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斯爾雷身為遠離衝突現場的島國的外相，只打算對俄國明顯的攻擊採取行動，而且一定要攻擊威脅到均勢才會有所反應。梅特涅的國家卻在歐洲心臟地帶，冒不起這種風險。《大外交》，67頁。
法國衰敗後，歐洲大陸的部分權力逐漸轉移到普魯士。普魯士原來是條頓騎士團國家。在第三代國王腓特烈大帝（1740-1786在位）期間，普魯士成為歐洲強國。在首相俾斯麥（1862-1890在位）的策劃下，普魯士各個擊破，先後打敗丹麥、奧地利和法國，於1871年統一了德意志各邦。奧地利被排除在德國之外，法國從此一蹶不振。俾斯麥小心地不去觸動其他歐洲大國的神經，強調德國已經心滿意足，再沒有領土要求。德國統一沒有打破歐洲大陸的均勢，而俾斯麥設計了複雜的均勢，使歐洲大國能夠彼此牽制，尤其是孤立法國，不對德國構成威脅。俾斯麥退休之後，德國沒有人能夠理解他的複雜外交，俾斯麥的「大陸政策」讓位於咄咄逼人的「世界政策」，德國要求得到「陽光下的地盤」。俾斯麥竭力維持的均勢遭受破壞。英國本來無意與德國為敵，也被德國逼向敵對。如基辛格所說：「均勢很少是來自刻意的安排，反而常是為了阻止某一國擴張的野心而形成的結果。」《大外交》，47頁。德國在給自己樹立敵人。
俾斯麥和梅特涅犯了相同的錯誤。他們在國內實行強權統治，壓制反對派，拒絕政治制度改革。以他們的權勢，本來可以使君主制國家更加開明一些。他們在國內沒有安排均勢，只有加強專制。國內的不穩定限制了他們在國際舞臺上輾轉騰挪。不過，他們的專制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沒有瀰漫到社會的每一個角落。奧地利和德國的社會沒有被窒息。兩國的科技和學術都非常發達。德國在科學技術和製造業方面更是當時世界的領先者——這是德國能夠挑起世界大戰的基礎。在俾斯麥去世之後，僵硬的制度終於給德國和歐洲帶來了巨大災難。在國際競爭中，英美的地理位置讓它們擁有更靈活的選擇，可以等到最後均勢被破壞。在另一方面，英美兩國始終佔有制度優勢。它們接受了大批從德國和奧地利逃出來的難民，難民中有許多科學家和學者。他們不全是遭受迫害的猶太人，還有為了良心而出走的德意志人。
在百年戰爭（1337-1453）中戰敗之後，英國基本上退出了歐洲大陸，在很長時間裡是一個較弱的島國。為了保證安全，英國成為大陸均勢的維護者，防止出現可能對英國構成威脅的大陸強權。英國尤其不能容忍低地國家（荷蘭、比利時）遭受侵略，因為那裡是登陸英國的出發點。同時，英國沒有偏安一隅，困守孤島。百年戰爭之後不久就是地理大發現時期，英國迅速走上海外擴張之路，從島國變成日不落帝國。
英國產生均勢思想的時間比法國略晚。在國王亨利八世（1509-1547在位）統治的前半期，英國外交政策一直由首相托馬斯?沃爾西（1475-1530生卒）制定和執行。沃爾西與法國的黎塞留、馬紮然、弗勒裡都是高階僧侶，最後都升任紅衣主教。那時，歐洲的國際政治還沒有完全脫離宗教色彩。沃爾西是英國均勢思想的創始人。英國先是反抗大陸強權法國。1512年教皇組織反法的「神聖同盟」，英國和神聖羅馬帝國皇帝先後加入。後因帝國日益強大，英國與法國講和。1520年，亨利八世渡海去法國訪問，卻與法王弗朗西斯一世鬧得很不愉快。於是，亨利又轉而與帝國結盟。在帝國與法國的戰爭中，英國支援帝國。1523年，在神聖羅馬帝國皇帝的支援下，沃爾西競選教皇失敗。沃爾西告訴亨利八世，英國沒有錢打完這場戰爭。得到國王的允許後，沃爾西與法國講和。1525年，在英法講和之後僅六個星期，神聖羅馬帝國大獲全勝，俘虜了法王弗朗西斯一世，把法國勢力趕出了義大利。因為退出了戰爭，英國沒有分享到勝利果實。從此，「亨利再也不能影響歐洲均勢的天平了」。溫斯頓?丘吉爾：《英語國家史略》上，482頁，新華出版社，1985年。然後，亨利八世看到沃爾西在用很多錢建教堂，因此很不滿意。沃爾西在去世前一年失寵，病死在被押往倫敦塔的路上。
在統治的後半期，亨利八世自己操作外交。因為他的離婚事件，英國教會於1534年與羅馬教廷分裂，奉國王為宗教領袖，引發了天主教和新教之爭，國家有分裂危險。亨利八世的女兒伊麗莎白女王（1558-1603在位）在她的姐姐之後即位，時年25歲。伊麗莎白要應付法王之弟、西班牙國王腓力二世（她以前的姐夫）等權勢人物的求婚，或與他們討論婚事。為了保證各方平衡，伊麗莎白一直獨身。她不想因接受某一個人的求婚而得罪其他人，為英國樹敵。此外，她還要在天主教和新教之間維持平衡，以免英國出現歐洲大陸上那樣的分裂和屠殺。伊麗莎白即位之後重用傑出的政治家威廉?塞西爾（1520-1598生卒），一直到他去世。她的另一位得力干將是弗蘭西斯?沃爾辛厄姆（1530-1590生卒）。沃爾辛厄姆是一位老練的外交官，曾擔任駐法國大使。最重要的是，他為英國建立了一個高效的間諜網。英國國內反對派的陰謀，歐洲大陸強國的計謀，伊麗莎白都能及時知道，事事處於主動地位。
在伊麗莎白時期，英國開始向海外擴張。女王在1578年向一名英國探險家釋出特許狀，允許他佔領「野蠻的異教徒的土地」。這時的英國海軍還不是西班牙艦隊的對手，伊麗莎白支援英國海盜襲擊西班牙商船，掠奪西班牙本土和殖民地港口，造成了很大破壞。另外，儘管英國的財政困難，但仍用金錢支援尼德蘭反抗西班牙的叛亂。與伊麗莎白大約同時的西班牙國王是腓力二世（1556-1598在位），他的統治前期是西班牙的鼎盛時期。西班牙是當時世界第一大強國，也是英國的最大威脅。英國海盜的襲擾迫使西班牙向英國宣戰。西班牙人的戰術還是地中海時代的，船員跳到敵人的船上作戰。英國艦隻裝備了射程更遠的大炮，因此避免近戰。1588年，西班牙的「無敵艦隊」在英吉利海峽遭到風暴和英國海軍的雙重打擊，損失了一半。這是女王統治期間的最偉大的成就。
伊麗莎白沒有後代。她死後，都鐸王朝結束。繼之而起的是來自蘇格蘭的斯圖亞特王朝。在伊麗莎白時期，英國議會的權力繼續增長，但國王堅持「君權神授」。因為徵稅等問題，國王查理一世與議會發生衝突。1649年1月，查理一世被砍頭。1653年，奧利弗?克倫威爾建立獨裁統治。1660年，斯圖亞特王朝復辟。為了防止再次出現信仰天主教的國王，議會邀請荷蘭的威廉和瑪麗到英國，推翻斯圖亞特王朝。這就是1688年的光榮革命。經過這一段動盪時期，議會民主制度在英國確立下來。立憲君主制的英國顯示了更大的擴張能力，領土範圍迅速增加，從英格蘭到大不列顛，再到日不落帝國。但英國不是沒有受到過威脅。在路易十四和拿破崙時期，法國兩次有徵服歐洲大陸的趨勢。為了生存下去，歐洲各國多次結成反法同盟，而英國都是積極參與者和組織者。1692年，英國殲滅了路易十四準備進攻英國的艦隊。1805年，英國海軍將領霍拉修?納爾遜又一次消滅法國艦隊，再次保護了英國本土免遭入侵。在拿破崙戰爭之後，英國成為世界霸主達一個多世紀，在海上無人能敵。
在19世紀，除了德國統一戰爭之外，歐洲大陸基本維持了和平。英國沒有干涉德國統一，因為俾斯麥的政策是剋制的，沒有破壞歐洲大陸的均勢。這段時間是英國的「光輝孤立」時期。唯一的例外是英國聯合法國共同支援土耳其反抗俄國，抵制俄國向地中海方向擴張。這就是克里米亞戰爭（1853-1856），又稱東方戰爭。主要戰場在黑海北岸。那裡是歐洲的邊緣。英法聯手是因為它們在近東的利益不容染指，因此需要堵住俄國的出海口。克里米亞戰爭爆發後，奧地利和普魯士結盟反對俄國。它們向俄國施壓，逼迫它從南歐向後退。奧地利的得罪俄國，為第一次世界大戰埋下了種子。俄國戰敗後轉而向中亞和遠東擴張，中國將深切感受到克里米亞戰爭的後果。
