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就是谷老，說話非常實在，實在到把改革成敗跟用人是否得當聯絡起來了。其實，不光是谷老這麼看，就姚秉誠自己來說，也是這麼想的。改革的思路再好，如果具體執行人沒有選好，那麼還是搞不好，而搞不好之後，當事人馬上就會找替罪羊，這個替罪羊就是「體制」。因為說是體制問題就誰也不得罪，就證明改革是必要的，至少大方向是對的，所以上上下下皆大歡喜。於是，當事人作為改革的開拓者，十有八九換個地方繼續開拓，說不定還能官升一級。
姚秉誠選擇樊大章來出任投資管理公司一把手，就是相信他能挑得起這個擔子。
實事求是地說，沒能進入班子，樊大章多少有點失落，不過這種失落很快就被化解了，因為緊隨其後從北京直接來的兩位司局長成了他的部下，立刻就讓他發覺到自己位置的重要，而且有一種自己實際上是被提拔重用的感覺。
這兩個人就是程思湧和王天容，都是原國家部委的正司局級領導，現在調到臨港市，到樊大章的手下，由樊大章安排工作。
發覺自己其實是被超值重用之後，樊大章幹勁上來了。而且突然發覺投資管理公司的工作其實非常適合他做。投資管理公司雖然名稱是「公司」，其實自己並不參與經營，而是管理下屬那些國營大中型企業，這跟當初自己在部裡擔任企業司司長的工作和後來準備擔任的「三峽省」經委主任的角色基本是一樣的。
樊大章豁然發覺，市委書記姚秉誠是非常有水平的，至少在選用幹部方面很有水平。做一把手的，只要選用幹部有水平，那麼就等於全面有水平。
為了便於開展工作並體現改革精神，樊大章馬上就把投資管理公司的職能進行了定位，定位在主要從事國有資本的產權管理和資本運作，承擔國有資產保值增值的責任上。定位後，為了方便記憶和彙報宣傳，根據以往在北京部裡時的工作經驗，參照自己以前分管的國有大中型企業的慣用做法，樊大章把投資管理公司主要職能概括為「投資、經營、管理、服務」八個字。
樊大章的「八字方針」很快得到了姚秉誠的認同。當然，得到姚秉誠的認同就等於得到了市委市政府的肯定。像這種花架子的事情，肯定是「班長」怎麼說，大家怎麼吆喝，誰也不可能為這種事情影響「班子團結」的大好局面，更不會因為這種小事得罪「班長」。
職能搞清楚之後，樊大章開始落實幹部，重點是下屬大中型企業一把手的選拔任用。樊大章認為，「八字方針」中，核心是「管理」，至於「投資」，在他上任之前，或者說是在投資管理公司正式設立之前，國家早就已經「投資」了，他能把這些已經「投資」的企業管理好就不錯了，暫時還考慮不到新投資的問題。至於「經營」，前面已經說了，主要是靠下面被管理的企業去經營，而不是管理公司自己去經營。而最後的一條「服務」，則主要是為了好聽，就像各級領導都謙虛地自稱自己是「公僕」一樣，理論上當然也能這麼說，好比牧羊人當然也可以說自己是為羊群「服務」的，不過實際操作過程中，羊還是要聽牧羊人的。如此，剩下的就只有「管理」了，而管理不就是「管人」嘛。
投資管理公司本身的班子暫時不需要樊大章操心，事實上他也沒有辦法操心，因為班子早定好了，包括他自己都是被別人「定」的。樊大章被「定」的職務是臨港市投資管理公司董事局主席兼黨委書記，與他同時定的還有楊崑崙，總裁兼黨委副書記，另配有副書記一人、副總裁若干和紀委書記一名，幾乎沒有給樊大章留下任何「管人」的空間。所以樊大章所謂的「管人」，其實只能是管下屬企業的「人」，而不是管投資管理公司本身的「人」。
樊大章見怪不怪，覺得這很正常，如果樊大章是剛剛從國外回來的，那麼他可能覺得就不正常：既然讓我負責投資管理公司，而班子成員卻不是我自己挑選的，責和權不是不對稱嗎？好在樊大章是從北京來的，或者說是從中途夭折的「三峽省」來的，所以對「中國特色」非常瞭解。不僅非常瞭解，而且非常理解，理解到他認為這種現狀其實是非常合理的，或者說這種狀況真正體現了責和權的高度對稱。如果不對稱，那麼姚秉誠在跟他談話的時候，為什麼會說「萬一有什麼閃失，責任由市委承擔」呢？正因為整個班子都是市委定的，所以將來萬一有什麼閃失，責任當然要由市委承擔。儘管「讓市委承擔」就等於是沒有人承擔，但至少是不要他承擔了。只要不要他承擔了，那麼他的權力和責任就對稱了。
這麼一想，樊大章又覺得有點不對勁，如果責任不落實到人，而集中到一個集體，比如集中到市委，或者集中到投資管理公司黨委，那麼就等於誰都沒有責任了。樊大章發現，這種責任不到人的「中國特色」可能才是國有企業搞不好的真正根源，但是他同時又不得不承認，這就是我們現行管理體制的妙處。這種妙處充分體現了「以人為本」思想，或者說是充分體現了官本位的思想，換句好聽的話說，就是體現了黨對領導幹部的一種特殊保護的思想。試想一下，一句「黨委承擔」，等於是把個人的責任推卸得一乾二淨，倒也確實能挽救許多幹部。但是正因為個人都沒有責任，比如企業的一把手對企業的經營好壞沒有責任，所以企業當然搞不好，而如果企業都搞不好，企業都垮了，誰挽救工人呢？誰挽救國有資產呢？誰挽救我們國家呢？
這麼想著，樊大章自己就感覺到了一種責任。他覺得既然是試點，而且是全國性的試點，就一定不能走老路子，一定要嘗試新的管理模式。
雖然這麼想了，並且也打算這麼做了，但是樊大章並沒有向姚秉誠彙報自己的想法。他擔心自己的想法或許還不成熟，還是暫時不向上面彙報為好。他還擔心向上面彙報了，上面不是表示反對就是表示支援。樊大章現在既不需要市委反對也不需要市委支援。如果市委表示反對了，那麼他的想法就沒有辦法實踐了；而如果市委表示支援了，那麼他就肯定有壓力了。他決定學習當年安徽鳳陽小崗村那十八戶農民的做法：先自己私下裡悄悄地幹，幹失敗了，自己悄悄地收場；幹成功了，再向上面彙報。
於是，樊大章準備改一改「黨委承擔責任」的做法，讓他下屬企業的一把手承擔他們應該承擔的責任，否則肯定還是老樣子，搞不好。所以，樊大章在安排程思湧和王天容擔任下屬兩個集團公司的董事長的時候，既沒有對他們說「將來萬一有什麼閃失投資公司黨委承擔責任」，也沒有直接指派總裁和副總裁，除了按照上面明確規定的必須派的紀委書記之外，其他一切人員都由程思湧和王天容自己提名，然後報投資管理公司審批。並且只要不離譜，樊大章就打算充分尊重他們自己的意見。
後來的實踐證明，樊大章的這種把權力和責任同時下放的做法，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起到了相當好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