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與國家的動物性
國家是帶有暴力性質的人類共同體。在現代法制國家，國家壟斷了對內和對外政策中暴力的行為。而國家的暴力行為緣於人類的性格、人類的動物性。地緣政治學因人類的動物性而存在。所以，在討論地緣政治之前，有必要了解人類是什麼樣的動物。許多種文化都把人類當作獨特的生靈，彷彿他們與動物無關，至少是不同的物種。其實，作為人類的創造物，文化傾向於強調人類在塵世間的至高無上地位。在一些宗教中，特定的人群被認為是上帝的寵兒，高於其他人類。只有佛教認識到眾生平等，不僅是動物，還包括植物在內的所有生命。道生認為，「無情亦有佛性。乃雲：青青翠竹，盡是真如；鬱郁黃花，無非般若」。《祖庭事苑》卷五。道生（355-434），東晉僧人，為鳩摩羅什門徒。道生主張眾生平等，「一闡提迦皆能成佛」即他提出的命題。icchantika即「斷善根」。道生的頓悟成佛說對後世禪宗亦有影響。與道生不同，禪宗的大珠慧海把翠竹黃花與法身般若剝離開來。「問：‘禪師何故不許青青翠竹盡是法身、鬱郁黃華無非般若？’（慧海）師曰：‘法身無象，應翠竹以成形；般若無知，對黃華而顯相。非彼黃華翠竹而有般若法身。’」（《景德傳燈錄》卷第二十八）慧海為馬祖道一（709-788）的門徒，事蹟多不詳。這句話流傳很廣。它除了表明佛法無所不在之外，還包含了眾生平等的意思。佛教的眾生平等是拔高其他生靈的地位，通過靈魂在生靈之間輪迴的思想，而不是貶低人類。孟子說：「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孟子?離婁下》。又說：「人之有道也，飽食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孟子?滕文公上》。由此可見孟子並不完全主張人性本善。認為人不過多了點文化。因為文化的薰染，許多人自負地認為他們已經超越了動物性，為「萬物之靈長」。對這一種傲慢，除了佛家、儒家之外，科學家們也有不同看法。
文昌魚是一種原始的海洋生物，是脊索類中最古老的動物，大約有5釐米長。文昌魚有簡單的神經系統，但沒有脊椎，沒有鰭，沒有大腦，只有一隻原始的眼睛（感光器官在6億年前出現）。從脊索類中產生了脊椎類。脊椎類動物包括哺乳動物。人類屬於哺乳動物。文昌魚在寒武紀時出現，它的基因在過去5億年中沒有變化。相比之下，人類的歷史非常短暫。南方古猿（australopithecus）大約在550萬年前才成為猿類進化樹上的獨立一支，直立人（homoerectus）在100多萬年前出現。智人（homosapiens），即現在的人類，只有30多萬年的歷史。人類文明史不到萬年。儘管文昌魚如此原始，科學家們發現「人類基因組中95%的區域與文昌魚的類似」。《參考訊息》，2008年6月20日，《科學家破譯文昌魚基因密碼》。訊息出自埃菲社6月18日電。該研究結果刊登在《自然》雜誌上。文昌魚的拉丁名是branchiostomalanceolatum。
動植物是基因的載體或殖民地。文昌魚承載的5億年基因還不算古老。基因有40億年的歷史。通過自我複製，一個基因可以存在上億年而不發生變化。動物學家理查德?道金斯「把生物的軀體視為基因的殖民地」。理查德?道金斯：《自私的基因》，58頁，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寫《自私的基因》的道金斯不是極其自私的人。正如弗洛伊德的私生活很嚴肅，他既不淫蕩，也不是一位生殖器崇拜狂。這些學者的觀點都遭到過激烈的反對。雖然他們不可能完全正確，他們的方法和結論有許多可商榷之處，但那些激烈而徹底反對他們的人卻難免有虛偽之嫌，至少缺乏面對現實的勇氣。他甚至認為，基因「創造了我們的肉體和靈魂。儲存它們或許正是我們存在的終極理由」。《自私的基因》，22頁。黑體為引用者所加。在道金斯看來，生物體（包括人類）的存在目的只是為了儲存基因。生物體是客體，而非主體。生物體是基因因緣際和的產物，為了儲存和傳遞基因而存在。基因才是主體。基因從一個生物個體轉移到下一代生物體，不會彼此混淆，也不會衰老。自私的基因有什麼目的？道金斯回答說：「目的就是在基因庫中擴大自己的隊伍。」《自私的基因》，112頁。生物有利他行為，但道金斯證明，這些行為其實也是出於基因的自私性。自私性避免把生物置於危險之中。道金斯引用洛倫茨在《論攻擊行為》中強調的事實：同類動物間的搏鬥往往具有剋制和紳士風度的性質，是有規則的競賽，威脅和虛張聲勢代替了真正的攻擊。《自私的基因》，85頁。熱帶海水魚缸中的空間狹小，同種的魚往往不能容忍一起生活。一條魚會追逐另一條同類，直到雙方精疲力竭。同種之間如同水火，但如果某條魚與別種的魚體積相差不大，它們就能夠和平共處。
相對於文昌魚，獅、虎、豹算是人類的近親了。這些食肉動物從不濫殺異類。它們製造死亡是為了獲得食物，為了自己的生存，而非娛樂或仇恨。動物學家喬治?夏勒在非洲東部的塞倫蓋提大草原上看到：「在獅子尋找食物時，沒有殘忍，也沒有同情，這種不動情感的行為撥動了同為獵人的人類的敏銳心絃。我喜歡觀察大多數捕獵行為，它們是最基本的生死搏鬥。」goldenshadows，flyinghooves，p137，georgeb?schaller，the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83?夏勒對偷獵者和濫捕者深惡痛絕，自己更不會去獵殺野生動物，但他卻喜歡觀察動物捕獵。觀察捕獵是一種移情，可以滿足他掩藏在心底的本能慾望——殺戮。雖然危險時刻存在，但被捕獵的動物並不總是處於戒備狀態。因此，夏勒懷疑它們不具有人類的那種「害怕」情感。（食草）動物們在獅子逼近時逃跑，原因是基因和習慣在起作用，它們不知道害怕。害怕或恐懼是一種高階情感，一種只有高階動物才擁有的情感，在進化史的後期獲得。因此，只有高階動物才有可能把製造「恐怖」作為一種戰爭手段，如戰略轟炸和恐怖主義。
人類是具有豐富情感的動物。其他動物（甚至植物）也有情感，只是較為簡單。許多動物學家認為，人類是有意識地屠殺自己同類的唯一物種。人類的慾望沒有止境，慾望加上仇恨等情感，使得人類之間的殺戮遠遠超過了謀求生存的需要。國家比正常的個人（不是那些基因中具有犯罪傾向的人）更有可能冒險，因為冒險者和受益者不是同一批人。在戰場上死去的與做出戰爭決策的沒有直接聯絡。決策者一般不會暴露在他們政策所帶來的危險之中，但如果冒險成功了，他們往往是最大的受益者。動物學家德斯蒙德?莫里斯恢復了人類的本來面目。他把人類恰當地稱為「裸猿」（thenakedape），因為在現存的193種猴類和猿類中，只有人類沒有渾身覆蓋著厚毛。在用詞上，「裸猿」比「人類」更能反映這種動物的動物屬性，提醒人類不要忽視自己的根。關於動物的攻擊行為，莫里斯對人類的評價似乎比較溫和。他說：
任何動物攻擊同類，都不是為了消滅同類。攻擊的目的是要取得支配權，而不是殺戮。在這方面，裸猿在本質上和其他動物並沒有什麼區別。德斯蒙德?莫里斯：《裸猿》，157頁，文匯出版社，2003年。
其實，爭奪支配權不是動物打鬥的唯一原因。動物為了爭奪領地和交配權而發起攻擊（在一些群居的、有獨裁者的動物那裡，交配權可以歸入支配權）。莫里斯說，動物攻擊同類的目標有限。他也承認，人類比食肉動物更加殘忍。裸猿同類殘殺，是因為他們在集體狩獵中發展了組織能力和技術能力。這兩種能力減少了對暴力的控制，使戰爭的烈度超過了個體的打鬥，優勢者不容易看到弱勢者表示屈服的姿態。所以，戰爭一旦爆發，就難以很快停止。莫里斯指出，裸猿在戰爭中忘記了爭鬥的原始目的。這個原始目的大致等同於克勞塞維茨所說的「戰爭是政治的延續」。常見到在打昏了頭的戰爭中，戰爭本身成為目的，屠殺同類成為樂趣。在這裡，莫里斯似乎忘記了人之所以為人的一面：人類的貪慾超過了其他動物很多，他們不再滿足於獲得食物和交配機會，而是更大範圍的支配。人類戰爭的殘酷和範圍遠遠超過了其他動物的打鬥。而且，在過去數百年，人類的戰敗一方不能像其他動物或者古人那樣放棄土地，遠走他鄉。人類的大量繁殖已經使地球表面人滿為患。他們無處可去，只能留在原地繼續戰鬥。衝突無法調和，於是一代一代地延續下去。巴爾幹、巴勒斯坦、南高加索等地的衝突已經有百餘年甚至數百年的歷史，至今看不到平息的前景。
戰爭是人類獲得良好組織能力之後的產物，在此之前只能算是混戰。人類的社會性是戰爭的源頭。早在2300多年前的古希臘城邦時代，亞里斯多德就指出：「凡隔離而自外於城邦的人……他如果不是一隻野獸，那就是一位神祇。」亞里斯多德：《政治學》，9頁，商務印書館，1983年。商朝滅亡後，伯夷、叔齊忠於商朝，「義不食周黍」。他們躲進首陽山中采薇（野豌豆）而食，最終餓死。人類組建了國家這樣龐大的權力組織。國家間戰爭的爆發一般被歸咎於國際社會的無政府狀態，但這個理論忽視了國家是一個嚴密的組織，富有動物性和侵略性。以現有條件，解決無政府狀態的出路是出現一個全球霸主（聯合國沒有足夠權力），而不是全球性的政府。到目前為止，霸主都是贏得戰爭的大國，在一定範圍內壟斷暴力的使用。當霸主衰落時，群雄並起，戰爭重新成為常態。核時代的戰爭將使人類陷入絕種的險地。在核時代之前，那些尋求權力、尋求支配地位的大國更可能引發大戰。在核時代，國家間競爭有所剋制，有核國家之間不以大規模戰爭為衝突的最後解決手段，並阻止其他國家發展核武器。但是，國家間競爭沒有因人類徹底毀滅的可能而停止。冷戰時期的兩大對抗陣營都炫耀能夠徹底「毀滅全人類」那時的中國正夢想著「解放全人類」。的核武器。
