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謂「國家」？何謂「中國」？
作戰之前先要治軍。一國的國際政治的起點在本國。所以，孫子說：「知彼知己，百戰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殆。」《孫子兵法?謀攻》。在處理國際關係時，我們首先應該瞭解自己的國家，先取得50%的勝率。很多時候，瞭解自己比了解他人更難，也容易出現偏差。而權力和政治理想為了掩飾自己的本來面目，製造了很多神話和謊言。孔子說：「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論語?子路》。那麼，瞭解自己應該先從「名」開始。「名」經常會掩蓋「實」。揭示了「名」的真實含義，「實」可能就會自動顯示出來。「中國」之名看似簡單，卻是一個大問題。我們需要弄清楚：「中國」最初的含義是什麼？「中國」這個詞是如何演化的？「國家」與「中國」有怎麼樣的關係？
起初，「中國」之「國」與今天我們所說的「北國」、「南國」之「國」是一個意思。日本有一個地區叫「中國」，與作為國家的「中國」無關，只表明這個地區在日本本州島上的位置。在宗教中有「佛國」、「天國」之說，其中的「國」當然也不是指「國家」。「國」相當於「西天樂土」中的「土」字，表示一片土地。把「中國」翻譯為middlekingdom（中央王國）是錯誤的，因為「中國」不涉及政體。在漢語中，「國家」的現代含義出現很晚，並且籠統而模糊，包含了英語中country、nation、state三個詞的內容，即土地、人民、政體三個方面。在翻譯成漢語時，這三個詞一般都被譯為「國家」。其實它們的內涵大不相同。「國家」的意思不明，不知指土地、政體、人民中的哪一個，或者哪兩個，或者全部，可能在對話中造成糾紛。比如，大陸與臺灣是同一個人民、同一片土地，卻分屬不同的政體。但是，這個政體又不同於「一國兩制」中的政治制度，它與人民和領土不可分割。現在，一個常見的錯誤是把人民和土地放在政治權力之下，最好的情況也是以為政治權力可以涵蓋人民和土地。這種觀念是以部分囊括全體，混淆了三種含義之間的差別。所以，漢語的「國家」概念還有待進化，而進化須跟隨在政治文明的進化之後。
在歐洲歷史上，城邦（city-state）、民族國家（nation-state）佔了國家形態的最大比重，歐洲本土上的帝國則比較少見，如神聖羅馬帝國。其餘帝國是在海外殖民擴張之後形成的，土地大多不在歐洲。中國有所不同。中國是一個在共同文明之中形成的國家，可以說是一個文明國家（civilization-state）。傳統上，這樣的國家不注重民族的區別，而更傾向尋求同一文明（中華文明）之中的統一。中國是一個相對獨立和封閉的地理單元。中國人注重的是內部的兼併和統一，不是對外擴張。對於中國，內部兼併有很大余地，而對外擴張則很難。中國出現危機時是「內爆」，衝擊波很少超出國界。但因為能量不能外洩，對內部的殺傷力非常大。歐洲人則走出了他們的世界，開始了地理大發現時代。
總之，中國不是「中央王國」，也從來不是一個王國（kingdom）。雖然夏、商、週三代的最高統治者的稱號是「王」，他們其實高於國王。他們之下的諸侯才是真正的國王。直到19世紀中期，「中國」的意思還大致相當於「中土」或「中原」。它是一個表示地理方位的詞，同時帶有強烈的文化中心的意味。釐清這一點對中國地緣政治學非常重要。
a?國與家
在早期漢字中，「國」寫作「或」。「或」有三個組成部分：口（wéi，城）、一（疆界）、戈（武力保衛）。《說文》，許慎。「或」證明中國的國家早期形式是武裝城邦，與大水無關。在國之上還有王朝，即天下。「域」字的本意也是邦國，比「或」多加了一個「土」。後來，在「或」的外面套上一個「口」，即又一層邊界線，這就是一直用到1950年代的「國」字。「國」字的出現表明城邦的疆界已經擴大，由國向外擴充套件到野，為此需要建立更大的防禦圈。
「邦」與「國」的所指是一樣的。「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尚書?五子之歌》。這句話又是人本主義的。「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周禮?秋官司寇?大行人》。大行人是周王的禮賓官。「世」，父死子立曰世。以上的「邦」都是「國」的意思。因此，邦與國經常並稱，曰邦國。孔子說：「危邦不居，亂邦不入。……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論語?泰伯》。這裡的「邦」就是國。能夠選擇是開放社會的好處，不然只能困守在戶口所在地。在一國只有一大邑的時候，邑又可指國。同理，「國」又指都城，一國之中最大的邑。《禮記》：「子貢觀於蠟。孔子曰：‘賜也樂乎？’對曰：‘一國之人皆若狂，賜未知其樂也。’」《禮記?雜記下》。「蠟」（zhà），蜡祭，歲末的祭祀。農曆十二月為臘月。「若狂」，飲酒醉甚。孔子不同意子貢的觀點。孔子對子貢說：「非爾所知也。張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張，文武弗為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文武」指周文王和周武王。這句話反映了聖人被掩飾的一面。「一國之人」是全城的人。北宋時，范仲淹說：「登斯樓也，則有去國懷鄉，憂讒畏譏，滿目蕭然，感極而悲者矣。」《岳陽樓記》，范仲淹（989-1052）。文章做於宋仁宗慶曆四年（1044）。「去國」就是離開國都，當時是開封。
現代漢語中「國家」是一個複合詞，由「國」和「家」兩個字組成。在古代，「國」與「家」屬於不同的政治等級：諸侯的封地謂國，大夫的采地謂家。孔子說：「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論語?季氏》。「有國有家者」指代諸侯和大夫。天子、諸侯、大夫是從上到下的三個封建等級，與之對應的是天下、國、家三個從大到小的地域。國與家是不同的等級，但其並稱出現得很早。西元前710年，晉國大夫師服說：
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隸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親，皆有等衰。《左傳?桓公二年》。「等衰（cuī）」，等級。
