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委員長回電白宮，口吻極為謙恭，表示願意考慮總統的建議。他在電報中提出，需要有一位總統信任的特使來華商談有關移交指揮權事宜，該特使的身份必須是一位文官而不能是別的什麼將軍。
這是一個典型的東方式陷阱。它等於提醒總統注意，軍隊將領們野心勃勃的權力慾是靠不住的，需要另闢一條由政治家來相互對話的渠道。
與此不謀而合的是，作為政治家的羅斯福早就萌生了派一位非軍人特使出使重慶的念頭。他並非信不過他的將軍，而是更信任政治家的職業敏感和判斷力。他曾對助手霍普金斯說：「哈利，你能不能替我物色到一個人物到重慶走一趟？他必須是個外交家。」（《羅斯福與霍普金斯》）
三天後，委員長再次致電羅斯福，對特使提出附加條件，即來使權力須在史迪威之上並不受史控制。美國總統為了維護其尊嚴，否決了對方條件。
但是，總統在確定特使人選和明確其許可權時恰恰順從了委員長提供的思路。他不顧馬歇爾參謀長的強烈反對，任命了一位老資格政治家兼外交家出使重慶，而這位特使無論資歷還是權力都在史迪威將軍之上。
這個人物就是後來成為《毛澤東選集》中一個反面角色的派屈克?j?赫爾利先生。
赫爾利先生是現代中美關係史上一位曇花一現的重要人物。羅斯福之所以選中他作為總統特使，就是因為他能夠以一種接近總統的政治眼光同時考察史迪威和蔣介石。
九月的一天，低矮的雲層籠罩著暑熱未消的山城重慶，赫爾利首次在中國政治舞臺上亮相。特使先生身材高大，衣著一塵不染，看上去十分灑脫自信，充滿白種民族對有色人種居高臨下的優越感。特使帶給委員長一份總統簽署的外交檔案，檔案把特使的來訪規定為「高階會談」。特使口頭轉告委員長，他負有調停蔣史矛盾和接受中國政府移交軍隊指揮權的全權使命。如果委員長真正予以合作，總統將通過外交途徑使下列兩項交換條件正式生效：
1、戰後美國承擔幫助中國實現工業化的義務。
2、戰後將沒收全部日本企業並將其所有權轉交中國政府。
九月十一日，談判開始。中美關係走到了一個新的十字路口。
委員長既然已經達到將史迪威排除在談判桌之外的第一步目的，他剩下來要做的事就是讓總統特使明白一個簡單的道理：中國政治屬於中國人，任何外國人都無權干涉。中國人雖然看重工業化，但是更看重自己的統治權。（我認為，「統治權」應改為「主權」。軍隊的指揮權是一個國家主權的重要組成部分。——貼者）
一個月來，美國特使同委員長頻頻會晤，同中國高階官員進行一系列馬拉松式的艱苦談判，還應邀參加主人精心安排的許多參觀視察和社會活動。作為一名老資格政治家，赫爾利很快覺察出中美之間這場「指揮權危機」遠比白宮和五角大樓估計的棘手。他還敏銳地從委員長身上嗅出一股陰謀家的險惡氣息，他漸漸意識到正是這個陰謀家自始至終操縱著他們的談判，並給談判的前途投下一道不祥的陰影。
關鍵問題還在於委員長對於中國政治的巨大權威和影響力。赫爾利曾經相當深入地研究過東方政治，現在他更是深切認識到東西方政治和文化的巨大差異。在派系林立的中國，政治鬥爭的複雜關係好比一張巨網，委員長就是經營這張網的大蜘蛛。他平抑和消長各派政治力量的對比，制約和調整各種社會集團的利益關係。在中國的社會生活中，他以他的絕對意志為中心軸構成一個巨大的權利磁場。
