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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二年三月的一天，史迪威一行不遠萬里來到中國抗日的首都——重慶。

在史迪威過去的印象中，重慶是座秀美而熱情的南方山城，建築古樸，氣候宜人。每當夜幕降臨，城市萬家燈火倒映在揚子江水中，猶如天上銀河倒懸，讓人賞心悅目流連忘返。

史迪威對中國並不陌生。

當喬（喬是史迪威的暱稱）還是一名年輕英俊的西點軍校畢業生的時候，他就偕新婚妻子威妮一道遊覽過中國，中國古老而神秘的文化傳統和貧窮落後的社會面貌曾給他們留下過深刻的印象。二十年代，史迪威上校的命運似乎同中國結下了某種不解之緣，他先後三次受命來華擔任軍職，還幫助中國政府在山西和陝西設計過兩條短命的碎石公路。他能說一口流利的漢語，會唱京戲，對中國各省地方風情瞭如指掌。他的兒女有兩個出生在中國，史迪威給他們各取了一箇中國小名，女兒叫「李娜娜」，兒子叫「楊京京」。

但是這樣的和平景象已經一去不復返了。

一千多個日日夜夜的野蠻轟炸已經徹底改變了中國城市的模樣。與史迪威同行的美國《時代週刊》記者埃裡克·塞弗賴德在機場發回的通訊中把中國陪都描繪成：

「一座死城……一座醜陋得難以名狀的燒焦的廢墟……只剩下一個彈痕累累的門廊。陪都應有的繁華與熱鬧景象煙消雲散，到處都是難民、乞丐和傷兵。醫院人滿為患，飢餓籠罩城市。為了躲避日本人轟炸，人們乾脆把每一幢建築物抹上泥灰，把玻璃塗黑。……入夜，全城沒有一星燈火，連揚子江也死氣沉沉，凝固在無底的黑暗中。中國，這個名字讓人強烈地感受到戰爭散發的恐怖氣息。」（《並非狂熱的夢想》）

埃裡克·塞弗賴德先生的描繪並不誇張。一九四0年前後，日本飛機幾乎天天對中國城市狂轟濫炸，有時一天空襲多達數十次。在重慶，有時空襲不分晝夜，政府只好委屈求全，把機關搬進防空洞裡辦公。

即使在這樣令人心酸和國難當頭的日子裡，國民黨政府仍然不肯放棄一黨專政的獨裁統治。政府對民眾實行高壓政策，發表不同意見的人被當作「異黨份子」抓進監獄，民主人士受到恐嚇和監視，報紙新聞隱瞞事實真相，專門報喜不報憂。「民可使使之，不可使知之」，重慶大街小巷的茶館都張貼著「莫談國事」的警語。

中國抗戰的希望在於民眾的覺悟，但是中國政治制度的暴虐和黑暗恰恰扼殺了這種覺悟。從這個意義上講，抗戰是沒有多少希望的。作為西方軍人的史迪威不可能深刻認識到中國社會的這種本質特點，他最先注意到的卻是中國豐富而廉價的人力資源。

「……喬治，你知道嗎？這是一個多麼龐大而頑強的家族啊！」他在寫給馬歇爾將軍的信中興奮地說道，「每逢陰雨天或者沒有空襲警報的日子裡，重慶的街道上就擠滿各種各樣黃皮膚的人群。他們好像洪水塞滿河道一樣浩浩蕩蕩在城市和鄉村流動，永無盡頭。他們中大多是衣衫襤褸的苦力和被戰爭奪去土地的農民，還有許多失業者和流落街頭的學生，這些人的住處都是東倒西歪的小棚子，用一兩根木頭支撐著，屋外淌著令人作嘔的汙水和垃圾。我進過幾處這樣的房子，房子裡沒有床，主人和孩子在地上吃飯睡覺，但是他們照樣活著！上帝，中國人的生命力是多麼頑強啊！他們似乎只需一片菜葉或者一口水就能活下去並且並且成群地繁衍後代。你想想，這樣的人民，你如果把他們武裝起來加以訓練，發給他們最好的武器，吃罐頭食品，他們難道不會成為世界上最優秀的軍隊嗎？」（《史迪威出使中國》）