在20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中，英國和美國一樣，都是為了維護歐洲大陸的均勢而主動捲入戰爭。每次英國都比美國更早加入歐戰，因為英國距離歐洲大陸更近，選擇範圍更小。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英國陷在嚴重的經濟危機之中，最終仍然放棄了綏靖政策。希特勒曾認真考慮過入侵英國，最後因為納粹空軍沒有摧垮英國而作罷。
從以上介紹可以得知，均勢觀念從形成之初就已經大致有了兩種不同模式：一是大陸模式，一是島國模式。法國是歐洲第一個民族國家，在哈布斯堡家族的包圍之中，因此最早產生了均勢的思想。自路易十一之後，法國時常懷有帝國野心，屢遭挫折而不甘失敗。在拿破崙戰爭和普法戰爭中兩次被打敗之後，法國在歐洲大陸的地位急劇下降，在地緣政治遊戲中處於被動。19世紀有兩種均勢模式分別以英國和德國兩大玩家為代表，雖從歐洲早期歷史中發展而來，卻與法國無關。基辛格總結說：
十九世紀的勢力均衡體系有兩種模式：帕默斯頓、狄斯累裡所主張的英國模式，以及俾斯麥模式。英國模式是坐等勢力均衡受到直接威脅後，才挺身介入，而且幾乎永遠站到弱者這一方。俾斯麥則設法防止挑戰發生，它主張儘可能與許多國家建立密切關係，建立交叉重疊的盟國體系，並進而用影響力讓競爭者的主張溫和下來。《大外交》，773頁。
這是一個簡要而準確的總結。基辛格只說「俾斯麥模式」，不說「德國模式」，原因是俾斯麥的政策在德國沒有繼承者。基辛格一向推崇俾斯麥。英國模式與俾斯麥模式的區別是島國和大陸國家地緣環境差別造成的。大陸國家與其他國家沒有地理間隔，因此沒有條件坐等均勢遭到破壞，必須及早做出安排。在俾斯麥退休之後，德國從均勢的維持者變成了破壞者，兩次挑起戰爭，兩次戰敗，失去了德國統一時爭取到的大片土地和眾多德意志人。這是德國決策者們的最大失誤。他們完全忽視了德國不具備打破均勢的地緣政治條件。德國處在大國的包圍之中，本不應輕舉妄動。
島國的均勢也有不同。英國和日本都是狂熱的殖民擴張國家。英國的殖民地在遠離本土的地方，在美洲、非洲和亞洲，不會對歐洲大陸的均勢產生直接影響。日本的殖民企圖是早熟的，在它還不夠強大時產生。日本不能遠行，遠方也沒有空白的土地。日本只能侵略它的鄰國，它的文化母國。日本的侵略戰爭打破了本地區的均勢，美國參戰不可避免。否則，美國不僅將失去在東亞大陸和西太平洋的利益，夏威夷和本土的西海岸都將受到威脅。而且美國也是一個擴張中的國家，不可能不戰而退。
c?均勢的美國模式：輻輳
美國是歐亞大陸之外的一個「島國」。「維持均勢的政策尤其適合於超然於大陸競爭之外的島國」。《權力政治》，116頁。但美國一點都沒有超然於大陸之外。美國是世界上最大的均勢製造者，也是最大的均勢破壞者——取決於某一均勢範圍是否對美國有利。每一個均勢範圍都必須由美國發揮槓桿或中樞作用，其他國家則互相對立，或彼此孤立。這樣，這個範圍就離不開美國。即使在歐洲，美國也不能容忍建立獨立的歐洲軍隊。朝鮮半島的民族主義情緒高漲，但韓國仍依賴美國駐軍，而三八線南北的長期敵對顯然有美國的很大功勞。在中東，以色列必須依靠美國的經濟和軍事援助才能夠對抗阿拉伯國家和巴勒斯坦人，而阿拉伯國家為了對抗以色列，也離不開美國的支援。根據美國和以色列在2007年8月16日簽署的國防援助備忘錄，在此後10年中，美國將向以色列提供300億美元的軍事援助，而在此前的10年中，美對以的軍援是240億美元，新的軍援增加了25%。這是美國對以色列40年軍事援助的繼續。7月30日，美國國務卿賴斯宣佈將向沙烏地阿拉伯等6個海灣國家出售價值至少200億美元的武器。美國還打算在未來10年內向埃及提供130億美元的軍事援助。這樣，美國製造並維持著中東的均勢，使對立的雙方都依賴美國以和另一方抗衡，同時也孤立和弱化了該地區不服從美國的國家，如伊朗和敘利亞。真是一箭雙鵰。
在另一方面，如果某一範圍內沒有美國的勢力，那麼美國就會製造混亂，打破團結，把自己變成這個均勢的參與者和維持者，使各方都離不開自己。最明顯的是拉美。大國普遍使用「分而治之」的伎倆，大英帝國最為老練。在英國人離開的地方經常會發生血腥衝突：印度與巴基斯坦、印度與中國、以色列與阿拉伯國家、伊拉克與科威特，還有非洲的許多地方。在香港迴歸中國大陸之前，英國也在香港製造分裂和紛爭，以民主的名義使香港與大陸出現對立，以便它上下其手。
大英帝國已經日薄西山。美國出色地繼承了盎格魯-薩克遜民族的這份遺產。臺灣海峽是一例。臺灣是一個小島，很難和大陸抗衡。在美國的幫助之下，臺灣憑藉一道海峽與大陸對峙。雖然兩岸沒有爆發戰爭，但都付出了巨大代價。美國向臺灣出售武器，從海峽兩岸同時獲利。美國需要保持臺灣在軍事技術上對大陸的優勢，以彌補臺灣在軍隊數量和縱深上的不足。而為此，美國只需出售較落後、甚至被淘汰的武器，如基德艦和柴油潛艇等。由於在技術上領先很多，美國的均勢政策可以長期維持下去。但問題是，臺灣能夠負擔得起嗎？大陸將始終佔有武器和士兵的數量優勢，技術也在提高。臺灣的防禦壓力會越來越大，如不緩和，最後只落得為美國服務。
在臺海問題上，美國絕不會輕易放手，哪怕引起一場大戰。坐山觀虎鬥是美國的一貫政策。1941年6月，在德國向蘇聯發起閃擊戰之後，美國的一位參議員提議說：
如果我們眼見德國正在贏得戰爭，我們就應當幫助蘇聯，而如果蘇聯正在贏得戰爭，我們就應當幫助德國，以此讓它們儘可能多地彼此殺戮。《紐約時報》1941年6月24日。轉引自《遏制戰略：戰後美國國家安全政策評析》，2頁，約翰?加迪斯，世界知識出版社，2005年。
四年後，這位參議員以副總統職務接任去世的羅斯福總統，入主白宮並獲得連任。他就是哈里?杜魯門總統（1945-1953在位）。美蘇之間的冷戰在他執政期開始。杜魯門的思想在美國並不獨特。喬治?凱南也說過類似的話。凱南的政策更加主動：
我們在世界的敵對或不可靠的勢力中間確立一種均勢：在任何必要的地方使它們彼此爭鬥，確保它們在彼此衝突中消耗。出自1948年12月凱南在國家軍事學院的演講。轉引自《遏制戰略：戰後美國國家安全政策評析》，29頁。
美國和英國一樣享有島國的優勢。當歐亞大陸上發生戰爭時，美國可以靜觀其變，然後再決定站在哪一邊，以及何時加入戰局。但是，美國又與英國不一樣。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美國與歐亞大陸及周邊島國建立了多個軍事同盟。這些條約彼此牽連，與美國傳統的孤立主義不同，卻接近俾斯麥的外交政策，並更向前邁進了一步，制定了「先發制人」的戰略。部分原因是美國在歐亞大陸上有大量的軍事存在。它的海空軍分佈在歐亞大陸之上以及四周（日本列島、琉球群島、關島、夏威夷群島、迪戈加西亞島，等等）。現在美國的軍事已經佔有壓倒性的優勢，再加上美國的軍事盟友也是軍事大國，因此，美國在全球都佔有絕對的軍事優勢。美國的國際戰略至少有兩重目標：其一是遏制任何潛在的挑戰者，中國因其龐大的人口和快速發展成為第一選擇；其二是防止盟友擺脫美國的號令——失去盟友就會使美國失去在歐亞大陸的立足點。沒有了立足點，美國對俄國、中國等大陸國家的遏制也就失去了用力的支撐點。在歐亞大陸上製造國家間的猜疑、不滿和對立，則能取到一箭雙鵰的效果：既遏制了潛在的挑戰者，又整肅了隊伍，迫使盟國更加緊密地團結在以美國為首的同盟周圍。所以，在歐亞大陸各國之間製造危機是美國的根本戰略。
一個團結的歐盟不符合美國利益，也不符合歐洲大陸外島英國的利益。美英的對策是製造外部威脅，一是把俄國包裝成一個威脅，二是把俄國刺激成一個威脅。在21世紀初，英國和俄國之間的間諜案，美國在東歐建立反導系統，就分別起到了這樣的作用。任何一個組織擴張過度，必然會失去內部凝聚力。所以，美國的另一個辦法是向歐盟內部「摻沙子」。美國極力支援土耳其、烏克蘭加入歐盟。土耳其是一個伊斯蘭國家、奧斯曼帝國的孑遺、伊拉克的鄰國。土耳其加入西方文化為主體的歐盟，必將改變歐盟的性質和行動能力。烏克蘭是一個東正教國家，在斯拉夫民族的各國中與俄國的血緣最近。如果烏克蘭加入歐盟，歐盟與俄國的對立將更加直接。