對普通老百姓來說，委員長則是國家，是領袖和神，是軍隊、警察、官府、土地、稅收、徭役等等概念的集合物。這種業已建立的權威如同天空的太陽，它的光芒幾乎隨時無所不在地覆蓋中國大地。
這是一個君臨萬方的封建領袖，這個同四億中國人有著千絲萬縷的血緣關係並始終凌駕於他們之上的大獨裁者，你能試圖用一個頭腦簡單的美國軍人來取代他的權威麼？即使你能夠廢黜一個封建領袖，但是你能廢黜根植在四億黃種人大腦深處千年不變的精神崇拜和文化方式麼？
赫爾利終於不無遺憾地看到，連羅斯福總統這樣優秀的西方政治家對中國的認識也膚淺到令人吃驚的地步。
赫爾利順著政治家的思路繼續研究這場由指揮權引發的危機。他從地緣政治的角度考察了蔣介石，又從中國政治的角度考察了史迪威。史迪威對中國人來說只是一個不可缺少的外來符號，他代表美援、槍炮、國際援助和強大的同盟戰線，但是他永遠不能代表中國政治。任何給中國人強加一個美國總司令的作法必將危害業已存在的中美關係。從戰略的眼光看，中國在對日戰爭中的作用不會超過本土以外，這是由中國的戰爭能力和政治需要決定的，任何試圖依靠中國軍隊打敗日本人的想法都是不切合實際的。
勿庸置疑，作為政治家的赫爾利對中國政治以及這場指揮權危機的本質認識是相當清醒而深刻的，他斷然摒棄了連羅斯福總統也未能免俗的種族歧視意識和大國優越感，冷靜地評價了蔣委員長在中國政治生活中不可取代的領袖地位。他在寫給羅斯福總統的信函和報告中再三強調：
……我的意見是：如果您在這場爭論中維護史迪威，您就將失去蔣介石，並且您還將連同失去中國……如果我們讓中國
在戰爭中崩潰，如果我們不能讓中國軍隊繼續參戰，那麼，即使天堂裡所有的天使都發誓說我們支援史迪威是對的，這也改變不了歷
史的結論。美國勢必在中國遭到失敗……我謹建議您立即解除史迪威將軍的職務，任命另一位美國將軍在蔣委員長領導下指揮在中
國的一切陸軍部隊。
……
——摘自《美國十字軍在中國》
史迪威也許是一名優秀的軍事將領，他渴望榮譽，希望親自打敗日本人，創造輝煌的戰爭奇蹟，但他畢竟是美國軍人，具有美國人的氣質和思維方式，不懂得中國特殊的政治和國情。中國的軍事從來屬於政治，是實現政治目的的一種手段。軍隊從屬於政黨，從屬於個人，是個人實現政治統治和權力野心的私有工具，因此任何失去軍隊的領袖也都將失去政治，失去政治權力所賦予的一切。
這是一個簡單的東方權力方程式，作為軍人的史迪威也許一生也無法解開它，但是作為政治家的赫爾利只在一個月時間裡便弄清了它的來龍去脈。
當赫爾利特使不再堅持中國必須移交軍隊指揮權和怒江前線的戰事已經取得決定性勝利的時候，蔣委員長好像一個後發制人的高明拳師，突然向白宮攤牌了。
十月二日，委員長在重慶溫泉召開國民黨中央常委全會。委員長情緒非常激動，幾個月的剋制已經耗盡了他的忍耐力。他破例向常委歷數了美國人的種種劣跡，並且在發言中多次使用了那句著名的國罵「娘希匹」。
「美國人算什麼東西呢？」委員長的目光越過與會者的頭頂，憤怒地質問窗外。「他們住得那麼遠，在太平洋那邊，卻要來向我指手畫腳，做中國人的總司令，誰批准他們有這樣的特權呢？還不是他們運了一些東西到中國來，給中國人一點甜頭，就以為我們應該感恩戴德，應該讓他們來為所欲為。我要對他們講明白，我們抗日同樣是為了美國的利益，‘租借物資’是天經地義的事，我們要是同日本人講和了，他們還要付出更大的代價。我看美國人和日本人沒有什麼兩樣，他們只不過採取另外一種方式來控制我們，娘希匹，都是帝國主義！」
