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設定特務

這一群年輕的牢頭禁子們，無師自通，或者學習外國的「蓋世太保」或克格勃，以及國民黨的「中統」或「軍統」，也學會了利用特務，來鞏固自己的統治。他們當然決不會徑名之為「特務」，而稱之為「彙報人」。每一間牢房裡都由牢頭禁子們任命一個「彙報人」。這個「彙報人」是根據什麼條件被選中的？他們是怎樣從牢頭禁子那裡接受任務？對我們這些非「彙報人」的「罪犯」來說，都是極大的秘密。據我的觀察，「彙報人」是有一些特權的。比如每星期日都能夠回家，而且在家裡呆的時間也長一點。我順便在這裡補充幾句。「罪犯」們中有的根本不允許回家。有的隔一段比較長的時間可以回家，有的每個星期日都能夠回家。這叫做「區別對待」。決定的權力當然都在牢頭禁子手中。「彙報人」既然享受特權，「士為知己者用」。他們必思有以報效，這就是勤於「彙報」。雞毛蒜皮，都要「彙報」，越勤越好。有的「彙報人」還能看風使舵。哪一個「罪犯」「失寵」於牢頭禁子，他就連忙落井下石，以期得到更大的好處。我還觀察到，有一天，某一間屋子裡的「彙報人」在一個牢頭禁子面前，低頭彎腰，「彙報」了一通，同房的某一個「罪犯」立刻被叫了出去，拖到一間專供打人用的房間裡去了。其結果我無法親眼看到，但是完全可以想像了。

（七）應付外調

所謂「外調」，是一個專用名詞，意思就是從外地外單位向勞改大院的某一個「罪犯」調查本地本單位某一個人—他們那裡是不是也叫「罪犯」？這個稱呼也許是北大的專利—的「罪行」。當時外調人員滿天飛。哪一個單位也不惜工本，派人到全國各地，直至天涯海角，深入窮鄉僻壤，調查蒐羅本單位有問題人員的罪證，以便羅織罪名，把他打倒在地，讓他永世不得翻身。拿我自己來講。我斗膽開罪了那一位「老佛爺」。她的親信們就把我看做「眼中釘」，大賣力氣，四出調查我的「罪行」。後來我回老家，同村的兒童時的朋友告訴我說，北大派去的人一定要把我打成地主。他把他們（大概是兩個人）狠狠地教訓了一頓，說：「如果講苦大仇深要訴苦的話，季羨林應是第一名！」第一次夾著尾巴跑了。聽口氣，好像還去過第二次。我上面已經說到，在抄家時，他們專把我的通訊簿抄走，好按照上面的地址去「外調」。北大如此，別的單位也不會兩樣。於是天下滔滔者皆外調人員矣。

我被關進「勞改大院」以後，經常要應付外調人員。這些人也是三六九等，很不相同。有的只留下被調查人的姓名，我寫完後，交給監改人員轉走。有的要當面面談，但態度也還溫文爾雅，並不吹鬍子瞪眼。不過也有非常野蠻粗魯的。有一天，山東大學派來了兩個外調人員，一定要面談。於是我就被帶進審訊室，接受我家鄉來人的審訊了。他們調查的是我同山大一位北京籍的國文系教授的關係。我由此知道，我這位朋友也遭了難。如果我此時不是黑幫的話，對他也許能有一點幫助。但我是自身難保，對他是愛莫能助了。我這個新北大公社的「罪犯」，忽然搖身一變，成了山東大學的「罪犯」。這兩位仁兄拍桌子瞪眼，甚至動手扯頭髮，打人；用腳踹我。滿口山東腔，「如此鄉音真逆耳」，我想到吳宓先生的詩句。我耳聽粗蠻重濁而又有點油滑的濟南腔，眼觀殘忍蠻橫的面部表情，我真噁心到了極點。山東濟南的「國罵」同北京略有不同，是用三個字：「我日媽！」這兩個漢子滿嘴使用著山東「國罵」，迫我交待，不但交待我同那位教授的「黑」關係，而且還要交待我自己的「罪行」。來勢之迅猛，讓我這久經疆場的老「罪犯」也不知所措，渾身上下流滿了汗。一直審訊了兩個鐘頭，看來還是興猶未盡。早已過了吃午飯的時間。連北大的監改人員都看不下去了，覺得他們實在有點過分，乾脆出面干涉。這兩位山東老鄉才勉強收兵，悻悻然走掉了。我在被折磨得筋疲力盡之餘，想到的還不是我自己，而是我的那位朋友：「碰到這樣蠻橫粗野沒有一點人味的傢伙，你的日子真夠嗆呀！」