國家間的對抗同樣是「你」「我」對抗。階級鬥爭屬於這一型別，但加入了更多想象的和煽動的成分，因此比國家間的戰爭更容易走進「你死我活」的死衚衕。因群體生活產生的「你群」、「我群」的對抗並不是從人類開始。猿類學家瓦爾在猩猩那裡發現了種群對抗。這大概是「民族主義」和國際政治的原始形態。就其本質而言，國家間的戰爭與猴群間的打鬥沒有區別。瓦爾把莫里斯的看法更向前推進。他說：
在猩猩群中，「我們對抗他們」是一種種群基本特性，即使是相互熟悉的猩猩個體們，只要屬於不同的集團、生活在不同的區域，它們仍然會成為敵人。而人類社會中，同樣的情形時有發生，曾經和平共處的不同種族會突然地互相仇視，例如盧安達的胡圖族人和圖西族人，再比如波黑的塞爾維亞人、克羅埃西亞人和穆斯林。……我猜這種翻轉的態度在人類和猿類中都是一樣的，是被利益共享或者競爭的意識所操縱的。只有當個體們有一個共同目標時，他們才會把負面的感情壓制起來。而一旦這個目標消失了，緊張的情緒會浮出水面。弗朗斯?德?瓦爾：《人類的猿性——一位權威的靈長類動物學家對人類的解讀》，89頁，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07年。
無緣無故置人於死地不是動物性，而是人類文化的產物。人類對同種產生仇恨是因為受到操縱。只要有群體生活就會有操縱，不限於製造仇恨。操縱術是政治的一部分，國家是操縱的主體。尼采說：「國家乃是所有無情的怪物中最為無情者。」尼采：《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48頁，北方文藝出版社，1998年。尼采的許多觀點在當時驚世駭俗，但他的這句話卻是最平常不過。托馬斯?霍布斯把國家看做是怪物利維坦，但他仍持尊敬的態度對待國家。在立憲之初，美國聯邦黨人支援建立強大的聯邦政府，同時堅持三權分立，要求確保人民的監督，以控制這個怪物。他們知道：「僅只在書面上劃分各部門的法定範圍，不足以防止導致政府所有權力殘酷地集中在同一些人手中的那種侵犯。」《聯邦黨人文集》，256頁，商務印書館，1980年。引文出自「第四十八篇」，寫於1788年，作者是詹姆斯?麥迪遜。他後來擔任美國第四任總統。限制和監督國家權力是西方政治學的主要議題之一，而最有效的方法是民主。但在國際關係中，對大國的行為缺乏有效的制約，大國本能地擴大自己的權力，努力超過別的國家。這個難題至今沒有得到解決。中國政府知道答案，提出了「國際民主」的主張。民主是受壓迫者的出路。
權力也是國際政治中最強大的驅動力。在權力背後則是性慾。性慾存在的目的是傳遞基因，是權力之爭的原始動力，反過來又受權力的刺激。亨利?基辛格曾經說過，權力是最好的催情藥。這確實是經驗之談。權力和性慾都是動物性的，都來自曠野，現在已經深入到人類活動的各個角落。權力普遍存在，其作用不限於國際關係領域，也不是國際關係的特點。只要有人群的地方就會有權力，就會有權力之謀和權力之爭。尼采認為，「一切故意產生的現象，可以還原為擴充套件權力的企圖。」尼采：《權力意志——重估一切價值的嘗試》，87頁，中央編譯出版社，2000年。著重號為原書所有。權力的因素就是人的因素。利益越大的地方，對權力的爭奪就越激烈。經濟利益是利益的一個主要方面，所以，經濟中的權力和政治中的權力同樣重要（在很多雙邊和多邊國際關係中，經濟或貿易已經成為最大要素）。自由經濟、權貴經濟、統制經濟都與權力有關，儘管大小有別。在新制度學派看來，經濟學中許多問題都可以通過「權力」加以解釋和解決。約翰?肯尼斯?加爾佈雷斯說：「在現實世界中，無論發生什麼，權力都是決定性因素。」基於此，他對兩個主流經濟學派提出嚴厲批評：
新古典和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最具危害性的一個特徵，就是把權力——個人或機構使別人或別的機構屈從於自己目標的力量——與主體分離開來這樣的安排。《加爾佈雷斯文集》，117頁，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2006年。引文所出的文章是「權力與有用的經濟學家」。奧地利學派的錯誤也是忽視了權力對市場的干涉，而市場的利益如此巨大，那些本應留在市場之外的權力（如政治權力）不可能不滲透牟利，或受利益再分配的誘惑和壓力而加以干涉。在政治權力不受制約的地方，市場幾乎為政治權力全部把持，形成統制經濟及權貴經濟。
加爾佈雷斯在破折號之間給出的是對權力的一般定義。2008年開始的全球金融危機再次證實了加爾佈雷斯的判斷。資本權力、管理權力被權力的擁有者濫用了，對全球經濟造成的危害不亞於一場大戰。權力慾是原始的慾望，這些國家有自我擴張的本能，無所不在，只要不受監督和制約就會造成危害。國際政治是強權政治，很少有正義可言。國際關係是權力最少受到限制的領域之一，只有集權國家的內政可以超過它。
地理對人類文明進化的影響
動物學家們已經證實，人類的行為可以上溯到猿和猴的時期，或更久遠以前。當公猴們為爭奪猴王地位而使用計謀和暴力時，國內政治出現了。當猴群之間為爭奪食物和地盤而開打時，國際政治顯現了雛形，而且已經帶有了濃烈的地緣政治色彩。
地理是影響人類進化的一個重要因素。人類最古老、對後代影響最大的文明都起源於北半球。兩河流域、尼羅河下游、印度河流域、黃河和長江流域（中華文明的源頭不僅僅在黃河流域）都在北緯30度到40度之間的溫帶。希臘、波斯等古文明也在這個範圍之內。它們彼此之間是相通的。兩河流域和埃及通過巴勒斯坦連線，猶太人的祖先就在這片土地上發展了一神教。在兩河流域和印度河流域之間有波斯，查拉圖斯特拉的故鄉。因此，從尼羅河到印度河，古老的農業文明在地理上是連續不斷的，它們彼此之間有著密切的交流，貿易在遠古時期就已經很發達了。而且，在北方的南俄、中亞大草原上，那些流動性很大的游牧民也起到了文化交流使者的作用。他們還時常南下侵略，為古文明帶去新的血液和新的技術——最顯著的是馬匹和戰車。在古文明中，中國的地理位置最偏僻，與其他文明的距離最遠、聯絡最少，而且人種也不同。因此中華文明的發展最為獨特，但出現的時間也較晚，這是在地理上孤立的代價。不過，即使在史前時期，中國仍能夠通過北方草原與西方（不是今天意義上的西方）諸文明保持著聯絡，但緊密程度不能和印度河以西諸文明相比。
今天，人類最發達的文明仍然集中在北半球。歐洲、北美、東亞這三大人口密集區域的緯度大致接近。當然，它們的南北向範圍已經大大超過了10個緯度。其中，歐洲的位置更偏北一些，但因為有大西洋暖流和地中海的影響，歐洲的氣候比北美和東亞的更宜人。今天的地緣政治角鬥的主戰場也在歐亞大陸，以北溫帶的爭奪最為激烈。關於古文明的規律有個小例外。美洲有三大古文明：瑪雅、阿茲特克、印加。其中瑪雅位於熱帶，印加地處南半球。但南美古文明出現的時間較晚，發達程度也較低，規模也不大，而且在歐洲人到達時已經衰落了。歐洲人憑藉他們的馬匹和鋼鐵（刀矛、槍支）在新大陸橫衝直撞，印第安人毫無還手之力。美洲的地理環境不適合早期文明的發展。即使在後來，在現代化程式中，南美雖然起步比東亞早百餘年，但日本、韓國已經超過了它們，中國的發展勢頭也很好。這裡大概也有地理的因素。
法國政治學家讓?博丹（1530-1596）認為，地理環境決定著人民和國家的特性。孟德斯鳩（1689-1755）認為，氣候與土壤等環境因素決定了法律、風俗、宗教、勇敢與懦弱。比如，孟德斯鳩有一個結論：「由於中國的氣候，人們自然地傾向於奴隸性的服從。」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上冊，283頁，商務印書館，1961年。這些觀點可以看做是地緣政治學——以及地緣文化學——的早期源頭之一。雖然「地理環境決定論」在近代受到批判，美國最好的一些大學甚至取消了地理系。但是，地理對歷史影響仍然存在，不會因此有任何改變。相關研究仍非常興旺，且成果不凡。近年《槍炮、病菌與鋼鐵》（1997年）和《國富國窮》（1998年）兩本書得到許多學者的讚歎。在《槍炮，病菌與鋼鐵》一書中，生物學家戴蒙德提出了他的問題：
地理顯然對歷史產生了某種影響；有待回答的問題是這種影響的程度如何，以及地理是否能夠說明歷史的廣泛模式。賈雷德?戴蒙德：《槍炮、病菌與鋼鐵——人類社會的命運》，17頁，上海譯文出版社，2006年。