「天子建國」即天子把一部分土地分封給諸侯。天子建的是諸侯之國，不是自己的國，諸侯立的是卿大夫之家，不是自己的家。以土地佔有為依據，一般是天下、國、家三個等級。
孟子曰：「人有恆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離婁上》。
在孟子看來，天下、國、家之間的界限分明，而三者的根本或本源都在個人（身）。如果要追尋中國的個人主義，孟子的這句話可以算作一個起點，比《大學》的「修齊治平」明確得多。這三個等級和《禹貢》的五服共同構成了古代中國的社會秩序。孟子說：
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徵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弒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弒其君者必百乘之家。《孟子?梁惠王上》。「徵」，取也。
其實，在孟子的時候，國與家早已混淆。春秋後期，一些大夫實際上控制著諸侯國，國成了他們的家。「三家分晉」的就是晉國的三個大夫，他們分別自立為諸侯，而且得到了周王的承認。三家變成了三國。從那以後，諸侯與大夫、國與家的界限逐漸模糊了。在秦統一之後，國與家都消失了，只有一個大一統的帝國。因此，直到近100多年「國家」才又成為常用詞。在此期間，常用的是「中國」，天下的地理、政治和文化中心。
b?「中國」的由來
至少在周初就已經有了「中國」的概念。1965年，在寶雞賈村出土了一件青銅器「何尊」。銘文有「則廷告於天，曰餘其宅茲中或」。「或」即「國」，還沒有加上外層防禦圈（或+囗=國）。古埃及的象形文字把法老的名字放在四角為弧形的「口」（cartouch，近似橢圓）中，與「國」字有類似的組合。「法老」本意是大屋，或宮殿。「中或」即「中國」。何尊是目前有關「中國」的最早實物記載。它的製作時間在周成王五年（約西元前1038年）。銘文中的「宅茲中或」證實了《尚書大傳》關於周公營建洛邑的記載。周公攝政共七年：「周公攝政，一年救亂，二年克殷，三年踐奄，四年建侯衛，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成王。」「奄」，在今天的曲阜以東，盤庚遷殷之前的商朝都邑。成王即位時，參與武庚的叛亂，被周公所滅（踐奄）。周公長子伯禽被封於奄，即魯國的開始。「成周」即洛邑，周的東都。洛邑在中或，位於西周當時的都城鎬鎬在今陝西西安西南。文王建豐（今陝西西安北），文王從岐遷都到豐。武王修建鎬，為辟廱（離宮）。《詩經?大雅?文王有聲》：「考卜維王，宅是鎬京。」可與「廷告於天，曰餘其宅茲中或」比較，兩者很類似。鎬和洛邑兩京的營造時間在同一代人。「考」，完成。「卜」，用（龜甲）卜居。「維」，是。「王」，周武王。的東方。中或指殷的統治核心地區中原。銘文顯示，那時「中國」已經有了宗教和政治含義。據有中國表示獲得統治天下的天命，權力得到正統性。因此，營建洛邑要「廷告於天」。許倬雲說：
天命只能降於居住「中國」的王者，這個觀念，是中國數千年政治史上爭正統的理由。……甚至「中國」一詞，在中國文化中有極重要的意義。而其淵源，也當在何尊所代表的周初受命思想。《西周史》，98頁。
受命即接受天命。「得中原者得天下」並不僅僅是地緣政治的，也表示獲得天意支援以及正統地位。在成王五年之後，「中國」出現的次數很頻繁。詩曰：「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惠此中國，以為民逑。」「惠此京師，以綏四國。」「惠此中國，俾民憂洩。」「惠此中國，國無有殘。」《詩經?大雅?民勞》。「亦」、「止」語助詞。「汔」（qì），乞求。「逑」（qiú），聚合。「憂洩」，洩除憂怨。「殘」，殘害。這5個句子出自同一首詩。全詩共有5段，每一段中，「京師」或「中國」在同一個位置出現，都是指「王畿」，與「四方」、「四國」對應。四方或四國就是四方諸侯。又有一首詩寫到：「女炰烋於中國，斂怨以為德。」「內奰於中國，覃及鬼方。」《詩經?大雅?蕩》。「炰烋」，音、意皆同咆哮。「怨」，可惡之人。「奰」（bì），怒。「覃」（tán），延展。這裡把「中國」與「鬼方」並列。這兩首詩都作於周厲王（約前877-前841在位）時期。不久，《詩經》又有一首詩：「四方既平，王國庶定。」「矢其文德，恰此四國。」《詩經?大雅?江漢》。該詩敘述周宣王（前827-前781在位）命令召虎征討淮夷的事。宣王為厲王之子。「王國」即中國，仍與四方、四國對應。
這時的「中國」的範圍是有限的，專指京畿一帶，東周時以洛陽為中心。春秋時，晉國不在「中國」。《春秋?僖公二十八年》：「衛元咺自晉復歸於衛。」《榖梁傳》：「自晉，晉有奉焉爾。復者，復中國也。」《左傳?桓公二年》：「今晉，甸侯也。」《國語?周語上》：「夫先王之制，邦內甸服。」《禮記?王制》：「千里之內曰甸。」可見當時的「中國」範圍還不足千里。
孟子說，舜是東夷之人，文王是西夷之人，相距千里。他們「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先聖後聖，其揆一也」。《孟子?離婁下》。「揆」，法度。在孟子的時候，舜和周文王還都不是中國人。他們得志後把統治中心設在中國。在唐朝時，中國仍是一個地理名詞，但範圍有所擴大。張九齡對唐玄宗說：「臣嶺海孤殘，不如仙客生於中華。」《資治通鑑》開元二十四年。《資治通鑑》的唐朝部分大量使用「中國」，是地理名詞。「中華」則是強調中國的文化中心地位。九齡是韶州（今廣東韶關）人。牛仙客是涇州（今甘肅涇川）人，離關中平原不遠。九齡當然不是自外於大唐的天下，而是說他自幼沒有受到中原文化薰陶。不過，他大概在想著《孟子》中舜和文王的典故。
c?天下與海內
在新石器時代晚期，中國現代版圖上的各個地方都出現了文明的曙光。太湖東岸的良渚文化，遼寧、內蒙之間的紅山文化，以及東部的龍山文化，似乎都比位於中原的仰韶文化先進一些。但它們仍有共同之處。這些共同點又使中華文明區別於世界其他文明，如對玉的推崇、對龍的崇拜。這說明，在更早的時候，這些新石器文化有共同的源頭。或許因為共同的文化源頭，以及地理的相通，中國在文明早期就有了天下一家的思想。堯說：
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尚書?堯典》。「俊」，大也。「九族」，從高祖到玄孫。「平」，均也。「章」，明也。「昭明」，自明其德。「時」，是也。本書所引《尚書》的有關注解參考了宋人蔡沈的《書經集傳》。