常委們屏氣斂息，沒有人膽敢打斷委員長的講話或者發表不同意見。
「……要是我接受了美國人的條件，就違背了國父遺訓，有悖於三民主義的宗旨，同時，你們各位也都成了美國人的傀儡。與其這樣，我看還不如去投奔汪精衛算了。投奔汪精衛，你們有誰舉手贊成嗎？
「……算了算了，我知道你們不會有人舉手的。要是我們這樣的人都做了傀儡，那麼幾百萬前線將士的血不是白流了嗎？
「不要怕美國人！不要怕他們取消援助，撤走顧問團！不要怕這怕那！」委員長嚴厲的目光掃過常委。「沒有美國人我們照樣能過。史迪威必須離開中國，這是我們與美國人談判的先決條件。你們不要擔心華中華南日本人打得兇，我們軍隊在怒江和密支那照樣能打勝仗。日本人遲早要完蛋，我們還有半個中國。我們今天要形成一個決議，要向美國人表明我們的態度，這就是我找你們來開會的目的。」
與會常委自然一致舉手擁護，全體通過一份事先草擬的會議決議。決議對美國政府幹涉中國內政的行為提出強烈抗議，並要求美國總統立即收回移交指揮權的建議和撤換史迪威。與會者只有陳布雷心裡明白，前線形勢遠非委員長描繪的那樣樂觀，日本人開始進攻貴陽，委員長已經指示他暗中著手在印度建立流亡政府的準備工作。
向美國人攤牌是委員長投下的一招孤注一擲的險棋。
《會議紀要》當天便通過官方渠道到達美國駐華大使高斯和特使赫爾利手中，次日白宮收到發自重慶的紀要全文。
羅斯福總統讀過《會議紀要》，感到十分震驚。中國人的態度是他陷入進退兩難的困境。霍普金斯支援赫爾利特使的建議。他告訴總統：一個政治家的判斷力勝過十個最優秀的將軍。但是總統在決定是否應該拋棄史迪威和對蔣介石作出重大讓步時仍然很費了一番躊躇，因為他同時遭到美國軍方和自己內心那種神聖的使命感的強烈反對。但是美國總統畢竟是有魄力和膽識的政治家，他懂得自己的責任，懂得必須用理智排除情緒干擾以便作出最有利於美國利益的正確選擇。
英國盟友及時貢獻了一個重要的參考意見。
「史迪威將軍的確是一個受人尊敬但卻不好合作的夥伴，他會同所有人把關係搞糟。」蒙巴頓勳爵委婉地轉告總統，「我相信他在其他戰區也許能夠發揮更大的作用。」
一週之後，美國總統覆電重慶，宣佈有條件撤銷對史迪威將軍任命的建議。又過了一週，總統簽發命令，宣佈召回史迪威，另以一名叫魏德邁的美國三星將軍接替他的職務。
委員長大獲全勝。
二十年後，美國曆史學家在研究四十年代中美關係史上這場權力危機時，兩個名叫曼納斯和森德蘭的美國人這樣寫道：
「……史迪威的被召回，是那種以為中國要依賴和服從美國，美國可以把自己的觀點任意強加在中國頭上的思想的必然結果。然而新的思想，無論史迪威還是羅斯福，都無法從外部強加給他們。國民黨的軍隊組織是由其政治制度造就的，要對其軍隊進行改革，首先必須變革國民黨政府的整個體制。至於責任問題，馬歇爾應負觸發它的責任；羅斯福應負批准它的責任；而史迪威本人則應負介入和促成它的責任。更深一步說，這場危機表面上是蔣與史兩人的矛盾，實質上它是兩種不同性質不同目的互不相容的結果。」（《史迪威出使中國》）
另一位歷史學家易勞逸教授則寫道：「蔣介石好像一尊供奉在寺廟裡的金漆剝落的山神。……你要從外部打敗它，它的確顯得很羸弱，搖搖欲墜；但是你要讓僧眾來推倒它，它卻又顯得太強大……」（《毀滅的種子》）
3
「史迪威必須離開！」當委員長在常委會上憤怒咆哮之後兩週，史迪威從南方戰區視察歸來，等待他的是一道美國總統簽署的解職命令。