史迪威將軍不是哲學家，他的軍人的侷限性在於他只看到事物的一個方面。中國人固然因為貧窮而勤勞，因為吃苦而頑強，同樣也會因為富裕而懶惰，因為愚昧而貪婪。更重要的是沒有文化的民眾永遠也產生不出世界上最優秀的軍隊來。

這才是事物的本質結論

同市民奄奄一息的悲慘生活相反，重慶的統治階級生活卻依然奢侈，這種鮮明的兩極分化在中國延續了幾千年，從來沒有被改變過。

一週後，史迪威在黃山別墅正式拜會從緬甸歸來的委員長夫婦。陪同史迪威前往的有美國駐華大使高斯先生，史迪威的副手托馬斯·赫恩少將和弗蘭克·多恩准將，還有大名鼎鼎的美國空軍「飛虎隊」司令克萊爾·陳納德上校。

黃山別墅位於重慶南岸，距市區十英里。這是一座向陽的山坡，視野開闊，草木蔥蘢，站在觀景臺上可以鳥瞰重慶市區和兩條夾峙在山谷裡的大江。

蔣委員長夫婦親往別墅大門迎接美國客人。

委員長身著青布長衫，面帶笑容，顯得輕鬆自然。蔣夫人依然美麗大方，一左一右挽住中將和大使胳膊，用婉轉動聽的英語向他們翻譯委員長的問候。

一大群制服筆挺的中國軍政官員被介紹給美國客人。許多經過特許的記者跑前跑後搶鏡頭，鎂光燈耀眼地閃動。沸沸揚揚的歡迎儀式進行了大約一刻鐘，人們才簇擁著委員長夫婦和貴賓走向會客廳。

只有陳納德少校落在人群后面，顯出落落寡歡和垂頭喪氣的樣子。

史迪威注意到空軍司令的反常表現，用眼睛向高斯大使投去不解的一瞥。後者鄙夷一笑，趁落座時小聲說：「你沒看出來嗎？這頭蠢驢在吃你的醋哩！」

史迪威大吃一驚。

他在美國時曾經隱隱約約聽說過陳納德追求蔣夫人的桃色新聞。上校象個痴情的紳士，每天派人給夫人送去一束鮮花。他原以為這不過是逢場作戲，或者傳聞而已，因此一笑置之。沒想到空軍司令果然墮入情網，他對此感到很不安。

「我得警告他。」史迪威低聲對大使說。

「恐怕難以奏效，將軍。不過你不妨試試。」大師不動聲色地回答。

會見純粹是禮節性的。

晚上主人舉行盛大宴會招待美國貴賓。委員長的廚師向客人們奉獻了一道道精美的宮廷菜餚，讓西方客人大開眼界歎為觀止。席間，蔣夫人趁碰杯時向史迪威投去迷人的一笑，用英語說道：

「將軍，您能向我保證，今後一定不拋棄我的英雄陳納德嗎？」

史迪威一本正經回答：「也許不，夫人，就象蔣先生不會拋棄他的夫人一樣。」

蔣夫人不屈不撓地追問：「您是說，您已經向我做出了保證？」

史迪威感到委員長從一旁投來狐疑的眼光，他索性用漢語大聲回答：「您說得對，夫人，我保證讓他回到他該去的位置上。」

據說這件事後來一直成為陳納德怨恨史迪威的原因之一。因為空軍上校認為史迪威不僅干涉了他的私生活，而且妨礙他成為中國人民心目中唯一受人崇拜的美國英雄。

後來他自始至終同中國人站在一起反對他的頂頭上司史迪威。

經過反覆磋商，史迪威帶著蔣委員長的任命信心百倍地登上飛機，開始了他一生中不平凡的緬甸之行。他受命全權指揮正向緬甸南部開進的中國遠征軍。委員長交代給這位美國參謀長的任務有二：第一，擋住日本人進攻，伺機收復仰光。第二，監視狡猾的英國人，不要讓他們出賣了中國人的利益。可惜史迪威只用心理解了前一項任務而忽略了後者。加上他並不真正瞭解中國的政治和國情，這就使他在後來緬甸盟軍的勾心鬥角中不可避免地陷入被動和困境。

2

抗戰初期，中國政府名義上宣稱擁有三百萬軍隊，組成大約三百個作戰師，每師編制一萬人左右。但是根據美軍參謀部最樂觀的估計，中國軍隊的兵員最多隻能達到這個數字的百分之六十。