在大禹統一中國之後，夏所在的地區就成為統治中心。中心沒有忽視邊緣。《禹貢》說：
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五百里侯服：百里採，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東漸於海，西被於流沙，朔南暨，身教訖於四海。禹錫玄圭，告厥成功。
這段話應該有當時政治地理的現實，雖然新增了理想成分。它描述了大禹統一後的世界模式。即使「五服」是後人的想象，至少也在西周初期成形了。周穆王穆王即穆天子姬滿，約前976-約前922在位。「將徵犬戎」（又是對「戎」作戰），祭公謀父對他說：「夫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夷蠻要服，戎翟荒服。」祭公謀父所說的「先王之制」就是始於大禹的五服。他還指出，夷蠻有向周王室進貢的義務：「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王。」《史記?周本記》。雖然周穆王比大禹晚了1000多年，西周處理「國際關係」的方式還是和大禹時的一樣。
自我中心並非為中國古人獨有。希羅多德記載：波斯人「認為他們自己在各個方面比所有其他人都要優越得多，認為其他的人的居住地離他們越近，優越的程度就越高；因此居住地離他們最遠的，也就一定是人類中最低等的了」。希羅多德：《歷史》第一卷，53頁，上海三聯書店，2008年。波斯人的想法與大禹的五服沒有本質差別。文明如同以石擊水形成的波紋，從中心漸漸地散開，會因為距離的增大而減弱，但不會在某一點戛然而止。另一個文明的波紋也會盪漾過來。水面的圓圈交匯在一起。古代中國近處沒有同等發達的文明。對於發展程度較低的文化（還沒有發展到文明階段），中國採取了居高臨下心態的懷柔政策，一是為了維持和平，二是為了傳播文明，三是為了滿足虛榮。在歷史的早期，「懷柔」就是一項重要的政策。舜對十二牧十二州之牧（地方行政長官）。十二州是：冀、兗、青、徐、荊、揚、豫、梁、雍、幽、並、營。早期的十二牧很可能是12個最大部落的首領。他們的權力是對中央權力的有效制約。說：
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尚書?舜典》。「柔」，寬而撫之。「能」，擾而習之。「柔遠能邇」有點「遠交近攻」的意思。「允」，信也。「元」，仁厚也。「允元」，信任仁厚之人。「難」，拒絕，「任」，奸佞。「率服」，相率而服從。
這個記錄也許不可靠，但應該反映了一個非常古老的傳統。懷柔是發達文明對於較低文化實施的籠絡政策，不是國家間政治。在一個原始的農業社會，舜把「柔遠能邇」和「食哉惟時」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可見他重視「懷柔」的程度。懷柔是有關戰爭與和平的大事。在天下未定的時代，懷柔是維持和平的一個較好的辦法。因為對於一個較為靜態的農業社會，懷柔的成本比戰爭的代價低。為了和平，古代中國人總是懷有天下一統的理想，即使能力欠缺的統治者也會有這個宏大的目標。孟子回憶說，梁襄王向他諮詢：
「天下惡乎定？」吾對曰：「定於一。」「孰能一之？」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孟子?梁惠王上》。「惡乎」，怎樣。梁襄王是梁惠王的兒子，即孟子「望之不似人君」的那位。對話當在西元前319年，梁襄王即位的那一年。梁襄王的這個問題顯示了他好大喜功，因為他的魏國已經衰落，沒有定天下的實力。襄王更應該關心魏國的安全。
孟子的天下或許不包括蠻夷的土地。在春秋戰國時期，殘酷的現實政治與儒家理想是不相容的。在激烈的對抗中，實行儒家思想只能削弱國家的競爭力。到了漢武帝時，天下定於一，泛道德化有助於統治，儒家思想才得以大行其道。如果能夠保持世界和平，或者為了保持世界和平，儒家思想可以為今後的國際關係學提供很大的幫助。當今的世界是一個放大了的古代中國的天下。這個天下必將定於一。定天下需要以武力為後盾，但絕不能嗜殺，不能集權，必定以自由、民主為先導——正如孟子所說：「仁者無敵。」《孟子?梁惠王上》。
在孟子的時候，天下的觀念將遇到挑戰。齊國的陰陽家鄒衍（前305-前240）的想法雖然被認為是閎大不經，卻對後世的政治哲學有很大的影響。他提出了「五德終始」和「大九州」的觀念。鄒衍認為，每九州組成一個大九州，為海所包圍；共有九個大九州，為更大的海所包圍。這樣，共有九九八十一州。鄒衍論證說，「赤縣神州」（中國）只是八十一州之一。由此增添了「海內」的觀念。余英時認為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變化。他說：
由於鄒衍的理論傳播日廣，中國對於它的位置的自我意識經歷了一次根本的改變。視中國等於「天下」的舊觀念讓位於較為實際的觀念，即認為中國位於「海內」。……「海內」是在地理學意義上使用的，表示中國領土的界限，而「天下」則是較純粹的政治概念，與現代的帝國是同義語。崔瑞德、魯惟一編《劍橋中國秦漢史》，407頁。引文出自第六章：漢朝的對外關係。
其實，《莊子》已經有「海內」的概念：「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乎稊米之在太倉乎。」《莊子?秋水》。「稊」（tí），類似小米。這裡的中國比鄒衍的神州在海內所佔比例要小得多。莊子（前369-前286）比孟子小3歲，比鄒衍大60多歲。《秋水》篇可能出自他的弟子或再傳弟子之手，從而有鄒衍的影響。不過，海內的思想或許源自稷下，未必是鄒衍獨創。齊國臨海，齊人會有四面皆海的想法。有了新的地理觀念之後，中國人身處「海內」一隅，但仍懷有「以天下為己任」的胸懷，並保有「海記憶體知己，天涯若比鄰」《送杜少府之任蜀州》，王勃。的情感。雖然人們認識到中國的有限，卻只把統一王朝當作正統王朝，相信天命只授予統一王朝。偏安的王朝是欠缺的，是兩個王朝之間的過渡階段。天下和海內是與王朝相關的地理概念，都必須完整，而國家則可大可小。遲至1899年，梁啟超還要解釋為什麼中國人不知有國，也不知愛國。他說：
我支那人，非無愛國之性質也。其不知愛國者，由不自知其為國也。中國自古一統，環列皆小蠻夷，無有文物，無有政體，不成其為國，吾民亦不以平等之國視之。故吾國數千年來，常處於獨立之勢，吾民之稱禹域也，謂之為天下，而不謂之為國。既無國矣，何愛之可雲?《愛國論》，《飲冰室合集?文集第三冊》。那時的「支那」一詞尚無貶義。
梁啟超意猶未盡，不到一年，他又滿懷激情地說：