戴蒙德的回答是：地理能夠說明歷史。「的確存在著適用於歷史的廣泛模式，而尋找對這些模式的解釋不但令人陶醉，也是大有裨益的。」《槍炮、病菌與鋼鐵——人類社會的命運》，24頁。《槍炮、病菌與鋼鐵》就是他對這些模式的解釋。戴蒙德的研究從大約13000年前最近一次冰河期結束時開始。人類歷史不僅僅是人類自己的事情。到目前為止，地理環境仍在決定著各民族的命運。——當然，宗教徒可以認為這是上帝（或真主等等）的安排。——歐洲人數百年來的優勢是歐洲地理帶來的。戴蒙德說：歐洲民族與非洲民族的差異「是由於地理學和生物地理學的偶然因素所致」。《槍炮、病菌與鋼鐵——人類社會的命運》，434頁。只有清楚地認識到地理的影響之後，人類才有可能借助技術改變人類在環境中的被動，和在不利的地理環境中創造更多的知識和財富。
與戴蒙德一樣，蘭德斯也相信地理的巨大作用。作為經濟學家和歷史學家，他從經濟學的角度分析了自1500年以來的世界歷史，國家的貧富與地理有關。蘭德斯指出：
像生活一樣，大自然是不平等的，有自己的偏好；進一步說，大自然的不平等是難以消除的。從產值和人均收入來看，富國位於溫帶，特別是北半球的溫帶；窮國則位於熱帶和亞熱帶。戴維?s?蘭德斯：《國富國窮》，第一章標題下的文字，新華出版社，2007年。
類似這樣的觀點早已存在，在後殖民時代受到批判，那時把南方的貧窮歸咎於白種人的剝削（當然有這個原因，但在長時期內，地理和氣候的作用更大）。蘭德斯又回到了這個話題，並且為地理對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影響提供了充分的證據。當然，國家的富饒或貧窮有許多原因，地理因素只是其中之一。政治制度、宗教信仰、商業精神、創新精神都在起著重要作用。蘭德斯告誡讀者，「地理只是其作用的因素之一」。《國富國窮》，5頁。在現代，由於技術的進步，地理和氣候對經濟發展的影響已經被縮小了很多。
現代技術已經縮小了地理造成的差異。移民的流動使得地理對性格、風俗的作用有點模糊起來。取暖、製冷裝置的發明，使得寒冷和炎熱地帶的人們能夠像在溫帶一樣有效地工作和思考。發達的醫學能夠控制住大部分熱帶傳染病。現在是資金，而不是技術，在阻礙那些傳染病患者得到有效治療。在全球貿易時代，熱帶和寒帶的人們也可以得到足夠的食品，只要他們有錢。在資訊時代，地理和距離已經不再能阻礙技術的傳播，對技術的使用也較少受到地理和氣候的限制。比如，過去生活在熱帶叢林裡的人們不可能騎馬，不能享有馴化馬匹給人類帶來的巨大進步和軍事優勢，但他們現在可以開汽車，把砍倒的木料運到市場上去，把自己留在光禿禿的土地上。但是，地理環境對人類的影響遠遠沒有消失。消失的熱帶雨林正在報復人類。
人可以流動，從消失的森林到城市，從一國到另一國，並可能在流動中改變性格（性格更多由基因決定，而基因是環境千萬年作用的結果）。國民可以去尋找別樣的生活，國家卻不能搬遷，其對內對外政策、文化與經濟仍然受到地理的諸多限制。與個人相比，國家受到地理環境的制約要大得多，特別是在地理位置、地形和氣候等方面。幾百年來，民族國家為了土地而戰；在和平時期，它們需要根據地理等因素為國家間政治做出安排，為可能到來的戰爭做好準備。這是以地理為基礎研究國際政治、文化和經濟的原因，是地緣政治學的存在理由。地緣政治學家布熱津斯基總結說：
在國際關係史上，領土控制是大多數政治衝突的焦點。自從民族主義崛起以來，大多數血腥戰爭不是起源於同擴大領土有關的民族自我滿足感，就是起源於因喪失「神聖」領土而產生的民族被剝奪感。可以毫不過分地說，領土要求一直是驅使民族國家採取侵略行動的主要衝突。茲比格紐?布熱津斯基：《大棋局：美國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緣戰略》，49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
在可預見的未來，國家不會消亡。國家間的衝突將以各種形式持續下去，領土衝突是其中之一。即使領土衝突不再突出，而是被伊拉克石油這樣更準確的目標所掩蓋，各國也會為了在衝突中奪取優勢而尋求更佳的戰略地位。所以，地緣政治學將繼續發展。
古典地緣政治學的興衰本書不詳述地緣政治學的歷史。國內至少已經出過兩本有關書籍。其一是國玉奇、b?П?丘德諾夫合著的《地緣政治學與世界秩序》，重慶出版社，2007年。其二是傑弗裡?帕克的《地緣政治學：過去、現在和未來》，新華出版社，2003年。這本書的中文翻譯有大量錯誤，但仍有一些參考價值。
今天，「地緣政治」已經是國際關係最常用的詞之一，不僅政界人士經常使用，記者也在頻繁使用。但是，與許多常用詞一樣，「地緣政治」的含義也是模糊的，尤其在媒體中。一般而言，「地緣政治學」是從國家地理位置、地理特徵的角度對國際關係進行的研究，而「地緣政治」則是與地理相關的國際行為。在日常用詞中，「地緣政治」似乎有取代「國際政治」的趨勢。的確，這兩個詞的含義在很大程度上是重疊的，只是內涵的側重有所不同，前者強調地理因素，後者突出國際關係。
國家間關係在很大程度上由它們的大小和彼此的位置決定。其實，任何物體之間的關係都與它們的空間位置有關，這條原理在幾何學和物理學中同樣適用。解析幾何用空間位置表示數字，卻不完全屬於代數學或幾何學。同理，不應當把地緣政治學看做是國際關係學的一個分支。兩者有很大的重疊，但作為一門獨立學科，地緣政治學的歷史早於國際關係學，其範圍經常大於國際關係學的領域。前者更多地涉及國內因素，包括一個國家的地理、人口、經濟、歷史、文化、政治制度等。
古希臘文明的核心區域瀕臨地中海，土地貧瘠，貿易發達。所以，古希臘人見多識廣，對於地理環境的變化非常敏銳。希羅多德總是詳細地描述各民族生活的地理環境。即使在希臘一隅，修昔底德也看到了海權與陸權的對抗。中國文明核心區地處內陸，大片區域的環境較為單一，與外界交流較少。因此中國古人對地理因素不是那麼重視。古代兵書是個例外，但其討論範圍限於小區域內的地形。戰國時期的縱橫家（如張儀、蘇秦等人）也留有對國家地理位置的分析。但不過寥寥數語，而且大多記錄的可靠性較差，不足為憑。另外，史書的「地理志」也很簡略，多記載戶口數字，不注重地理對風俗的影響。但中國有「天時、地利、人和」之說。話雖然簡單，卻是人人皆知，非書齋裡的理論可比。更可寶貴的是，這句話把地理因素當作「天、地、人」三才之一，人的努力與天地並列，沒有以偏概全，因此更為妥當，不會走向地理決定論的極端。孟子說：「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孫丑下》。他誇大了人的作用，而有些輕視天、地了。
近代地理學的起源受地質研究的啟發。把地理學發展為一個現代學科的是亞歷山大?馮?洪堡亞歷山大的哥哥威廉?馮?洪堡（1767-1835）是自由主義思想家、語言學家，還是普魯士的外交官和大臣，建立了德國的文理中學制度，在1810年建立了柏林大學。學術自由的大學是德國崛起的重要保證，美國向德國學習大學制度，也成為世界大國。（1769-1859）和卡爾?李特爾（1779-1859）。他們都注重地理學中人的因素。洪堡從地理學和宇宙學的研究中看到了「人類平等原則」和「個人及政治自由的原則」羅伯特?迪金森：《近代地理學建立人》，38頁，商務印書館，1980年……李特爾聲稱：人是地理學的核心，地理學的中心原理是「自然的一切現象和形態對人類的關係」《近代地理學建立人》，46頁……洪堡和李特爾都是德國人，同在1859年去世——查爾斯?達爾文在這一年出版了《物種起源》，「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觀念將深刻影響到地理學的人文方面。在洪堡和李特爾之後的地理學大家則有弗里德里希?拉策爾（1844-1904）和斐迪南?馮?李希霍芬（1833-1905）。這兩位學者也都是德國人，同樣有過在美洲旅行的經歷。李希霍芬在同治年間（1868-1872）在中國北方考察地質，在後來的中國地質學界有很高的聲望。他提出了黃土高原的風成說，還創造了「絲綢之路」這個詞。此外，李希霍芬還提醒德國注意山東的煤礦和膠州灣海港。1897年，德國搶佔膠州灣作為軍港。
從這四位德國學者的貢獻可以看出，現代地理學在其建立早期有著近乎純正的德國血統。當年德國對外關係中的最大難題是地理困境。德國地理學家們沒有迴避這個挑戰，況且他們有極好的人文知識修養，能夠把地理學、人文知識、國家前途等要素綜合在一起分析。於是，地緣政治學在德國應運而生。
地緣政治學的實際創始人是弗里德里希?拉策爾（上面的四人之一）。拉策爾的貢獻不限於地緣政治學，他被認為是地理學的「第一代大師」《近代地理學建立人》，73頁……在當時，地理學、人種學、博物學（包括植物學、動物學、地質學）等學科是交織在一起的。在1880和1890年代，拉策爾的主要興趣在人種與文化，他的中心論題是「文化分佈是歷史上遷移和模仿的反映」。《近代地理學建立人》，77頁。拉策爾首先提出了「世界大國」（weltmacht，worldpower）這個概念。他認為，與世界大國對應的是大空間（grossraum）。這些觀點是他在1901年提出的「生存空間」（lebensraum）的前奏。他把生存空間當作是「生物地理學」的內容，認為國家的重要特徵是空間和位置。後來，拉策爾把研究的重心放在政治地理學上，寫了《政治地理學》（1897）。這本書是地緣政治學的開山之作，第一次明確論述了海權和陸權的對立。拉策爾注重海洋對文明發展的促進，寫有《海洋——民族強大的泉源》（1900）。在《國家空間增長的規律》（1901）中，拉策爾羅列了國家擴張的7個規律參見《地緣政治學與世界秩序》，31頁。，其中的兩個是：國家的空間隨著文化的發展而增長；國家的成長通過合併及吞併小國來實現。那時，進化論的觀點已經普及，把國家當作需要增長空間的「有機體」是那個時代的流行觀點。在《西方的沒落》（1918、1922）中，奧斯瓦爾德?斯賓格勒認定文明是生命體。這些作者正確地回到了原始民族的「萬物有靈」思想。但關於維持「生命體」增長的營養，拉策爾帶領地緣政治學邁出了有害的一步。不過，如果考慮到那時歐美列強正在為最後瓜分世界而瘋狂爭鬥，拉策爾的觀點也就不顯得那樣咄咄逼人了。
