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飯以後，回到牛棚，等候分配勞動任務。此時我們都成了牛馬。全校的工人沒有哪個再幹活了，他們都變成了監工和牢頭禁子。他們有了活，不管是多髒多累，一律到勞改大院來，要求分配「勞改罪犯」。這就好比是農村生產隊隊長分配牛馬一樣。分配完了以後，工人們就成了甩手大掌櫃的，在旁邊頤指氣使。解放後的北大工人階級，此時真是躊躇滿志了。

還有一件最最重要的事情，無論如何也是不能忘記的。在出發勞動之前，我們必須到樹幹上懸掛的黑板下，抄錄今天要背誦的「最高指示」。這指示往往相當長。每一個「罪犯」，今天不管是幹什麼活，到哪裡去幹活，都必須背得滾瓜爛熟。任何監改人員，不管在什麼場合，都可能讓你背誦。倘若背錯一個字，輕則一個耳光，重則更嚴厲的懲罰。現在，如果我們被叫到辦公室去，先喊一聲：「報告！」然後垂首肅立。監改人員提一段語錄的第一句，你必須接下去把整段背完。倘若背錯一個字，則懲罰如上。有一位地球物理老教授，由於年紀實在太老了，而且腦袋裡除了數學公式之外，似乎什麼東西也擠不進去。連據說有無限威力的「最高指示」也不例外。我經常看到他被打得鼻青臉腫，雙眼下鼓起兩個腫泡。我頗有兔死狐悲之感。

背語錄有什麼用處呢？也許有人認為，我們這些「罪犯」都是花崗岩的腦袋瓜，用平常的辦法來改造，幾乎是不可能的。「革命家」於是就借用了耶穌教查經的辦法，據說神力無窮。但是，我很慚愧，我實在沒有感覺出來。我有自己的解釋，這解釋仍然是我發明創造的「折磨論」。我一直到今天還認為，這是惟一合理的解釋。監改人員自己也不相信，「最高指示」會有這樣的威力，他們自己也並背不熟幾條語錄。連向「罪犯」提頭時，也往往出現錯誤。有時候他提了一個頭，我接著背下去，由於神經緊張，也曾背錯過一兩個字；但監改人員並沒有發現。我此時還沒有愚蠢到「自首」的地步，矇混過了關。我如真愚蠢到起來「自首」，那麼監改人員面子不是受到損害了嗎？那後果就不堪設想了。

從此，我們就邊幹活，邊背語錄。身體和精神都緊張到要爆炸的程度。

至於我參加的勞動工種，那還是非常多的。勞動時間最長的有幾個地方。根據我現在的回憶，首先是北材料廠。這裡面的工人都屬於新北大公社一派，都是擁護「老佛爺」的。在「勞改罪犯」中，也還是有派別區分的。同是「罪犯」，而待遇有時候會有不同。我在這裡，有兩重身份，一是「勞改罪犯」，二是原井岡山成員。因此頗受到一些「特殊待遇」，被訓斥的機會多了一點。我們在這裡乾的活，先是搬運耐火磚，從廠內一個地方搬到小池旁邊，碼了起來。一定要碼整整齊齊，否則會塌落下來。耐火磚非常重，砸到人身上，會把人砸死的。我們「罪犯們」都知道這一點，幹起活來都萬分小心謹慎。耐火磚搬完，又被分配來拔掉舊柱子和舊木板上的釘子。幹這活，允許坐在木墩子上，而且活也不累，我們簡直是享受天福了。廠內的活幹完了後，又來到廠外堆建房用的沙堆旁邊，去搬運沙子，從一堆運到另一堆上。在北材料廠我大概幹了幾個星期。我在這裡還要補充說明幾句，在這裡幹活的只是「罪犯」的一小部分。其餘的人都各有安排，情況我不清楚，我只好略而不談了。