且我中國疇昔者，豈嘗為國家哉？不過有朝廷耳。我黃帝子孫，聚族而居，立於此地球之上者既數千年，而問其國之為何名，則無有也。……朝也者，一家之私產也；國也者，人民之公產也。……一朝廷之老且死，猶一人之老而死也，於吾所謂中國者何與焉？然則吾中國者，前此尚未出現於世界，而今乃始萌芽云爾。天地大矣，前途遼矣，美哉，我少年中國乎！《少年中國說》，《飲冰室合集?文集》第二冊，第五卷。
梁啟超準確地指出了王朝與國家的區別。但是，他有點樂觀了。
中國的四至
中國的邊界是由自然地理確定的，自秦漢以來變化不大。在強盛時版圖擴大一些；在衰弱時版圖縮小一些。中國現在的疆界是清朝奠定的，與漢、唐強盛時的範圍大致相同。但是，清朝在乾隆年間的面積超過了漢、唐，卻在後期失去了大片的領土，主要被俄國奪走。中國領土最廣闊的時期是元朝和清朝，這兩個朝代都是北方少數民族建立的。蒙古人和滿人入主中原後，實際上把它們的故土和中原王朝的土地合併在一起了。元朝和清朝前期還基本解決了北方邊境的安全問題，原因很簡單：它們就是那些入侵者。當然，在清朝後期，北方邊界又變得不安寧了。不同以往的是，那時的侵略者不再是游牧民族，而是使用西方現代武器的俄羅斯帝國。從此改寫了中國3000多年的北方邊境史。雖然外敵的種族變了，入侵的模式變了，但中國北方領土和安全受到威脅的情形卻沒有改變。
唐與清兩朝版圖最大時候的不同之處是，清朝多了兩部分：（1）唐朝時的突厥故地（今天的外蒙古）；（2）唐朝時的吐蕃帝國（今天的西藏、青海，以及四川西部等地）。如果去掉這兩大塊土地，唐與清的領土在地圖上看起來就很相似。需要指出的是，突厥和吐蕃是唐朝的兩大勁敵。在清朝時，蒙古和西藏因為衰落而被滿族征服，學者們至今不能確定唐及之前生活在蒙古高原上的人們哪些是蒙古人，哪些是突厥人，因為那個時候他們沒有顯著差異。蒙古民族是在成吉思汗之後才形成的。歐亞內陸大草原本來就是一個民族遷徙的通道。人民和土地被納入中央政府的管理之下，不過仍保留相當大的自治權。因為偏遠和高寒，西藏的自治程度比蒙古更大一些。即使如此，清廷仍需要在新疆和西藏與西蒙古的騎兵作戰。此外，唐與清的土地還有一個區別，在地圖上看不出來的區別。唐朝時還有很多羈縻州，而雍正帝的改土歸流則把自治的土地納入中央的直接管理之下。
明朝的開國皇帝朱元璋起自社會底層。他在元末戰亂中起家，在戰爭中消滅了眾多英雄，推翻了元朝統治。朱元璋是權力變態狂。明初的專制前無古人，後來者也不多。在奪得天下之後，朱元璋大肆屠殺功臣，對全國實行嚴密而殘酷的控制，特務四出。但是，這樣一位暴君卻是一名國際和平愛好者。朱元璋在《皇明祖訓》中告誡他的子孫皇帝們：
四方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不自揣量，來擾我邊，則彼為不祥。彼既不為中國患，而我興兵輕犯，亦不祥也。吾恐後世子孫倚中國富強，貪一時戰功，無故興兵，殺傷人命，切記不可。但胡戎與中國邊境密邇，累世戰爭，必選將練兵，時謹備之。
然後，朱元璋開列了不徵之國的名單，幾乎包括了當時所瞭解的所有國家。他還特別提出斷絕與日本的關係。朱元璋在登基後不久（洪武四年，1371年）就對省、府、臺臣們宣諭這些話，當時他還提到古訓：「地廣非久安之計，民勞乃易亂之源」。孫正容：《朱元璋系年要錄》，216頁，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這確實是真知灼見。土地擴張必然統治異心的民族，而且會加重民眾的勞苦，最後導致帝國崩潰。朱元璋在國內實施酷烈的統治，同時謀求與鄰國和平共處，要求「不為中國患者，不可輒自興兵」。《朱元璋系年要錄》。羅馬帝國的第一位皇帝奧古斯都（前27-後14在位）也在他的遺囑中告誡他的繼承人謹守大自然為羅馬劃定的疆界。見《羅馬帝國衰亡史》上冊，20頁。唯一的例外是胡戎，即北方的蒙古。但朱元璋的戰略是採取守勢，「時謹備之」。那時，元朝剛被推翻，明朝還要再花10多年的時間才能清除蒙古在內地的勢力。
諸夷確實「限山隔海」，但地理限制並非不可突破。除朱棣之外，明朝後世皇帝恪守祖訓，從而形成了明朝封閉消極的對外政策。牟復禮似乎不無惋惜地說：
明政府擁有遠大得多的機會捲入世界其他地方的事務，不論是對日本和朝鮮，不論是對南洋諸國，也不論是對歐洲列強，都是如此，但是，這些機會都錯過了。……一方面是明政府在北方深溝高壘和被動地固守，一方面它又未能在其他方面進行擴張。牟復禮、崔瑞德編《劍橋中國明代史》，8-9頁。
在中國曆代皇帝中，朱元璋式的和平國際政策基本上是主流。事實證明，在4000年的文明史中，雖然中國經常對周圍地區佔有軍事優勢，但領土擴張卻非常有限。中國的擴張不僅受到地理條件的限制，還受到儒家思想的制約。領土擴張最劇烈時期是在元朝和清朝。這兩個王朝是外來政權。他們在入主中原之前不受儒家傳統的約束。實際上，在佔領全國之後，蒙元沒有接受儒家思想，清朝的接受程度很有限，而佛教也沒有引導他們維持和平。他們較好戰，擴張領土時的限制主要是補給線，以及地理和氣候條件。某些地理特點往往與氣候有關。比如，沙漠是因為降水少、蒸發多而形成的。
a?北方的威脅：傳統的方向
每年冬天，西伯利亞和外蒙古的寒流總會南下中國。因為沒有高山的阻擋，寒流在幾天之內即可掃蕩全國大部。從東北到華南、西南，全國東半部氣溫驟降，海南島都會有明顯降溫。從華北北部的北京到長江入海口的上海，直線距離大約1100公里。寒流之下，南北氣溫相差不過兩三攝氏度。因為南方潮溼，人體感覺更冷。到了盛夏，除了高海拔地區，全國大多數地方都是酷暑難耐，即使東北的氣溫也不涼爽。中國的大陸性氣候是夏季炎熱的原因。陸地在陽光照射下升溫快，熱量不易散發，原因更多在本地。冬季的嚴寒卻來自遙遠的北方，一次寒流可以由北向南掃過整個東半部國土，越過南嶺直達海南島。從西北方向進入中國的寒流往往受阻於青藏高原，西半部降溫劇烈，但降溫的範圍卻往往有限。如果把入侵的軍隊比作寒流，可以在歷史上看到非常類似的現象：一次強大的北方入侵即可抵達淮河或長江（河流不能抵擋寒流，卻能阻礙軍隊）岸邊。如果有更強大、更持久的入侵，那麼從東北到華南就會相繼陷落，整個國家改朝換代。