十月十九日，史迪威經昆明飛往重慶，在這座死氣沉沉的中國陪都最後停留了一天，然後取道澳洲回國。
史迪威當然清楚自己冒犯了什麼人的利益，但他不承認那是錯誤，他依然堅持要打敗日本人必須取代蔣介石的觀點。馬歇爾是他最堅定的夥伴和支援者，但是馬歇爾畢竟不是總統。他認為總統受到赫爾利的矇蔽，作為一名職業軍人，史迪威同所有的將軍一樣，最看不起類似赫爾利這樣的政客。政客們總是象紅頭蒼蠅一樣圍著總統嗡嗡叫，希圖撈到一星半點好處，他認為赫爾利站在蔣介石一邊正是為了達到對自己取而代之的目的。
總統的命令畢竟不可抗拒。於是史迪威上將不得不象個政治角鬥場上的落魄者那樣暗淡無光地離開中國。他也許永遠無法解釋這樣一個怪圈：強大的美國打敗了殘暴的日本人，殘暴的日本人打敗了貪婪的蔣介石，而蔣介石卻打敗了他。
世界上的事情就是這樣不可思議。相生相剋，迴圈往復。
委員長寬宏大量地來為被免職的美國將軍送行，同來的還有蔣夫人和外交部長宋子文先生。委員長滿臉歉意，彷彿趕走史迪威並不是他的本意。委員長提出要親自授予史將軍一枚「青天白日特別勳章」，這是在華外國官員所能得到的最高榮譽。但是美國將軍斷然拒絕了。胸懷寬廣的中國委員長當然不會計較史迪威的態度，他始終面帶微笑，寬容地打量面前這個一敗塗地的美國將軍，就像一個暴發戶滿意地看著一個不幸破產的老對手。
深秋的重慶，寒風蕭瑟，陰雲密佈。史迪威的飛機在白市驛機場的跑道上徐徐滑動。飛機發動機的巨大轟鳴使得空曠的機場充滿峽谷一樣隆隆的回聲。飛機開始加速，機輪在與地面跑道的劇烈摩擦中爆發出一陣陣尖銳刺耳的震顫。這是人類智慧和意志力量在掙脫大地束縛時發出的痛苦戰慄與呼號。很快，飛機昂起機首，機輪在加速度的作用下猛然掙脫地面，騰空而起。
機艙裡，史迪威深情地注視著地面上這座滿目瘡痍的城市，注視著生活在這片黃土地上備受苦難的人們，他在日記中寫下中國之行的最後一頁：
「走啦！——謹祝勝利，愛你們的美國人約瑟夫·w·史迪威。」
4
美國人民家喻戶曉的戰爭英雄，美國陸軍四星上將史迪威在毫不為人所知的情況下抵達華盛頓機場。他一走下飛機，立即被聯邦調查局的特工嚴密看護起來。沒有新聞記者，沒有高階官員和將領來迎接他，也沒有舉行歡迎英雄的凱旋儀式，只有一名國防部上校公事公辦地向他轉述了總統和總參謀長的問候。
此前，史迪威已經得到警告，他必須對自己的一切言行負責。因為此刻美國正在舉行四年一度的換屆大選，羅斯福總統不想給他的政敵有可乘之機。
一連幾個月，史迪威被軟禁在加利福尼亞的家中。他的行動處處受到監視，房屋四周有憲兵站崗。為了防備那些無孔不入的新聞記者搗亂，聯邦調查局甚至取消他出門的自由。如此待遇使史迪威憤怒到極點。但是無論他怎樣大發雷霆或者抗議也無濟於事，昔日軍界那些老朋友全部銷聲匿跡，連馬歇爾將軍也藉故不願見他，他們全都懾於白宮那個大人物的權威。
「天哪！」史迪威在日記中咒罵到，「難道這群混蛋真的以為我成了殺人犯？！」
唯一使得將軍得到安慰的是同家人的團聚。妻子溫妮和兩個女兒，還有小兒子本恩形影不離地陪伴他，陪他在花園裡散步，給他講述這些年來家鄉的種種趣聞。到晚上，一家人還有那條叫基爾的大耳狗都圍在壁爐旁，聽本恩長子小約瑟夫從南太平洋前線寄回的信件。但是無論家庭生活多麼溫馨也無法抹平史迪威心中的創傷，他變得比以往任何時候更加孤獨，更加暴躁。他的身體開始明顯變壞，胃病和肝區疼痛使他不得不住進醫院。
