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一個作家如果沒有生存上特別的困難，去迎合你說的那些特殊讀者，是毫無必要的，也是很丟人的。打工要有職業道德，經商要有職業道德，作家的基本職業道德就是「修辭立其誠」，寫出自己真實的感受和想法。我不認為中國現在的流行輿論很健康，即便很健康，一個寫作人也不必刻意地迎合什麼人。相反，如果一個人敢於挑戰全社會，一個作家敢於與所有的評論家鬧掰，那倒可能有出息了。流行輿論其勢洶洶，其實大多短命，很快就會被同樣其勢洶洶的東西覆蓋掉，什麼也留不下來。回想一下我們剛剛過去不久的1980年代，有很多作品奇怪地得獎了，火了，眼下誰還能記得住？我隨便可以提到一打或者數打的名字，你可能聽都沒有聽過。時間畢竟是無情的，三五年就會把不合格的東西清除出去。所以我們這些寫作者不必坐立不安，成天去看什麼人的臉色。

記：現在是連文學寫作都講究快速生產的時代。但2002年版的《暗示》和1996年版的《馬橋詞典》的寫作隔了5年，依你的寫作經驗和對事物的洞察力你應該寫得更多更快，但實際結果正相反。你的寫作的難度是因為對寫作的慎重嗎？

韓：因為我笨，沒有別的原因。e

3當年「尋根派」的帽子戴得太急了

記：最近你獲得了法國文化部頒發的「法蘭西文藝騎士獎章」，你在法國出版的小說集《山上的聲音》還被法國的讀者推選為「2000年法國文學十大好書」，對這兩件事情你有什麼感想嗎？

韓：獲得獎章，表明一部分法國讀者喜歡我的作品，當然讓我高興。我有法文版的6本書，但大多出現在巴黎偏僻的書架，我對這一點很清楚，因此沒有什麼可牛的。即使得獎也不見得就是名副其實。一個作品的價值，並不等於社會所承認的價值。我們知道，連諾貝爾文學獎有時都評得讓人不以為然，評成了「統戰獎」、「扶貧獎」，一洲輪上一個，左派輪了就輪右派，如此等等。我們對瑞典那些個文學熱心人不必苛求也不必頂禮膜拜。中國有很多優秀作家，可惜國力還不夠強，中文地位在國外也不夠高，還沒有更多高素質的人加入到中文閱讀和漢學家隊伍裡來，中國文學就不大容易被國外讀者瞭解。這沒有關係。中國首先需要好的作品，而不是首先需要作品出口，進入什麼「8強」或者「16強」。中國有13億人，加上海外華人，已經是一個大的「世界」了，足夠讓我們「走向」一下了。

記：作為中國新時期文學的主要親歷者和見證人，你曾經倡導過「尋根文學」，你有過宣言式的發言，有過像《爸爸爸》、《女女女》、《歸去來》和《馬橋詞典》這樣的作品，現在你對自己以前的想法怎麼看，你覺得自己找到了文學之根嗎？這個根是什麼呢？

韓：我一直在閱讀外國書，有時也翻譯一些，自覺對西方興致勃勃。但不知道「中」，何以知道「西」？就像你不知道男人，何以知道女人？我在參觀拿破崙紀念館的時候，那裡的法國工作人員說，著名的拿破崙法典是從中國拿來了科舉制，從而建立了他們的文官體系。我們還可以知道，歐洲的基督教來自中東，歐洲的數學來自印度和阿拉伯。這就是說，西方是一個複雜的混合體，所謂中、西文化的簡單對立從來不存在。我們並不需要把中國罵個狗血淋頭，這樣才能光榮加入西方文化。「尋根」在1980年代中期的提出，意在倡導對中國文化遺產的清理，意在通過這種清理更好地參與全球文化交匯，更好地認識現實的生活和現實的人，並不是希望作家都鑽進博物館，或者開展文學上的懷舊訪古十日遊。這個問題現在並沒有過時，在未來的文化、經濟、政治建設中可能還有重要位置。它本身是全球化的產物，又是對全球化的參與。需要說明的一點是：這個「尋根」問題只是很多問題中的一個，不能代替其他問題。所以「尋根派」的帽子戴得太急了些。我吃了土豆，你就說我「土豆派」。我同時又吃了番茄和黃瓜，那又算什麼「派」？如果每談一個問題就可以戴上一頂帽子，我們的腦袋可能忙不過來。