中國軍隊有中央軍和雜牌軍之分。中央軍是正規軍，受命於中央政府；雜牌軍則是地方部隊，為地方軍閥所擁有，自成體系，比如滇軍、川軍、桂軍、黔軍等等。他們一般只駐守本省，不奉命外調。中央軍裝備優於地方部隊，戰鬥力亦強，但是據統計，抗戰前中央軍只佔全國軍隊的百分之三十五。

一九三七年日本關東軍報告指出：

「……中央軍士兵每年能領到一雙草鞋，一條幹糧袋，二分之一套灰布軍裝和三分之一條棉被。士兵軍餉約為十六至十八元紙幣，伙食費還須從中扣除一半。上尉和少校月薪各為士兵的八至十倍。」（《日本陸軍經理部》，日本芙蓉書屋一九八一年出版）

由於槍桿子在中國社會有著特殊用途，因此軍官們的實際收入遠不止這些薪餉。他們或者向地方百姓敲詐勒索，或者肆無忌憚地「喝兵血」，剋扣士兵薪餉，把缺員士兵的軍餉貪汙起來，攫為己有。

中國軍隊的主要成分是農民，戰爭期間的兵源主要靠農村「抓壯丁」來補充。「壯丁」一詞原指身強力壯的男勞力。後來演繹為那些被強迫押往兵營服役的貧苦農民的代名詞。壯丁們由於並非自願而是被迫離鄉背井當兵打仗，因此通常情況下決無積極性可言，軍隊裡臨陣脫逃和開小差的事件層出不窮。

如此種種，腐敗的社會制度嚴重敗壞了中國軍隊的血液，因此當史迪威作為中國遠征軍最高指揮官出現在緬甸的時候，他吃驚地發現原來中國軍隊的現實比他預料的還要糟糕。

緬甸眉苗。

眉苗是緬甸中北部一處風景優美氣候宜人的避暑勝地，英國人按照自己的藍圖把這座殖民地小城裝點得如同歐洲花園一般。街道兩旁到處都能看到鬱鬱蔥蔥的奇花異木，城市裡為英國官員修建的中世紀風格的樓房別墅鱗次櫛比，相映生輝。

英國總督府臨時遷至眉苗。

在史迪威到達的前一天，另一位英國將軍亞歷山大爵士剛剛飛抵小城。他是來接替因無能而被撤職的赫頓中將擔任英緬軍總司令的。

哈羅德·亞歷山大上將在英倫三島是個家喻戶曉的英雄人物。他曾在法國西海岸創造過一場轟動世界的「敦刻爾克大撤退」的奇蹟，從而挽救了三十萬英法聯軍的覆滅命運。但是，英雄的事蹟並不是英雄本身，英雄本身依然是個破綻百出的人。因此當美國人史迪威初次對這位英軍總司令做了禮節性拜訪後，就挑剔地評論亞歷山大「充其量是個能幹的撤退專家」。

自然，傲慢自負的亞歷山大爵士同樣有理由蔑視這位不帶一個美國兵的美國將軍。他挑釁地對史迪威說：

「先生，您怎麼甘心聽從這些沒有教養的黃種人的使喚呢？」

史迪威反駁：「先生，您自己不也在一個黃種人的國家當差嗎？」

亞歷山大哈哈大笑：「將軍，那就讓我們為白種人的利益聯合起來吧。我是說，把你的那些中國軍隊統統趕上前線，別讓他們老躲在後方。」

史迪威抑制住怒火：「這麼說，您已經決定放棄緬甸了？」

亞歷山大：「不錯，將軍。你知道，印度對不列顛的利益更為重要。」

史迪威起身告辭：「夠了先生，您想再創造一次敦刻爾克大撤退的奇蹟嗎？對不起，我可沒法幫您的忙。」

會晤不歡而散。史迪威電告委員長，稱英國人是「難以合作和不可靠的夥伴」。

無獨有偶，中國人同史迪威的合作關係很快也顯露出棘手的苗頭。

杜聿明、字光亭，中國第五軍軍長兼遠征軍副總司令，史迪威名義上的副手和下級。事實上杜聿明才是這支中國大軍真正的司令官和決策人物。他的軍部設有一部電臺直接同重慶保持聯絡，並把史迪威的動靜和各種情報隨時彙報給委員長。