拉策爾為地緣政治學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剩下的工作將由後人完成。其實，拉策爾本人沒有提出「地緣政治學」。「地緣政治」或「地緣政治學」一詞是瑞典政治學教授魯道夫?契倫（1846-1922）在1905年創造的。他在《作為生命形態的國家》（1916）中給予了詳細闡釋。他認為，國家有5個「器官」：空間、人民、經濟、社會、管理契倫提出國家的「管理」要素是在管理作為一門學科受到重視之前。他所說的管理是國家管理，與今天理解的企業管理有所不同，但它們的原理卻是相近的……在契倫寫這本書的時候，第一次世界大戰打得正酣，而距拉策爾的早期工作已有30多年。其實，契倫的地緣政治學脫胎於拉策爾的政治地理學。兩者的研究範圍沒有區別，只是使用不同的名稱。契倫的貢獻遠遠不止一個名詞。他繼承了拉策爾的「國家有機體」和「生存空間」理論，支援大國向外擴張。在他看來，國家有機體在發展中爭奪生存空間是自然法則所確定了的。為了保持爭奪資源的行動自由，一個國家必須能夠在戰爭狀態中自給自足，不依賴和平。
地緣政治學起步之初正是社會達爾文主義盛行的時代，也是殖民時代最後的瘋狂。從國家有機體到生存空間，地緣政治學不可避免地染上了「弱肉強食」的習性。這是20世紀初的「時代精神」。從梁啟超到魯迅，中國知識分子也深受「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理論的影響。與德國完全不同的是，中國是慘遭瓜分和蠶食的國家。中國學者關注的是中國的自我拯救，而不是武力擴張。同時，他們還潛藏著對國民「不爭」的憤怒。
契倫是身為小國公民卻很有成就的地緣政治學家。其餘所有地緣政治學家都是大國公民。這是因為地緣政治是大國的遊戲，地緣政治學是大國的地理學。契倫親德國——瑞典的南方鄰國，深受拉策爾的影響，從德國的角度看問題。所以，他可以被歸入德國地緣政治學派。在《現代大國》（1914）中，契倫認為小國註定要臣服大國，組成更大的國家。他看好德國的作用。在奠定歐洲民族國家體系的《威斯特伐利亞和約》之後300多年，在契倫寫《現代大國》之後100年，歐洲經歷了多次大戰，至今沒有完成統一過程。其實，歐洲的這個過程並不算很長。中國在春秋戰國時期用了501年（前722-前221）才完成權力最後的高度集中。
與其他學科不同，「地緣政治學」之前可以冠以國家名稱。在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美國沒有「地緣政治學」，但貢獻卻很大，可以說是「有其實，無其名」。美國海軍軍官艾爾弗雷德?塞耶?馬漢（1840-1914）寫了《海權對歷史的影響》（1890），強調控制海洋對國家和戰爭的重要性。德國皇帝威廉二世（1888-1918在位）非常推崇這本書，把它發到每一艘軍艦上。在威廉二世的專制統治之下，德國推行全球擴張的「世界政策」（weltpolitik），四處出擊，「爭奪陽光下的地盤」。1900年，在歡送德國軍隊到中國鎮壓義和團時，威廉二世提出了著名的「黃禍」論，要求德軍嚴懲中國人。雖然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有複雜的原因和背景，但自以為是的威廉二世負有不可推卸的重大責任。從19世紀末開始，英德兩國展開海軍軍備競賽。英國當時的政策是保證它的海軍軍力超過其他任何兩個國家之和。德國日益強大的海軍被英國看做巨大威脅。在一戰中，德國海軍的軍艦質量、軍人技能超過了英國海軍，但數量處於劣勢。德國海軍企圖集中兵力消滅英國海軍，卻在日德蘭海戰中失利。此後直到戰爭結束，德國艦隊一直被封鎖在港口，成為名副其實的「存在艦隊」。戰後，德國軍艦被收繳、銷燬。德國始終沒有能夠成為一個海上霸權。
德國尋求的不僅是海上霸權。在一戰之前，德國的海權和陸權兩派對立起來，爭奪有限的國家預算。兩權對立的思想源自拉策爾。與海權派一樣，陸權派也有宏大的計劃。德國的「東進」（drangnachosten——向東突進）可與美國的「西進運動」做一番異同比較。戰略不僅指向東歐和俄國，還包括歐洲之外的東方。19世紀末，德國計劃修建巴格達鐵路，用鐵路把北海和波斯灣連在一起。線路從漢堡、柏林經過君士坦丁堡到巴格達。這條鐵路將嚴重侵犯英國的勢力範圍和殖民地，最終因為英國的反對而流產。在海上和陸地上，德國的政策都對現有大國英國構成威脅。英德衝突越來越不可調和，最終因為奧匈帝國皇儲被暗殺這個偶然因素爆發大戰。一戰前德國的地緣戰略完全沒有章法，非常混亂。這與統治者威廉二世的性格缺陷有很大關係。
在20世紀上半葉，地緣政治學已經成為顯學。把它進一步推廣到人人皆知程度（卻不是好名聲）的是德國地理學家卡爾?豪斯霍費爾將軍（1869-1946）。豪斯霍費爾接受了契倫的思想，他相信，「對地理現實的忽視」是德國在一戰中戰敗的主要原因之一。《地緣政治學：過去、現在和未來》，43頁。因此，他決心改變德國對地理認識的不足，促使德國從失敗和屈辱中復興。拉策爾和契倫是一戰之後德國地緣政治學的導師。豪斯霍費爾熟悉他們的理論。經過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豪斯霍費爾仍然持海權與陸權對立的觀點，把英國作為德國的最大敵人。他認定德國的命運在東方，那些中東歐國家是一堆有待清理的垃圾，為德國的成長讓出地盤。但他不贊同依靠侵略來達到目的，而是希望德國和蘇聯結成大陸聯盟，共同對抗海權國家。納粹認為斯拉夫人是劣等民族，又敵視猶太人創立的共產主義，因此不能與蘇聯長期合作。當德國入侵蘇聯的時候，豪斯霍費爾從地緣政治學的角度發出歡呼。第三帝國用意識形態取代地緣政治分析，樹敵過多，最終一敗塗地。冷戰結束之後，北約東擴，中東歐的小國大多被納入歐洲，證實了德國地緣政治學「東進」的判斷，也似乎達成了豪斯霍費爾的願望。不過，北約東擴與豪斯霍費爾的設想有一個差別：主導國家不是德國，甚至不是歐洲國家。
1924年，豪斯霍費爾在慕尼黑創辦《地緣政治學雜誌》，宣揚他的主張。納粹上臺後，這本雜誌逐漸充滿了納粹意識形態，豪斯霍費爾對雜誌的影響力日益消退。不過，即使不考慮納粹的影響，豪斯霍費爾的理論也是非常富有侵略性的。這不完全是豪斯霍費爾的錯。地緣政治學具有原罪，它的理論包含著內在侵略性。豪斯霍費爾和其他許多地緣政治學家把國家看做是在空間中生長和擴張的生命體，其生長需要營養。這沒有錯。在歷史上，國家和民族強大時總是向外擴張，現在所有大國（以及許多中小國家）都是這樣產生的。但是，地緣政治學具有明晰的邏輯。如果一味強調擴張和對抗，製造了氛圍，就會使戰爭的動機和規模都失去控制。20世紀前半期德國的教訓是，地緣戰略目標必須是有限的、可控的，同時使用文化、經濟等資源加以促進和調整。可惜，在俾斯麥之後的德國權力圈內，沒有人懂得這一點。
與大空間相對應，豪斯霍費爾設想全球將出現四個泛區域：南北美洲各國組成的泛美區，由美國主導；從東北亞到澳大利亞的泛亞區，由日本主導；歐洲與非洲統一後形成的泛歐區，由德國主導；蘇聯和印度等國的泛蘇區，由蘇聯主導。豪斯霍費爾的這個觀點很有遠見，即使在今天也還有點超前。雖然區域化正在形成之中，但還沒有豪斯霍費爾設想的那樣大。豪斯霍費爾認為泛歐的命定空間在德國，泛亞的命定空間在日本。在這一點上，他完全錯了。一次戰敗就可以終結一個國家的好運。德國非常幸運，在20世紀有過兩次成為支配大國的機會，但都因不知節制而失敗了。
在極權政治之下，學術是虛弱的。納粹德國的地緣政治學不是學者的地緣政治學了。納粹德國的副元首（第二號人物）魯道夫?赫斯是豪斯霍費爾在慕尼黑大學的學生。赫斯在那裡接觸到地緣政治學。1923年的慕尼黑啤酒館暴動後，阿道夫?希特勒和赫斯一同被捕。豪斯霍費爾經常去監獄探望他的學生。赫斯則把地緣政治學的思想教給了希特勒。希特勒在獄中寫下了《我的奮鬥》，從中可以看到地緣政治學的理論。納粹上臺後，豪斯霍費爾深陷到政治漩渦中。1941年5月，赫斯駕機逃往英國，可能是為了謀求英德之間的和平。豪斯霍費爾和兒子阿爾布萊希特因為這一事件被捕，旋被釋放。阿爾布萊希特也是一位地緣政治學家。受到1944年7月謀殺希特勒事件的牽連，父子倆再次被捕。父親隨後被釋放；兒子則被納粹「人民法院」宣判死刑，於1945年4月被殺。美軍佔領德國後逮捕了豪斯霍費爾。1946年3月，豪斯霍費爾夫婦卡爾?豪斯霍費爾的妻子瑪莎也加入到德國的地緣政治學事業中。她在1925年把詹姆斯?費爾格雷夫的《地理與世界大國》（1915）翻譯成德文。在家中自殺身亡。德國的地緣政治學隨之消亡，至今看不到復甦的可能。