我從北材料廠又被調到學生宿舍區去運煤。現在是夏天，大汽車把煤從什麼地方運到學校，卸在地上，就算完成任務。我們的任務是把散堆在地上的煤，用筐抬著，堆成煤山，以減少佔地的面積。這個活並不輕鬆，一是累，二是髒。兩個老人抬一筐重達百斤以上的煤塊或煤末，有時還要爬上煤山，是非常困難的。大風一起，我們滿臉滿身全是煤灰。在平常時候這種地方我們連走進都不會的。然而此時情況變了。我們已能安之若素。什麼衛生不衛生，更不在話下了。同我長時間抬一個筐的是解放前在燕京大學冒著生命的危險參加地下工作的穆斯林老同志，趁著監督勞動的工人不在眼前的時候，低聲對我說：「我們的命運看來已經定了。我們將來的出路，不外是到什麼邊遠地區勞改終生了。」這種想法是有些代表性的。我自己何嘗不是這樣想呢？

以後，我的工種有過多次變化。我曾隨大隊人馬到今天勺園大樓的原址稻田的地方去搬過石頭，挖過稻田。有一次同西語系的一位老教授被分配跟著一個工人，到學生宿舍三十五樓東牆外面去修理地下水管。這次工人師傅親自下了手，我們兩個老頭只能算是「助教」，幫助他抬抬洋灰包，遞遞鐵鍬。這位工人雖然也繃著臉，一言不發。但是對我們一句訓斥的話都沒有說過。我心裡實在是銘感五內。十年浩劫以後，我在校園裡還常見到他騎車而過，我總是用感激的眼光注視著他的背影漸漸消逝。

此外，我還被分配到一些地方去幹活，比如修房子，拔草之類，這裡不一一敘述了。

既然叫做「勞改」，勞動當然就是我們主要的生活內容。不管是在勞動中，還是在其他活動中，總難避開同監改人員打交道。見了他們，同在任何地方一樣，我們從不許抬頭，這已經是金科玉律。往往我們不知道，站在面前談話的是什麼人。但是對方則一張口就用上一句「國罵」，這同美國人見面時說「hello！」一樣，不過我們只許對面的人說而已。監改人員用的詞彙很豐富，除了說「媽的」以外，還說「你這混蛋！」、「你這王八蛋！」等等，詞彩豐富多了。如果哪個監改人員不用「國罵」開端，我反而覺得非常反常，非常不舒服了。

（四）晚間訓話

我先鄭重宣告一句：這是勞改監改人員最偉大的最富有天才的發明創造。

在我上面談「勞改罪犯」的日常生活時，曾談過監改人員在管理「勞動罪犯」時的許多發明創造。這些監改人員，除了個別職員和一些工人以外，有一多半是學生。這些學生平常學習成績怎樣，我說不清楚。但在管理勞改大院時的表現，我作為一個老師，卻不能不給他們打很高的分數。過去我們的教學頗多脫離實際的地方。這主要由教學制度負責，我們當教員的也不能辭其咎。在勞改大院裡，他們是完全聯絡實際的，他們表現出來的才能是多方面的：組織的才能，管理的才能，訓話的才能，說歪理詭辯的才能，株連羅織的才能，等等，簡直說也說不完。再加上他們表現出來的果斷和勇氣，說打人伸手就打，抬腳就踢，絲毫也不游移遲疑，我輩老師實在是望塵莫及。