中國的正北方是兇悍的游牧部落的發源地。他們的洲際征服潮流是由東向西，匈奴、蒙古都曾向西馬其頓的亞力山大的征服路線是少見的反方向。他從西方向東方進軍。不過，他沒有經過北方草原，而是較南方的高原。後來，伊斯蘭教徒也從阿拉伯半島一直打到中亞，把他們的信仰傳到了東方。亞力山大的進軍與中國無涉。在751年（唐玄宗天寶十年），唐朝軍隊於怛羅斯（今哈薩克江布林城）被東來的大食（阿拉伯）軍隊打敗。這一年，唐朝流年不利，三戰三敗，先敗於南詔，再敗於大食，三敗於契丹。四年之後安史之亂爆發，通往西域之路被吐蕃阻斷，唐朝再也沒有收復西域。西域逐漸被伊斯蘭化……他們本地的侵略方向則是由北而南。大草原的南方是中國。因為面向大草原，中國的第一要務是國防，所以，「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左傳?成公十三年》。青銅是當時最珍貴的合金，青銅器的使用顯示出祀與戎的重要。許倬雲說：「商代青銅器用於作為工具及農具的比例，遠小於作為禮器及武器的數目。」許倬雲：《西周史》（增訂本），27頁，三聯書店，1995年。張光直也說：「中國青銅時代的最大的特徵，在於青銅的使用是與祭祀與戰爭分離不開的。換言之，青銅便是政治的權力。」張光直：《中國青銅時代》，22頁，三聯書店，1999年。
從本書第三章可知，中國歷史是在與西戎北狄的戰爭中寫就的。戰爭刺激了中國，使它在腐敗的時候能夠振興。在可以追溯的歷史中，中原與北方的戰爭從未停止過。宋國人有一首詩，讚美他們的祖先湯王：「昔有成湯，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詩經?商頌?殷武》。「常」，服從。宋是殷的後裔。氐羌不敢不來朝拜商湯，因為商湯有強大的武裝，打敗了他們。這首詩是春秋時殷人追述歷史，卻是可信的。如果商湯沒有戰勝氐羌，就很難取代夏朝，更難使商朝生存下來。迄今最早的漢文字證明了頻繁的戰爭。殷墟出土的甲骨文有許多戰爭的內容，還出土了許多兵器。《易經》也儲存了對北方戰爭的記載。如《既濟》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殷高宗武丁，在位時間在西元前1300年前後。根據甲骨文，武丁多次發動戰爭，召集的軍隊最多時有13000人。《史記?殷本紀》載：「武丁修政行德，天下鹹驩，殷道復興。」「驩」之音、義皆同「歡」。《未濟》九四：「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於大國。」高宗就是殷王武丁（約前1254－約前1194在位）。他和妃子婦好對東西南北四個方向征討，其中有西方的馬羌——顯然是一個養馬的游牧部落。高宗時，殷人已經大量使用馬拉戰車。
周人崛起於西戎。周穆王（約前976-前922）征討過犬戎（殷時的昆夷）。周懿王時（約前899-前891），中原與獫狁有頻繁的戰爭：「靡室靡家，玁狁之故。不遑起居，玁狁之故。」《詩經?小雅?采薇》。周宣王（前827-前781）時，「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薄伐西戎」，最後「玁狁於夷」。《詩經?小雅?出車》。「薄」，語首助詞。「夷」，平定。北方游牧部落有很多名字。王國維認為，這些名字都是中原人對他們的稱呼，不是他們的自稱。鬼方、昆夷、獫狁都是同一族，他們是匈奴的祖先。《觀堂集林》上，583頁以下之《鬼方昆夷獫狁考》。許倬雲說：
王國維著名的考證，以為鬼方與獫狁之屬同為北方的游牧民族，則商人與鬼方的衝突，當是牧人與農人之間的頭陣。商代南方無勁敵，北方則常有邊患。周代也有同此現象。《西周史》（增訂本），24-25頁。
其實，何止商周有北方的邊患。縱觀中國歷史，威脅幾乎總是來自北方。商朝的國都屢次遷移，至盤庚（約前1350-前1300）時才定於殷。此後，一直到商紂王被周武王消滅，殷滅亡（約前1066年），近300年殷人沒再搬遷。夏鼐認為：殷墟的「絕對年代，一般採用西元前約1300-1027年的說法，但是也有提早數十年到一百來年的可能」。夏鼐：《中國文明的起源》，83頁，文物出版社，1985年。商朝前期為什麼屢次遷都？論者們給出了很多解釋，如尋找銅礦，等等。戰爭被大多數人忽視了。戰爭是改變歷史的最強大力量。相比之下，其他力量（如文化、環境）的作用都是隱性的、緩慢的。因腐敗而滅亡的政權可以很容易歸咎於別的原因，如敵對勢力的破壞。但戰敗而亡則顯而易見，不容否認。武丁時，商朝強盛，多次打敗鬼方。都城得以長期留在殷，北方前線穩定下來。
周崛起於西戎。西周亡於西戎與內地諸侯的聯合進攻。秦（前221－前206）統一之後的一項重大工程是連線六國中的北方長城，以抵禦游牧民族的侵擾。雖然秦不是滅於北方入侵，卻與北方威脅有很大的關係。始皇派長子扶蘇去北方守長城，因此在他死的時候，跟隨他的少子胡亥與趙高、李斯合謀，取代扶蘇，篡取皇位。扶蘇被胡亥以始皇之名賜死，同死者還有大將蒙恬。秦亡於胡亥和趙高之手。秦之後，中原王朝與游牧政權之間的分界線在南北大幅度擺動。在中原王朝強盛時，邊界一直向北推到今天的長城以北，在中原王朝弱小的時候，中原的大部分都被丟失。雖然中國歷史一直奉中原王朝（包括入主中原的北方王朝）為正統，但實際上，除了統治範圍一直到了極北的元朝，不論在哪一個朝代，來自北方（包括西北和東北）的威脅沒有完全消失過。因此可以說，中國的古代史應該被視為一部南北融合史。之所以不說是擴張史，並非要文飾，而是因為擴張的主體是變化的，常常不是中原王朝。這個融合過程反反覆覆，還遠遠沒有結束。
在秦已亡、漢未立的動盪期，匈奴帝國建立了。西元前209年，冒頓（mòdú）殺其父頭曼。統治中心在龍城匈奴祭天、大會的地方，在今蒙古國北部鄂爾渾河西側的和碩柴達木湖附近。的匈奴開始向各個方向擴張。冒頓單于奪回了秦朝大將蒙恬佔領的河套地區；驅逐了河西走廊的月氏人，進入西域。漢高祖於西元前200年在平城白登山（今山西大同東北）被匈奴大軍包圍，幾乎被俘。此後漢朝採取了和親政策，每年向匈奴提供大量物質。冒頓死後，他的兒子老上單于（前174-前160在位）即位。在老上之後，匈奴的單于不是特別能幹，但雙方的實力對比沒有扭轉，漢朝還在忍耐。西元前135年，匈奴又提出修改和親條約。在宮廷辯論中，御史大夫韓安國支援和親。他說：
千里而戰，即兵不獲利。今匈奴負戎馬足，懷鳥獸心，遷徙鳥集，難得而制。得其地不足為廣，有其眾不足為強。自上古弗屬。漢數千裡爭利，則人馬罷，虜以全制其弊，勢必危矣。臣故以為不如和親。《漢書?韓安國傳》。
韓安國清楚地說明了不宜戰的原因。大臣們大多支援韓安國。韓安國不是怯懦之人，他也曾帶過兵。文武職業的分別出現在唐朝。在另一個記錄中，韓安國在討論中還誇耀了匈奴的騎兵：「且匈奴者，輕疾悍亟之兵也，來若風雨，解若收電。」《新序?善謀》，劉向。在北方，一支游牧部落可以很快地移動，聯合或征服其他部落，力量如滾雪球般地發展，然後滾滾南下。
