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是思想文化、倫理道德的重要載體，要革新舊文化，就必須革新舊文學。

陳獨秀說：

要擁護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對禮教，禮法，貞節，舊倫理，舊政治。要擁護那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舊藝術，舊宗教，要擁護德先生，又要擁護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國粹和舊文學。

於是，一場反對文言、提倡白話，反對舊文學、提倡新文學的文學革命勢不可擋地發生了。這裡，需要介紹那位著名的紳士派領銜主演了，他就是在北京大學當過校長、文學院院長和五個系的系主任，在全世界獲得過幾十個名譽博士頭銜，熱心蒐集五大洲怕老婆的故事，還曾經夢想出任中華民國總統的胡適。

胡適（18911962），字適之，安徽績溪人。在安徽這塊舊文學的正宗——桐城派的風水寶地上，卻產生了胡適和陳獨秀這樣兩位舊文學的掘墓人。陳獨秀被罵為「獨獸」、「毒蠍」，胡適之這個名字則被一位著名的大學者在出試題時用做「孫行者」的下聯，因為「猢」與「猻」都是猴子的意思。總之是不屬於人類。而在古文大師林琴南的影射小說《荊生》中，胡適的名字叫做「狄莫」，「狄」與「胡」，都是蠻夷之輩，總之還是非我族類。就是這兩位被許多人視為輕浮少年的一胡一陳，共同揭起了文學革命的中軍大旗。

1917年1月，胡適在《新青年》上發表了《文學改良芻議》，提出「吾因為今日而言文學改良，須從八事入手」。這「八事」是：

須言之有物。

不模仿古人。

須講求文法。

不作無病之呻吟。

務去濫調套語。

不用典。

不講對仗。

不避俗字俗語。

這「八事」被陳獨秀稱讚為「今日中國文界之雷音」。

陳獨秀隨後發表了態度更為明確堅決的《文學革命論》，「以為吾友之聲援」。陳獨秀器宇軒昂地提出了著名的三大主義：

推倒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

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

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

建設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

推倒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

建設明（了）的通俗的社會文學。

陳獨秀的三個「推倒」，並不是全面否定古代文學。他所要推倒的古典文學，其實是指仿古的文學。就在《文學革命論》這篇文章裡，陳獨秀用了大量文字讚美古典文學的優秀部分，說《詩經》中的「國風」、「楚辭」都是「斐然可觀」的，魏晉以下之五言，改變堆砌之風，在當時可謂文學的一大革命，韓柳崛起，一洗前人纖巧堆砌之氣，元明劇本、明清小說，「乃近代文學之粲然可觀者」。他主要批判的是六朝的靡麗文風，明代一味仿古的前後七子，和桐城派的一些人物，稱這些無病呻吟的人為「十八妖魔」。

胡適、陳獨秀的文學革命主張提出後，得到了錢玄同、劉半農、周作人、魯迅等人的積極響應。

錢玄同（18871939），號疑古，自稱疑古玄同，浙江吳興人，文字音韻學家。劉半農（18911934），原名劉復，江蘇江陰人，文學家和語言學家。錢、劉二人為了使文學革命激起更大的反響，發表了著名的「雙簧信」。由錢玄同化名王敬軒，彙集了各種攻擊新文學和白話文的言論，致信《新青年》，然後由劉半農作《復王敬軒書》（即《奉答王敬軒先生》），逐條進行批駁。這個子虛烏有的王敬軒，不但代表了頑固守舊派的觀點，而且還引起了不少復古思想者的共鳴。

近代著名學者、翻譯家林紓發表《荊生》、《妖夢》兩篇小說，攻擊新文化運動是「禽獸之言」。又發表《致蔡鶴卿書》，規勸蔡元培保全名教，說「大學為全國師表，五常之所繫屬」，不應該「覆孔孟，鏟倫常」。又說如果提倡白話文，那麼小商小販就都可以當教授了。

蔡元培回答說，倫常有五：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北京大學除了反對封建君臣這一倫外，「從未有以父子相夷、兄弟相鬩、夫婦無別、朋友不信，教授學生者」。