4生活使貌似強大的潮流成為過眼煙雲記：你覺得公共媒體對一個社會負有什麼樣的責任？

韓：中國經歷了革命熱，眼下正在進入市場熱。革命沒有什麼不好，但革命一偏向，可能通向極權社會，我們對此有過歷史經驗。市場也沒有什麼不好，但市場一偏向，可能通向資本社會，世界上很多國家都有現實經驗，特別是拉美、東南亞、非洲等地的發展中國家，其資本社會正處於動亂和衰退的困境。中國文化人經過「文革」以後對極權多了些免疫力，但面對冷戰以後世界的重組與變化，知識界反應的遲鈍無法讓人恭維，無力診斷現實社會和人生中很多疑難雜症。「三農」的深層問題由一些基層實踐者提出來了，但知識界大多久久地沉默，或者視而不見，拿不出理論解釋框架。權力與資本的互相轉換和串通，這一類常見的複雜現象居然總是簡化成一個批極「左」。中國是一個人口、資源、歷史、地緣等方面很特殊的大國，要走上健康的發展道路，可能需要很長時間的實踐摸索，需要艱苦的思想創新和制度創新，知識界和公共媒體在這方面至少應該有個及格的表現。

記：你有一個說法就是「公民寫作」。通常我們聽說還有「知識分子寫作」、「民間寫作」，你能說出「公民寫作」和其他寫作之間的區別和差異嗎？

韓：事情是這樣的。有一個記者問我，你堅持關注社會現實，你的寫作是不是一種「知識分子寫作」？我說與其說是「知識分子寫作」，還不如說是「公民寫作」，因為關注公共事務是每一個公民的權利，非知識分子獨有。這只是討論中隨機的說法，所謂「因病立方」，不是要提什麼口號。我一直不大瞭解有關「知識分子寫作」和「民間寫作」的討論，沒有什麼發言資格。

記：很多讀者不能忘記你翻譯的昆德拉的小說《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這部書被看成是政治反思小說，你成了對社會現實強烈關注的一個作家。到1990年代你批判的鋒芒更為強烈，在你的寫作中昆德拉對你的影響大嗎？

韓：我受到過很多作家的影響，當然也包括昆德拉的影響。翻譯就是精讀和細讀，因此昆德拉給我影響更大也未可知。他的眼界和手法都非中國「傷痕文學」所能及，政治批判與人性的追問融為一爐。但這並不妨礙我挑剔他，對他的某些思考和表達並不滿足，比如他對「輕」與「重」的思考過於玄奧和勉強，還有關注「存在」的現象學時髦，他其實也不必去趕。當然，不滿意也是受影響，可以視為一種激發反作用力的廣義影響。一個作家讀書就像吃飯，吃下了很多作品，但具體說哪一些魚肉長了我的哪一個器官，哪一些瓜菜長了我的哪一塊骨頭，恐怕不容易說清，說清了也不值得你相信。

記：人是文化動物，一個族群的文化主要是由這個族群的知識分子來承擔和實現，知識分子的質量集中表現了整個族群的質量。很多讀書人經常感嘆民眾的愚昧，我看你的不少隨筆都在反省知識分子的問題。批判的鋒芒十分尖銳。在現在這個謳歌物質化的社會潮流中，你的審視和警覺顯得很孤立，我不知道這樣說是不是準確。

韓：我並不孤立，志同道合者很多。也許不到20年之內，我們眼下很多流行觀念都不可避免地要面目全非。比如隨著綠色gdp和人文gdp概念的提出，最權威的經濟學原理和最主流的現代市場制度，都將受到強有力的挑戰。隨著中國物質匱乏的時代基本過去，在脫貧焦慮感大體緩解的時候，人們也將更為心平氣和與深思熟慮地來比較中外文化資源，可能獲得更多的文化自信心和創造力，從而對全球文明建設表現出更積極主動的姿態。這不是說幾個文化人想怎麼樣，而是生活現實逼著文化人只能這麼樣。生活是我們最好的老師，是文化創造之源。生活的推進，總是使一些貌似強大的潮流成為過眼煙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