史迪威被解職軟禁和羅斯福總統屈服於忘恩負義的中國人的訊息還是透露到報界。一時國內輿論大譁。羅斯福總統不得不為此專門召開記者招待會。好在競選已經進入最後階段，總統的競選對手杜威議員尚未來得及抓住這件事大做文章，為期三天的全國公民投票就開始了。投票結果，羅斯福以壓倒多數第三次當選美國總統。
一九四五年元月，連任的美國總統解除了對史迪威的秘密禁令，並在白宮召見他。滿面春風的總統邀請客人共進午餐，並宣佈授予約瑟夫·w·史迪威上將「榮譽軍團勳章」和「橡葉勳章」各一枚，以表彰將軍在中國和亞洲戰場作出的巨大貢獻。有記者當場追問：既然史迪威將軍指揮了一場出色的戰爭，那麼怎麼解釋將軍突然被撤職一事？總統看了一眼愁眉不展的史迪威，輕鬆地回答道：「哦先生，不是撤職，是召回。我想部分原因是因為將軍的身體不大適應那裡的氣候。」
元月下旬，中印公路全線開通，委員長代表中國政府宣佈：把這條國際公路正式命名為「史迪威公路」。訊息傳到美國，史迪威名聲大噪，再度成為美國人心目中的民族英雄。羅斯福順應民心，不失時機地任命史迪威擔任美國本土陸軍部隊總司令。鬱鬱不樂的史迪威始終念念不忘打敗日本的夙願，在他的堅持要求下，同年六月獲准轉赴南太平洋戰場，出任美國第十集團軍總司令，親自參加了進攻日本本土的最後作戰。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天皇宣佈無條件投降。九月二日，史迪威出席了在美國軍艦「密蘇里號」甲板上舉行的受降儀式。這是他作為軍人一生中最重要的時刻。當他看到日本代表重光葵外相和梅津將軍在投降書上簽字時，一切個人的委屈和辛勞都得到了報償。
將軍心中的傷痕部分地得到了撫平。
一九四六年九月二十八日，史迪威突然因健康惡化住進醫院。醫生在他的腹部發現多處腫塊，確診為胃癌晚期並擴散到肝臟。醫生無法解釋一個身患絕症的老人何以會那樣精力充沛地活躍在戰場上。政府和軍界要人聞訊紛紛趕到醫院同將軍訣別。當副總統問及病人有何心願時，史迪威只提出一個要求，希望獲得一枚「戰鬥步兵紀念章」。人們俱感大惑不解。因為在將軍一生中，他已經獲得過幾乎所有重要的美國榮譽勳章，但是他在彌留之際卻念念不忘得到一枚凡是上過戰場計程車兵都能得到的這種普通紀念章。
十月十一日，陸軍部長史汀生親自滿足了將軍這個渺小的願望。
十二日中午十一時，史迪威將軍在昏迷中悄然去世，享年六十三歲。
5
一個哲學家這樣寫道：
「歷史苛求個人固然是個人的不幸，但是民族苛求個人卻是整個民族的不幸。」
我希望我的同齡人，除了知道一個白求恩，還應當知道更多的外國人；除了知道「文化大革命」，還應當知道更多的被稱作「歷史」的那種東西。
一九四六年十月十五日。南京。
委員長在總統官邸舉行了一個簡短的基督教追悼儀式。事先沒有釋出公告，沒有邀請各國使節，只有美國新任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先生及夫人參加了悼念儀式。委員長剛剛出席完一次秘密軍事會議，滿臉倦容。他在牧師做完禱告後劃了一個馬馬虎虎的十字，然後請大使向美國政府及史迪威親屬轉達他的悲痛之情，隨即匆匆離去。
悼念儀式進行了不到二十分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