除了德國之外，20世紀上半葉地緣政治學最發達的國家是英國。喬治?n?寇松勳爵（1859-1925）出生於土地貴族家庭。他在少年時期從馬背上摔下來，脊柱嚴重受傷。終生殘疾使他經常疼痛得昏迷過去，卻沒有阻止他長途旅行。在1887-1894數年間，他到了俄國、中亞、波斯、暹羅、印度支那、朝鮮、阿富汗、帕米爾，寫書記錄下他的東方之行。寇松不是單純的旅行家，他的目的是地緣政治的，總是圍繞著英屬印度的安全。寇松在大英帝國的鼎盛時期擔任印度總督（1899-1905），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擔任英國外交大臣（1919-1924）。在印度時，他把西北邊境的獨立部落地區變成印度的一個省，就是現在美國無人機經常攻擊的巴基斯坦西北邊境省。1903年底，寇松派榮赫鵬帶領英軍入侵西藏，以阻擋俄國勢力經由西藏到達印度。英軍在佔領拉薩後沒有發現俄國人的影子。英國勢力卻在與俄國的大角逐中進入了西藏。「西藏問題」由此產生。1912年，寇松在擔任英國皇家地理學會會長時說：
在地理學的幫助下——沒有任何其他方式可以做到這一點——我們才能理解偉大自然力的運作，人口的分佈，商業的進步，疆界的拓展，國家的形成，以及人類在各方面所取得的輝煌成就。subjectsoftheday，georgecurzon，pp156-166，london：georgeallen&urwin，1915?轉引自《東方學》，274頁，三聯書店，2007年。
寇松是政治家、地緣政治的實踐者。英國地緣政治學是由眾多像寇松這樣勇敢的冒險家、軍人奠定的。這是英德兩國地緣政治學的不同之處，符合它們各自的哲學傳統。英國地緣政治學的代表人物是哈爾福德?麥金德（1861-1947）。麥金德比豪斯霍費爾年長8歲。豪斯霍費爾從他那裡學到了很多東西，以至把他叫做「可恨的敵人」《地緣政治學》雜誌，第二期（1925年）第454頁。轉引自e?w?吉爾伯特：《歷史的地理樞紐》中譯本引言，17頁。麥金德比豪斯霍費爾年長，從事地緣政治學研究也較早。但豪斯霍費爾與地緣政治學前驅們在理論上一脈相承，而麥金德則像是一個旁支。對於後世，麥金德的影響可能更大。為了敘述的連貫性，在這裡把麥金德放在了豪斯霍費爾之後。敬請讀者諸君注意……麥金德是牛津大學地理系第一任主任，擔任過倫敦經濟學院院長、英國國會議員。1904年，麥金德在英國皇家地理學會發表演講，論文的題目是《歷史的地理樞紐》，突出了樞紐地區在歷史中的重要作用。這篇文稿成為地緣政治學的經典著作。麥金德把俄國看做是英國的主要敵人，因為俄國佔有歐亞大陸的樞紐地帶（心臟地帶）。1917年十月革命之後，外交大臣寇松派遣麥金德出使俄國，使命之一是煽動非俄羅斯族的民族主義情緒，以動搖革命的基礎。麥金德認為，來自樞紐地區的威脅與哪個國家控制它沒有關係。如果日本佔領中國，並進而挾中國之力征服俄國，佔領心臟地帶，就會對西方構成「黃禍」哈?麥金德：《歷史的地理樞紐》，70-71頁，商務印書館，1985。這本小書收錄了麥金德的兩篇演講稿：「地理學的範圍和方法」、「歷史的地理樞紐」。由此可見在對「黃禍」的擔心中，英國與德國沒有區別，儘管它們那時是對手……在對待黃種人的態度上，德國和英國在那時基本一致。
在皇家地理學會的那次演講15年之後，麥金德把他的演講稿擴寫為《民主的理想與現實》（1919）。此時正值巴黎和會，據說麥金德是寫給參加和會的各國代表們看的，提醒他們向東看。麥金德對他原來的思想做了一些修改，把「樞紐」（pivot）改稱為「心臟地帶」（heartland），而把歐亞大陸和非洲稱為「世界島」。書中有一句後來被廣為引用的話：
誰統治東歐，誰就能主宰心臟地帶；誰統治心臟地帶，誰就能主宰世界島；誰統治世界島，誰就能主宰全世界。democraticidealsandreality，p150，halfordmackinder，newyork：w?w?norton，1962。
麥金德的「心臟地帶」指位於歐亞大陸中部和北部、與外界沒有或很少有海運聯絡的地區。其中包括內流河流域，如注入裡海的頓河、伏爾加河，注入鹹海的阿姆河、錫爾河，以及塔里木河等消失在沙漠中的河流；注入北冰洋的大河流域，如額畢河、葉尼塞河、勒拿河。這個地區與海洋隔絕，海洋大國不能從海上向這些地區發起進攻。在歷史上，征服歐亞大陸各地的游牧民族都從這個地區出發。鐵路出現之後，加強了心臟地帶的機動性，可以與海洋航運相比。因此，俄國取代蒙古，可以向各方向（除了北方）攻擊。「樞紐國家向歐亞大陸邊緣地區的擴張，使力量對比轉過來對它有利，這將使它能夠利用巨大的大陸資源來建立艦隊，那時這個世界帝國也就在望了。」《歷史的地理樞紐》，69頁。在二戰之後，蘇聯控制了東歐各國，幾乎完全佔有心臟地帶，與美國形成了兩強對抗，似乎有希望建立「世界帝國」。但麥金德的預言沒有實現。蘇聯沒有能夠統治世界島，更沒有主宰全世界。相反，大陸強權蘇聯受到美國及其盟國的圍堵，僵硬的極權統治不能靈活應對，終於分崩離析。麥金德站在歐亞大陸外緣的一個小島上瞭望大陸。他的立場決定了他的觀點。英國的傳統政策是保持歐洲大陸上的均勢（力量平衡），不能產生一個對英國構成威脅的大國。麥金德擔心，在大陸的心臟地帶聚集的巨大力量將對英國構成威脅，而衰落中的英國對此卻無能為力。
麥金德把「心臟地帶」之外的土地分為兩層：內新月地區在歐亞大陸之中，從德國、土耳其、印度到中國，與「心臟地帶」在土地上連線在一起；外新月地區在歐亞大陸之外，從英國、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澳大利亞到日本，與「心臟地帶」隔著海洋。麥金德看重「心臟地帶」，較輕視外圍地區。實際上，在所謂的心臟地帶，荒涼的西伯利亞不適宜人類生活，更從來沒有產生過權力中心。在遭受法國、德國入侵時，俄國（蘇聯）的權力中心從沒有退到烏拉爾山以東。即使把心臟地帶看做是一個完整的地區，其重心也是在它的南部，從裡海沿岸的南俄草原延伸到中亞、蒙古。在工業革命之前，從大陸的外圍地區攻入中亞不乏例證。波斯人、阿拉伯人、漢人都曾經是中亞一大部分的主宰。甚至在工業時代之前，面對外圍地區的火炮等技術優勢，心臟地帶南部已經徹底失去了權力。大概有鑑於此，美國地緣政治學家尼古拉斯?斯皮克曼（1893-1943）更多師從馬漢的學說。與麥金德強調「心臟地帶」的威脅相反，斯皮克曼更看重歐亞大陸的「邊緣地帶」（rimland）。如果麥金德算是陸權派，斯皮克曼更接近海權派一些，但不侷限於海權派。
斯皮克曼出生在荷蘭。他原來是社會學家，出版過《格奧爾格?齊美爾的社會理論》齊美爾（一譯西美爾，1858-1918）是德國社會學家、新康德主義哲學家。他的研究物件包括衝突、權力、社會交往、調情、貨幣等。斯皮克曼是最早把齊美爾介紹到美國的學者之一。尚不清楚齊美爾的社會學如何影響到斯皮克曼的地緣政治學。在方法上，齊美爾是反實證主義的；斯皮克曼是實用主義者，與美國的哲學傳統一致，與齊美爾的抽象分析不同。（1925）。他還是耶魯大學國際關係學院的建立者。與豪斯霍費爾類似，他認為美國的外交政策「忽略了地理因素」，從而損害了國家利益。因此，他轉而研究新興的國際關係學，在1938年和1939年發表了兩篇地緣政治學的長文。這時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斯皮克曼反對美國的孤立主義，堅持美國應該維持歐亞大陸上的均勢，而不是依靠大洋的保護。他的主要作品是《世界政治中的美國戰略》（1942）以及在他身後出版的《和平地理學》（1944）。斯皮克曼聲稱「地理是外交政策中最基本的因素，因為它是最持久的」。的確，極權統治可以在短時間內改變人口數量、文化傳統等因素。但到目前為止，暴君仍無力改變地理環境。正當美國與德國、日本酣戰之時，斯皮克曼建議在戰後保持一個強大的德國，以對抗蘇聯；他還預言中國將在戰後崛起，而美國將不得不幫助日本的防務。實際上，中國的崛起被內亂遲滯了數十年。但斯皮克曼的預言仍然沒有錯。他能有如此遠見是地緣政治分析的結果。
斯皮克曼接受了麥金德對世界的地緣政治學劃分：心臟地帶、邊緣地帶（麥金德的「內新月地區」）、離岸島嶼（offshoreislands，麥金德的「外新月地區」）。但對於各區域的作用，斯皮克曼的觀點與麥金德的相反，強調邊緣地帶的重要性，因為這裡兼有大陸和海洋之利。那時的美國是一個上升中的「島國」，所以，斯皮克曼的心態與衰落帝國的麥金德不同。他注重的問題是美國如何控制歐亞大陸，而不是預防來自歐亞大陸的威脅。邊緣地帶是島國控制大陸的登陸場，因此更受重視。作為對自己理論的總結，斯皮克曼套用麥金德的表達方式，也說了一句高度概括的話：
控制邊緣地帶者統治歐亞大陸；統治歐亞大陸者控制世界命運。thegeographyofpeace，p43，nicholasj?spykman，newyork：harcourt&brace，1944?