北大還有一個進德會，其基本戒約有不嫖、不納妾等，這都是與孔孟之道不相違背的。

蔡元培又說，北京大學也沒有「盡廢古文而專用白話」，國文課本，中國文學史和文字學講義，都是文言。

當一位日本學者指責北京大學不尊孔子、廢除講經時，蔡元培答道：「北大崔適教授講《五經要義》，《春秋復始》，陳漢章教授講《經學通論》，黃節、沈尹默教授講《詩經》，梁漱溟教授研究孔家哲學，北大何嘗廢講經？」不過北大對於各家學說「均一視同仁」，這才是北大的胸懷。

李大釗則發表了《新舊思潮之激戰》，認為：「宇宙的進化，全仗新舊二種思潮，互相挽進，互相推演，彷彿像兩個輪子運著一輛車一樣；又像一個鳥仗著兩翼，向天空飛翔一般。我確信這兩種思潮都是人群進化必要的，缺一不可。……我又確信這二種思潮，一面要有容人並存的雅量，一面更要有自信獨守的堅操。」

時代的要求，加上先驅者的奮爭，白話文學的主張取得了勝利。

1920年，北洋政府教育部正式規定白話為「國語」，通令全國中小學採用白話課本。從那時開始，中國兒童的啟蒙教育不再是他們似懂非懂的「天地玄黃，宇宙洪荒」和「上大人孔乙己」，而是他們生活的這個世界上最適合於他們的東西。

白話文運動並不是文學革命的全部。李大釗在《什麼是新文學》一文中說：

我的意思以為剛是用白話作的文章，算不得新文學；剛是介紹點新學說、新事實、敘述點新人物，羅列點新名詞，也算不得新文學。

魯迅說，白話文學「倘若思想照舊，便仍然換牌不換貨」。

所以，新文學的建設沒有停留在胡適所講的「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的要求上，而是進一步致力於文學內容的革新。在這方面做出了不可替代的巨大貢獻的，就是中國現代文化史上著名的周氏兄弟。

周氏兄弟是浙江紹興人，長兄周樹人（18811936），筆名魯迅等，二弟周作人（18851967），筆名知堂等。這兄弟二人的思想和文字，對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的「樹人」和「作人」，產生了磁化般的影響。

周作人在文學革命中發表了《人的文學》和《平民文學》等重要文章，提出要從「靈肉一致」的生活角度去創造「人的文學」、「人性的文學」、「個人的文學」，又提出文學「為人生」的主張。他說：

我們不必記英雄豪傑的事業，才子佳人的幸福，只應記載世間普通男女的悲歡成敗。

周作人提出「以真為主，美即在其中」的藝術主張，這是對虛偽粉飾的仿古文學的有力矯正。20世紀的中國文學中，「純美學」、「純藝術」的傾向始終不能佔據主流，這與20世紀中國直面現實的需要高於一切是密切相關的。

魯迅在新文化運動中也發表了一系列深刻犀利的文章，猛烈抨擊封建倫理道德，為文學革命吶喊助威。魯迅以他堅定清醒的現實主義立場和堅韌持久的戰鬥精神，成為新文化運動的中流砥柱和整個中國現代文學的精神代表。而在新文化運動初期，魯迅影響最大的則是他的文學創作實績。

1918年5月，《新青年》開始全部採用白話。魯迅就在這一期上發表了新文學小說的奠基之作《狂人日記》。這是一篇反對封建禮教的戰鬥檄文，小說中的「狂人」象徵著一代還不能被多數民眾理解的文化先覺者，是一個英勇孤獨的戰士。他通過痛苦的反思，得出了一個振聾發聵的結論：封建宗法制度「吃人」。

小說結尾，說將來的社會「容不得吃人的人」。魯迅沉痛地寫道：

沒有吃過人的孩子，或者還有？

救救孩子……

魯迅在《狂人日記》之後，「一發而不可收」，寫出了《孔乙己》、《藥》等著名小說，深刻揭示了封建傳統思想給人們造成的精神創傷。他解剖中華民族國民性的弱點，意在暴露社會的病根，以引起療救的注意。幾年後，他把自己這一時期的小說結集時，取名《吶喊》。「吶喊」二字，正是「五四」黎明期總體姿態的寫真。那聲音，直到1921年前後，還依然嘹亮。