基辛格說：「俾斯麥的操縱均勢，卻和美國處理國際關係的傳統方法可能更如出一轍。」《大外交》，146頁。美國的均勢比俾斯麥的更主動，不僅是疊床架屋的聯盟體系。美國要製造以它為輪轂的放射狀的世界格局，每一根輻條都輳向美國之轂，以使美國利益的車輪滾滾向前。在這種結構中，一兩根輻條的損害不會影響整個車輪的有效運轉，但會增加美國對其他國家的義務。地區內部的不團結是「輻輳均勢」的前提。鄰近的國家會在歷史中積澱下不信任和仇恨。在歐洲，有英國與大陸國家的矛盾，有大陸國家與俄國的矛盾；在中東，有以色列與伊斯蘭國家的矛盾；在東亞，有日本與韓國的矛盾，有日本與中國的矛盾，還有朝鮮的問題；在中亞，前蘇聯國家對俄國都有一定的警惕。美國和俄國同時都在哈薩克有駐軍，仍在分化和爭奪之中。在2007年的中俄聯合軍事演習中，哈薩克禁止中國軍隊過境到俄國，可見中國的影響力在這個鄰國還很低。在南美洲，美國挑逗各國間的矛盾，更企圖控制內政。它策劃暗殺、政變，乃至入侵。
一般國家都會利用其他國家之間的矛盾來尋求自身利益。但美國卻有能力先破壞地區均勢，然後再加入到該地區的各個力量中去，使美國成為該地區力量平衡的一個重要砝碼。這一點在中東表現得最為明顯，不僅以色列要依靠美國的支援，與之對立的埃及、沙烏地阿拉伯也要依靠美國的支援，任何一方離開美國，就會在地區對抗中處於劣勢。伊拉克、伊朗沒有加入美國建立的均勢範圍，就面臨著軍事打擊和入侵。在冷戰期間，包括離日本很近的朝鮮戰爭，美國都壓制著日本，沒有重新武裝日本。現在，世界上只剩下一個超級大國，它卻要求日本承擔更多的防務責任。其目的不僅是彌補美國力量的不足，更在挑起本地區其他國家的疑慮，進而勸留美國。
懷特說：「替代均勢的選擇不是全球無政府狀態就是全球霸權。稍稍思考便可以看出均勢比前者更可取。」《權力政治》，125頁。美國已經是全球霸主，但還在忙於製造均勢，因為美國是一個遙遠的「島國」，不便於在歐亞大陸及其周邊地區直接使用力量。為了留在大陸就必須有落腳點。為了讓落腳點國家堅定地站在美國一邊，成為美國的盟友，就必須為它們尋找和製造敵人。輻輳均勢是支配型的。2002年9月釋出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說：「美國在世界上擁有史無前例、無可比擬的力量（strength）和影響……這個國家的偉大力量必須用來促進有利於自由的均勢。」所謂的「自由」就是美國。在維持區域均勢的同時，美國需要保持絕對的全球優勢：「我們的軍事力量(forces)將強大到足以阻止潛在的對手追求軍事建設，希望超過、達到美國的權力（power）。」所以，美國的均勢與英國和德國都不一樣，其手段是使用優勢軍力實施控制和打壓。
但輻輳均勢有一個致命的弱點：軸心國家必定承擔過多的義務，特別是軍事義務，在地區動盪中難以脫離接觸。國家決策的靈活性必然會大大減弱。在國家強大時還可以承擔責任，獲取好處。當這個國家的實力減弱的時候，這些義務將成為不可承受的負擔。有類似結構的蘇聯就是前車之鑑。我們很快將看到美國不堪重負的例子。
均勢是動態的。在一定限度內，全球和地區均勢能夠自我調節。在挑戰均勢的過程中，如果挑戰國沒有能力平息事態，局勢的反彈將帶來更為不利的後果。1979年12月，蘇聯入侵阿富汗。從表面上看，在與美國爭奪世界霸權的鬥爭中，蘇聯似乎得分了：土地進一步向南推進，佔領了在19世紀與英國爭奪未果的國家。但蘇聯陷入一場耗費巨大的游擊戰。這場戰爭成為蘇聯解體的前奏。同時，蘇聯在世界輿論中陷入不義，為更多的穆斯林所仇視。與蘇聯作戰的不僅有阿富汗人，還有其他伊斯蘭國家的志願者。沙特人本?拉登是其中之一。美國向游擊隊員們（「自由鬥士」）提供武器和資金，冷眼旁觀蘇聯在阿富汗苦苦掙扎。但美國沒有想到多年以後遭到拉登的攻擊，更沒有想到拉登的進攻方式如此震撼。於是，在蘇聯撤離12年後，美國入侵阿富汗，親自向它的自由鬥士作戰。美國的結果很可能不比英國和蘇聯更好。
在另一場尋求「均勢」的較量中，美國也得不償失。1979年的伊朗伊斯蘭革命者是反美的。因此，在伊拉克挑起的兩伊戰爭（1980-1988）中，美國支援伊拉克總統薩達姆?侯賽因，長期維持這場消耗戰。在兩伊戰爭結束後，薩達姆卻成為美國在中東更大的麻煩。美國暫時擺平（均衡）了伊朗，卻無法擺平（均衡）伊拉克。在冷戰之後，美國才利用薩達姆的誤算（一說是美國誤導），在第一次海灣戰爭中打得他丟盔卸甲，又找了個藉口發動第二次海灣戰爭，卻與德國、法國以及俄國鬧得很不愉快。盟國也不願意看到美國在這個世界上橫行霸道。美軍在伊拉克的軍事行動很順利，但佔領卻很麻煩，還引起了鏈式反應，加強了朝鮮發展核武器的決心。伊朗乘伊拉克被削弱之機發展勢力，也提出了核武器計劃。朝鮮和伊朗的核武計劃只是海灣戰爭啟動的鏈式反應的第一鏈，更多的後果可能很多年之後才會顯現出來。
這些事實再次確認了一個事實：世事無常，人算不如天算。一國在地緣政治中採取保守姿態，可能帶來更多的主動權和更多的收益。歷史反覆無常。地緣政治玩家在「機關算盡」之後，有時會收到一個驚喜，有時會遇到一個驚嚇，而且時間不確定。更多的時候，後果很沉悶，很無聊。有時候，無為是好的政策選擇，以靜才能制動。
d?古代中國不識均勢
這裡所說的「不識」，並不是說中國古代完全沒有這方面的想法，而是沒有把均勢放在戰略高度上時時予以調整。組成均勢的要素不完全是軍事力量，還包括外交。在戰國中後期，六國缺少堅定的「均勢」信念，各懷心思，貪圖小利，聽信說客，最終被秦國各個擊破。在完成統一之前，秦國的軍事優勢持續了100多年，六國有足夠的時間調整戰略。當時並非沒有可以被歸結為「均勢」的考慮，「合縱」與「連橫」雙方大體勢均力敵。如果六國採取更加合作的外交策略，秦國也不是不可抵擋，但它們終究不能很好的合作，更彼此攻伐不已。以楚國為例，可見各國之間的鉤心鬥角，矛盾重重。西元前318年，楚、魏、趙、韓、燕合縱攻秦，以楚懷王為縱長。聯軍卻不能過函谷關。西元前306年，楚國滅越國，佔據了南方的半壁江山。在張儀提出的土地誘惑下，楚國首先背叛了聯盟，卻沒有得到秦國許諾的土地，反而在討要時被秦擊敗。西元前301年，秦國與韓、齊、魏聯合攻楚，斬首殺將，取楚之十六城。西元前299年，楚懷王不聽勸阻，執意出訪秦國，被秦人扣留。秦趁機伐楚，大破楚軍。西元前297年，楚懷王從秦國出逃到趙國，但趙國不接受他，終於又被秦人抓了回去，第二年死在秦國。西元前278年，秦將白起拔楚之都郢今湖北江陵之紀南城，楚國都城多有稱郢者，此為最重要的一個。，放逐中的屈原「眷顧楚國，心繫懷王」《史記?屈原賈生列傳》，司馬遷。，在絕望中投汨羅江而死。張儀等縱橫家的言行記錄在《戰國策》中。《戰國策》是後代策士們所輯。而縱橫策術如同今天的推銷術一樣，往往誇大其詞，甚至憑空編造。
在戰國時期，東方六國不能團結一致，終被秦國各個擊破。三國時，蜀與吳能夠聯合抵抗北方強大的魏。南北朝時，南方的陳朝上了北方北周的當，派兵北上與北周一起，於575年滅掉了北齊，分到了長江和淮河之間的土地。但陳朝很快在北周的進攻下失去了更多。西元10-12世紀是中國歷史上又一次「三國」時期，先後登場的有遼、宋、西夏、金、蒙（元），期間大多數時候同時存在的權力是三個。宋朝犯了東方六國的錯誤。宋地處南方，是軍事力量較弱的一方，卻總是與最強大的力量結盟。宋初因為燕雲十六州與契丹遼國有過大戰。北宋與金結盟滅遼（1125），然後金趁機南下，攻佔北宋都城開封（1127），掠走徽欽二帝，北宋亡；南宋沒有記取教訓，夥同蒙滅金（1234），最後被蒙元所滅（1279）。1208年，西夏受到成吉思汗進攻，向金求援。金章宗的繼位者衛紹王卻說：「敵人相攻，中國之福，何患焉？」宇文懋昭：《大金國志》卷21。轉引自傅海波、崔瑞德編《劍橋中國遼西夏金元史》，215頁。請注意，北方民族因南下而自稱「中國」。這表明中國仍是一個地理方位名詞。當時金的都城還在今天的北京，後因蒙古的壓力於1214年南遷至今天的開封——北宋時的都城。如果不是蒙元的征服範圍太大，分散了兵力，西夏、金、南宋的滅亡時間可能更早。