在冷戰中，美國及其盟國控制了邊緣地帶的最富裕部分，拖垮了蘇聯集團，但並沒有因此而統治歐亞大陸。相反，冷戰後美國至高無上的霸主地位沒有維持很久。因為失去了蘇聯這個共同敵人，美國對「老歐洲」的號召力顯著下降。美國在全球推行民主，卻忘了一個民主的國際社會絕不會容忍任何過於強大、獨斷專行的國家。民主是強權的敵人，正如強權是民主的敵人一樣。美國佔領了位於邊緣地帶的伊拉克，卻沒有能夠在中東站穩腳跟，更談不上統治歐亞大陸。原因是美國忽略了伊拉克人的反抗意志。在一國之內，由於熾盛的民族和宗教情感，即使長期生活在暴政之下，人民也不可能接受外國入侵，無論侵略者打著什麼旗號。從美國的教訓可以看出，斯皮克曼以及他之前的地緣政治學家都過於看重自然地理的因素，卻有些忽視「人」這個最重要的因素。其實，斯皮克曼並沒有忽視「人」。說他忽視「人」，只是相對於他對地理因素的強調而言。請對照他羅列的強大國家的10條標準：領土、邊界、人口、礦產、經濟和技術、財政、民族組成、社會一體化、政治穩定、民族精神。「人」是地理各要素中最值得珍視的。無論是地理學還是地緣政治學，缺少了「人」必定會有很大缺陷，從而在指導行動時帶來災難。
斯皮克曼把北大西洋看做是西歐和北美之間的一個大湖。在1940年代，大西洋的東西兩岸是世界上唯一的發達地區——日本那時還沒有完成工業化。今天世界上最繁榮的地區主要在邊緣地帶和離岸島嶼，其中北大西洋兩岸仍然最為發達，非日本可及。斯皮克曼認為，大西洋是古希臘時代地中海的放大版，是西方世界的「中央海洋」。這一地區應該由美國來領導，以武力對付其他地區的反叛。
斯皮克曼影響了美國的遏制政策，被稱為「遏制教父」。在冷戰期間，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建立北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對抗蘇聯集團的華沙條約組織。美國對蘇聯實行武力遏制，在朝鮮和越南作戰，防止共產主義向外擴散。美國沿著歐亞大陸邊緣（內新月地區）建立多個軍事同盟，把日本、東南亞、兩伊納入西方陣營，在阿富汗支援反蘇游擊隊。這些行動是為了阻止蘇聯勢力南下到暖水海港。除了在遠東（朝鮮、中國、越南一線）的大陸邊緣，遏制政策是成功的。也許不能把政策的成功完全說成是地緣政治學者的貢獻，但可以說，美國的決策者從斯皮克曼、麥金德等人那裡吸取了大量有益的思想，他們對世界形勢的判斷接近學者們的理論。在經歷了冷戰後的齟齬之後，與北大西洋對岸的關係仍然是歐美今天最重要的雙邊關係。
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麥金德、豪斯霍費爾、斯皮克曼（以年齡長幼為序）是最重要的地緣政治學家。他們分別生活在20世紀先後最強大的三個國家：英、德、美。也許是巧合，三位學者的年齡順序和他們國家獲得大國地位的先後是一致的。他們都在1940年代中期去世，相隔僅三年（斯皮克曼去世時才49歲）。在此期間，最重視地緣政治學說的德國戰敗。於是地緣政治學的喧囂與騷動暫時告一段落，是為古典階段。
在歐美之外，俄國有不同的地緣政治學傳統，自成體系。俄國地緣政治學的特點之一是熱衷於探討文明的地理歸屬，顯示出俄羅斯人不能就他們文明的位置達成相對一致。俄國的地緣政治學分成對立的兩派：歐亞主義與大西洋主義。這與德國的海權與陸權兩派的分裂近似，表現出一個民族被地理環境撕裂後的精神症狀。Г?h?特魯別茨科伊和e?h?特魯別茨科伊兄弟兩人是俄國的思想家、哲學家。他們強調俄羅斯宗教和文化的特性，注重它們與地理的關係。俄國地緣政治學始終在探討俄羅斯文明的歸屬問題，不離東正教。他們的侄子h?c?特魯別茨科伊（1890-1938）和地理學家П?h?薩維茨基（1892-1985）是歐亞主義運動的創始人。1921年，薩維茨基出版文集《出走東方》。這是歐亞主義的第一本書。歐亞主義繼承了強調俄羅斯文化獨特性的斯拉夫主義。它把俄國特性上溯到韃靼-蒙古統治時期，珍惜俄國的東正教精神、東方色彩。與親西方的大西洋主義相對立，歐亞主義者更願意俄國留在歐亞大陸的東方，作為獨立的一極承擔重任。歐亞主義是1920年代初由流亡者在蘇聯之外發展起來的。蘇聯統治者不能容忍這些「愛國者」，他們也拒絕與蘇聯合作。參見《地緣政治學與世界秩序》第四章「地緣政治學體系中的歐亞主義」。
以上介紹了最重要的幾位古典地緣政治學家，另外一些也很出色的學者卻沒有提及。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地緣政治學的傳統中斷了20多年。等到它再次興起時，人們的知識結構、對國家和國際關係的看法已經有了很大不同，和平的力量更強大了。戰前的理論顯得距離現代已經有些遙遠。只有專業學者需要認真借鑑這些理論，一般讀者大概不太容易產生共鳴，特別是處於不同語境中的中國讀者——他們不會習慣從數十年前、百年前的西方角度看世界。另外一個問題是，相關的地緣政治學著作很少有被翻譯成中文的。作為閱讀本書必要的知識背景，這部分的簡略介紹可以滿足一般需要。
2005年4月25日，俄國總統普京在「國情諮文」中說：「蘇聯解體是20世紀地緣政治上的最大災難。」一位英國記者評論俄國的地緣政治學時說：「很少有現代意識形態像地緣政治學這樣既充滿奇想又無所不包，即浪漫又晦澀，在理智上是混亂的，還可能引發第三次世界大戰。」dreamsoftheeurasianheartland：thereemergenceofgeopolitics，charlesclover，foreignaffairs，march/april，1999?原文的副標題太模糊，更準確的說法應該是「地緣政治學在俄國的復興」(thereemergenceofgeopoliticsinrussia)。作者是英國《金融時報》當時的駐基輔首席記者。當然，這是記者在導語中故意聳人聽聞，有點英國小報的風格。記者諷刺的目標也不是歐美的地緣政治學。冷戰之後，俄國喪失了官方意識形態，一些政壇重量級人物用地緣政治學填補國際關係中的這個空缺。於是，歐亞主義在1990年代復甦。在新歐亞主義的信徒中，有左翼共產黨的總書記Г?久加諾夫（寫有《勝利地理學》）、右翼自由民主黨的黨魁弗拉基米爾?日里諾夫斯基（寫有《向南的最後出擊》）等權勢人物。這兩個黨當時佔有國家杜馬近一半的席位。俄國前總理耶夫根尼?普里馬科夫也被看做是歐亞主義的支援者。1998年12月，普里馬科夫在訪問印度時提出俄、印、中三個大陸國家建立「戰略三角」的建議。
那位英國記者在1999年採訪的主要人物是亞歷山大?杜金，一度在國外名聲最大的俄國地緣政治學家。上段開始處的引語是這次報道的導語。杜金出生於1962年。他的名聲主要來自他的強烈反西方立場。在俄國軍方的幫助下，杜金於1997年出版《地緣政治學的基礎：俄國的地緣政治未來》。他採用了麥金德的陸權與海權對立的觀點，並加入東方與西方的對立，把它們當作同一個對立的兩個方面。杜金主張建立由俄國主導的「歐亞大陸聯邦」，對抗大西洋主義。他還希望新疆和西藏（最好還有內蒙和滿洲）獨立，成為這個聯邦的組成部分，從而把中國與俄國的東方領土隔開。除新增西藏，杜金的這個想法不是新東西。俄國一直對中國長城以北的領土「胸懷大志」。
新歐亞主義者把伊斯蘭國家作為俄國最重要的戰略盟國。他們希望通過伊斯蘭國家獲得暖水出海口，控制全球石油供應，與他們的共同敵人西方（主要是美國）對抗。新歐亞主義者多是領土擴張主義者。他們認為，「俄羅斯的民族使命是建設強大帝國。」《地緣政治學與世界秩序》，102頁。一個民族對其他民族的「使命感」是侵略和擴張的源泉。不僅俄國有，美國、歐洲各國都有這種使命感，只是名稱不同。它又稱「天定命運」、「白人的責任」。
進入新的世紀之後，俄國的新歐亞主義仍然勢頭不減。2008年，俄國外交學院教授伊戈爾?納帕林預言美國分裂。2009年4月，他又做出新的預言，設想全球金融和經濟危機之後的世界地緣政治版圖。他認為，俄國將建立新的聯盟——歐亞聯盟，其成員國是所有前蘇聯國家，其組織模式是歐盟。因此，納帕林把俄國主導的歐亞聯盟稱為歐盟2號，預言它即將在2012年產生，而普京將成為這個聯盟的「君主」。納帕林說，歐亞聯盟將與歐盟和中國構成世界三大力量中心（美國已經分裂）。《訊息報》2009年4月2日。轉引自《參考訊息》2009年4月6日。歐亞聯盟實際上是翻版的蘇聯帝國。納帕林的預言也許不足為信。它的價值在於再次凸顯了俄國傳統的、與大西洋主義抗衡的歐亞主義，以及俄國保留完好的帝國之夢。
地緣政治學以國家為學派之分野，每個國家的地緣政治學都不相同，因為它們觀察的角度不同。它們彼此借鑑，其目的卻都是為了更好地對付另外的國家。在西方主流媒體中，杜金等人和歐亞主義的價值大概相當於中國的「民族主義者」和民族主義：既值得警惕，又可以用來取笑，像花邊新聞一樣為乏味的日常報道新增佐料。