（八）連續批鬥

被囚禁在牛棚裡，每天在監改人員或每天到這裡要人的工人押解下到什麼地方去勞動。我一下子就想到農村中合作化或人民公社時期生產隊長每天向農民分配耕牛的情景。我們現在同牛的差別不大。牛隻是任人牽走，不會說話，不會思想；而我們也是任人牽走，會說話而一聲不敢吭而已。

但是勞動並不是我們現在惟一的生活內容，換句話說，並不是惟一的「改造」手段。我們不總是說「勞動改造」嗎？我一直到現在，雖然經過了多年的極為難得的實踐，我卻仍然認為，這種「勞動改造」只能改造「犯人」的身體，而不能改造思想，改造靈魂。它只能讓「犯人」身上起包，讓平滑的皮膚上流血，長疤；卻不能讓「犯人」靈魂中不怒氣衝衝。勞動不行怎麼辦呢？濟之以批鬥。在勞動改造以前，是批鬥單軌制。勞動改造以後，則與批鬥並行，成了雙軌制。批鬥我在上面已經談到，它也只能用更猛烈，更殘酷的手段把「犯人」的身體來改造，與勞改伯仲之間而已。

但是勞改與批鬥二者之間還是有區別的。如果讓我輩「罪犯」選擇的話，我們都寧願選取前者。可惜我們選擇的權利一點都沒有。因此，我們雖然身居勞改大院，仍然必須隨時做好兩手準備。即使我們已經被分配好跟著工人到什麼地方去幹活了，心裡也並不踏實。說不定什麼時候，也說不定哪一個單位，由於某一個原因—其中並不排除消遣取樂的原因—，要批鬥我們「罪犯」中的某一個人了。戴紅袖章的公社紅衛兵立即奉命來「黑幫大院」中押人，照例是雄赳赳氣昂昂地，找到大院的「辦公廳」。由負責人批准批鬥。過了或長或短的時間，被批鬥者回來了。無人不是垂頭喪氣，頭髮像亂草一般。間或也有人被打得鼻青臉腫。

至於有多少人這樣被押出去批鬥，我沒有法子統計。反正每天都有。我自己在大院中，從某種意義上來講，是「要犯」。我作為一個原井岡山的勤務員，反對了那一位「老佛爺」，這就罪在不赦。從大院中被押出去批鬥的機會也就特別多。我每天早飯之後，都在提心吊膽，怕被留下，不讓出去勞動。我此時簡直是如坐針氈，度秒如年，在牢房裡，坐立不安。想到「棚友」們此時正在某處幹活，自由自在，簡直如天上人。等待著自己的卻是一場說不定是什麼樣的風暴。押解我的紅衛兵一走進大院，監改人員就把我叫到對著勞改大院門口的一座葦蓆搭成的屏風似的東西前面——屏風上有許多字，我現在記不清是什麼了—，低頭彎腰，聽候訓示：「季羨林！好好地去接受批鬥！」好像臨行時父母囑咐孩子：「乖乖的不要淘氣！」在這期間，我被押去批鬥的地方很多，詳細情形我不講了。每次反正都是「行禮如儀」。先是震天的「打倒」的口號，接著是胡說八道，胡謅八扯的所謂批鬥發言。緊張的時候，也捱上兩個耳光。最後又在「打倒」聲中一聲斷喝：「把季羨林押下去！」完了，禮儀結束了。我回到大院，等於回到自己家裡，大概也是垂頭喪氣，頭髮像亂草一般。

（九）一九六八年六月十八日大批鬥

我在上面談到過北京大學「文化大革命」的歷史。一九六六年六月十八日，第一次鬥「鬼」。因為我當時還不是「鬼」，沒有資格上鬥鬼臺，只是躺在家中，聽到遙遠處鬧聲喧天而已。一九六七年六月十八日，此時這個日期已經被規定為「紀念日」，又大規模地鬥了一次「鬼」。因為我仍然沒能爭取到「鬼」的資格，倖免於難。