同古戰役前夕，史迪威趕到眉苗指揮部走馬上任，初識杜聿明，他對這位中國副手評價頗高：「……兢兢業業，對戰術懂行，隨時準備進攻，是一個優秀的指揮官。……吃苦耐勞，服從命令，從不討價還價和自高自大」。（《史迪威出使中國》）

事實很快證明這是一種美國式的錯覺。

一次亞歷山大邀請，史迪威和杜聿明前往英軍防區進行禮節性視察。在一處陣地上，一名英軍上尉看見中國將軍抽的是美國「駱駝牌」高階香菸，於是便直截了當地質問道：

「請問杜將軍，為什麼你們中國軍官抽高階香菸，而你們計程車兵卻只能穿草鞋打仗？」

杜大窘，繼而惱羞成怒，險些拔出槍要槍斃那個白人上尉。對西方人來說，任何坦率的談話都是成立的，不管對上級還是下級。但是中國人卻不容易做到這一點。那天之後，史迪威一連好幾天都從杜將軍眼睛裡看出一種受了傷害的深深的敵意。起初他並不在意，認為這不過是杜將軍器量狹小而已，但是過了許久之後，他終於認識到造成這種對立和衝突的原因遠非個人品質所致。

同古戰役開始後，史迪威和杜聿明在作戰方針上產生嚴重的分歧。按照史迪威的設想，第二百師的任務應當是「阻止和牽制敵人」，另外，「以新二十二師和九十六師快速跟進，對日軍第五十五師團實行分割包圍，確保全殲或大部消滅敵人」。（摘自《史迪威日記》）

但是這個計劃遭到杜的反對。

在杜聿明看來，史迪威處處都有濫用職權和居心不良的意味。美國佬野心勃勃，好大喜功，一心指望打大仗出風頭。遠征軍是委員長的精銳部隊，也是杜聿明的本錢，拿人家的本錢下賭注當然不會心疼。

杜聿明一面將敵情電告委員長，一面製造種種藉口搪塞史迪威，陽奉陰違的抵制美國人的進攻命令。

同古大戰在前方打了十二天，史迪威和杜聿明在後方吵了十二天，直吵得昏天黑地不可開交。這場衝突又延續了許多年。四十多年後，一些研究中國抗戰史的學者謹慎地選取了一些材料，試圖解釋史杜衝突的起因及其責任。據《國民黨高階將領列傳·杜聿明傳》（解放軍出版社1988年版）載：

「……就在杜聿明下令第二百師突圍時，史迪威堅決反對，堅持以不足兵力向敵人進攻，並派參謀竇爾登（注：應為副參謀長弗蘭克·多恩准將）監督杜實施。杜以‘保全戰力，這是任何一個指揮官的常識和義務’為由拒絕，並下令實施有計劃的主動撤退……事後第二百師師長戴安瀾深有感觸地說：‘下令衝鋒，原本是步兵打仗的口頭禪；緊要關頭，敢於下命令撤退，才是指揮官的真功夫啊！’」

另據杜聿明本人在回憶錄《中國遠征軍入緬對日作戰述略》中說：

「……我決心令第二百師於二十九日晚突圍，以保全我軍戰力，準備在另一時間，另一地點與敵決戰。

「當時史迪威堅決反對，仍堅持以不足兵力向敵攻擊，雙方爭執甚烈，竟至鬧翻。史迪威堅持不放棄他的錯誤主張（其實是想個人出風頭），竟以服從命令來威脅我，並派他的參謀竇爾登監督我實施他的攻擊命令……我因同古戰鬥和史迪威爭吵，滿肚怨氣，對蔣說：‘如果照史迪威的命令，二百師早已斷送了，他既不瞭解中國軍隊的情況，也可以說不懂戰術……’」

另一本歷史書《史迪威出使中國》（作者：【美】羅曼納斯和森德蘭）則這樣記載：

「……同古保衛戰之初，史迪威命令第五軍另外兩個師即新二十二師和第九十六師快速跟進，對日軍第五十五師團進行分割包圍，發起攻擊。但是杜聿明堅決拒絕了史迪威的命令。因為這位中國將軍堅持認為進攻是不切合實際和冒險的行動，並懷疑頭腦發熱的美國人想拿他的部隊去出風頭。他在電話中同史迪威有一段很出色的對話：

‘對不起，將軍，我得對我的部隊負責。’

‘你不對我的命令負責嗎？’

‘不，我只對委員長負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