b?中國的道路
從以上的介紹可以看出，地緣政治學發端和發展於大國，特別是有著縝密戰略思維傳統的大國——中國是這樣的大國之一。地緣政治是大國之間的遊戲，現在，中國正在逐步加入到這個遊戲中來。對於今天的中國，地緣政治學研究必不可少，恰逢其時。但令人遺憾的是，中國的地緣政治學還幾乎是一片空白，似乎也沒有大戰略。美國一再催促中國加大軍事問題的透明度，許多鄰國也有同樣的希望，只是聲音沒有美國那樣大。他們要求知道的不僅是中國軍隊的裝備，更重要的是中國的戰略。中國對外界的呼聲反應遲緩，官員與外界的交流也不暢通，只是一再宣告「為了防禦」。美國軍方對此不滿意。關於中國軍隊建設的目的，他們需要更多資訊。雖然他們有窺探的嫌疑，但也有充足理由：歷史已反覆證明，在誤解中更容易發生戰爭。或許，日本防衛省防務次官增田好平可以替中國回答這個中國不便回答的問題。2008年2月，增田在接受採訪時說：
我懷疑中國是否有真正意義上的國家戰略或者國防戰略，中國的軍力建設好像只是解放軍不同兵種在為自己爭取更好的裝備。當然這只是個人觀點，希望事實不是這樣。http：//news?china?com/zhcn/international/1000/20080204/14658994?html。採訪者是平可夫。
增田好平把國家戰略簡化並等同於國防戰略。地緣政治學當然不限於軍事問題，但也可以從中窺豹之一斑。與發達國家不同，中國的高層想法屬於高階機密。即使中國真的制定了國家戰略，也不一定會公開——雖然和平的、防禦的戰略沒有不可公開的理由。國家戰略這樣的大框架比較容易被外界感知。日本軍方密切注視和研究中國的一舉一動，關於中國的國家戰略應該有比較準確的資訊和情報。在國內的公開出版物中，沒有官方關於國家戰略或地緣戰略的資料，學者也很少發表有關大戰略的研究成果。瞭解中國決策層的人也許會對增田好平的評論不屑一顧。但中國普通人很難獲得關於自己國家的真實資訊，增田的觀點至少可供中國一般研究者參考。
想了解中國戰略的還有其他國家，這很正常。儘管中國官方一再強調中國的和平願望，但美國軍方總是想了解更多。他們想知道中國的戰略，中國將如何使用日益增長的實力。這一招讓美國佔了先手。不過，即使中國真的有戰略，美國的要求永遠都不會結束，因為中國總會有一些美國想知道卻不知道的東西。美國自己的戰略是公開的，有時並不諱言野心。同時，美國更把它描繪成和平的維護者和締造者，在這方面比中國的宣傳成功得多。但美國的可信度很低。殖民時代結束之後，大規模入侵別的國家這種事，基本都是美國乾的。至於中國在發展什麼樣的武器並不特別重要。在軍事上，進攻與防守之間沒有絕對界限。如果可以用民航飛機撞擊大樓，用間諜飛機撞落戰鬥機，還有什麼不可以用來進攻？在核武時代，常規武器的些許發展能起到多大作用？所以，進攻與防守的區別在使用者的動機，而不在武器本身。
中國正在「摸著石頭過河」。軍事問題或許有保密的必要，不能讓外人知道，尤其在實力和自信心不足的時候。但在政治、經濟和文化等較容易被感知的方面，中國也沒有表現出明顯的戰略傾向。
在另一方面，詳盡的國家戰略不是特別重要。歷史總有許多偶然，不會按照人們的美好設想發展。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一個強大的國家是依據一項事先制定的大戰略（grandstrategy）大戰略是比較詳細、全面的國家發展規劃，不限於經濟內容，也不僅是一兩句口號，儘管這樣的口號對指明國家發展方向是非常有用的。「國家戰略」和「大戰略」在此可互換使用。而發展起來的，今後大概也不會有。即便如此，框架性的國家戰略是極其必要的，尤其在國家的轉型或動盪時期。一個國家沒有發展方向就很容易走上岔路。大戰略可以為國家指明發展方向，在公開的討論中不斷修改和調整，並獲得民眾對發展方向的認知和支援。在研究和討論國家戰略的過程中，許多模糊之處得到明晰，不足之處得到改正。對大戰略的公開討論可以培養民眾的公民責任。一個國家有公民責任感的民眾越多，責任感越強烈，國家的基礎就越雄厚，前景就可能越美好。國家的強盛就是在偶然之中由這些有責任感的公民推動的。滿足其他國家瞭解中國意圖的希望倒在其次——但絕非不重要。
均勢的三種模式
國與國之間的狀態有戰爭與和平兩種，包括冷戰與冷和平。戰爭的種類有很多，和平也有不同的和平。就其原因而言，和平主要有兩種。一種是羅馬治下的和平(paxromana)，即一個強大的帝國主導著國際關係，控制著發動戰爭的權力。羅馬治下的和平不同於先秦時期的天子腳下的和平。「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是因為諸侯是天子分封的，諸侯的權力來自天子。天下有道時，天子不僅發起征伐，也制定禮樂（類似現代的國際行為準則）。羅馬治下的和平也不同於現代國家壟斷國內的暴力，因為它不能完全排除其他國家使用暴力，也不能讓其他國家接受自己的軍事行動都是合法的。有人聲稱冷戰之後的世界是美國治下的和平（paxamericana）。美國的權力不是來自道德或法律，而是軍事和經濟。美國的海外干涉不是為了維護正義，或是利他（雖然有時會間接產生這兩種結果），其目的是為了維護美國的利益和威望。
國際和平的另一個原因是均勢。均勢是在一個區域內或全球範圍內，沒有一個國家或國家聯盟擁有對另外國家或國家聯盟的明顯軍事優勢，因此不敢輕舉妄動發動戰爭。均勢在歐洲的歷史上發揮過很大的作用。歐洲有幾個大國，它們的人口、面積、發展水平，乃至文化都沒有懸殊差距，比較容易通過建立某種組合來互相牽制。幾個實力相近的國家是均勢得以產生和存在的條件。歐洲的俄國是個例外。俄國的發展水平落後，但是通過人口和麵積的優勢，在很大程度上彌補了劣勢，使它有能力參與歐洲的大國遊戲。均勢一旦被打破，歐洲就會爆發戰爭，或者戰爭的結果證明原來的均勢只存在於一般人的想象之中，有眼光的戰略家已經看出其中的破綻。歐洲之外沒有良好的均勢條件，因此均勢很少是其他地區傳統的國際關係狀態。
在均勢受到破壞，而某一大國治下的和平尚未到來時，很容易爆發戰爭。均勢通常是在戰爭各方打到精疲力竭之時得到恢復。在過去數百年中，歐洲沒有產生過大國，最強大的國家總是受到牽制。兩次世界大戰之後，美國成為超級大國，原因是戰場不在它的國土上，使美國盡得漁翁之利。美國維持均勢的方法也與歐洲不同。
a?均勢思想的發展
均勢是「權力均衡」（balanceofpower）的簡稱。至少需要三個國家才能形成均勢。它們中的幾個合作或聯合，以期制約、抵消它們認定的來自另外國家的威脅或潛在威脅，在國家間達成某種平衡，保證沒有某國擁有控制乃至毀滅其他國家的能力。均勢不是穩定的狀態，它總是處在不停地變化之中。如果超過一定限度，發生了劇烈變化，均勢就會被打破。如果佔有優勢的國家推行強權政治，其餘各國可能為維護均勢而捲入戰爭。馬丁?懷特指出，「均勢」這個術語是含混的。他總結了「均勢」的五種含義，其中兩個分別又有兩層意思。他實際上給出了七種含義：（1）權力均勻分佈的狀態；（2）權力應當均勻分佈的原則；（3）我方實力略勝於對方的優勢狀態；（4）現有力量分佈狀態，或任何可能的力量分佈狀態；（5）大國維持均勢的作用；（6）國際政治中的權力趨向均勻分佈（這一條符合熱力學第二定律）；（7）國家體系的同義詞。馬丁?懷特：《權力政治》，117-123頁，世界知識出版社，2004年。原書在1946年第一次出版時只有68頁，懷特用了他最後的20年來修改和擴充套件這本書。懷特於1972年逝世之後，赫德利?布林、卡斯滕?霍爾布萊德予以擴充。中文版譯自修訂後的版本。
強勢國家經常把它的優勢等同於均勢，其他國家卻不會這樣看。均勢和優勢本來是不同的，但從不同的立場去判斷力量對比的狀態時，它們是可以互換的概念和態勢。
懷特說：「權力模式的思想使我們能夠從地理的角度對國際政治進行概括。在更抽象的層面上，我們可以用均勢的思想解釋國際政治。這樣，我們不是將國家視作棋盤上的棋子，而是天平兩端的砝碼。」《權力政治》，169頁。原譯把「砝碼」譯作「重量」。當是誤譯。引文徑改。無論是棋盤、天平或是桿秤，只描述了地緣政治的一個側面。其實，均勢更像是一杆秤，而不是天平。秤的平衡與天平的不同，不要求兩端的重量完全相等。由於槓桿作用，較輕的秤砣可以與更重的物體保持平衡。在地緣政治中，槓桿可以是堅定的意志、出色的外交、虛張聲勢、訛詐等多種因素，而地理條件的重要性不亞於前面這幾條。均勢總與地理有關。基辛格就是幾乎不加區別地把「地緣政治」當作「均勢」使用。儘管如此，要維持均勢，各國彼此之間的懸殊仍不能太大。如果在某一地理範圍內，無論是全球還是區域，一國或一個國家集團對其餘各國擁有壓倒性的優勢，該範圍內就不能產生均勢，從而不可避免地形成霸權，無論霸主是否有意擁有霸權，都會被「黃袍加身」。