拿破崙或希特勒沒有成為歐洲的秦始皇，不能把歐洲統一於一個帝國，原因是歐洲其他國家沒有犯下六國和兩宋的錯誤。它們能夠拋棄成見和仇恨，聯合起來對付有侵略企圖的最強大國家。當今世界國際政治的遊戲規則是在歐洲發展起來的。基本原則雖然相同，不同的遊戲仍有不同的規則。中國現在玩的這個遊戲不是古代東亞的遊戲。在記取古代教訓之餘，還應把主要心思用於研究在西方形成的規則上。
從1840-1945年的105年間，列強紛紛入侵中國。英國首先以毒品和軍艦開啟中國大門，和法國人一起燒燬北京的皇家園林，又在南部邊境吞食中國領土。法國雖然國勢不振，也不放鬆努力，佔據了越南、寮國、柬埔寨三國，並北窺中國。俄國從西北和東北割去中國大片領土，在20世紀更向中國輸出意識形態。借用西方的意識形態鬧革命早已有之，在19世紀有洪秀全、楊秀清的太平天國。在19世紀中葉，中、日同屬歐洲帝國主義的受害者。但日本能夠及時跟進學習，於1855年開港通商，40年後已儼然東亞一強國。日本在1895年先敗中國，在1905年再敗俄國，並琉球，佔臺灣，據朝鮮，割東北，海外擴張之勢強勁。中國日益呈瓜分豆剖之狀。
清末的局勢非常無奈，中國的迴旋餘地很小。李鴻章「以夷制夷」「以夷制夷」在李鴻章時才形成一種均勢安排。更古時代的「以夷制夷」一般不涉及權力平衡，是鼓勵夷人雙方互相牽制，結構比較簡單。的政策是一種均勢安排，對列強許以「利益均沾」「利益均沾」不是李鴻章提出的。但當時中國無力拒絕任何國家染指，列強實際上早已是利益均沾了。而使它們彼此競爭。那時的中國非常孱弱，李鴻章實在太被動，外有列強虎視，藩屬盡失；內有太后垂簾，權貴掣肘。李鴻章甚至被抨擊為「賣國」。他「賣國」或許有之，但不過是哄抬物價，以使列強彼此競價，或知難而退。他期望能避免強盜們一鬨而上，強行把中國搶了去。庚子之亂（或八國聯軍）之後，列強軍隊徹底進入中國。中國倖免被瓜分和被殖民，實在與中國關係不大。英國為保住在華既得利益，鼓動美國提出「門戶開放」，而美國是後來者，需要先到的強國給予它對等機會，於是英美兩國一拍即合。後來強盜們因為分贓不均，在歐洲打了起來，無暇東顧。中國暫緩一口氣。但日本仍步步緊逼，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中國的最大威脅。在此期間，日本在東亞擴張的最大制約力量是美國。
在國內政治中，不識均勢的後果是大一統專制制度的鞏固。在權力鬥爭的態勢比較明朗之際，人們或者倒戈，影從強者；或者放棄，隱遁山林，沒有堅持國家利益的忠實反對派，而掌握大權的人也不能容忍異見，能接受一點批評已經是明君了。
中國不識均勢的主要原因在於中國是一個相對獨立的世界，權力趨向集中。這其中有很大的地理原因，中國是一個獨立的地理單元。在夏之前，中國已經有了一統天下的觀念：堯「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尚書?堯典》。「於」，嘆美詞。「變」，由惡變善。「時」，是也。「雍」，和也。舜使「天下鹹服」。《尚書?舜典》。禹有「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為天下君」。《尚書?大禹謨》。「奄」，盡也，完全也。禹說：「帝光天之下，至於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惟帝時舉。」《尚書?益稷》。「黎獻」，黎民之賢者。「時舉」，是舉。「聲教訖於四海。禹錫玄圭，告厥成功。」《尚書?禹貢》。從夏開始，權力越來越集中，從諸侯國（萬邦）的數量不斷減少可以看出來。均勢安排中的權力是比較分散的，與大一統的格局不相容，所以在中國發展不起來。在大一統的局勢中，各國缺乏獨立意識和長遠目光，很容易貪小利而失大體。在大禹時期就已經有了朝貢制度的雛形，夏、商、週三代綿延不斷。基於《禹貢》思想，漢朝試圖擴大這個制度的範圍。這就是朝貢體系，中國是這個體系的核心。朝貢體系發端於西漢與匈奴的關係，在明、清時達到頂峰。朝貢包括朝貢方的「稱臣納貢」和宗主方的「冊封賞賜」兩部分。李雲泉：《朝貢制度史論》，1頁，新華出版社，2004年。政治內容遠大於進貢的物品，因此朝貢方把自己放在附庸或屬國的位置上。朝貢體系是中國對外關係的主要模式。這種「一頭大」的制度在清末被西方入侵打破。即使能夠維持下去，朝貢體系大概也不能帶領東亞走向統一，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國政治制度在清朝時已經日趨僵硬，文化和經濟也停滯不前，甚至出現大幅度倒退。當核心力量不能發揮引力作用時，系統必將走向瓦解，而不會更加聚合。
東亞的朝貢體系與歐洲的均勢安排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一旦核心力量不能發揮作用，這個系統就將開始紊亂無序。從1840年代到1970年代，東亞（包括東南亞和東北亞）經歷了連綿不斷的戰爭，有歐洲國家的殖民戰爭，日本的侵略戰爭，美國圍堵共產主義的戰爭。除了日本是一個施害者之外，其餘東亞國家都是被欺凌者。所有這些戰爭的重要的誘因是中國的貧弱和分裂。中國的衰弱不僅造成了一個巨大的地區權力真空，而且中國本身就是一塊巨大誘人的「肥肉」，引起列強的垂涎與爭鬥。這段歷史證明，沒有中國的強盛，就不可能有東亞（以及更廣泛地區）的和平與繁榮。中國是東亞的定海針。在地緣政治上，中國是東亞的地理中心。這也是中國總是擔心被包圍的原因，而且這種擔心並非沒有理由，蘇聯和美國都嘗試過這樣做。
以中國現在的規模和資源，在較小的東亞地區，各國無論如何排列組合，都很難形成對中國的均勢，更何況其中還有一些對中國友善的國家。如果不努力製造均勢，東亞地區就不會有戰爭。過去100多年發生在東亞的戰爭都不是本地力量對比失衡造成的。中國的宗主國地位不會被輕易否認。在日本強行實施殖民統治之前，高麗堅稱是中國的附庸。日本的崛起是東亞的災難。現在，沒有外來勢力，東亞就不會有均勢。在一個地區製造對立可以給外來者帶來操縱的機會。這是中國現在在東亞面臨的一個大問題。
清末列強均勢下的中國
中國不識均勢，但均勢沒有放棄中國。1899年，美國國務卿海約翰提出中國的「門戶開放」政策。列強表示沒有反對，也沒有接受。「門戶開放」是一種均勢政策。這是列強之間的均勢，對於被「開放」者，仍是被宰割和瓜分，不過避免了淪為真正的殖民地。門戶開放與歐洲均勢同出一轍。然而，中國是「魚肉」，不是「刀俎」，本不是均勢中的力量。當年，英國是最大的全球帝國，在中國的利益最大。英國割佔了香港之後，還據有長江流域，又從西南窺邊。它不僅要和法國等老牌帝國爭，還要和新興列強（日本、俄國、德國，此外還有美國）搶。英國既要堅守它在中國的既得利益，還想要染指其他國家的在華勢力範圍，於是想出了「門戶開放」的主意。這個倡議實在不便由在華利益多多的英國提出，英國轉而慫恿新來到遠東殖民的美國出面倡導，門戶開放符合後來者的利益。唐德剛認為：