漢朝經過數十年的休養生息之後，國力大增。在這次辯論後，漢武帝（前141-前87在位）還是決定維持和親政策。到了第二年，武帝不能再容忍匈奴，決定反擊。漢軍的伏擊被單于識破，匈奴大軍及時退走。西元前127年，衛青又奪回了河套地區，漢朝在那裡設立了朔方郡和五原郡。西元前119年，衛青與霍去病各率5萬餘騎，以及輜重步兵數十萬，從今山西北部出擊。單于的兵力大致相仿，以逸待勞。衛青先接敵，兩軍對峙時，「會日且入，而大風起，沙礫擊面，兩軍不能相見。漢益縱左右翼繞單于。」《漢書?衛青霍去病傳》。單于見戰不利，突出包圍逃走。漢軍遣輕騎夜追兩百多里不得。
西元前57年，匈奴分裂為東西兩部。一百多年後的48年，東部分裂為南北匈奴。南匈奴投降了漢朝。經過西漢末年的退卻之後，東漢明帝永平十六年（73年），大將竇固、耿忠出擊北匈奴，收復部分西域失地。和帝永元元年（89年），竇憲、耿秉再次大破北匈奴，追至燕然山（今蒙古國杭愛山），刻石紀念。此後匈奴又遭東漢的幾次沉重打擊，一蹶不振，只能製造邊患。北匈奴的地盤漸漸被來自東北的鮮卑、烏桓佔據。南匈奴遷至內地居住下來，埋下了後來「五胡亂華」的種子，西晉因此滅亡。東晉（317-420）的時候南北分界線在淮河，這時候的北方是五胡十六國時期。北方的5個游牧民族在中原混戰，漢人被大批屠殺。冉閔報復性地大殺羯人，自己最後也被殺。鮮卑族的北魏（386-534）結束了數十年的混亂，統一了北方。東晉和南朝（420-589）的宋、齊、梁的北方邊界在黃河與淮河之間，陳時則被壓縮到了長江一線。隋（581-618）、唐（618-907）時中國才再次統一。唐朝初年，戰亂之後國力薄弱，不得不向強大的東突厥俯首稱臣。
626年，太宗即位不久，東突厥的大軍就抵達了渭河邊。太宗只能與頡利可汗（620-630在位）講和，贈送了大量財寶，突厥才退兵。唐太宗一直懷有反擊之志。趁著東突厥遭遇內亂和雪災，629年，太宗派李世、李靖發起進攻，抓獲了頡利可汗。在640年代，太宗利用西突厥的內部分裂，不僅使西突厥不能對唐朝構成威脅，還在西域樹立了權威。
在東北方向，隋煬帝曾經三次進攻高句麗，都以失敗告終。隋朝也因隨之產生的內亂而滅亡。失敗的原因之一是補給線太長，道路泥濘，軍隊的供應困難；而且遠征軍不能在嚴冬留在荒野，必須撤回。唐太宗兩次進攻高句麗，雖然有所進展，但都沒有取得大勝，反而遭受重大傷亡。649年，太宗在計劃第三次對高句麗的戰爭時去世。這時，高句麗的統治者泉蓋蘇文則開始擴張，侵契丹，聯合百濟攻打新羅。新羅向唐朝求援。660年，蘇定方率軍登陸百濟，與新羅一起滅了百濟。兩年後，蘇定方又指揮唐軍從北方入侵，但南方的唐軍受到牽制，不能及時配合，蘇定方被迫撤退。唐朝的水師在海戰中擊退了日本支援百濟叛亂的船隊。666年，泉蓋蘇文去世，他的兩個兒子爭權。在老將李世指揮下，聯軍於668年攻陷高句麗的都城平壤，高句麗滅亡。唐朝在平壤設立了都護府。
太宗和高宗時期的成功沒有消除北方的威脅。在武后時期，北突厥和契丹經常騷擾邊境。在700年前後，北突厥的默啜可汗控制了從東北到西北的整個北方。在玄宗時，唐朝在東北方和西北方構築防禦工事。節度使的權力增加了。這是後來藩鎮之亂的原因。
五代十國（907-960）時期，中國再次分裂。兩宋（960-1279）時，北方形成了強大的王朝。西夏、遼、金、元對宋朝形成壓迫，使之從來沒有完全統一。宋太祖統一時的路線是先易後難，從南方開始。南方「易」的任務順利完成了。可是直到宋朝結束，統一北方「難」的雄心都沒有實現，反而一直受到北方的壓迫，向南方退縮，到了淮河甚至長江一線。兩宋都亡於北方入侵。北宋兩位皇帝被金人俘虜而亡，南宋被蒙元消滅。
明初時首都設在南京，1421年明成祖朱棣遷都北京。歷史上都城設在南方的，都是中國王朝的領土不完整時期，所憑藉的是黃河或長江天險。只要王朝領土完整，都城必定設在北方，以加強對北方的防禦。或者是元、清兩朝來自北方的統治者，不願遠離他們的故土。但是，中國的經濟中心在南方，都城設在北方，就要大量從南方向北方運輸糧食。為此，隋朝時就開鑿了運河，漕運所費靡多，也在所不惜。朱棣重複了隋朝的大工程。
在清軍入關之前，東蒙古就已經投降，時間在1635年。清朝中期之前北方的最大挑戰是西蒙古，即準噶爾。噶爾丹（1676-1697在位）是準噶爾汗國的一個王子，在拉薩出家為僧。1676年，他回到準噶爾奪取了汗位，然後東征西討，建立了準噶爾帝國。帝國的疆界包括新疆和外蒙古。在噶爾丹的壓力下，喀爾喀蒙古（北蒙古、外蒙古）的汗王向南逃到山西西北部，向清朝稱臣，尋求保護。1690年，康熙帝親自領兵征討。兩軍在張家口以北的地方相遇，清軍發射歐洲傳教士鑄造的大炮，噶爾丹退走。1696年，康熙帝第二次親征。在清軍大炮的轟擊下，準噶爾軍在庫倫（今蒙古國烏蘭巴托）以南的地方潰敗。第二年，康熙準備親征到塔爾巴哈臺（今新疆塔城），那裡是準噶爾的本土。噶爾丹在這時死去。他的侄子策旺阿拉布坦（1697-1727在位）繼續領導準噶爾帝國與清對抗。1754年，西蒙古的幾個首領向乾隆帝投降。直到這個時候，游牧民族在中國歷史中的巨大影響才告結束。在征服準噶爾之後，清政府採用漢唐的做法，在新疆實行軍屯，還把各族人移居到天山北部，開墾土地。在1808年，烏魯木齊各縣的民戶農田數量上升到1775年的10倍。《劍橋中國晚清史》上，70-73頁。
宋以後的三個王朝中，有兩個（元、清）的建立者來自北方。北方民族建立正統王朝，這種情況在以前從來沒有出現過。之前的北魏只佔據了半壁江山。這表明至少在軍事訓練上和尚武精神上，中原已經衰敗了。朱元璋趕走了蒙古人，永樂皇帝把首都從南京遷到北京，但是明朝一直受到瓦剌蒙古人的威脅。秦修長城1500年以後，明大規模重修長城。漢唐都沒有長城。當年，有大臣勸唐太宗修長城防突厥，但太宗決定採取攻勢，並很快消除了突厥的威脅。1449年，明英宗在宣府（今河北宣化）的土木堡被蒙古人抓走，50萬大軍被擊潰（土木堡離白登山並不遠，圍困土木堡的瓦剌蒙古騎兵經過大同回到草原）。明朝最終亡於來自東北的滿洲人。對於清朝，主要的威脅仍來自北方，雖然他們把內、外蒙古都正式納入中國版圖。除了以前的游牧民族外，又增添了從西伯利亞來的俄羅斯人、從朝鮮半島登陸而來的日本人。他們的第一個侵略目標就是滿洲人的故鄉。
俄國人早就在覬覦中國的東北。俄國東西伯利亞總督穆拉維約夫派人考察黑龍江流域。大約在1849年，他以一個地緣政治學家的口吻說：「誰掌握了黑龍江口，誰將佔有西伯利亞，至少可以遠至貝加爾湖」；同時，他還警告說，如果英國人奪取了黑龍江河口和庫頁島，俄國就將失去整個東西伯利亞。納羅契尼茨基：《殖民政策》，第117頁。轉引自《劍橋中國晚清史》上，366頁。當時英國、法國和美國在遠東都有艦隊，並曾在黑龍江河口之外徘徊。在克里米亞戰爭時期，英法艦隊還曾試圖在河口以北登陸，攻擊俄國。到了1858和1860年，俄國借第二次鴉片戰爭之機，玩弄外交手段，威逼清廷，奪走了東北100多萬平方公里（包括庫頁島）的中國領土，進而圖謀更南的土地。