但是，他們發明創造的天才表現得最最突出的地方，卻是晚間訓話。

什麼叫「晚間訓話」呢？每天晚上，吃過晚飯，照例要全體「罪犯」集合，地點在兩排平房之間的小院子裡。每天總有一個監改人員站在佇列前面訓話，這個人好像是上邊來的，不是我們在大院裡常碰到的那些人，他大概是學校公社的頭子之一。這個訓話者常換人，箇中詳情我說不清楚。訓話的內容，每天不同。因為它的目的不在講大道理，而大道理是沒有多少的，講大道理必然每天重複。他們的訓話是屬於「折磨學」的，是這一門學問的實踐。訓話者每天主要做法是抓小辮子，而小辮子我們滿頭都是，如果真正沒有，他們還可以栽在你頭上嘛。小辮的來源大體上有兩個：一個是白天勞動時一些芝麻綠豆大的小事；一個是我們每天的書面思想彙報中一些所謂「問題」。我們勞動都是非常兢兢業業的，並不是由於我們「覺悟」高，而是由於害怕拳打腳踢。但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詞，說不定哪一個「棚友」今天要倒霉，讓監改人員看中了。到了晚間訓話時，就給你來算賬。至於寫書面的思想彙報，那更是每天的重要工作。不管我們怎樣苦思苦想，細心推敲，在中國這個文字之國，這個刀筆師爺之國，挑點小毛病是易如反掌的。中國歷史上這類著名的例子多如牛毛。清朝雍正皇帝就殺過一個大臣，原因是他把「朝乾夕惕」，為了使文章別開生面，寫成了「夕惕朝乾」。這二者其實是一樣的，都是「頌聖」之句。然而「龍顏大怒」，結果丟掉了腦袋。我們監改人員的智商要比封建皇帝高多了。他們反正每天必須從某個「罪犯」的書面彙報中挑點小毛病。不管是誰，只要被他們選中，晚間訓話時就倒了大黴。

晚間訓話的程式大體上是這樣的。「罪犯」們先列隊肅立，因為院子不大，排成四行。監改人員先點名。這種事情我一生經歷多了，沒有留下什麼深刻的記憶。只有一件極小極小的小事，卻給我留下了畢生難忘的回憶，就是我將來見了閻王爺，也不會忘記的。有一位西語系的歸國華僑教授，年齡早過了花甲，而且有重病在身，躺在床上起不來。不知道是用什麼東西把他也弄到黑幫大院裡來。他行將就木，根本不能勞動，連吃飯都起不來。就讓他躺在床上「改造」。他住的房子門外就是晚間訓話「罪犯」們排隊的地方。每次點名，他都能聽到自己的名字。此時就從屋中木板上傳出來一聲：「到！」聲音微弱、顫抖、蒼老、淒涼。我每次都想哭上一場。這聲音震動了我的靈魂！

其他「罪犯」站在這一間房子的門外，個個心裡打鼓。說不定訓話者高聲點到了誰的名字，還沒有等他自己出隊，就有兩個年輕力壯的監改人員，走上前去，用批鬥會上常用的方式，倒剪雙臂，拳頭按在脖子上，押出佇列，上面是耳光，下面是腳踢。清脆的耳光聲響徹夜空。更厲害的措施是打倒在地，身上踏上一兩隻腳—一千隻腳是踏不上的，這只不過是修詞學的誇大而已，用不著推敲，這也屬於我所發現的「折磨論」之列的。

這樣的景觀大概只有在十年浩劫中才能看到。我們不是非常愛「中國之最」嗎？有一些「最」是頗有爭議的；但是，我相信，這裡決無任何爭議。因此，勞改大院的晚間訓話的英名不脛而走，不久就吸引了大量的觀眾，成為北大最著名的最有看頭的景觀。簡直可以同英國的白金漢宮前每天御林軍換崗的儀式媲美了。每天，到了這個時候，站在佇列之中，我一方面心裡緊張到萬分，生怕自己的名字被點到；另一方面在低頭中偶一斜眼，便能看到蓆棚外小土堆上，影影綽綽地，隱隱約約地，在暗淡的電燈光下，在小樹和灌木的叢中，站滿了人。數目當然是數不清的。反正是裡三層外三層地人不在少數。這都是趕來欣賞這極為難得又極富刺激性的景觀的。這恐怕要比英國戴著極高的黑帽子，騎在高頭大馬上的御林軍的換崗難得得多。這儀式在英國已經持續了幾百年，而在中國首都的最高學府中只持續了幾個月。這未免太煞風景了。否則將會給我們旅遊業帶來極大的經濟效益。

