個要跟隨的國家，或者自己爭取做地區領導者。在中期內，日本仍將跟隨美國，因為美國仍將是世界唯一的超級大國。亞洲也沒有做好接受它的準備，而且由於難以調和的歷史問題和它的長期不景氣，日本的地區影響力在持續下降。中國的「強大」目前還只是體現在潛力和活力上，但經濟的規模和質量還落後於日本，在文化和政治上不能再次成為諸國效法的物件。中日之間目前的糾紛是在這種背景下產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