中原向北方擴張的障礙是寒冷、草原和沙漠。拉鐵摩爾說：「拒絕漢人的主要環境是草原，草原社會是抵抗中國社會的最堅決的組織。」《中國的亞洲內陸邊疆》，179頁。西方歷史上也有類似的事例。歐洲強國曾兩次全面入侵俄國，拿破崙和希特勒的軍隊在歐洲橫掃千軍，卻都在俄國被嚴寒和大草原打敗，一潰而不可收拾。詳細論來，這兩位歐洲梟雄的失敗還有別的原因，比如，俄軍（蘇軍）的英勇抵抗，等等。嚴寒和廣闊是俄國最強大的天然盟友，戰爭的轉機都是在寒冬來臨之後出現。在蘇芬戰爭（1939年11月－1940年3月）之初，入侵的蘇聯軍隊被弱小的芬蘭打敗，除了斯大林的大清洗嚴重削弱了蘇軍之外，另一個主要原因是芬蘭人同樣瞭解嚴寒與冰雪，並在戰爭中充分利用。這場蘇芬之戰也被稱為「冬戰」。可以對比蘇芬戰爭和諾門罕戰役，諾門罕戰役（蘇聯方面稱哈勒欣）是在同一年略早一些時候發生的。1939年5月，日本和蘇聯軍隊在中蒙邊界衝突。在蘇聯坦克和航空兵的協同打擊下，日本的關東軍大敗。日本從此改變主意，轉而南侵。
從秦到清朝中期，對中國的威脅來自北方。中國的統治者也來自北方。這一局勢只有幾個程度有限的例外。（1）明朝朱元璋崛起於江淮之間，在南京（應天府）建都，北上推翻了蒙古人的元朝。後來威脅明朝的是西蒙古。明成祖時把首都遷到北京，重修長城防備蒙古騎兵。明代在南京正式建都的時間只有53年。（2）清朝晚期的太平天國在廣西起兵，從廣西打到南京，但繼續北伐就很乏力，最後被圍困在南京消滅。雖然對清廷造成極大的威脅，太平天國沒有能夠取得全國政權，歷時也不長，只能算是擴大版的地方叛亂。（3）國民黨從廣東出發北伐，奪取了全國政權。不過，雖然號稱中央政府，國民黨並沒有在全國範圍內建立起有效的統治。許多地方軍閥不聽中央號令，自行其是。另外，當時中國國土上有強大的外國軍事力量存在，特別是日本。國民黨北伐成功有蘇聯的支援以及另一些列強的默許。（4）共產黨最主要的一支軍事力量崛起於江西一帶，其軍事領導人大多是南方人。但紅軍長征到達陝北之後，共產黨成為北方的割據勢力。抗戰結束後，在蘇聯的幫助下，共產黨在東北建立起根據地，然後從東北向南席捲全國，渡過長江，佔領南京，把國民黨打到了臺灣。共產黨統一全國的地理路線和清朝的非常接近。
b?南方的險阻：群山和瘟疫
北方的軍事壓力一直主導著中原王朝的對外關係和軍事結構。苗、越等族群的眾多南方部落是次要的挑戰。南方多山地丘陵，水網密佈，多是彼此相對封閉的農業區。這從南方方言數量之多、差異之大就可以看出來。在出現饑荒的時候，受災面積也沒有北方大，饑民的數量和流動性都比北方小（在近代，迫於人口壓力，南方沿海的居民多向東南亞移民，他們漂洋過海，向海外轉移壓力）。在北方，流民一直是一個問題，一些王朝就是被流民削弱、推翻的。因此，多山的南方不可能像大草原那樣產生地域遼闊的帝國。
早在春秋時期，孔子就已經注意到南北人士的性格差異。他說：「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中庸》。清朝時，趙翼注意到南北用兵結果的差異。他說：「有明中葉，戰功固不足言，然南北更有迥異者。大率用兵於南則易於蕩掃，用兵於北則僅足支御。」趙翼把原因歸於南北不同的風土：「可知北強南弱，風土使然，固非南剿者皆良將，北拒者盡庸將也。」趙翼：《廿二史劄記》下，卷三十四之《明中葉南北用兵強弱不同》，622頁，遼寧教育出版社，2000年。在「風土」的因素中，「土」是關鍵，因為「土地」決定「民風」。在18世紀的歐洲啟蒙時代，人們尤其相信這一點。例如，孟德斯鳩（1689-1755）在《論法的精神》中，用了很大的篇幅專門論述法律與氣候、土壤的關係。他認為，「炎熱國家的人民，就象老頭子一樣怯懦；寒冷國家的人民，則象青年人一樣勇敢。」（《論法的精神》上，228頁）可比較前引趙翼的觀點。趙翼（1727-1814）的年代與孟德斯鳩的年代相差不遠。伏爾泰（1649-1778）還專門寫了《風俗論》。「土」就是地理因素，也包括氣候。從他們的評價可以看出，從孔子到趙翼兩千餘年，中國南北風土的差異沒有根本變化。
會稽的位置在北緯30度附近。在春秋五霸中，越國的國都在最南方。在以後的中國歷史中，北緯30度以南從來沒有形成過強大的政權，不能像勾踐時的越國那樣抗衡中原國家。正統王朝迫於游牧部族壓力而南遷的，最南的首都是杭州不包括皇帝向南逃亡時停留之地，也不包括在王朝末年稱帝的皇室成員所在之地，否則中國的國都將一直向南，進入大海（南宋末）或緬甸（明末）。這裡也沒有列入日本侵華時的陪都重慶。，也在會稽以北。只有在戰亂時期，才會在南方形成一些割據政權，如秦末漢初趙佗建立的南越（都城在番禺，後被越南當作本國曆史上的第一個正統王朝），五代十國時期南方的吳越、閩、楚、南漢等國。北方的五代最後一統為宋朝。宋朝統一了南方，又受更北方的壓迫。
在2000多年前，人們就已經清楚地瞭解南北地理條件對戰爭的影響。在漢武帝（前141年－前87年在位）統治初期，閩越侵南越分別又作閩粵和南粵，在今福建和廣東一帶。閩粵王為越王勾踐的後代，在進攻南粵之前3年，閩粵還圍攻東甌（今浙江溫州一帶），漢發兵救東甌，未至，閩粵退兵。南粵的第一個王是趙佗，都城在番禺。佗為真定（今河北正定）人，在秦末動盪時，接受秦南海尉任囂的臨終委託，絕新道（秦時新開拓的通往北方的大道）自保。漢文帝時，佗去帝號，成為漢的藩臣。趙佗也是越南正史中的正統國王……南越是漢的藩臣，不敢擅自興兵抵抗，因此向皇帝投訴。為了保護藩屬，漢武帝決定發兵攻打閩粵。淮南王劉安上書反對。他說：
臣聞越非有城郭邑里也，處谿谷之間，篁竹之中，習於水斗，便於用舟。地深眛而多水險。中國之人，不知其執阻，而入其地，雖百不當其一。得其地，不可郡縣也，攻之，不可暴取也。以地圖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過寸數，而間獨數百千里。阻險林叢，弗能盡著。視之若易，行之甚難。……今發兵行數千裡，資衣糧，入越地，輿轎而隃領，柁舟而入水，行數百千里，夾以深林叢竹，水道上下擊石，林中多蝮蛇猛獸，夏月暑時，歐洩霍亂之病相隨屬也，曾未施兵接刃，死傷者必眾矣。……且越人棉力薄材，不能陸戰，又無車騎弓弩之用。然而不可入者，以保地險，而中國之人，不能其水土也。……南方暑溼，近夏癉熱，暴露水居，蝮蛇蠚生，疾癘多作。兵未血刃，而病死者什二三。全文見《漢書?嚴助傳》，班固。「癉」（dān），熱症、熱病。「蠚」（hè），蟲類蟄咬。