到了一九六八年六月十八日，我已經被打成了「鬼」，並已在黑幫大院中住了一個多月。今年我有資格了，可以被當「鬼」來鬥了。但是，這也是一個沉重的災難，是好久沒有過的了。一大早，本院的牢頭禁子們就忙碌上了。也不知道是根據什麼原則來進行「最佳化組合」。並不是每一個「棚友」都能得到這個一年一度極為難得的機會。在列隊出發的時候，我發現只有少數人參加。東語系的「代表」只有二人：我和那一位老教授。押解我們的人，不是本院的監改人員，而是東語系派來的一位管電化教育的姓張的老工作人員。由此也許可以推斷，這次鬥鬼的出席人員是由各系所單位確定的。這一位姓張的老同事，見了我們，不但不像其他同等地位人員那樣，先「媽的！」「混蛋」罵上一通，而且甚至和顏悅色。我簡直有點毛骨悚然，非常不習慣。我們這一夥「罪犯」，至少是我，早已覺得自己不是人了。一旦被人當人來看待，反而覺得「反常」。這位姓張的老同事使我終生難忘。

但是，那些「鬥鬼者」卻完全不是這個樣子。這些人是誰，我不知道。我不敢抬頭，不但路旁的人我看不清，也不敢看。連走什麼道路也看不清。只是影影綽綽地被押出黑幫大院，看到眼前的路是走過臨湖軒和俄文樓，沿斜坡走上去的。當時現在的大圖書館還根本沒有，只有一條路通向燕南園和哲學樓。我們大概就是順著這一條林蔭馬路，被押解到哲學樓一帶地方。不知道在什麼地方，也不清楚是用什麼方式，批鬥了一番之後，就押解回「府」。我沒有記得坐很久的噴氣式，也不記得有人針對我作什麼批鬥發言。我的印象是，混亂一團。我只聽到人聲鼎沸，間以「打倒」之聲。也許是各個系所單位分頭批鬥的。我自己好像夢中的遊魂，稀里胡塗地低頭彎腰，向前走去，「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我只感覺到，不但前後有人，而且左右也有人，好像連上下都有人，彌天蓋地，到處都是人。我能夠看到的卻只有鞋和褲子。在「打道回府」的路上，我感覺到周圍的人似乎更多了，人聲也更嘈雜了，磚頭瓦塊打到身上的更多了。我現在已經麻木，拳頭打在身上，也沒有多少感覺。回到黑幫大院以後，脫下襯衣，才發現自己背上畫上了一個大王八，衣襟被捆了起來，綁上了一根帶葉的柳條。根據我的考證，這大概就算是狗尾巴吧。平常像閻羅王殿一樣的黑幫大院，現在卻顯得異常寧靜、清爽，簡直有點可愛了。

痛定思痛，我回憶了一下今天大批鬥的過程。為什麼會這樣熱鬧而又隆重呢？小小的批鬥，天天都有，到處都有。根據心理學的原理，越是看慣的東西，就越不能引起興趣。那些小批鬥已經是「司空見慣渾無事」了。今天的大批鬥卻是一年才一次的大典，所以就轟動燕園了。

（十）棚中花絮

這裡的所謂「花絮」，同平常報紙上所見到的大異其趣。因為我一時想不出更恰當的名稱，所以姑先借用一下。我的「花絮」指的是同棚難友們的一些比較特殊的遭遇，以及一些瑣瑣碎碎的事情，都是留給我印象比較深的。雖是小事，卻小中見大，頗能從中窺探出牛棚生活的一些特點。又由於大家都能瞭解的原因，我把人名一律隱去。知情者一看就知道是誰，用不著學者們再寫作《〈牛棚雜憶〉索隱》這樣的書。

1圖書館學系一教授

這位教授作過北京圖書館的館長，是國內外知名的圖書館學家和敦煌學家。我們早就相識，也算是老朋友了。這樣的人在十年浩劫中難以倖免，是意中事。我不清楚加在他頭上的是些什麼莫須有的罪名。他被批鬥的情況，我也不清楚。不知道是怎樣一來，我們竟在牛棚中相會了。反正我們現在早已都變成了啞巴，誰也不同誰說話。幸而我還沒有變成瞎子，我還能用眼睛觀察。