門戶開放政策雖然失敗了，它在列強之中卻反映出一個列強「均勢」（balanceofpower）的局面。任何強權在諸強相互牽制之下，為非作歹，都要三思而後行。滿清政權就仰仗這點均勢，又多活了十年。唐德剛：《晚清七十年》，29頁，嶽麓書社，2005年。關於美國「門戶開放」政策之由來，參見本書26-29頁。
門戶開放政策失敗的原因是慈禧一念之差。戊戌政變之後，慈禧太后重新聽政。她聽信了列強要她「還政」於光緒帝的謠言。1900年6月21日，她居然下令向11國同時宣戰。義和團被髮動起來了，各國駐華使館受到攻擊。然後，清廷又暗中支援被圍困的使館。那時的清朝已經腐朽透頂，搖搖欲墜，一國入侵尚抵擋不住，況11個強國——當時的所有發達國家，它們的利益從來沒有如此一致。這樣不對稱的戰爭堪稱世界史一大奇觀。
清廷的西式外交還不熟練。1895年的《馬關條約》把遼東半島、臺灣割讓給了日本。當年，俄、德、法三國迫使日本把遼東半島歸還中國，清廷很是感激。1896年，李鴻章出訪俄、歐、美。他與俄國訂立密約，主要內容是兩國共同對付日本。接著，他又在德國受到隆重接待，而同期到訪的日本特使山縣有朋卻遭到冷遇。但甲午海戰和環球旅行不是清朝第二個「盛世」的開始。1897年，德國侵佔膠州灣。第二年，德國強行租借膠州灣，而俄國緊隨著強租旅順口、大連灣，各自把膠東和遼東兩個半島納入勢力範圍。於是清朝又於1897年倒向日本。到日本留學的熱潮就是在這個時候出現的，最初只有張之洞奏請派遣的兩人。後來，日本先後奪走兩個半島。清朝「一邊倒」向俄國，吃了大虧。在1950年代，中國又一次向俄國「一邊倒」，再次吃了大虧。後來這次「倒」多了很大的意識形態成分。在此之前，宗教從來不是中國政治中的決定因素。在1900年代，中國留學生還不比一般日本人窮。到了1990年代，中國留學生在餐館打點零工就可以「發大財」。
中國一直在遠東地區獨大。在19世紀末之前，中國人對均勢沒有了解，也沒有興趣。自秦統一以後，李鴻章大概是中國運用「均勢」的第一人。他的策略是「以夷制夷」，把中國的土地和財富當作贓物，在強國之間製造「分贓不均」的矛盾。在那個弱肉強食的時代，現在仍是弱肉強食的時代。只不過由於中國國力的提升，中國人對弱肉強食的感受不如以前那麼強烈了。清朝的努力往往是「肉包子打狗，有去無回」。另外，李鴻章長期混跡官場，他的思路受到官場上找「靠山」的限制，還不完全是均勢，因而更加被動。而自強之路被限制在工業，沒有制度改革。不過，李鴻章很難做到更多了。他手中的牌太少，背後的掣肘太多，而且他也不乾淨。從1870年接替曾國藩與法國交涉天津教案開始，到1901年9月《辛丑條約》簽署之後兩個月去世為止，李鴻章慘淡經營外交近30年（其中大約有3年被排擠在外）。這是中國對外關係史中最複雜、最艱險的30年。李鴻章設想的均勢很悲涼，很無奈，但挽救中國的還是均勢。馬丁?懷特說：
中國地域遼闊，位置重要，很難被某一個大國吞併而成為其保護國。……但相互妒忌最終使列強的對華政策成為在中國爭奪租借地的競爭。若不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干擾，很可能就導致了對中國的瓜分。《權力政治》，110頁。
李鴻章「以夷制夷」的辦法繼承了中國古代的策略。但在清朝末年，每次談判「制夷」之前，夷人都已經打進家門來。列強們肆無忌憚，沒有道德約束，也不擔心中國報復——因為中國根本無此能力。中國外交的選擇餘地很小。從1840年之後100多年的痛苦經歷中，中國人知道「弱國無外交」，卻又指責李鴻章「賣國」。可是，在晚清，又有誰能做得比李鴻章更好呢？中國那時的境遇非常危險。但中國沒有被列強瓜分，沒有成為殖民地，在各種可能中，已經是一個不太壞的結局。李鴻章確實出賣了一些國家利益，但也保住了更多的利益。不然，損失一定更大。那不是商業談判，任何一方都可以堅持自己的條件，否則就拉倒。在強盜的刀槍之下，中國無可奈何。從那時起，中國人就應該明白：外交是建立在內政基礎之上的。國際政治從內政開始。只有清明的國內政治才能保證堅實的國際政策，不然只能犧牲國家利益（賣國）。
慈禧向列強宣戰是一個壞兆頭。在20世紀以後的歲月裡，個人對權力的迷戀多次把中國推入戰亂和險境，其危害程度不亞於外國入侵。專制難道不是最極端的個人主義嗎？列強之戰使清廷暫時免於亡國，掌權者似乎可以略微從長計議了。但他們不能推動政治改革。在風雨飄搖之中，南方的一次兵變就推翻了整個王朝。辛亥革命一舉成功，八旗子弟的無知與頑固葬送了他們先輩們用無數鮮血換來的江山。但革命沒有停止。不久，國民黨的革命者又遭遇另一批革命者。在長期的外戰和內戰中，他們先是被日本重創，接著又被新革命者打敗。中國的20世紀是革命的世紀，或者權力之爭的世紀。
邊緣、中心與勢力範圍
在地緣政治中，「中心」又可稱作「極」，即「多極世界」中的「極」。在多極世界，大國建立自己的勢力範圍，自成一個相對獨立的體系。這個大國是體系的中心，其他國家是邊緣。與權力一樣，文明在地理上也有中心與邊緣。文明從中心向邊緣傳播，而邊緣的人們依據自己的傳統和理解改造傳播而來的文明。古代東亞的中國、文藝復興時期的義大利（佛羅倫薩和羅馬）是最明顯的文明中心。西方現代文明從義大利文藝復興開始。參見彼得?伯克：《歐洲文藝復興：中心與邊緣》，東方出版社，2007年。在地理大發現之後，西方世界憑藉先進的武器，使自己成為世界文明的中心，而西方世界內部仍有多箇中心。其他古老文明因技術落後而顯得無足輕重，它們失去了活力。工業革命之後，世界的權力更加向西方集中，而且只是一個國家，英國或者美國。西方以外的世界其他地區都成為邊緣，大片淪為殖民地。佛陀、耶穌和穆罕默德的故鄉都不能免，查拉圖斯特拉、孔子和老子的故鄉幾乎不免，美洲的文明則遭到毀滅性打擊。所有邊緣地區都要接受西方文明的「洗禮」。
日本長期以來是東亞的邊緣國家，卻是第一個崛起的非西方國家，一度成為東亞的權力中心。同時，日本企圖變形為西方文明，顯示了它在文明方面的自卑——在當時幾乎不可避免。直到20世紀後半期，文明才又呈現出多中心的趨勢。各地區一直有次級權力中心，但真正的多中心（或多極世界）要等到美國衰落之後才有可能。
歐洲整合的難度在於它在政治上是多中心的。查理曼大帝死（814）後，法蘭克王國很快分裂，之後的教權和王權都曾試圖統一歐洲。在拿破崙和希特勒之前，最接近這個目標的是哈布斯堡王朝。但歐洲的地理環境遠比中國複雜，大小諸侯林立。不僅在內部難以聚集起統一力量，強大的外部（匈奴、蒙古）力量也不容易打入。另外，雖然歐洲語言的差別不比中國東西南北方言的差距大很多，但在文藝復興之後，各民族越來越多地使用本民族書寫文字（高盧文字早至9世紀初就出現），逐漸拋棄了拉丁文。推動者有阿里蓋裡?但丁和馬丁?路德這樣的巨擘。根據發音而變化的拼音書寫體系造成歐洲各地「書不同文」，加大了各民族的隔閡。因此，在歐洲形成了多個政治和文化中心，而邊緣地帶隨著民族國家的統一和發展而趨於減少。後起之秀日耳曼發現它已經沒有地方擴張了。原來的那幾只虎不僅擁擠在歐洲的幾座小山頭上，它們還已經把全球殖民地瓜分殆盡了。德國這條新來的大蟲找不到更大的地盤，因此越發焦躁不安。20世紀兩次世界大戰的爆發不是偶然的。德國人明克勒說：
大多數成功的帝國建立過程都不是在那些上演著激烈的世界政治角逐的廣闊地域的核心地帶，而是在其邊緣地帶完成的。《統治世界的邏輯》，35頁。
擴張當然不可能在中心完成，因為中心周圍還是自己國家的領土。內部無序擴張就如同某些細胞大量惡性分裂產生癌症一樣，必然導致生命體的死亡——這是中國曆代王朝滅亡的固定模式。對國家生長有益的擴張從來都是從邊緣向外部的。明克勒這句話對帝國擴張時期的英國、俄國、美國都是對的，卻不適用德國。德國向海外擴張起步甚晚。德國（以及統一前的普魯士）的「邊緣」之外是波蘭、捷克這些斯拉夫人的國家，即使按照殖民時代的標準，這些國家也不是無主的土地。德國要擴張，只能消滅這些國家。但在歐洲這塊擁擠的土地上，德國不可能吃獨食。因此，德國在瓜分波蘭時需要和奧地利、俄國合作。反過來，俄國向西擴張繞不開波蘭。俄國同樣也不能吃獨食。它必須與德國共分這一杯羹。