還有一點十分值得惋惜的是，我們晚間訓話的棚外欣賞者們，沒有耐性站到深夜。如果他們有這個耐性的話，他們一定能夠看到比晚間訓話更為陰森森的景象。這個景象連我們這個大院裡的居民都不一定每個人都能看到。偶爾有一夜，我出來小解，我在黑暗中看到院子裡一些樹下都有一個人影，筆直地站在那裡，抬起兩隻胳臂，向前作擁抱狀。實際上擁抱的只是空氣，什麼東西都沒有。我不知道，我們這幾個棚友已經站在那擁抱空虛有多久了。對此我沒有感性認識，我只覺得，這玩意兒大概同噴氣式差不多。讓我站的話，站上一刻鐘恐怕都難以撐住。棚友們卻不知道已經站了多久了，更不知道將站到何時。我們棚裡的居民都知道，在這時候，什麼話也別說，什麼聲也別出。我連忙回到屋裡，在夢裡還看到一些擁抱空虛的人。

（五）離奇的規定

在黑幫大院裡面，除了有《勞改罪犯守則》這一部憲法以外，還有一些不成文法或者口頭的法規。這我在上面已經說過幾句。現在再選出兩個典型的例證來說上一說。

這兩個例證：一是走路不許抬頭，二是坐著不許翹二郎腿。

我雖不是研究法律的學者，但是在許多國家呆過，也翻過一些法律條文；可是無論在什麼地方也沒有看到或者聽到一個人走路不許抬頭的規定。除了生理上的歪脖子以外，頭總是要抬起來的。

但是，在北京大學的勞改大院裡，牢頭禁子們卻規定「罪犯」走路不許抬頭。我不知道，他們是怎樣想出這個極為離奇的規定來的。難道說他們讀到過什麼祖傳的秘典？或者他們得到了像《水滸》中說的那種石碣文？抑或是他們天才的火花閃耀的結果？這些問題我研究不出來。反正走路不許抬頭，這就是法律，我們必須遵守。

除了在個人的牢房裡以外，在任何地方，不管是在院內，還是在院外，抬頭是禁止的。特別在同牢頭禁子談話的時候，絕對不允許抬頭看他一眼的。如果哪一個「罪犯」敢於這樣幹，那後果真是不堪設想。輕則一個耳光，重則拳打腳踢，甚至被打翻在地。因此，我站在牢頭禁子面前，眼光總是落在地上，或者他的腳上，再往上就會有危險。他們穿的鞋，我觀察得一清二楚，面孔則是模糊一團。在幹活時，比如說抬煤筐，抬頭是可以的。因為此時再不允許抬頭，活就沒法幹了。有一次，我們排隊去吃飯，不知道由於什麼原因，我稍稍抬了一下頭，時間最多十分之一秒。然而押送我們到食堂的監改人員立即作獅子吼：「季羨林！你老實點！」我本能地期望著臉上挨一耳光，或者腳上挨一腳。幸而都沒有，我從此以後再也不敢不「老實」了。

至於翹二郎腿，那幾乎是人人都有的一個習慣。因為這種姿勢確實能夠解除疲乏。但是在勞改大院裡卻是被嚴厲禁止的。記得在什麼書上看到有關袁世凱的記載，說他一生從來不翹二郎腿，坐的時候總是雙腿併攏，威儀儼然。這也許是由於他是軍人，才能一生保持這樣坐的姿勢。我們這一群「勞改罪犯」都是平常的人，不是洪憲皇帝，怎麼能做得到呢？

還有一件不大不小的事情，我想在這裡提一提。我在上面已經說到過，我們「罪犯」們已經丟掉了笑的本領。笑本來是人的本能，怎麼竟能丟掉了呢？這個「丟掉」，不是來自「勞改憲法」，也不是出自勞改監督人員的金口玉言，而是完全「自覺自願」。試問，在打罵隨時威脅著自己的時候，誰還能笑得起來呢？勞改大院裡也不是沒有一點笑聲的，有的話，就是來自牢頭禁子的口中的。在寂靜如古墓般的大院中，偶爾有一點笑聲，清脆如音樂，使大院頓時有了生氣。然而，這笑聲會在我們心中引起什麼感覺呢？別人我不知道，在我耳中心中，這笑聲就如鴟鴞在夜深人靜時的獰笑，聽了我渾身發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