在歐洲大陸，均勢思想在法國國王路易十一（1461-1483年在位）時期產生。那時，統一的教權和皇權在歐洲大陸衰落，世俗國家崛起，大小林立，你爭我鬥，正是產生縱橫家的時候。法國是歐洲最早出現的民族國家。在1453年，法國贏得與英國打了一百多年的戰爭，把英國勢力幾乎完全驅逐出法國。百年戰爭結束之後8年，路易十一即位為法國國王。他再接再厲，加強王權，通過戰爭、和談、婚姻各個擊破，兼併貴族的領地，大致奠定了法國現在的版圖。法國逐漸強大起來，開始與神聖羅馬帝國爭奪大陸的權力，而英國不再是它的敵人。在宗教改革出現之後，法國陷入教派分裂和宗教戰爭。這時的哈布斯堡家族是一個帝國，它控制的領土從奧地利、義大利、西班牙到荷蘭，幾乎完全包圍了法國。法國成為歐洲的「中國」——它必須突破包圍圈。紅衣主教黎塞留在擔任法國宰相（1624-1642在職）時，建立海軍，成立貿易公司，向海外擴張。黎塞留在三十年戰爭中支援新教徒，共同反對哈布斯堡王朝，並在1635年促成法國參加了戰爭。當戰爭在1648年結束時，哈布斯堡王朝和神聖羅馬帝國被嚴重削弱，德意志地區遭受嚴重破壞，法國儼然已是歐洲強權。
黎塞留在1642年臨終前推薦馬紮然繼任宰相（1642-1661在任），繼續推行他的內外政策。在黎塞留之後不久，法王路易十三也去世了。在一年的時間中，法國的國王和宰相都換了人。路易十四（1643-1715年在位）即位時年僅5歲，馬紮然是他的教父和宰相。路易十四號稱「太陽王」。在他的統治下，法國進入鼎盛時期。馬紮然在其中居功甚偉，他結束了三十年戰爭，簽訂《威斯特伐利亞和約》——這個條約奠定了現代國際關係的基礎。黎塞留的重商主義政策也得以繼續。馬紮然的權勢一直維持到他生命結束。他像黎塞留一樣死在任上。路易十四的時代這時才開始。
當路易十四在1661年3月取得了對法國政府的全面控制時，歐洲的形勢特別有利於一個決心將自己的意志強加於歐洲的國王。……（法國）挑動葡萄牙人去反對西班牙人，挑動馬扎爾人、土耳其人和德國的王公們去反對奧地利，並挑動英國人反對荷蘭人，而同瑞士各州簽訂的1663年重要條約則加強了法國自己的地理地位。保羅?肯尼迪：《大國的興衰》，97頁，國際文化出版社，2006年。
在馬紮然執政時期，法國陷入投石黨內亂，路易十四也要出逃。亂黨得到西班牙的支援。在恢復了國內秩序之後，路易十四的第一個打擊目標就是西班牙。他聯合英國對抗西班牙——這時雖然已經開始衰落，但仍是一個強大的國家。西班牙的鼎盛時期在腓力二世（1556-1598在位）統治的前期。腓力二世的父親查理一世（carlos1，不是在1649年革命中被砍頭的英王查理一世charles1）兼有西班牙國王和神聖羅馬帝國皇帝，是查理一世先後從他自己的外祖父（1516）和祖父（1519）那裡繼承而來。腓力二世只繼任西班牙國王，卻擁有西班牙、尼德蘭、西西里、那不勒斯、米蘭以及全部美洲和非洲殖民地。腓力二世娶英國瑪麗女王。瑪麗女王死後，伊麗莎白女王登基。腓力二世向伊麗莎白求婚未果，決定入侵英國。1588年，西班牙的無敵艦隊被英國打敗。西班牙失去了歐洲強權的地位。
法王路易十四的母親是西班牙國王菲力三世的女兒、腓力二世的孫女。1660年，路易十四娶腓力四世的女兒、腓力三世的孫女瑪麗-特雷莎（1638-1683）。這場婚姻是法國打敗西班牙後和談的結局。1700年，腓力四世的兒子查理二世去世。他因家族近親繁殖而沒有後代，西班牙的哈布斯堡王朝絕嗣。查理二世把王位傳給路易十四的一個孫子，是為腓力五世。法國還趁機入侵尼德蘭（西班牙領地）。英國不能容忍法國獨霸歐洲，與荷蘭結成反法同盟，普魯士等多個國加入同盟。於是爆發了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1701-1714）。英國於1704年佔領直布羅陀至今。戰後，法國在歐洲大陸上的霸權不再。以上僅是政治婚姻之一斑。可見歐洲各國王室力圖通過複雜的婚姻關係維持均勢，血緣關係加深了皇室成員對地緣政治的理解。但親屬關係不能免除權力之爭和戰爭。歐洲各國王室之間的婚姻和中國春秋戰國時期諸侯之間的婚姻一樣，都是政治聯姻。他在大陸上開疆擴土，法國邊界向東部擴充套件了許多，終於招致反法同盟的對抗。法國的大國地位以中歐（主要是德語區）的分裂和戰亂為代價。法國刻意維持中歐分裂。只要德意志各諸侯國不能統一，法國就減少一個強勁對手，在歐洲大陸遭遇挑戰的機率就小很多。
強國的均勢是「唯恐天下不亂」。路易十四以「朕即國家」聞名於世。他的四處出擊政策引起各國組織反法同盟，使法國的擴張受到限制。在他之後，法國走上了下坡路。路易十四在位72年，他死的時候兒孫兩代人都已亡故。繼承人是他的重孫。像曾祖一樣，路易十五（1715-1774在位）即位時才5歲。在他幼年時期，執政的先後是奧爾良公爵和紅衣主教弗勒裡。新國王上臺之後，法國與英國保持了近20年的和平。然後，法國又有了大國之夢。由於海軍較弱，集權的體制又缺少靈活性，法國在海外擴張中不敵英國。在七年戰爭（1756-1763）中，法國屢次被英國打敗，失去了加拿大的殖民地。法國又反過來支援美國的獨立運動，藉以打擊英國。在對印度的爭奪中，法國也不敵英國，於1763年完全放棄了印度。英國獨佔印度，以印度為在亞洲擴張的基地。路易十五也留下一句名言：「在我之後，（哪怕）洪水滔天」一說為路易十五的情婦蓬巴杜夫人所言。另一個很少被採用的解讀是：「在我之後，（將出現）滔天洪水。」。
路易十五也很長壽，直接繼承人是他的孫子路易十六（1774-1792在位）。在路易十六統治時期，王權長期截流形成的「洪水」終於破壩。大革命把國王送上了斷頭臺，也給炮兵軍官波拿巴?拿破崙帶來了施展才能的機會。法國革命為歐洲各民族點燃了獨立和自由的希望。以革命為號召，拿破崙在歐洲大陸大肆擴張，打敗了一個又一個王國。但法國的道義優勢隨著拿破崙稱帝而失去，領土的擴張則破壞了歐洲的均勢。歐洲各國多次結成反法同盟。法國幾乎被孤立，但在北美有一個盟友，法國支援美國的獨立，牽制英國在歐洲的行動。為了獲得和鞏固獨立，美國也需要法國。為了給英國製造強大的敵人，拿破崙把路易斯安娜200多萬平方公里的土地出售給美國（1803），使當時美國的面積擴大了一倍，實力大大增加。拿破崙在1815年徹底失敗。此後的法國再也不能稱霸歐洲大陸了，反而一再受到普魯士或德國的侵略。
b?均勢的歐陸模式與英國模式
打敗法國之後，各國政要聚集在維也納商討新的歐洲均勢。奧地利後來的首相梅特涅是一位均勢的高手。他在維也納會議上主持建立了「歐洲協調」體系。中歐300多個日耳曼小國被合併為30多個，成立了鬆散的邦聯。合併後的國家大小適中，既能夠抵抗法國入侵，又不至於威脅歐洲安全。這時的奧地利已經不再是強國。在拿破崙戰爭之後，普魯士和俄國成為歐洲的重要力量。俄國向中歐逼近，德語國家掌握了歐洲大陸均勢的主動權，先是奧地利，後是德國。從1815到1914年的百年間，歐洲大體上保持了和平。百年分成前後兩個階段，分別由梅特涅和俾斯麥兩人奠定基礎。他們的國家都是德語國家，爭奪對德意志民族的領導權，最後是普魯士打敗了奧地利，並把奧地利排除在統一後的德國之外。在對外政策上，兩國的思想非常接近。
在維也納會議時，梅特涅是奧地利帝國的外交大臣（1809-1848）。他後來擔任首相（1821-1848）兼任外交大臣。他在大學學習期間就接受了歐洲均勢的思想。先是作為一位外交官，在拿破崙戰爭期間先後擔任駐普魯士和法國公使。在反法同盟中，他是一個主要的組織者，但在戰敗的時候，他又能成功地籠絡拿破崙，保護奧地利的利益。戰後，他與英國和法國簽訂秘密協議，對付俄國和普魯士可能的威脅。梅特涅對內是一個專制主義者，在1848年革命時辭職。他先逃亡到英國，後來又回到了奧地利。這個時候，奧地利已經衰敗，在1866年普奧戰爭中失敗。次年匈牙利自治，奧地利帝國變成奧匈帝國，轉向巴爾幹地區發展，終於觸發第一次世界大戰。1918年奧地利戰敗，一個龐大帝國的版圖萎縮成現在的奧地利。
在維也納會議上建立的歐洲協調變度就是各國在安全問題上合作。維也納會議之後，建立了四國同盟和三皇同盟。前者由英、普、奧、俄組成，其目的是壓制法國再次擴張。後者少了英國，由普、奧、俄組成，號稱「神聖同盟」，因為這是三個神聖的君主專制國家，之後其他幾個君主制國家也陸續加入。基辛格認為：「神聖同盟是維也納和會最值得一提的創舉。」享利?基辛格：《大外交》，65頁，海南出版社，1997年。同盟不僅是國際合作，還要維護各國國內的制度。
在法國戰敗之後，擴張成性的俄國成為歐洲的最大威脅。在19世紀，俄國從北到南向波蘭和土耳其方向擴張，佔領了大片土地。俄國沙皇亞歷山大一世親自率團參加維也納和會，各國頭面人物對他的評價都不高，認為他瘋狂而虛榮。會議期間，俄國已經成為防範的主要目標。不過，參加和會的英國外相卡斯爾雷與梅特涅持有不同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