龐大的帝國總會有不安定的邊境地區，即turbulentfrontier（動盪邊疆）。為了保證邊界的安全，滿足對土地的慾望，帝國會產生擴張的衝動。但隨著新一輪擴張的完成，又會出現可能是更加動盪的邊界。為了穩定新的邊界，擴張難以停止。過度擴張不僅製造更多的外部敵人，也會在邊界內產生許多不安定因素。無論如何擴張，任何一個帝國都不可能獲得穩定的邊疆。過度擴張會損害帝國的力量，導致帝國的衰落和解體。在近代史上，大英帝國、第三帝國、大日本帝國和蘇聯帝國都是例證。在歷史上，中國對擴張的衝動是比較剋制的，也許隋朝算是一個例外，此外沒有一個王朝亡於擴張或過度擴張。它們都因內亂而覆沒，隋朝也是亡於戰爭引起的內亂。
傑克?斯奈德總結了解釋過度擴張原因的三種理論。其一，現實主義者認為，國家擴張是獲得安全的最佳途徑，是對世界無政府狀態的理性的反應；其二，因認知偏差而產生錯誤。在複雜和不確定的情況下，決策者簡化評估和選擇，把對手看做是紙老虎，從而選擇了過度擴張的政策；其三是國內因素的驅動，自身狹隘利益的壟斷集團、自我欺騙的宣傳、目光短淺的統治利益集團都可能把國家帶向過度擴張。傑克?斯奈德：《帝國的迷思：國內政治與對外擴張》，第二章，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
擴張受限（如德國）或擴張過度（如俄國）都會導致帝國衰落。擴張受限的國家為了打破限制，必定要在軍事上花費大量資源——這也是擴張過度，首先是財政擴張過度。擴張過度的國家為了守住過多、過於分散的利益，為了遏制潛在的競爭對手，必須維持龐大的軍事力量——這正是美國今天所做的。美國的邊界不僅在墨西哥以北、加拿大以南，也在伊拉克和伊朗之間、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之間、韓國和朝鮮之間。保羅?肯尼迪認為，財富與軍事力量之間有著非常重要的相互依存關係。他說：
如果一個國家把它的很大一部分資源不是用於創造財富，而是用於軍事目的，那麼，從長遠來看，這很可能會導致該國國力的削弱。同樣，如果一個國家在戰略上過分擴張（如侵佔大片領土和進行代價高昂的戰爭），它就要冒一種風險：對外擴張得到的潛在好處，很可能被它付出的巨大代價抵消了。《大國的興衰》，36頁。
一國戰略的首要目標應該是利益擴張，而不是軍事擴張。前者可以帶來後者，而後者卻會削弱前者。鄧小平時代的中國正是執行這個政策，促進了經濟起飛，使中國的軍費在1990年代後期可以大幅度增長。與領土擴張相比，建立勢力範圍是更好的一個選擇。勢力範圍有點像專屬經濟區，其他大國承認某個國家在這個區域內有特殊利益，但該國不能阻攔別國的無害通過。中國是後起國家，還沒有自己明確的勢力範圍，在東亞地區之外的影響力還很有限，所以非排他性的勢力範圍對中國是有利的。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後起的美國正是這個思路。當美國到中國時，富饒的土地已經被瓜分，而且美國是一個前殖民地國家，對於殖民行為有時會有一點不安。於是美國出面要求其他強國在中國「門戶開放」，以使它能夠「利益均沾」。
在20世紀上半葉，領土擴張失去了限制。霍爾斯蒂說：「帝國向被視為‘未開化的’地區的擴張是19世紀的常例。而現在（1920年代），帝國主義是以主權國家（都是國際聯盟的成員國）的代價來實現它的擴張。」卡列維?霍爾斯蒂：《和平與戰爭——1648－1989年的武裝衝突與國際秩序》，192頁，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當大國向主權國家擴張時，戰爭不可避免。在21世紀，擴張的主要形式將是利益擴張和建立均勢範圍，或區域一體化。
均勢將導致大國之間劃分勢力範圍。俄國在義和團運動之後出兵佔領中國東北全境，排除了日本的利益。日本不能容忍。日本大陸擴張的首要目標就是朝鮮和東北。那時，俄國正與英國在中亞以南的地區「大角逐」。於是日本與英國訂立反俄同盟，可以看做是海權對抗陸權。在日俄戰爭（1904-1905）中，日本在陸海兩條戰線上都取得了勝利。海上勝利得益於英國禁止俄國艦隊通過蘇伊士運河。在陸地上，日本攻下俄軍據守的大連、旅順、遼陽、奉天（今瀋陽）、鐵嶺等重要城市，俄軍退守四平街一線（後來林彪曾兩次在四平一線鏖戰）。同時日軍也傷亡慘重，無力把俄國勢力擠出東北（這時的日本還知節制）。兩個國家因力衰而形成了均勢，在美國的調停下議和。在1905年9月的《朴茨茅斯和約》中，日俄在東北劃定了各自的勢力範圍，這就是後來的「南滿」、「北滿」。美國總統西奧多?羅斯福因此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同時也使美國能夠有機會向東北滲透。到1916年，日俄又陸續簽訂了四個密約，逐步把它們的勢力範圍劃分擴張至全中國，並承諾在一國與第三國為爭奪中國而發生戰爭時，另一國將提供支援。最後一個密約的有效期至1921年7月14日。
勢力範圍起源於全球殖民擴張的初期。葡萄牙和西班牙是最早向美洲擴張的國家。1492年克里斯托弗?哥倫布到達美洲之後，西班牙和葡萄牙對殖民地展開激烈爭奪，都不能佔有優勢。在教皇的調停下，經過多次討價還價，兩國於1494年簽訂條約，劃分殖民地界限。以大西洋的亞速爾群島和維德角群島以西370裡格（約2055公里）經線為界，西班牙佔以西，葡萄牙佔以東。這就是「教皇子午線」，最早的全球勢力範圍界限。隨著向東半球的擴張，兩國又於1529年立約，以摩鹿加（馬魯古）群島以東17°為界。兩條界線一直延伸到地球兩極。這是全球大國第一次劃分勢力範圍。兩個很小的強國瓜分了全世界。中國在清末幾乎被瓜分，就是這兩個條約立下的先例。那時，兩「牙」已經不再鋒利。「門戶開放」暫緩了瓜分中國的程式。門戶開放以勢力範圍為基礎，是勢力範圍比較溫和的版本，加大了各範圍之間的往來與滲透。
在冷戰期間，美國和蘇聯擁有各自的勢力範圍，並尊重對方的勢力範圍。它們控制著各自在二戰中贏得的那一部分世界，以各自的勢力範圍為基礎建立起全球均勢。這種均勢是對抗性質的。均勢範圍有全球的，更多的是區域的。可以把區域性的均勢稱為「均勢範圍」（sphereofbalanceofpower），就範圍而言，類似於「勢力範圍」（sphereofinfluence）。不同之處在於前者中的各權力較為平衡，而後者有一個主導權力。均勢範圍不像勢力範圍那樣有很強的排他性。一個國家可能同時出現在幾個均勢範圍之中。均勢範圍的概念對於一個正在崛起的大國尤為重要，因為今後很少再有完全屬於某一個國家的勢力範圍，更多的是在某一範圍之內大國力量的重疊和分享——這就是均勢範圍。大國應該學會共處，彼此開放門戶。布熱津斯基說：
中國地區性的勢力範圍正在形成中。但是不應該把實力範圍與排他性的地區政治主宰（如前蘇聯在東歐實施的那樣）混為一談。從社會經濟意義上說，這種勢力範圍更具滲透性，而從政治上說則較少壟斷性。《大棋局》，219頁。
較少壟斷性的勢力範圍是由一個國家主導的均勢範圍。這兩種「範圍」概念之間的過渡是模糊的。因為排他性較低，布熱津斯基可以接受中國建立勢力範圍。這樣的勢力範圍又稱均勢範圍，是相對獨立的地緣政治板塊或區域聯合體。它不僅對外開放，更對內開放。均勢範圍正在全球各地出現，這就是正在成為潮流的區域一體化。
地緣政治板塊和區域一體化
a?區域化的必要性和必然性