這裡的「中國之人」實際上是中原地區的北方人。北方人畏懼南方炎熱的氣候和多山多水的地理。劉安後來因謀反罪被殺。不過，劉安的這次諫言得到了漢武帝的欣賞。與閩越的戰爭也沒有打起來，因為閩越王的弟弟「殺王以降，漢兵罷」《漢書》……劉安的諫書不僅是文人與武人在戰爭問題上的對立，還有很多地緣政治的真知灼見，以及對南方地理的深刻了解。在此後近2000年的時間中，中原王朝在南方的軍事行動都遇到相同的問題。
東漢的名將馬援（前14-後49）在北方和南方都長期征戰，最後折戟長沙西。光武帝劉秀建武十一年（35年），馬援為隴西太守，平定了諸羌造成的邊患。40年，交趾女子徵側、徵貳姐妹稱王起事，應者眾多，攻沒六十餘城。41年，馬援拜為伏波將軍，遠征交趾。他斬殺兩姐妹，平定了在今天越南河內以南的叛亂。44年秋，馬援「振旅還京師，軍吏經瘴疫死者十四五」，即近一半死於瘴癘。《後漢書?馬援傳》。然後他又到今天山西北部出擊烏桓，烏桓主動退走。49年，漢軍征討武陵、五溪蠻夷（在今湖南沅水的沅陵、辰谿一帶），卻全軍覆沒。62歲的馬援主動請纓出戰。在今天湘西的進軍途中，「賊乘高守隘，水疾，船不得上。會暑甚，士卒多疫死，援亦中病，遂困。」《後漢書?馬援傳》。這次馬援亦無倖免。他死在軍中。馬援曾有壯言：「男兒要當死於邊野，以馬革裹屍還葬耳。」《後漢書?馬援傳》。他原來的設想是死在北方。
在中國南方，擴張的主要障礙之一是瘴癘，其程度甚至在崇山峻嶺與大河急流之上。路總是能夠找到，或開闢出來，但疾病卻難以防治，無法避免大量減員。在古代，中原人稱江南為「瘴癘地」。瘴癘是中國古代對南方傳染病的泛稱，主要是瘧疾（由虐蚊叮咬而感染），可能還包括鼠疫、傷寒等疾病。古人對它們沒有區分能力，也不知道如何醫治。他們認為，瘴癘是由山間的瘴氣（潮溼空氣）引起的。其實，西方人也同樣認為瘧疾的病因是不良空氣。malaria（瘧疾）一詞來源於義大利語malaaria——「壞空氣」。
瘴癘的多發區隨著中原人及中原文化的南遷而逐漸南移。東晉士族南下，開發江南。南京成為「六朝古都」，江南成了富庶之地、人文淵藪。「瘴癘地」的界限隨之向南推移。唐朝時，流放南方是一個嚴重懲罰。705年，杜審言被流放到峰州，沈佺期為他寫下了「洛浦風光何所似，崇山瘴癘不堪聞。」《遙同杜員外審言過嶺》。峰州在今越南河內附近的永富省一帶，時屬嶺南道。當時的道不是常制。李白也曾被流放。757年，李白在今天的江西被捕，次年被流放夜郎（今貴州桐梓）。在前往夜郎的途中遇赦。杜甫（杜審言的孫子）不知道李白已經遇赦，寫了一首詩懷念他，其中有「江南瘴癘地，逐客無訊息」。《夢李白》二首之一，作於759年。
在730年代末，以大理為中心的南詔興起。南詔臣服於唐朝，卻又向唐朝的領土擴張。因為地方官的貪瀆和勒索，南詔王閣羅鳳攻佔了雲南府（今雲南祥雲之雲南驛），殺太守。第二年，即751年，劍南節度使鮮于仲通率兵攻南詔，被南詔打得大敗。唐兵死者6萬人，其中許多人死於流行病。南詔因此向吐蕃稱臣，尋求保護。楊國忠庇護兵敗的鮮于仲通，並徵兵再戰。「人聞雲南多瘴癘，未戰士卒死者什八九，莫肯應募」。於是，楊國忠派人四處抓壯丁，戴上連枷送到軍隊。「於是行者愁怨，父母妻子送之，所在哭聲振野。」《資治通鑑?玄宗天寶十載》。同樣在751年（玄宗天寶十年），唐朝在北方也連連失利。高仙芝在今哈薩克南部被阿拉伯軍隊打敗，安祿山在今河北被契丹打敗。這是唐朝戰事不利的一年。
北宋時，蘇軾因反對王安石變法，多次被貶。他的貶謫地越來越向南方，先後有黃州（今湖北黃州）、惠州（今廣東惠州）、儋耳（今海南儋縣）。在貶謫途中，愛妾朝雲跟隨蘇軾到了「瘴癘之方」的惠州。在1096年，朝雲「遭時之疫，遘病而亡」（《朝雲疏》）。在這一年秋天，蘇軾作《西江月?梅花》紀念朝雲：「玉骨哪愁瘴霧，冰肌自有仙風。」1101年，在離開海南謫地一年後，蘇軾自己也因瘴毒發作，在常州去世，終年66歲。
越南北半部曾是中國的一部分。在五代十國的分裂時期，越南在968年獨立，然後開始擴張。北宋治平（1064-1067）初，朝廷得到交趾企圖入侵的報告，宋英宗「問交趾於何年割據」，輔臣介紹了交趾（今越南北部）的割據經過。接著，宰相韓琦說明了越南割據的緣由：「交趾山路險遠，多潦霧瘴毒之氣，雖得其地，恐不能守也。」《宋史?列傳?外國四》。韓琦以前是堅決主張對西夏用兵的。他在邊防問題上不是溫和派，卻因越南有瘴癘而不贊同收復。宋朝已經準備放棄這個地方割據政權了，但越南卻發起了攻擊。1075年（宋神宗熙寧八年），越南李朝以十多萬軍隊攻陷欽州（今廣西寧山）、廉州（今廣西合浦）、邕州（今廣西南寧）。越南軍隊在邕州屠城，殺了58000餘人，再加上在欽、廉兩州死亡的，有10多萬人死於入侵。次年，宋朝發起反擊，攻佔諒山，直指李朝京城升龍（今河內）。但是，「兵夫三十萬人，冒暑涉瘴地，死者過半。」《續資治通鑑?卷七十一》。在李朝表示降服之後，宋朝撤兵。由此可見，越南能夠保持獨立，在很大程度上是瘴癘的功勞。明初還將重演這段瘴癘史。
北宋大將狄青出身於行伍，在北方屢立戰功。宋仁宗皇祐（1049-1055）年間，南方蠻儂志高反，攻陷邕州（今廣西南寧），圍廣州。圍剿官軍師久無功，多有敗死。狄青上表請行。他出奇兵，一晝夜通過崑崙關。反叛者失去天險，在對陣中仍很奮勇。狄青指揮騎兵從左右翼出擊，叛軍終於失敗。官軍收復邕州。「初，青之至邕也，會瘴霧昏塞，或謂賊毒水上流，士飲者多死，青殊憂之。一夕，有泉湧砦下，汲之甘，眾遂以濟。」《宋史?狄青、郭逵傳》。
朱元璋要求後代皇帝在南北兩個方向都採取守勢，不要有侵略意圖，但防守的重點是北方。朱元璋的兒子朱棣發起了對安南的進攻，自五代十國以來，再一次把越南納入中國領土。永樂五年（1407），明朝在安南設交趾布政使司，轄48個府州、168個縣、313萬戶。在明朝佔領期間，安南的反叛不斷，明軍屢遭挫折甚至慘敗。宣德二年（1427），明宣宗最終放棄安南。此時距離朱棣之死僅3年，中間隔了一個在位不足一年的明仁宗。
朱棣的對越戰爭屬於迫不得已的行動。明朝作為宗主國被動地捲入了越南的內部權力鬥爭，在支援正統方的時候遭到篡位方的襲擊。因此，他不算是完全違背父訓。但是，明朝接下來吞併越南，被證明是一個代價昂貴的錯誤。在佔領安南的同時，朱棣還有許多耗費巨大的目標：1406年，鄭和第一次下西洋；1411年，開始重新修復大運河；營造北京，把京師從南京遷到北京；重新修建長城。在這期間，明朝的戰略重點仍是北方，南方和海洋是次要的。從1410年到1424年，朱棣親自統帥了對蒙古的5次征討，其中兩次沒有遇到敵人，另外三次也沒有給予敵人以致命打擊。他在第五次出征的歸途中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