在這片剛剛撕開的天宇上，一雙雙幼稚的手開始勇敢地「塗鴉」了。剛寫了幾首《老鴉》、《鴿子》和「兩個黃蝴蝶，雙雙飛上天」的胡適，1919年居然寫出了《談新詩》，還發表了一部獨幕劇《終身大事》。1918、1919兩年，《新青年》、《每週評論》連環掌般推出了一系列戰鬥力極強的雜感，如魯迅的《我之節烈觀》，陳獨秀的《偶像破壞論》，李大釗的《新的！舊的！》，劉半農的《作揖主義》等。這些雜感彷彿武俠小說中的「分筋錯骨手」，進一步撕裂著舊世界的鐵幕，進一步鼓動著新世界的狂飆。

小說界的動作也非常快。還在新文學小說的奠基作《狂人日記》問世之前兩個月的1918年3月，胡適就在北京大學作了一篇《論短篇小說》的演講。4月，周作人在北京大學作了一篇《日本近三十年小說之發達》的演講。若從時間上看，1917年的6月，陳衡哲在《留美學生季報》的新4卷夏季2號上發表的《一日》，目前被認為是新文學的第一篇白話小說。但這篇小說對於當時的國內文壇並無較大影響，作品本身也淺白直露，倘一味強調其「白話」價值，則恐怕上溯起來，在此之前，白話作品多矣。

1919年，是「問題小說」之年。羅家倫的《是愛情還是痛苦》，冰心的《誰之罪》，題目就是帶著問號的。剛爬出礦井的工人，不容易辨清方向；剛撕開鐵幕的鬥士，則滿眼都是疑惑。這些在今天看去顯得十分幼稚的作品，在當時卻令中國人開始明白什麼叫做「問題」。中國人開始思考「人為什麼活著」，「人生的意義是什麼」，「人是什麼」，「人性是什麼」，「愛情是什麼」，「社會是什麼」，「國家是什麼」等以前幾乎根本不存在的問題。這些問題有沒有答案是無關緊要的，但有了對這些問題的思考，才算是跨進了「現代」的大門。

從1915年開始的「五四」新文化運動，是由中國傳統文化的危機所引發的一場大規模的思想啟蒙和文化革新運動。它使中華民族克服了這場危機，倡導並確立了20世紀中華民族新的語言方式、思維模式和文化結構，使這個古老的文明得以完成從傳統向現代化的轉變，創造出一個既保持了民族特色，又能與世界先進國家平等對話的新中華文明。以往對新文化運動的認識，更多地強調它為1919年5月4日發生的「五四」學生愛國運動提供了思想基礎和文化背景，為馬克思主義和各種先進的文化思潮在中國的傳播建造了輿論陣地和生存環境，直接促成了1921年中國共產黨的成立，為中國共產黨和整個現代中國的建設事業造就了一大批卓越的人才。這些固然都是正確的，但對於20世紀以後整個中國的發展來說，「五四」新文化運動更廣泛的意義在於，它是一個新的文明誕生之前的一場「狂飆」。既然是狂飆，則難免有一些偏激的言論，有一些不夠成熟、脫離實際的書生之見，例如吳稚暉說「中國文字遲早必廢」，錢玄同把駢體文稱為「選學妖孽」，將桐城派稱為「桐城謬種」，傅思年說傳統戲曲「毫無美學價值」等，但這些都在以後的歷史發展中有所校正，只要換一換角度，任何言論都可被看出它的「偏激」來。對「五四」不妨有「反思」，但如果只是以「偏激」為罪名，那恐怕不是批評，而是讚美了。

孔夫子曾說：「微管仲，吾其披髮左衽矣。」意思是說，如果沒有管仲當時的變革圖強，我們都要變成披頭散髮的野人了。「五四」狂飆過後，打掃出一片開闊的搏擊場。要知場上誰主沉浮，則須看1921年的風吼雷鳴了。

（本文為百年文學總系之《誰主沉浮》的開篇）