「板塊」一詞是從地質學那裡借用的。地球的外殼（地殼）不像蛋殼那樣完整，是由許多版塊組成的，像是縫製的足球外殼。地球表面上的人類過著群居生活，他們分割成許多國家，還沒有組成一個全球性的完整社會。現在，國家正在把更多的權力讓渡給國際組織。區域同盟就是其中一大類。這些區域組織是地緣政治的板塊。與「板塊」相對應的是塞繆爾?亨廷頓所說的「斷層線」。斷層線是地質板塊的邊緣線，是一個板塊與另一個板塊摩擦、衝突的地方，可能導致地震。推動板塊運動的是半流質的地幔。地幔在地殼之下，比地殼厚得多，而且自成一體。地緣政治板塊與斯賓格勒的文明分類有相似之處。地緣政治之下的地幔是文明，包括現代政治文明。沒有現代政治文明的國家不能進入發達板塊。
今天的「全球化」程度被誇大了。「全球化」主要是美國的一個概念。美國是當今世界唯一的全球大國，鼓吹全球化符合美國的利益。它可以把全球作為它的資本和商品出口市場，並獲得對全球的控制權。作為廉價勞動力市場、發達國家經濟的補充，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也符合中國的利益，至少是利大於弊。但這個地位是付出了極大代價的，不是長久之計。中國不能總給富國打工，作為富國的經濟和金融殖民地。
今天的全球化程度遠不如100年前。比如，國界對人員流動的限制無以復加，富國的簽證不容易得到。而且正如批評者所說的，富人、富國從全球化中攫取了最大利益，全球化其實是美國化。作為美國化的全球化只是一層薄膜，一個障眼法，覆蓋了正在發生的區域一體化。實際上，在真正的全球化到來之前，必定要經歷區域一體化。削弱國家權力的首先將是區域化。美國不願意看到更多的區域化，因為北美對它的吸引力有限。美國只有加拿大和墨西哥兩個陸地鄰國和一些小的、相對貧窮的加勒比島國。由於實行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政策，墨西哥已經接近是美國的經濟殖民地。但在人口方面，卻是墨西哥主導著美墨之間的一體化。由於拉美裔人口的增加，可能改變美國的國家、種族和文化特徵。為此，塞繆爾?亨廷頓發出了《我們是誰？》塞繆爾?亨廷頓：《我們是誰？——美國國家特性面臨的挑戰》，新華出版社，2005年。的警告。當墨西哥成為美國投資與生產的樂園的時候，美國也在兩國邊界修築鐵絲網，架設各種探測裝置，增派武裝巡邏人員，以防止墨西哥人進入美國。這樣的全球化（或美國化）是單方面的：窮國向富國改革開放，讓出市場；富國對窮國閉關鎖國，保守技術。這個全球化以窮人和窮國為代價，因此不可能走出很遠。
對目前的人類而言，地球是一個封閉系統。雖然有宇宙飛船前往月球、火星和太陽系之外，但人類的政治、文化和經濟活動仍侷限在地球之內。全球化就是在這個封閉的系統內進行的。如果真的實現了全球化，對人類的發展並不是好事。那時，人類發展的「熵」將達到最大，世界各地的人種和文化將不再有差別。人類的「熱量」將均勻分佈，不再流動。於是人類歷史將進入「熱寂」——真正的「歷史的終結」。
生物學家們發現，在有限空間中，生物密度的增加將導致它們彼此聯絡的增加，它們發展出新的組織水平來應對由此產生的壓力。生物化學家和控制論專家弗裡德里克?菲斯特把這種組織結構的變化稱為「定律」，因為它遍及整個生物界。他認為，在人類歷史的早期，手工業、技術和貿易是孤立的，零星發展的，互相之間沒有聯絡（圖一）；然後，在過去幾個世紀中，形成了一個單一的世界體系（系統），增長和相互聯絡是無序的，因而不能持久（圖二）；於是一個高等級的結構開始自發出現，它有工業和技術的次級結構，分散的經濟單位（圖三）。這樣的結構是穩定的。但是，自20世紀中期以來，因為人口增加等原因，我們又回到了圖二所顯示的那種無序狀態。2008年開始的金融和經濟危機是這種無序狀態的一個結果，很快波及全球。
圖一圖二圖三
在有關內容的論述中，菲斯特沒有提到全球化或區域化。我們可以從他的定律推斷，圖二代表了全球化，而圖三則代表區域化——更穩定、更持久的結構。菲斯特說：
我們的未來不能再繼續無心的和混亂的增長，一直到我們窒息。相反，如同所有增長的系統一樣，我們必須經歷一次變形，發展出帶有區域和經濟次級結構的、新的、高等級的結構。為了復甦被踐踏的控制調節機制，使它們再次運作起來，自足與依賴的健康混合、相互反饋和自我調節是必要的。因為如果沒有這些，讓一個增長的網路自行其是，它將在某個時候自動解體。現在在經濟和社會領域中出現頻率日益增加的不穩定性，實際上可能是我們忽視這個定律的第一個負面後果。這個定律顯然滲透於整個生物界（我們和我們的人工系統也屬於生物界）。theartofinterconnectedthinking：ideasandtoolsforanewapproachtotacklingcomplexity，p68fredericvester，mcbverlag，2007。
全世界正在發生一個巨大的變化：區域化。西歐正在吸收東歐——那個從前被西歐排斥在外的地區參見《從古代到封建主義的過渡》，3-5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作者佩裡?安德森引用了從蘭克、黑格爾到瓊斯、布洛克等人的觀點，以證明西歐和東歐的歷史是分離的，就像歐洲與中國的歷史是分離的一樣——西歐到中國的距離可是比西歐到東歐的距離遙遠得多。——以建立一個歐洲共同體。南美、非洲也都在一體化的過程之中。區域化是通往全球化的必由之路。只有建立在區域化基礎之上，全球化才有堅實的支撐。在全球化的喧囂中，這必要的一步常常被忽視了。與全球化一樣，區域化也不是今天才出現。區域化的歷史比全球化要悠久得多。當全球化真正到來時，區域化仍將繼續存在。沒有次級結構的超級結構不會是穩定的。關於區域體系，蒂利說：
國家形成體系，在一定範圍內它們相互作用，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它們的相互作用影響每一方的命運。由於國家總是產生於對領土和人口的控制的競爭，它們總是成群出現，通常形成體系。查爾斯?蒂利：《強制、資本和歐洲國家》，5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著重號為原書所加。
卡爾?多伊奇卡爾?沃爾夫岡?多伊奇（1912-1992），布拉格出生的美國政治學家和國際政治學家。他的主要貢獻之一是把控制論和系統分析的方法引入政治學。對「世界區域」有一個概括：
由許多鄰近國家組成的，按照不同的空間和時間維度，在廣泛領域中都存在顯著依存關係的國家群體。轉引自喬萬尼?阿里吉、濱下武志、馬克?塞爾登主編《東亞的復興》，6頁，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年。原著首次在2003年出版。
關於區域化的存在，多伊奇和蒂利沒有明顯差異。另一位學者卡贊斯坦對多伊奇這個觀點評論說：它「提供了一種能夠把握動態變遷的方法，既揭示了本體論者所關注的內部結構特點，同時又避免把世界描繪成一個外形不斷變化但核心卻固定如一的流動著的集合體」。《東亞的復興》，6頁。大概是遵循這個思路，卡贊斯坦在2005年出版了《地區的世界：美帝國時代的亞洲和歐洲》aworldofregions：asiaandeuropeintheamericanimperium，peterj?katzenstein，cornelluniversitypress，2005?。他認為，今天的各區域不是自由的，是「嵌入」美國帝制之中的。在冷戰期間國家利益受到威脅之時，美國製造了德國和日本這兩個區域力量，以為美國的支援力量。此後，美國不會再允許新的區域力量出現。