在牛棚裡，我輩「罪犯」每天都要寫思想彙報。有一天，在著名的晚間訓話時，完全出我意料，這位老教授被叫出隊外，一記清脆響亮的耳光聲在他臉上響起，接著就是拳打腳踢，一直把他打倒在地，跪在那裡。原來是他竟用粗糙的手紙來寫思想彙報，遞到牢頭禁子手中。在當時那種陰森森的環境中，我一點開心的事情都沒有。這樣一件事卻真大大地讓我開心了一通。我不知道，這位教授是出於一時糊塗，手邊沒有別的紙，只有使用手紙呢？還是他吃了豹子心老虎膽，有意嘲弄這一幫趾高氣揚，天上天下，唯我獨尊的牢頭禁子？如果是後者的話，他簡直是視這一般手操生殺大權的醜類如草芥。可以載入在舊社會流行的筆記中去了。我替他捏一把汗，又暗暗地佩服。他是牛棚中的英雄，為我們這一批階下囚出了一口氣。

2法律系一教授

這位教授是一個老革命幹部，在抗日戰爭以前就參加了革命。他的生平我不清楚。他初調到北大來時，曾專門找我，請我翻譯印度古代著名的法典《摩奴法論》。從那時起，我們就算是認識了。以後在校內外開會，經常會面。他為人隨和、善良，具有一個老幹部應有的優秀品質。我們很談得來。誰又能料得到，在十年浩劫中，我們竟有了「同棚之誼」。

在黑幫大院裡，除非非常必要時，黑幫們之間是從來不互相說話的。在院子裡遇到熟人，也是各走各的路，各低各的頭，連眼皮都不抬一抬。我同這位教授之間的情況，也並不例外。

有一天，是一個禮拜天，下午被牢頭禁子批准回家的「罪犯」，各個按照批准回棚的時間先後回來了。我正在牢房裡坐著，忽然看到這一位老教授，在一個牢頭禁子的押解下，手中舉著一個寫著他自己名字的牌子，走遍所有的一間間的牢房，一進門就高聲說：「我叫某某某，今天回來超過了批准的時間，奉命檢討，請罪！」別的人怎麼樣，我不知道。我卻是毛骨悚然，站在那裡，不知所措。

3東語系一個女教員

她是東語系教蒙古語的教員。為人鯁直，裡表如一，不會虛偽。「文化大革命」一起，不知道是什麼人告密，說她是國民黨三青團的骨幹分子。這完全是捕風捉影的無稽之談，根本缺乏可靠的材料，也根本沒有旁證。大概是因為她對北大那一位女野心家不夠尊敬，莫須有的「罪名」浸浸乎大有變成「罪行」之勢。當我同東語系那一位老教授被勒令勞動的時候，最初只有我們兩個人，在學校東門外的一個頗為偏僻的地方，揀地上的磚頭石塊，有一個工人看管著我們。有一天，忽然這一位女教員也去了。我有點困惑不解。我問她，是不是系革委會命令她去的？她回答說：「不是。」「既然不是，你為什麼自己來呢？」「人家說我有罪，我就有了有罪的感覺。因此自動自願地來參加勞動改造了。」她這種邏輯真是匪夷所思。「其愚不可及也。」這是我心中的一閃念。我對於這種類似耶穌教所謂「原罪」的想法，覺得十分奇怪，十分不理解。由此完全可以看出她這個人的為人。但是，在我當時的處境中，自己是專政的物件，「只准規規矩矩，不準亂說亂動。」我敢說什麼呢？

如此過了一些時候。等我們被押解到太平莊去勞動的時候，「罪犯」隊伍裡沒有她。這是理所當然的。焉知禍不單行，古有明訓。等我們從太平莊回來自建牛棚自己進駐以後，最初也沒有看到她。這也是理所當然的，我自己心裡想。但是，忽然有一天，已經是傍晚時分，從黑幫大院門外連推帶搡地推進一個新的「棚友」來，我低頭斜眼一看：正是那一位女教員。我這一驚可真不小。我原以為她已經平安過了關。用不著再自投羅網，「魚目混珠」了。現在，「胡為乎來哉！」她怎麼到這閻王殿來了呢？這次看樣子決不是自動自願的，而是被押解了來的。儘管我心裡胡思亂想，然而卻一言不發，視而不見。

有一個牢頭禁子問她：

「你叫什麼名字？」

「××華。」

「哪一個‘華’呀？」

「中華民國的‘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