美國對日本和德國的控制權是二戰的戰利品，美國向這兩個國家提供安全保護。在2009年之前，日、德是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第二和第三大經濟體，也就是說，前三位的經濟體都處在美國的控制之下。日本和德國的離心將大大削弱美國在全球的影響力，像蘇聯帝國一樣，蘇聯的解體是從東歐附庸國開始的，然後才是它的幾個加盟共和國。美帝國也面臨內部的破裂。日本和德國不會永遠一心一意地跟在美國後面。
在全球的所有地區都出現了區域聯盟，走在最前面的是歐盟。歐盟的產生以經濟合作為先導。其他地區正在緊跟歐盟的步伐。2008年5月23日，在坦尚尼亞阿魯沙舉行了非洲聯盟（africanunion）小型首腦會議。參加會議的首腦來自12個非洲國家，包括埃及、南非、奈及利亞等非洲大國。他們提出要逐步建立聯邦制的非洲合眾國。非洲聯盟成立於2001年，共有8?5億人口。巧合的是，在提出建立非洲合眾國的同一天，南美洲的12個國家在巴西利亞簽訂了《南美洲國家聯盟憲章》，使南美的一體化程式又邁進了一步。南美洲國家聯盟（unionofsouthamericannations）成立於2005年，幾乎涵蓋了整個南美洲。北美則有北美自由貿易區（nafta）。在過去和現在，東南亞國家彼此都有一些恩怨，現在也更加密切地合作，東南亞國家聯盟（asean）已經從一個安全組織變成更加全面合作的區域同盟。
印度成為現代國家是次大陸區域化的結果。這個過程是由英國殖民者使用暴力而完成的。在英國人撤走之後，次大陸的區域化出現倒退，印巴分裂，後來巴基斯坦和東巴基斯坦（孟加拉國）分裂。印巴之間有很深的疑心，目前沒有統一的跡象。在民眾層面上，因歷史和宗教的原因，巴基斯坦與阿富汗等其他鄰國的關係倒更緊密一些。次大陸的局勢說明，在區域一體化過程中，外界壓力不可能代替內部凝聚力。
這些聯盟都剛剛起步，還是比較鬆散的地區組織。假以時日，它們必將能夠達到區域一體化的目的。因為只有較大的國家或國家聯盟才會在全球化中更有實力和競爭力。區域聯盟的目的是加強各國之間的安全、經濟和金融合作，並在可能的情況下，實現區域一體化，建立聯邦制區域國家。區域化的浪潮表明，任何一個大國都不能僅靠自己的力量獲得安全和繁榮。在當今世界，即使最強大的國家也仍然不夠大，在進入全球市場之後，還要建立排除貿易障礙的區域市場——這是邁向全球自由貿易的必要一步。區域化浪潮正在壓過全球化浪潮，但不會取代全球化。它是走向真正全球化的必由之路。由於此輪全球化是美國主導的，區域化的一個含義是，美國在各大區域中的作用衰減。區域內各國在建立更加密切的聯絡，而不是輻輳向美國。
當東亞的區域化完成的時候，歐亞大陸將出現一個放大版的19世紀的歐洲。在「東亞聯盟」和歐洲聯盟之外，歐亞大陸上還有北方的俄國，南方的伊斯蘭世界和印度。屆時，美國不再是世界的霸主，但將在大陸之外發揮重要的平衡作用。美國將成為放大版的19世紀英國，但有一個區別：美國的相對實力可能比不上當年的大英帝國。
b?區域化的必要條件：以東亞為例
各國價值和制度的相容是區域化的必要前提，是最低的必要條件。理想的狀態是各國價值和制度的相近、相同。除非在區域化開始之前各國已經存在相似的價值和制度，否則就需要有一個共同認可的模式。古代中國的制度曾被一些鄰國所模仿，其影響至今仍可以看到。這也是區域化將在全球化之前完成的原因——全球化需要相容更多的文化、價值和制度，因此需要以區域化為基礎。從國家到全球的距離太大，不可能一步走到。在區域範圍內，國家間的相似程度較大：歷史、文化、宗教、種族等等。比如，中東的大多數國家以阿拉伯人為主要民族，大都信仰伊斯蘭教；非洲各國大多是前殖民地，國界的歷史短暫，國家意識還不強；南美居民多是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的後裔，並有印第安人的血統，多信仰天主教；西歐居民享有共同的歷史、宗教，語言和文字接近，人種混一；東歐雖然與西歐有許多不同，但受西歐的長期薰染並仰慕西方文化，又面對俄國的壓力，因此能夠與西歐一起發展歐盟。
本書的東亞包括東北亞和東南亞兩部分。與世界其他地區相比，東亞各國之間的政治、經濟的差異最大。制度橫跨從專制到民主的政治光譜；經濟從赤貧國到富裕發達國。東亞的文化也更具多樣性：佛教、伊斯蘭教、基督教這些世界性宗教有眾多信徒，道教以及其他一些本土宗教也有許多信仰者，有佛教國家，也有伊斯蘭國家，還有保留了一些儒家傳統的中國。東亞的國家規模也極其不均等。面積從新加坡的600多平方公里到中國的900多萬平方公里；人口從汶萊的不足40萬到中國的13億多。國家的獨立程度也有差別，有日本、韓國這樣的半獨立國家（至少在軍事上），也有朝鮮這樣幾乎完全拒絕外來影響的國家。中國的領土和人口在東亞獨大，經濟將可能在20年內獨大。在博鰲亞洲論壇上，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援引一些機構的研究結果說，到2030年，中國的經濟規模將超過美國，是日本的4-5倍。新華社2009年4月18日電。不過，中國有一些在中短期內難以彌補的嚴重不足：國民富裕程度低，科學技術水平低，海外投資能力低，文化創新能力低，制度號召力低，而且在軍事上被現有超級大國視為潛在對手。除了加工產品的出口之外，中國各方面的出口能力還很有限。離開道義、文化的號召力，制度和技術的支援，沒有一個國家可以成為領導國。中國之外的其他國家更不具備領導東亞的能力。由此可見，東亞的地區一體化可能是世界上難度最大的，需要更多的意志、智慧和時間。
在過去100多年中，日本最早萌發領導東亞的念頭，期望團結黃種人與白種人抗衡。早在明治末年，日本就出現了關於種族戰爭的想法。在1918年的巴黎和會中，戰勝國日本飽受種族歧視。為了準備種族戰爭，日本需要先行在東亞擴張。入江昭：《20世紀的戰爭與和平》，55頁，世界知識出版社，2005年。日本侵略戰爭的藉口一度是驅逐西方殖民者，建立「東亞新秩序」，以日本的霸權取代西方的霸權。直到1940年8月1日，因戰事不順，首相近衛文麿的外相松岡洋右才提出「大東亞共榮圈」的設想。然後，日本又與德國、義大利簽訂了《三國同盟條約》，更進一步圖謀建立「世界新秩序」。法西斯同盟的建立導致了日本與美國的危機。1941年10月，近衛不敢面對他製造的緊張局勢，辭去了首相一職。繼任者東條英機正式提出「大東亞共榮圈」的口號，並於該年年底偷襲珍珠港，入侵東南亞。東條首相在1942年時說：「整個亞洲，不管是獨立國家還是剛佔領的領土，都必須歸併日本，各自為日本而貢獻力量。」beasley，japaneseimperialism，1894-1945，pp237-238。轉引自羅伯特?帕斯特編《世紀之旅》，290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引文出自第七章「日本：一味追求強權的機會主義」，本章作者是肯尼斯?b?派爾。這就是「大東亞共榮圈」的真實含義，是奴役和殖民的思想。西方殖民統治那時已經奄奄一息。日本不知道這是末班車，還拼命想擠上去，把西方人擠下來。日本確實擠上去了，卻沒有想到列車剛出站就傾覆了。
由於日本使用暴力失敗，東亞一體化需要更多的制度相容，其動力需要來自道德與文化的力量，以及更密切的經濟合作。區域化的過程中不應有強迫，需要各國、各民族的平等合作。中國在真正走向世界之前，必須認真經營好東亞，和地區各國一起迎接全球化。任何組織的有效運作都需要領導力。平等合作不排除倡導與領導。對於這樣一個重大責任，中國責無旁貸，也無處可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